岭南文化的真相:岭南文化与文学地理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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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探讨岭南文化与文学的书。由于本书是从地理的角度切入,用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岭南文化与文学,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岭南文化与文学地理书。

在正式讨论岭南文化与文学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一 四个地理概念

本书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以下四个地理概念:岭南、广东、广府和广州。岭南和广府是指“地域”,广东和广州则是指“区域”。

“地域”和“区域”虽然都指地方,但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地域”的解释是“面积相当大的一块地方”。该词典对“区域”的解释是“地区范围”。这种解释虽然简略,但也比较准确。“地域”与“区域”的不同之处主要在边界。“地域”的边界是模糊的,所谓“相当大”。“相当大”是多大?不好说。可见它的边界是模糊的。而“区域”的边界则是清晰的。所谓“地区范围”,就是有范围、有边界。《说文解字》段注:“区之义内臧多品,故引申为区域,为区划。”区域之为区域,就是地域经过了人为的区划。《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区域”条云:“区域,为研究、判别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特征而在地球表面按一定依据划分而成的各个部分。按划分依据的不同,通常可分成自然区域和社会经济区域两大体系。前者又可分为地貌区、气候区、水文区、土壤区、植物区、动物区、综合自然区和自然保护区等各种不同类型;后者也有行政区、综合经济区、部门经济区(农业区、工业区、商业区等)、宗教区和语言区等不同类型划分。区域一般都有如下共同特征:①可度量性。均有四至范围和边界,可在地图上表示出来。②系统性。同一类型的区域,皆有层次上的系统,如中国的行政区即包括省、县、乡三个级别。③不重复性。同一类型和层次的区域,不能重叠和遗漏。”刘敏、方康如:《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科学出版社,2009,第515—516页。《现代地理科学词典》没有“地域”这个词条,但是我们参考该词典对“区域”的解释,以及《人文地理学词典》对“领土、领地、地域”的解释〔英〕R. 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5,第721页。,可以将二者作一个简要的界定和区分:“地域”是自然形成的,“区域”则是对“地域”的一种人为的划分;“地域”的边界是模糊的,“区域”的边界是清晰的。

下面再回到这四个概念。“岭南”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唐代。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唐王朝在五岭以南置岭南道,后来又置岭南节度使。“岭南”这一概念即由此而来。所谓“岭南”,就是指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历史上所讲的岭南包括今天的广东、海南、香港、澳门四地全部,以及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今天所讲的岭南则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地。

“广府”这个概念也是最早出现在唐代。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初唐时期设立“广州中都督府”,“广府”一名即“广州中都督府”的简称。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广州中都督府”管辖“广、韶、端、康、封、冈、新、药、泷、窦、义、雷、循、潮十四州”,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又以“广州中都督府”、“桂州下都督府”、“邕州下都督府”、“容州下都督府”和“安南都督府”等五府“隶广府都督统摄”刘昫等:《旧唐书·地理志》第5册,中华书局,1975,第1711—1712页。,因此唐时的“广府”,其版图是很大的,今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以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在当时均属“广府”的范围。唐以后,“广府”的版图逐渐缩小,其内涵也有变化,专指粤语地区,也就是以广州为中心、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范围的粤语地区。

广东这个概念源于宋代的广南东路,辖广、韶、连、南雄、循、潮、梅、惠、新、南恩、封11州及肇庆、德庆、英德3府,不包括高、化、雷、琼4州,其版图比今天的广东省要小一点。今广东省的版图在明代正式确立。香港在1841年以前,澳门在1881年以前,海南在1988年以前,都属于广东省的版图。

广州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吴黄武五年(226年),析交州东部的南海、苍梧、郁林、高凉4郡置广州,这是广州得名之始。三国时的广州,东到揭阳,西到茂名,北到梅州,南到香港,相当于今天的大半个广东省。三国之后,广州的版图逐渐缩小,一直小到今天这样。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岭南的版图比广东大,广东的版图比广府大,广府的版图比广州大。广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广府文化是广东文化的一部分,广州文化则是广府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本书上、下篇各章的结构安排是:先岭南、再广东、再广府,最后广州。由于广东文化、广府文化、广州文化都属于岭南文化,因此本书命名为《岭南文化的真相——岭南文化与文学地理之考察》。

二 被误解与歧视的岭南文化

为什么要探讨岭南文化的真相?客观上讲,是因为岭南是古代中原人所谓的“南蛮”之地,是一个长期遭受误解和歧视的地方。

《礼记·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郑玄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向然。浴则同川,卧则僢。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孔颖达疏:“雕题交趾者,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非惟雕额,亦文身也。……趾,足也,言蛮卧时头向外而足在内,而相交,故云交趾。”《礼记注疏》,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三),中华书局,第1296—1297页。“交趾”,又作“交阯”,既指一种风俗,也指一个地方。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在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汉高祖三年(前204年),南海尉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平定南越国,在南越故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郡;元封五年(前106年),又在南越故地设监察机构交趾刺史部,直到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交趾刺史部改名交州。因此,岭南就是《礼记·王制》所云“雕题交趾”之地,也就是所谓“南蛮”之地。

《礼记》是经书,它对岭南的描述虽然存在误解,但还说不上明显的歧视。而在某些史书里,歧视就很明显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


《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范晔:《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823、825页。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云:


吕岱从交州召出,综惧继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于苍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异同,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祼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腼面目耳。陈寿:《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765页。


《后汉书》和《三国志》均在“前四史”之列,在史学界和读者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它们对岭南的描述尚且如此荒诞不经,后来的许多地志、笔记(如《南州异物志》、《南海异事》、《博物志》、《拾遗记》、《搜神记》、《酉阳杂俎》、《岛夷志略》等)对岭南的描述,就更加荒诞不经了。这里不再引述。

古代中原人对岭南的误解与歧视,从客观层面来看,是由交通与信息的闭塞造成的;从主观层面来看,则与他们的中原文化优越感有关。王青教授指出:“岭南地区原为百越所居之地,有着与中原地区迥异的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尽管秦始皇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后建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岭南地区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但由于其地理位置遥远,中土与岭南地区的交通依然是稀少而艰难的。当时,来往于中土与岭南之间的基本上都是冒险逐利的商人、迁徙贬谪的罪犯和中央政府派驻的个别官吏,客居者的身份使得他们对此一地区的观察角度基本上局限于搜奇志异,所获得的知识往往是表面的、概略的、粗浅的,但正是这种粗浅概略的知识和搜奇志异的热情却为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想象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当地的物产与风俗,并且反映出两种矛盾的情感态度。对南海地区的珍奇物产,早期中土文献中较多的是渲染与神化,反映出的态度是歆羡与向往;对此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则更多的是文化偏见下的扭曲与夸大,反映出的态度是倨傲与鄙夷。”王青:《客观知识与文化偏见》,载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第2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第307页。这个分析是很客观的。

遗憾的是,古代中原人对岭南的这“两种矛盾的情感态度”,也被今天的某些中原人遗传下来了。他们一方面对岭南(尤其是广东和香港)发达的经济与富裕的物质生活怀着“歆羡与向往”,另一方面又对岭南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和风俗习惯)表现出“倨傲与鄙夷”。他们仍然视岭南为“南蛮之地”,或者“文化沙漠”。

如果说,古代的中原人由于交通和通信条件的落后,以及文化中心主义的某些偏见,对岭南怀有某些“倨傲与鄙夷”,在今天看来,还有几分可以原谅,那么今天的某些中原人对岭南仍然怀有那种“倨傲与鄙夷”,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第一,今天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与古代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第二,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化中心主义早就应该摒弃了。某些中原人只要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岭南作一番实实在在的考察,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怀揣着这种“倨傲与鄙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的人根本就不来,有的人来了也不深入地了解。还有一种人,已经生活、工作在岭南了,甚至已经在这里升官发财了,已经很幸福地享受到了岭南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但是一旦说起岭南文化,还是要以“南蛮之地”或“文化沙漠”视之,这就殊不可解了,甚至是有些不厚道了。

岭南本地人对于某些中原人的这种“倨傲与鄙夷”是什么态度呢?据我的观察,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愤愤不平。持这种态度者,主要是岭南本地的学者和文化人。他们不认同“南蛮之地”或“文化沙漠”这种说法,他们往往会列举某些本地的文化事象,来证明这里不再是“南蛮之地”或“文化沙漠”。他们说:我们这里有粤剧,有“广东音乐”,有“岭南画派”,有“三雕一彩”,我们还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等,我们怎么是“南蛮之地”或“文化沙漠”呢?如果说在古代,岭南文化确实比较落后,那么近代以来,岭南文化已经很先进了!

第二种是默不作声。持这种态度者,主要是岭南本地的普通读书人。他们一般不大理会这类问题。他们认为,各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各人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就够了。这种文化上的问题,谁又说得清楚呢?也许岭南文化本来就落后,本来就不如中原文化。既然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什么“南蛮之地”,什么“文化沙漠”,由人家去说好了。

第三种是自贬一等。持这种态度者,主要是某些官员,包括某些本地官员和在岭南工作的外地官员。他们承认岭南是“南蛮之地”、“文化沙漠”。或者说,他们承认现代的岭南文化是先进的,但古代的岭南文化是落后的。他们持这种态度,大概是出于这样两个目的:一是激励岭南人向其他地方文化学习,从而更好地建设岭南文化;二是通过这种谦逊的态度,赢得某些外地人士的认同与支持。

我认为,这三种态度都有可商榷之处。第一,对于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观点予以批驳,这是应该的,但是要有针对性。不能人家说学术,你说艺术;人家说传统文化,你说现代文化。就像人家说曲棍球,你说高尔夫,人家说短跑,你说跨栏一样。这都叫缺乏针对性。还有,不能总是站在岭南的角度说岭南,要站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说岭南。要有宏观的视野和比较的眼光,通过宏观的比较,看看岭南文化的强项在哪里,弱项在哪里,这样才有说服力。

第二,对文化问题漠不关心,这是不值得肯定的。每个读书人都应该关心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环境,不能对自己每天生活于其间、涵泳于其间的地域文化视而不见。正确的态度,应是关心岭南文化,参与关于岭南文化的讨论,培养对这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从而更积极地承担起传承、弘扬、建设岭南文化的责任。

第三,官员要激励岭南人参与本土文化的建设,这是好的,但是不能不讲原则,不能不讲是非,不能为了某种现实功利而接受甚至迎合某些错误观点。要真正熟悉、了解自己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不能为官一方而不知一方的文化积累。

说到本人的态度,应该说是很明确的,就是主张通过亲身考察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还原岭南文化的真相。

三 还原岭南文化真相

为什么主张还原岭南文化的真相?就个人来讲,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在岭南生活的经历,二是我对文化这个问题的认知,三是我对岭南这片土地的感激。

1993年10月,我从武汉的一所大学调入广州市文化局工作。临行前,我去学校财务处办理离校手续。一位女会计问我:“去哪里呀?”我说去广州。她很羡慕地说:“好呀!好地方呀!”接着我又去宣传部与一位同乡告辞。他问我:“去哪里呀?”我说去广州。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去那里干什么?一个落后的地方。”我知道,他所说的落后,是指广州的文化,绝不是指广州的经济。这两位同事对广州的评价差异如此之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广州究竟好还是不好?广州文化究竟落后还是不落后?这成为我来广州之后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我在广州市文化局工作了六年,主要是做新闻和文化传播工作,报纸、杂志、图书、电视、文化活动,都干过。由于工作关系,我采访过不少企业、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接触过不少广州人,对广州人的生活、观念、工作态度与处世风格等有了较多的了解。

1999年4月,我由广州市文化局调入广州大学任教,重拾词学研究和文学地理学研究,同时开始从事岭南文化的研究。2006年,我应邀加入“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并连续担任两届副主席。这个职务给了我许多深入了解广州民间文艺的机会。我结识了不少民间艺人,也现场考察了不少民间艺术的制作过程。2007年,广东省文化厅聘我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也就是“非遗”专家。我被分配在“民俗组”。一连做了五届,直到今天。这个职务,使我有机会几乎跑遍广东的每一个市、县,考察了大量的古村落、古建筑与民俗事象,参与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与评审工作。2011年和2013年,我又先后两次受广州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就“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和“广州建设新岭南文化中心”这两个重大课题进行调研,考察了市内外的许多文艺单位和文化企业。

在从事上述文化实践的同时,我还阅读了不少关于岭南的著述,包括古人的、今人的、本地人的与外地人的著述。我的这些实践经历和阅读,使我对岭南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我认为,岭南不仅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和鲜明的文化个性,而且有许多优点值得内地借鉴。其中最值得借鉴的是岭南人对文化的态度。岭南人乐于吸收海外先进文化,但是也非常尊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现代与传统,在岭南人看来并不矛盾。这一点与许多内地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多内地人,讲到传统则否定现代,讲到现代则否定传统。岭南人殊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因此,我们在广州、南宁、香港、澳门各地,既能感受到浓郁的现代文化气息,又能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以及许多传统的生活习惯。我常常想,如果中国各地都能像岭南人这样对待文化,那就少了许多浮躁,少了许多过激行为。

说到本人对于文化的认知,其实就是关于文化的两个常识,只是这两个常识往往被人们忽略了。第一,只要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文化。现在连南极、北极甚至月球、火星上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沙漠上的人类活动痕迹更多,因此“文化沙漠”是不存在的。第二,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肯定不会是落后的。因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有文化素质的人群去推动。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则有赖于文化力量的推动。有人把广东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快速发展归功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港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的投资,但是90年代以后,国家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全国各地享受同样的政策,而港台同胞与海外侨胞的投资遍及全中国,也就是说,广东已经不能独享政策优势和海外投资优势了,但是广东直到今天仍然领跑全国经济,仍然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又应该归功于什么呢?恐怕要归功于文化的力量了。

最后,我要说说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激。我感激这里四季温润的气候,它使我远离了武汉夏季的酷热与冬季的严寒,可以在相对适宜的气候环境中读书、考察和写作;我感激这里衣食无忧的生活,它使我不必为了养家而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我感激这里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它使我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感激厚道的岭南当地人,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外地人,给了我许多学习与考察的方便。

我记得海南琼山人丘濬在《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烨烨有光气。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岭海之间,与夫宦游于斯土者,经公所经之乡,行公所辟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丘濬:《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引自《广东通志·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为一个20多年来游学于斯土的外地人,每当想起这几句话,我就很为之感动。我认为,我有责任、有义务为还原岭南文化的真相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虽然由于精力有限、学力有限,我的还原工作并不全面,但是我愿意把一己之所得献给生活与工作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献给一切关注岭南的人。这本书,就是我这20多年来对岭南文化与文学所作考察和研究的一个小结。不当之处,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曾大兴

2017年7月13日于广州世纪绿洲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