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教图》考

——兼论保教权问题以及耶稣会与方济各会的传教权之争

在澳门大三巴天主教艺术博物馆的醒目位置上,悬挂着名为“日本殉教者”的巨幅油画。16世纪的佚名作者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天主教绘画常见的象征符号,描绘了1597年2月5日发生在日本长崎西坂的殉教场景。

中景处的行刑场面是作者表现的重点。在面向大海、较为开阔的坡顶边缘,23名殉教者被捆绑在高高耸立的十字架上,他们头上的光环与火焰证明着被祝圣的荣光。6名方济各会士位于十字架行列的中央,褐色修道服和粗麻腰带表明了他们所属的修会。为平衡画面,作者在他们的左右两侧分别安排了6名身着蓝黑色长服的日本信徒。另有三名男孩被安排在修道士的前面与中间。殉教者的脚下还散布着6名士兵,正用长矛刺入他们的肋间。每个士兵的身边各有一位跪拜痛哭的教职人员,手捧白麻尸布,迎接着殉教者滴下的鲜血。

在昏暗阴森的近景处,作者还绘有两组人物:画面左侧有一列押解刑犯的肩矛士兵,正惊慌失措地议论着恐怖的血腥场面。他们身后有三位背向观众的骑马武士,其中白马红袍的持剑者头戴羽饰头冠,显得身份特殊,他们面前有两座插着十字架的坟茔,其中一具摆放着象征死亡的骷髅与腿骨;稍远处还有一块醒目的告示牌,上面似乎写着受刑者的姓名和日本君王的行刑命令。

画面右侧还有一组匍匐在地的日本信徒,在两名持矛武士的监视下,平静而略带欣喜地仰望着行刑过程。他们中的两位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其中一位母亲正直起身子,试图安慰伸开双臂的惊恐男孩,而位于最前端的另一位母亲,正指着不远处的受难场景,向身旁赤裸的幼儿解释十字架的奥义。

在中、远景的过渡处的边角,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不同寻常的附属物体,画面左侧的海面上,停泊着一艘毫无生气的死寂大船,三根桅杆上悬挂着收卷起的布帆;画面右侧的山坡下,有一组方正的西式建筑,过大的比例与周边的环境很不协调。烟囱似的突出部上绘有圣杯的标志,用以象征殉教者的献身精神。横向巨窗的阴影中,站立着三位见证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明亮的远景处,平静的海面波澜不惊,船帆点点。在正对着受难者上方的天空中央,通往天国的门打开了,翻卷的云层中涌现出耶稣基督的受难像,射出耀眼的光芒。除了若干小天使之外,云朵上还有五位飞翔的大天使。满怀喜悦的天使已经备好荆冠,正准备将殉教者的灵魂迎入天堂。根据刊印于《文化杂志》第三期上的图版,几位大天使的面前还有三句赞美诗文。由于原作已多年不再展出,现在看到的模糊图版无法拼读出它的原文。根据文德泉神父的著述,此画原藏圣若瑟修道院,悬挂在西面朝向修道院内庭的第一个厅内。从早年拍摄的照片看,画框顶部还附有一些颇为复杂的装饰,在十字架、长矛、铁钉等人子受难的标记物之中,嵌着三块椭圆形额绘,其中位置稍高的两幅分别是方济各会徽和澳门城市纹章,下部较大的则是圣方济各的祈祷。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圣约瑟修道院之藏画》,《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三期,1987,第51页。

紧挨着画框的下方,还有一条另行拼接上去的铭文牌,用漂亮的花体简单标注了殉教者们的姓名以及日本君主的判决词。

关于作品的制作时期以及作者本身,我们所知不多。根据仅有的文献记录,澳门议事厅1641年8月7日做出决定,为《殉教图》的绘制支付白银33两1钱5分。注1据此推断,作品可能制作于距此不远的稍早时期。另一个可资佐证的线索是,根据现藏于马德里王家史学院(Ia Res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中的、由莫雷洪(Pedro Morejon)神父作于1632年的一份文件,教皇及教廷在不久前就日本殉教事件下令进行调查。时任澳门圣保禄神学院院长的莫雷洪神父在这篇报告的开头就声称:“乌尔班八世(Pope UrbanⅧ)圣下及礼部圣省在圣下的御名中,命令日本、澳门、马尼拉的高级圣职者主教,调查为天主教信仰和传教而在日本献出生命的众多传教士以及一般民众的正确而合法的报告。为此,我作为上长成为这一尊贵职务的调查委员,奉行制作在日本发生的主要迫害和著名的胜利,以及殉教的简单报告。”Diego Pacheco, S. J. : 《佩德罗·莫雷洪关于日本殉教者的报告(1557-1614年)》,《基督教研究》,第15辑,吉川弘文馆,1974,第303、306页。由此看来,殉教图的制作或许与这一调查有某些关联。

注1文献记载的开支如下:Despeza que fis cõ o painel dos s. tosmartires(《殉教图》开支)Despendi trinta e sinco pardaos cõ o pintor que fazem t. esde corrente. . .29-7-5-0[支付画家35帕尔德乌(pardaos),即29两7钱5分]Despendi cõ o pintor que dorou as fasquias tres taeis e q. tro m. es. . .03-4-0-0(画家给木板上色,支付其3两4钱)。Despendi duas Entenas pera as fasquias q. Trouxerão da Caza da poluora。总计三十三两一钱五分。AM, S.1, Vol.1, p.312。此文献的获得及其翻译,得到李庆博士的帮助,特致谢忱。

从艺术角度看,此画很难称得上杰作,无论是构图还是人物表现,均了无新意,它甚至无法与同时期的另外一些同类作品相提并论。然而,作为一幅纪念性的宗教作品,作品又具有不类他者的鲜明特色。制作者的图示重点显然在于历史事件的叙事性和殉教过程的仪式感。此外,作者还通过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处理,毫不掩饰地展示出他和委托人的鲜明情感倾向。

据目前所知,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的两篇短文是澳门本地学者有关此画的最初研究。在不长的篇幅中,神父翻译了画下铭文的内容,并指出了作品表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明显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文德泉神父在文中逐一列举了殉难者的姓名与身份(详见《文化杂志》,第三期,第52~53页),但参照下引弗洛伊斯(Luis Frois)神父的报告书,其间多有出入。事实上,在殉教事件发生后不久,关于殉教者的姓名、年龄以及身份的记录就出现分歧。日本学者松田毅一曾列举多达11种原始文献,并逐一加以考订(松田毅一:《日本二十六圣人的人名》,《基督教研究》,第8辑,吉川弘文馆,1963,第3~39页)。为节约篇幅及因本文主旨所限,本文涉及人名均按引用文献标注,不一一说明。他批评说:“《日本殉教者》的作者犯了两个过失。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如此还是由于无知。第一个过失是:他仅仅画了与方济各会有关联的23位殉教者,撇开了另外三位与这些人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会教士。”文德泉:《圣约瑟修道院之藏画》,《文化杂志》,第三期,第53页。

我们不清楚文德泉神父欲言又止的批评是基于何种考虑。作为日本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批殉教者和最早的封圣者,这26位死难者实在是太有名了。正如我们即将论述的那样,在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立即就出现了许多见证人的报告,从不同角度描述远东教会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并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1603年,有12名日本天主教徒向罗马递交请愿书,要求将受难者列为圣人。大约从1616年开始,罗马教廷就开始启动列圣调查程序。参见海老泽有道《日本二十六圣人关系文献》,基督教文化研究会编《基督教研究》,第8辑,吉川弘文馆,1963,第166~168页。因此,如果说作者是出于无知,肯定不是事实;但如果说他故意如此,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殉教图》的作者为何改变历史,并且毫无顾忌地将三位殉教者从画面中抹去?这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愿,还是因为委托者的要求?

从某种角度来说,《殉教图》作者如此不同寻常的处理方式,其本身就是我们考察那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就事件自身而言,矛盾的根源显然来自教会教权与封建王权之间的激烈争斗,但另一方面,殉教事件的发生(包括上述《殉教图》制作的特别方式),又与大航海时代的保教权(Padroado)问题以及不同修会间的利益之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殉教图》的考证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它不仅能使我们窥见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且可以由此及彼,了解那个特殊年代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与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