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乐象”的观念之源

一 天、地、人“三才观”

“三才”“阴阳”“五行”这三种思想从创生到成熟，从单一产生到彼此的交织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三种思想与四方、四时、八卦、五音十二律等观念有复杂的关系。“三才”“阴阳”“五行”观是“乐象”理论的思想来源，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三才”指的是天、地、人，《说文解字》对三的解释是：“三，天地人之道也。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也。”“三才”在《易传·系辞》中有明确的说明：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周易》包含了天道、人道、地道，三在《周易》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数字，三画而为八卦，有“三才”又重画，便为六爻，因为道会变动，所以叫爻，爻又有差等，所以叫物，物与物相交杂就有文，文或不当，所以产生了吉凶。《周易》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三才”，但每卦有六爻，由初而上，分为下、中、上，分别对应着地、人、天三位。六爻为：初、二、三、四、五、上。其中，五，为鼎盛；上，反也。奇数为阳位，偶数为阴位，其中二五爻分居下卦和上卦的中间，是为中位。李洲良说：“初爻为事物的开端，二、三、四爻为事物的发展，至五爻而达到极致，上爻则由极而返。其中，初爻、二爻为地位，三爻、四爻为人位，五爻、上爻为天位，此谓之天、地、人‘三才’。六爻之中，初、三、五爻为奇数为阳，二、四、上为偶数为阴，阴阳互转，构成了爻象意蕴的流变性。”

古人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思考，是宇宙观的一种表达，而“三才”之三，大可考究，庞朴围绕“一分为三论”，对“三一”思想或“三元”思想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认为这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述。三，有三个；有三次、第三；有三倍；有三分；有动态的参议、参验。承认三就是承认多元，第三者起着调节、统一的作用。古书中对三多有阐释：

《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史记》:“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

《汉书·律历志上》:“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规，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时，三时而成功。寒暑与和，三而成物；日月与星，三而成光；天地与人，三而成德。由此观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以此为天制。”

数从一开始，十为终，三成之，因为当数数数到第三的时候，这个数字就可以包含其他所有的数字，三足的青铜器也最为稳定。对于古代音乐思想而言，三是十分重要的，庞朴说：“三元的思想，还突出表现在音乐理论中。”因为古乐中的五音、十二律都与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分损益律”是以三为基数生成的，当“十二平均律”出现以后，“三分损益律”依然具有独特的地位。就乐章而言，也一般分为三、六或九章，在西方音乐中，音乐作品常常分为三个乐章。《国语·周语下》曰：“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这里三、六、十二的数的演化，正是基于三的。

天、地、人三位中，天有天象，地有地象，天地的时空，表现为四时的流转与四方的伫立，而人居其中。《左传》说：“天有三辰。”“三辰”是指日、月、星，天象就表现在四时的变化、星辰的位移之中，其中北极星在天的正中，又称为北辰。地则有四方、九州。

殷商时期已有四方的概念，根据卜辞中的记载：

《殷契粹编》（第907片）：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

《殷墟书契前编》（8.10.3）：王贞受中商年，十月。

《殷契佚存》（第348片）：王贞于中商乎御方。

四方相交就是中，中就是第五方，四方相交呈现十字形的结构。殷代的异族被称为方。“中商”区别于异族。《大盂鼎》曰：“敷有四方，悛正厥民。”李学勤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洛阳一带地区乃是天下之中。”再如明堂、宗庙等建筑，都呈现为十字形的结构，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空间，王国维说：“至于四屋相对，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

四方之神，它们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司日月的长短。李学勤认为：“古人已经认识到，一年之中，随着季候的推移，风向有所变化，昼夜的长短也有不同。四方之神及其来风，是当时人们科学知识和宇宙观的一种结晶，不可单纯视为神话。”有四方便有了四方的来风，季候、风向都和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

四时、四方体现了古人的时间与方位感。从出土的良渚玉琮可以看出其内圆外方的造型。外部是方形，象征着古人心中的大地，内部是圆形，如同天穹，它中空，象征着天地的相通。葛兆光认为：“作为空间的宇宙，在商周时期的人们看来，是规范而有序的，天与地相对，而天与地则又都是由对称和谐的中央与四方构成，中央的地位高于四方，四方要环绕中央。四方各有星相，四方又与四季相连，四季又有物候，殷商时代的人把四方之神叫做‘析’‘因’‘彝’‘伏’，据说就是根据四季的物候，暗含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意思。”四方须环绕中央，天上的众星也环绕着北辰星，这都是尚中的思想。《周礼·大宗伯》中说：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郑玄注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锐，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唯天半见。”

玉琮的八角正象征着地的形状，它的颜色是黄色。青圭、赤璋、白琥、玄璜分别理东、南、西、北四方。郑玄说礼神就须模仿它，所以玉琮是模仿地的形状来制作的。四方又发展为八方，因为上四下四为八，故而有八方来风的说法。《吕氏春秋》注曰：“八风者，盖风以应四时，起于八方，而性亦八变。”八方之风应四时而起，八方也各自有风名。

“三才”之中，天广而地阔，相形之下，人则要渺小许多，但人是沟通天、地的中介。人中的龙凤就是天子。在殷商时代，帝位于众多神灵之上，帝的本义是花蒂，蒂就是花的中心，这时的帝是神圣的人格化的天的代表，花蒂可生长，以它来象征生育万物的天，是可以理解的。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天人关系渐渐发生了变化，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国语·越语下》曰：“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三才”之中，以人为贵，人与天地相参，也成为通往成功的方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引用了子产的话：“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此处，天、地、民对等出现，礼就是对人的要求与规范。《黄帝四经·六分》曰：“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三者参而用之，然后而有天下矣。”参天地而用之，便有天下。《管子·霸言》曰：“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天示人以“象”，人须法天象地，才有可能成功。在军事上，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要素须兼顾，这也是军事上成功的前提。

先秦诸子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也体现了从天到人的目光的转向。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因为他的目光坚定地投向了人伦，而荀子破除前见，认为天是自然的。他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按照它的规则运转，不会按人的意志来发展，人只要顺应它，则吉，反之则凶。墨子则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他在《天志》中说：“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他以天之志为法，因为“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爱是顺天之意的，所以“义正”，天、鬼、人得三利，逆天之意则是不可取的。

道家讲究天道，《道德经》中说：“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又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依然是从天、地、人三位中衍化出来的，天、地、人之外，又有道，因为道是自然的，天地对待万物正如对待刍狗，是自然而然的态度。

天人关系发展到董仲舒时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关系，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官制象天》又说：“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这里从类比出发，以人体比附天。《为人者天》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充当着沟通者的作用，天人合一确立了天子的权威性，这样的观点也是顺应汉朝大一统的需要的。

“三才”之天、地、人三维勾勒了“乐”得以生存与展开的广阔时空，“阴阳论”与“五行说”则进一步为“乐象”提供生长的思想空间。

二 “阴阳说”与“五行说”的由分而合

“阴阳论”与“五行说”如影随形，形成之初则各有其源。在天、地、人三分的整体中，万物分阴阳，体现了二元的思想，但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阴与阳对举，且可相互转化。阴阳涵盖了日月、冬夏、南北、燥湿、饮食、奇偶、乐礼、魂魄等。

阴阳最初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常用以形容天气，天气现象再延伸至地理，即地势向阳与否。甲骨文中出现了阳字，金文中又有阴阳连用的现象，这时的阳指阳光照射，云遮盖了太阳则阴暗。春秋时代，阴、阳归属于六气，此时的六气还是可感可触的。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太史伯阳父还用阴阳来解释地震，《周语上》曰：“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他以阴阳二气的变化来说明。这时的阴阳都是自然的概念，正如《诗经·大雅·公刘》中所说：“既景乃冈，相其阴阳。”

较为成熟的“阴阳观”体现在《易传》之中。《系辞》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正如硬币的两面，两者相推以成道。《周易》对阴阳的运用虽还没有进入形而上领域，但《周易》的衍化是基于二进制的。阴爻与阳爻是八卦的根本，卜辞中也体现了吉凶的两分。《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阴阳是立天之道，柔与刚则是立地之道，立人之道为仁与义。

《左传》中说：“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物生便有两，相伴相随，人体也有左右两个部分。两有主次之分，王的地位高于公，正如乾卦比坤卦尊贵，因为天尊而地卑，这种主次之分已经显示了从政治、伦理的观点出发来对待阴阳。

阴阳往往具有对立性，这一点在《黄帝内经》中亦有所体现，《阴阳应象大论》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阳属天，阴属地，两者是有分别的。同时，阴阳也有相互依存性：“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与阳可以互化：“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胜则热，热胜则寒，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此外，阴阳还具有无限性，《阴阳离合论》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阴阳可以推之以致无限。

“阴阳说”也影响了中医理论，张介宾说：“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中医以五藏应五行，所以应该观察“藏象”。协调阴阳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人来说，如果阴阳不协调就会生病；政事如果不协调，运转就会出现问题；音声如果不协调，就不是和乐。阴阳的对立与协调影响了后世的风格论，阴阳具有象征性，阳主阳刚的一面，阴主柔和的一面，诗歌便呈现出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并且这两种风格可以并存，可以相互转化。音乐的风格有阳刚与阴柔两种，乐律也分为阳律与阴律。并且古人认为，“乐”属阳而“礼”属阴，《郊特牲》中说：“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

《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的言论使阴阳理论得以升华。两气向上涌动就为谐和。物生有两，也暗示了三的存在。《管子·枢言》曰：“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一阴一阳由于对立而生成了三，所以先王以三来慎重看待正反两面。

建立在天、地、人三维基础上的阴阳观，在与“五行说”合流之后，又展现了独特的面貌。

“五行说”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又有五事为：“貌，言，视，听，思。”五纪为：“岁，月，日，星辰，历数。”关于五行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五材说”，即以金、木、水、火、土为天地之间构成万物的五种原料；胡厚宣认为，殷代外祭中的“五方帝”，中商和四方为五方，即五行之起源；郭沫若认为，五行起源于数；还有刘起釪认为“五行的原始意义指天上五星的运行”。

《史记·天官书》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五行当是大地的属性，但为什么会选择五这个数？四方祭祀怎样与五行关联？这些问题至今尚难以解释。行字，《说文解字》的解释为“人之步趋也”，天上有五星的移动与排行，而地上则有行走的人，也有山川湖海的变动。五用以计数，中是分辨方位的基点，因为星是环绕中心而运行的。《释名》曰：“五行者，五气也。于其方各施气也。”这是从气的角度来解释的。《白虎通义》曰：“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为天行气，还是从天的层面来说。行又可理解为行迹与德行，“五行说”无可避免地要往道德伦理方向发展。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提及了“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周礼》中则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也能看出“三才观”与“天有四时论”的影响。官位的安排是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的，虽然这时的六官并没有与五行相配，但五行展现了与政治的关联特征。

另外，以十干配五行，始见于《墨子·贵义》，在墨子所处的时代，五行相配的情况大致如表1所示。

“五行说”在邹衍处发展为“五德终始说”，这是一种封闭的循环论。五行的关系表现为相生、相克，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王引之列举了春秋时人的姓名，这里体现出五行相生和相胜的关系，譬如鲁孟丙。所以五行的相生相克由来已久，《逸周书·作雒》曰：“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这是一种尊土的倾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

五行相胜的关系在《吕氏春秋·应同》中有所体现：

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邹衍以五行相胜为基础，使五帝与五行相配，“五行说”因此为改朝换代提供了依据。他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邹衍观测阴阳消息，与他的“五德终始说”是两套学说，“阴阳说”和“五行论”依然是分而论之。到了董仲舒那里，两者最终完成了合流。

董仲舒在《天地阴阳》中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意难知，但阳阴、入出、实虚中可以显现天之志，而辨别五行则显现天之道。《五行相生》中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天地生阴阳之气，因而有了四时的变化，有了五行的运动。四时从时间上成为阴阳的表现，五行则是其空间上的表现。《阴阳位》又曰：“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转而北入，藏其休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转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阴阳便进一步与方位相结合。

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于政治伦理领域时，便要求依据五行之数来制礼乐，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逆数三而复”就是指黑、白、赤三统，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到汉朝之时复归黑统。“顺数五而相复”指的是五帝所主之色。“顺数四而相复”指的是须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建立国号、迁都、改官名、制礼作乐。董仲舒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基础上，提出了“三统说”，为汉代秦提供了依据。“三统说”表明“阴阳五行说”可以为政治理论服务，并对政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阴阳五行说”是一种基于类比、关联的思维方式，它就是隐喻的群象的集合，是一个具象的世界，阴阳五行之“象”，是网状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李泽厚说“阴阳五行说”具有“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征”。这种思维对音乐产生了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向。那么，以五音、十二律配合五行是牵强附会还是顺理成章？事实上，这一理路还伴随着丰富的礼乐实践，以作乐来仿象天地，并且昭显人之德性，是制礼的关键。“阴阳说”与“五行说”分别为“乐象”提供了两两对立统一、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

三 法天象地，立于人道的“乐象”

“三才”“四方”“阴阳”“五行”等思想，为“乐象”的孳乳提供了思想源泉。从先秦至两汉，思想的演进对“乐象”起着不同的作用。

《易传·系辞》中说：“（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天地对于人来说是值得仿效的。有天象、有地象，亦有人象，天地不言，往往以“象”示人，人若想知天意，必观“象”。传说，“乐”是圣人所作，圣人作乐的目的则是让人明白节制的道理，以正人道，以律人情。作乐以仿效天地万物之情，于是有“乐象”。

“三才观”“阴阳五行说”对“乐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

其一，天、地、人分野，四时流转、四方伫立，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时空结构，“乐”就在这个时空中自在地流动，在天、地、人之间回荡着。这还是一个经验的世界，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具象，它们最初是出于偶然而聚集在一起，仿佛彼此之间在相互召唤。与五行相配合的各种元素关系，详见表2。

《吕氏春秋》《月令》《管子》等文献中关于五行的记载时有矛盾之处，和四时有关的季夏有拼凑的嫌疑，而五德、五经与五行的配合更显得牵强，但这不影响五音、八音、十二律的衍化。《礼记·礼运》曰：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人是天地的心，是五行的开端，人品尝不同的味道、辨别各种声音、含五行之色而生。所以圣人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发端，以四时、日星等为参照。五行、四时、十二月，交替作为本始。五声、六律、十二管，轮番确定着宫音的高低。五味、六和、十二食，交替着作为主味。五色、六章、十二食，交替着作为主色。这里的五声是指宫、商、角、徵、羽。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乐律也分阴阳，阳律六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阳律属奇数，称为六律；阴律六为：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阴律属偶数，称为六吕，六律六吕统称为十二律。它们轮流作为宫音，因此“音”也具有循环往复性与流动性。

十二律的生律法与“阴阳五行说”有着逻辑上的联系，十二律就对应着十二月，同时也对应着四时、四方。十二律的阴阳消长与四时的阴阳消长相一致，秦汉之后，阴阳五行说对乐律学的影响进一步昭显。

其二，“三才观”及“阴阳五行说”影响了“乐象”的功能。“乐”仿效天地之道，但最终是为了人道。《管子·五行》中说：“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人情已得，万物有极，然后有德。”审声、作乐的目的是反映人情，君王参透了人情，便能称之为有德之君。

“乐象”的功用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礼乐行为最初是民间风俗，然后礼乐制度才得以确立。“乐”仿象天地，最初的功能是娱神，在春秋时期逐渐向娱人的功能转变。除了用于祭祀，“乐”在农事、战争中的作用也极大。

地有东、南、西、北四方，因而“音”有东音、南音、北音、西音。“音”和风一样，都具有流动的特点，可以流传到遥远之地。八风与“音”有着对应关系，《国语·郑语》曰：“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也。”“协风”也就是东风之名，《吕氏春秋·音律》说：“天地之气，合而生风。”风就是气，知道了风气，才能制定律历，通过风向的判断，可以测定季节，听声的目的就是判断风向。《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时，籍田之前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瞽者为盲，能听出风声。

《周礼·大师》说：“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这是音律在军事上的作用。《周易·师卦》还说：“师出以律，否臧凶。”或将“律”训为“律令”，其实这里的“律”当指律管，在战争之前，大师进行律占，以测定吉凶。黄宗炎《周易象辞》曰：“律如音律之律，铁黍不可参差，故法制禁令取象于此。”所以军声之“象”，有法度且有规则，是谐和之声，能使众人齐心协力。

此外，战争中的鼓舞之乐，能振奋士气，和军心。在战争胜利以后，奏凯乐，以示成功。所以战争之乐以鼓舞士气为主，象征着成功。

无论是宴飨时的娱乐功能还是战争中的鼓舞功能，都是为了人。听和谐的乐声还能调和阴阳，使人往健康方面发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人体与天一样，也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人有喜、怒、悲、忧、恐等情感，“乐”对这些情感有节制和调节的作用。

其三，“三才观”及“阴阳五行说”为“乐象”提供了象征性思维。人头顶天而伫立于地，观象于天，取法于地，而且还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朱长文《琴史》曰：“圣人观五行之象丽于天，五辰之气运于时，五材之形用于世，于是制为宫、商、角、徵、羽，以考其声焉。”五声的产生是圣人观五行之象、五辰之气、五材之形的结果。朱长文又道：“故达于乐者，可以见五行之得失，君、臣、民、事、物之治乱，五常之兴替，五事之善恶，灼然可以鉴也。”“乐”中可见五行的得失，事物的治乱，五常的交替以及五事的善恶。

故而乐器的制作也考虑到了象天则地，陈旸在《乐书》中说：

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峄阳之桐，城以檿桑之丝，徽以丽水之金，轸以昆山之玉；虽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盖其制长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腰广四寸，象四时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象天地也；晖十有三，象十二律也，余一以象闰也。其形象凤，而朱鸟，南方之禽，乐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为上，二为下，参天两地之义也。

古琴的制作，在数字上，合于五行、四时。其制作材料，取自天地间自然生成的桐木。琴的形状上圆下方，象征着天地。琴有十三徵，象征着十二律，多余的一就像是闰月。琴的形状如同凤凰，后人也多用凤凰之声来形容古琴的声音。将琴分为五部分，三为上，二为下，象征着参天两地的道理。

八类乐器被称为八音，也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八音与八方之风相对应。《左传》曰：“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杜预注曰：“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叙其情。”陈旸《乐书》曰：“金生于土，而别于土。其卦则兑，其方则西，其时则秋，其风阊阖，其声尚羽，其音则铿，立秋之气也。”这里体现了五行相生的道理，金生于土，而与土有别。金石一类其声崇尚羽，而音铿锵，是立秋的声音。

《汉书·律历志》曰：“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这里以五音配五行、五常、五事。《风俗通义·声音篇》中说：“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五声于是乎生，八音于是乎出。”可见，风气定十二律，从而生五声、八音。天地之风气正与阴阳二气相关。

综上所述，“乐象”有声、有形、有义，通过模仿、比拟、象征，承载着沟通、转化的中介功能。“三才观”及“阴阳五行说”是它的观念之源，天的四时流转是纵向的，四方的伫立是横向的，由此形成了“乐象”特有的时空，也影响了“乐象”的功能。“声”可以用以表现四时的流转、物象的变化、人心的丰富。阴阳谐和的乐音，是顺应四时变化的，这才是高下相随、刚柔并济的乐音，这种两两对立统一思维、类比象征思维正是“阴阳五行说”所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