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稿

《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华学术体系的构建

郭英德

摘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逐渐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套学术体系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中看出。图书分类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在本质层面则是一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四库全书总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显了中华传统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鲜明的特色，足以为我们今天重新建构中华学术体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启示。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分类 学术体系

一

当今我们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不能不深刻地省思和广泛地汲取延绵两千多年的中华学术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逐渐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套学术体系借助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得以彰显。

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中，无论是两汉之交刘向（前77～前6年）、刘歆（前50～23年）父子的六部分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还是六朝以降的四部分类（即经、史、子、集），都根源于古人对传承久远的文化知识体系的基本认识和抽象归纳。易言之，图书分类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在本质层面则是一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南宋郑樵（1104～1162年）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学术体系正是在“先后本末”的图书分类中得以鲜明地体现的。清人章学诚（1738～1801年）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由于刘向父子“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因此可以对历代的图书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部次条别”的图书分类，借以构建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考察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观念和图书分类方式，深入考察具体体现这种观念和方式的目录学著作，从而揭示其中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无疑是深刻领悟中华学术体系的“不二法门”，也是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必由之路。

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整理古今载籍，部次条别，大约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撰成目录学著作《七略》。据记载，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即瑞士人吉士纳（Konard Nesner）编撰的《万象图书分类法》（Bibliotheca Universals），成书于1545年，《七略》的成书比它要早1551年。《七略》一书已经亡佚，我们现在只能根据东汉班固（32～92年）《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大体上还原它的分类原貌。《七略》含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即六个学术领域，在目录学史上习称“六分法”。《七略》的六分法是以“义”即书籍的内容性质作为分类标准的，因此带有鲜明的学术分类性质。其中“六艺”属于王官之学，“诸子”属于私门之学，而“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则属于专门之学，这六个学术领域的构成及其先后排序，体现中华学术体系在先秦至两汉这一时期的基本面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学术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华学术体系在保持原有的整体格局的基础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演进趋势。

第一，史学崛地而起，与经学并驾齐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从“六艺”中二级分类的《春秋》之学的附庸，逐渐蔚为大国，其质量和数量呈现“滚雪球式”的效应，从而得以独立成类，跃升为中华学术体系中的一级分类。南朝梁阮孝绪（479～536年）指出：刘向、刘歆时代“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故而必须另立一类。而且，历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以致从东晋时期开始，历史学就超越诸子学，占据中华学术体系的第二把交椅。因此，东晋著作郎李充（约300～约360年）整理典籍，就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次序，“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在四部分类中，史部实际上成为专门性质最为显著的一个部类。

第二，两汉以降，先秦诸子之学在总体上呈现衰微趋势，且越来越难以独立成类。于是，在魏郑默（213～280年）《中经》和西晋荀勖（? ～289年）《中经新簿》中，“古诸子学”从“六分法”中的一级分类下降为“四分法”中的二级分类，成为兼容“兵书”“术数”“方技”等专门之学的类型，构成内容庞杂的“乙部”。到东晋李充整理典籍时，又进一步被调整为位置次于史部图书的“丙部”，成为后世的“子部”的典型。“子部”的出现、定位与演进，表征着中华学术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意义极其深远。

第三，东汉末年，文集日兴，尤其是“众家之集，日以滋广”。这时仍旧以“诗赋”之名概称所有的“文章”著述，便显得名不副实。于是，在魏郑默《中经》和晋荀勖《中经新簿》中就将“诗赋”类改称为“丁部”，南朝刘宋王俭（452～489年）《七志》改称为“文翰”，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又改称为“文集”，至唐初魏徵（580～643年）等编纂《隋书·经籍志》，最终定名为“集部”。

以上三个重要的演进趋势，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确定四部分类时基本完成并定型，奠定了此后1400多年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基本范式，并成为清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时最为重要，也最为直接的学术资源。

二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库全书总目》写定，并由武英殿刊刻发行。该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仍然采用流传1200余年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务求典据，非事更张”；另一方面对四部分类法加以模式化和细致化，终于构建了一个集大成式的中华学术体系，体现一些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色。

在《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中华学术体系特色中，有两个重要的特色最值得注意：一是经部的沿袭与新变，二是子部的分合与演进。

首先看“经部”的沿袭与新变。

从刘向父子的“六艺”类，到《中经》《中经新簿》的“甲部”，再到东晋南朝目录中的“五经”、“经典志”或“经典录”，最后到唐初《隋书·经籍志》定名为“经部”，这一学术类别在整体上几乎历代相沿不变。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1884～1955年）指出：“盖历代惟经学著述极富，未尝中辍，旧书虽亡，新制复作，故惟此一部，古今无大变更。”而且再进一步细审，在历代“经部”目录的二级分类中，《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类的分类及其排序总是一以贯之的，它充分体现中华学术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即从两汉以降，中华学术体系始终以经学为基础知识和核心价值，历千年而无渝。

当然，相比较而言，经学在两宋以后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在二级目录中确立“四书类”，标志着理学（或道学）从元代以降已经成为经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原本各自单行于世，其合称并行始于宋代，并且成为理学的重要载体。《宋史·道学传·序论》说：“（程颢、程颐）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按，指《中庸》），下至初学入德之门（按，指《大学》），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颐传》也说：程颐（1033～1107年）“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年）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他穷十数年精力研治“四书”，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在福建漳州刊刻亲自注释的《四书集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从此以后，“四书”风行天下，尤其是在元延祐二年（1315）列入科举科目以后，“四书”成为读书人必读的“经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五经”在教育领域的崇高地位。这就使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跻身为官方学术，确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了这一学术趋向，因此在“经部”明列“四书类”，标志了程朱理学在经学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其次看“子部”的分合与演进。

从西晋的《中经》到唐初的《隋书·经籍志》，虽然已经初步建构了中国图书分类体系的“四分法”，但是这一“四分法”却并不完善，无法涵容全部的中华学术文化内容。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始终未能将佛教与道教的典籍纳入“四部”范畴之内。

南朝梁阮孝绪编纂《七录》，将先秦两汉以来历代传承的学术体系分为五类，即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技，是为“内篇”；而将两汉以后衍生的学术图书，单列出“仙道录”与“佛法录”二类，是为“外篇”。这种内、外之分，已经明显地表征传统的中华学术体系出现了裂痕。唐初编《隋书·经籍志》，未能补罅这一裂痕，而只是在“四部”分类之外，以“附录”的方式，收纳“道经部”和“佛经部”两类。但是，《隋书·经籍志》对这两类图书仅统计种数、部数、卷数，而未细列书名，可以看出目录编纂者对这两类图书的存在价值和隶属关系尚存犹疑。

这种犹疑，引而申之，揭示从魏郑默《中经》、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之后，历代目录学家对“诸子”一类图书内容性质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余嘉锡所精辟指出的：“合而观之，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数术、方技则为五，益之以佛、道则为七，还数术、方技则为六，并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互相祖述，各有因革。虽似歧出枝分，实则同条共贯也。”

五代修《旧唐书》，在其《经籍志》中将道、释二类图书分别置于“乙部”和“丙部”，在“乙部”“史录·杂传类”中收仙灵26家，高僧10家；“丙部”“子录·道家类”中收道、释著说47家。宋初修《新唐书》，在其《艺文志》中稍加改动，将此二类图书均置于“丙部”，在“子录·道家类”中收神仙35家50部，释氏25家40部，另有不著录者若干家。在中国古籍目录史上，这两部目录著作率先将道、释图书归并入“史部”或“子部”，为传统的道家所收容，从而成就了真正的“四部”目录。但是，道、释二家的著作性质与传统的道家迥然有异，如此归类，难免后人有“颇乖名实”的批评。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编成国家书目《崇文总目》，第一次将道、释图书列入“子部”，并独立成类，单列为二级目录，标目为“道书类”“释书类”。南宋初郑樵称道：“《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其中一类指的就是“道书类”。此后，晁公武（约1104～约1183年）《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约1186～约1262年）《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1254～1323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承袭了这一做法。

至于南宋尤袤（1127～1194年）《遂初堂书目》、清官修《明史·艺文志》等，则仅在“子部”设置“释家”一类，而仍将道书附属于“道家”类。这是因为，在宋元以后，一方面，道家思想与道教思想、神仙家思想出现了逐步融合的趋向；另一方面，民间的道教著作又被排斥于书目著录之外。《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将“道家”和“释家”同等地视为“别教”“外学”，但是仍然延续《明史·艺文志》的做法，对道书与释氏图书的性质严加区别，在“子部”独立设置“释家”一类，而将道书附属于“道家”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体现中华学术体系对“内学”与“外学”的严格区分：道书溯源于道家，是道家在后世民间滋生的学术，因此原本隶属中华学术体系，是谓“内学”；而以佛经为载体的释家，则来自于印度，是外来学说，原本不属于中华学术体系，是谓“外学”。明人陈建（1497～1567年）信守程朱理学正统，甚至极而言之：“禅、佛之祸，以异学而乱吾中国圣贤之学。”

但是，最值得称道，当然也最值得质疑的，恰恰是《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中独立设置“释家”一类所体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它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中华学术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不容轻易打破，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华学术体系的保守性或者顽固性；另一方面，它也彰显中华学术体系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足以容纳古所未有的学术文化内容。

“经部”的沿袭与新变和“子部”的分合与演进，极其鲜明地体现中华传统学术体系的文化特色，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三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显了中华传统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鲜明的特色，足以为我们今天重新建构中华学术体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启示。这种文化启示，超越了“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现象，揭示一些发人深思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智慧。

第一，在以图书分类为表征的中华学术体系中，“经部”始终居于诸部之首，历千百年而不变。“经部”的原典当然是亘古不变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而历代图书目录中“经部”所收图书，无非“诂经之说而已”。这些图书无疑都是两汉至清代学者的撰述，就其撰述行为而言，同“史书”、“子书”和“集部”图书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诂经之说”的撰述对象是原典，撰述主旨是“诂经”，即阐释经书的内涵、价值、功能与意义。正是这种撰述对象和撰述主旨，赋予“诂经之说”的图书以稳居诸部之首的地位和价值。特定的撰述对象和撰述主旨，足以成就某种写作方式及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这里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早就有“先后之序”的文化观念。如《礼记》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种文化观念认为，宇宙自然原本就有不可移易的秩序，因此人类文明也有不可移易的秩序。北宋末方悫（1118年进士）说：“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时有先后之序，礼之道如斯而已。”这种秩序既体现在社会等级制度方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学术文化体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建构的，所以古人说：“先后之序”“不可移易”。在一种学术文化体系中，某一事物位置的先后，表征着其地位的重轻，这是不可移易的。

因此，“经部”高居四部之首，这就意味着它具有领袖群籍的崇高地位。南朝梁刘勰（466? ～539年？）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四库全书总目》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对经典的重视和揄扬，充分体现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对“恒久之至道”“天下之公理”的核心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正天下之是非”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在这一意义上，传统学术体系中的“经学”无法，也不必等同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某个学科（如哲学或历史学）。“经学”实际上是一种“公理学”“价值学”，被视为人类学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此必然，也必须置于学术体系之首。

同样，当前我们重建中华学术体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创造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引领方向，凝聚共识，明确地肯定科学的核心价值观的统辖力和渗透力，有效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从而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对当下学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首要启示。

此外，从刘向父子开始，就将“小学”图书纳入“六艺”类，后世也将“小学”图书列入“经部”，一直延续到晚清，从未改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之学在中华学术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语言文字之学不仅是中华学术体系的有效载体，而且其本身就是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中华学术体系的根基，值得我们珍惜维护和发扬光大。

第二，经、史并重，也是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传统。《四库全书总目》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经、史二者，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属于“正学”，同样居于极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历史”指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尤其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虽然发生于过去，却借助于典籍的存在，同现在一直发生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联系。因此，历史是照彻古今的人生明镜，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历史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哲人说：“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历史还是采撷不尽的智慧宝藏，人们常说“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都以它绵远悠长的历史而骄傲。埃及、印度、希腊、中国等，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人们仍然向往和歌颂着祖先辉煌的业绩。然而，在世界各国中，只有中国，留下了无比丰富浩繁的史籍著作。从孔子编述的《春秋》，到汗牛充栋的“二十五史”，中国古代的史书汇成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河流，滔滔滚滚，气势磅礴。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是我们今天“不忘本来”的基本依据。因此，历史故事的讲述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历史经验的学习和历史教训的汲取，理应成为建构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子部”“集部”都属于经、史之外的“杂学”，是无须必有，却不可必无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子部，更是“杂学”中的“杂学”，几乎无所不包，但又无所附丽，成为相对“纯粹化”的经、史、集之外所有图书的渊薮。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在“四部”分类中，“子部”是内容最为庞杂的一个部类，也成为整体结构最具有分合趋向的一个部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国出版了大量自著的或翻译的自然科学类图书，在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中，这些图书大都归并于子部之中。这种学术归类方式，自有其文化根源。因为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农家、医家、天文、历算、数术等现代归入“自然科学”范畴的学术分支，原本就置于“子部”之内，《四库全书总目》也不例外。

但是，《四库全书总目》还是在局部上创新性地发展了传统的学术体系。例如，历来目录学大多不重视农家、医家两类图书，一般将它们列于子部简末。而纪昀（1724～1805年）则认为：“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因此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的排序中，儒、兵、法三家之后，以农家居第四，医家居第五。

当然，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在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均纳入“治世者所有事”之列的同时，仍然将“术数”“艺术”等视为“小道之可观者”，体现独具特色的“自然科学观”。这种“自然科学观”成为建构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一大准则，它在今天能给我们什么有益的文化启示呢？

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表征的这种“自然科学观”，从一个方面来看，固然可以见出中华传统学术对自然科学的忽视、轻视甚至蔑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鲜明地体现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建构中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换句话说，《四库全书总目》力图建构的，实际上是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要内涵的中华学术体系。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所说的：“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所以即使采录“百氏杂学”，也仍然着眼于是否有助于“阐圣学、明王道”，而严加拣择甄别，以期宁缺毋滥。近人梁启超（1873～1929年）指出：“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这一现象也从数量上体现了古代独特的“自然科学观”。

用现代学术话语，我们可以说，《四库全书总目》建构的这一学术体系，实际上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基本范畴，“自然科学”必须，也只能以其独特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性质或功能，才得以纳入这一学术体系。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虽然肯定“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但同时又指斥“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因此认为，对明末西洋人的著作，“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四库馆臣严格地区分“技能”与“学术”的观念，实际上来源于先秦学术的“技”与“道”之别，这充分体现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构建中的“人文传统”。

这一学术体系的建构，深刻地揭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学术”的独特认识与界定。“学术”，古人又称其为“道术”，在其本质意义上，指的是关涉宇宙万物和人生本体的“形而上”的认识，因此学术具有根本性的知识和学问，正如明人陈建所说的：“天下莫大于学术。”因此，作为人类把握自身和对象世界的一种根本性的知识与学问，学术具有超验的特点，在本质上诉诸和指向一般或普遍的事物。而学术体系就是这种根本性知识、学问的系统化，它是人类专门认识活动的产物，是精神文明的结晶和精华。学术体系承载和昭示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能够滋养、完善社会个体和整个民族，引领社会和时代进步。

这一历史事实和文化观念提示我们，在今天建构全新的中华学术体系时，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取资于传统学术文化，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则应该更多地吸取外来学术文化。在这一意义上，晚清学者所谓“中体西用”，如张之洞（1837～1909年）所说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也许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涵，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

第四，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集部”的成立有着特殊的意义。《四库全书总目》说：“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辞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借用现代西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点来区分人类的知识及其结晶——典籍图书，我们可以说，凡诂经之说、叙史之书、子部之文，大多属于“公共领域”的著述，而“集部”之作则大多为“私人领域”的著述。质言之，就著作者的写作行为来看，“集部”图书既带有更为明显的个人性或个体性，也带有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和独创性。

近代以来，有的学者将中国古代的“集部”图书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著述，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当代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r, 1954－2002）指出：“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事物存在的权力。”“集部”图书之所以命名为“集”，原本就指它具有丛聚、杂糅的性质，因此丛聚和杂糅就是“集部”“存在的权力”，当然也是“集部”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即使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集部”图书这种丛聚、杂糅的性质，也明显地体现中国古代的“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文学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自然之道，旁及天地万物，同时使天人相互沟通的精神文化现象。如西晋陆机（261～303年）说：“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南朝梁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这不是强调文学的纯粹性、排他性，而是强调文学的包容性、根本性，为文学提供更有力的存在根据，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突出特色。因此，我们今天重建中华学术体系中的“文学学术”，也应该以这种“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作为根基，从而张扬文学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一百余年中命运坎坷，渐渐呈现“边缘化”的趋向。西方文化凭借坚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创造上呈现不可阻挡的“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东方汉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也纷纷“脱亚入欧”，“去中国化”；中国文化精英们也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破四旧”等文化方略。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往往难以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重新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现代文化。因此，如何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做到“师古而不泥古”，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仍然是一个有待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现实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表征的中华文化学术体系，既要萃取中华传统的文化基因，也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精华，从而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进行全新的中华学术体系的战略建构，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面对当前国内各种新思想的涌现、经济发展的走向、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等现实，在“古今贯通”“中外融通”“上下打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需要以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动力，构建足以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崭新的中华学术文化，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