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性别视角下的天津文学

引言
地域文学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作为一个概念是久已存在的，但把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与理论，并将之推进为一种学理、学术和文化思潮，应当归功于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他的“文化自觉”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在此基础上，我们所应坚守的文化自觉就存在两条进路。一是要充分了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以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只有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才能达到充分的文化自觉；二是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自己的文化，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文化自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不可替代的发言权。那么，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文化自觉”就是指，一个民族或者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就是要达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之于人类的必不可少。人类一旦失去文化自觉，便会陷入迷茫、杂乱无序、失去自我，甚至可能重返愚蛮。

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更应该被看作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自觉”的理论延伸和深刻解读。他在讲话中尤其强调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主动承担四个“历史责任”，即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推进文化创造，弘扬文明道德风尚。这四大历史责任，是文化自觉的主体范畴，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任务。历史责任的担当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文化自觉也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艰难过程。因此，作家更要明确在“文化自觉”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使命，要保持在文化选择、艺术追求上的觉悟和觉醒，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并自觉地去承担。

文化是一个地域的重要标识，也是作家创作的母题，它决定着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对于地域文学作家而言，体现在写作中的文化自觉，就要求他们更加自觉地在文本中记述、思考本地域的文化。这种行为从表面上看，是面对外来的异质文化冲击时所做的一种本能的自卫反应，在保持自身文化的同时，试图形成文化的多样性。然而，探究其深层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文化自觉体现出的是地域文学作家要解决全人类精神问题的一种努力，即作家们在自觉思考着个人的民族身份与人类精神世界的联系，力求在一个宏大的文化场域中表现自我个体和民族地域文化，从而试图解决人类精神中的种种困境和迷惑。所以，作家首先要做到文化自觉，唯此才能走向思想的深刻。

“文化自觉”的热议，并不意味着作家们现在才开始在写作中体现文化自觉。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一直在坚守着文化自觉。鲁迅曾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的这种观点，其实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自觉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我们简单地分析三位天津当代女作家的创作，透过她们的作品来考察作家在创作中的文化自觉。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尽可能地把地域文学中所涉及的文化范畴包括其中，即地域文化、时代特征、性别身份。

津沽大地的文化是有多种味道的，或侠或闲或俗，不一而足，而航鹰的市井民俗文学，却表现出了天津市井文化的“真”味。市井是小市民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航鹰在创作中，总是将现实生活与社会思潮结合，铺衍出世态人情与市井文化的生态景观。例如，创作于1970年，以宣扬“计划生育好”为主题的独幕喜剧《计划计划》；创作于1989年，反映改革开放十年后的个体经济发展的小说《过街雨掉钢镚儿》。喜剧、闹剧的表现形态本身就是“津味儿”的一种，而对当下市井生活的细描更显示出了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航鹰既了解天津民俗的历史沿革，又关注其与乡土社会的深层联系，故而，她能够准确把握天津市井文化不土不洋、亦土亦洋的特色。由此体现出了一位地域文学作家表现地域文化的自觉。

戴锦华将“女性写作”视为“旨在发现未死方生中的女性文化的浮现与困境，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时隐时现的女性视点与立场的流露，寻找女性写作者在男权文化及其文本中间或显露或刻蚀出的女性印痕，发掘女性体验在有意无意间撕裂男权文化的华衣美服的时刻或瞬间”。依此，赵玫的“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上官婉儿》、《高阳公主》）就是一种以历史为背景的女性写作。赵玫在谈及自己的历史观和创作观时说过，“我必须摆脱那种貌似正统公允的男权历史的圈套”，而她所做的就是“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诠释”自己眼中的这三位历史女性。赵玫用现代观念诠释了她们的思想、爱恨，用女性视角观照了她们复杂的情感生活和久被忽略的精神世界，最终完成了一部中国女性与政治的纠缠史。由此表现出的是一位地域文学作家对于社会性别身份的文化自觉。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群体之间，既要充分认识和坚守自己的文化，又要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的文化，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因此，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充满同情和爱地去努力了解别的文化，然后去挖掘、表达和叙述。宋安娜的纪实文学作品《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就是立足于天津文化对犹太人的文化观照。作者通过对犹太人在天津生活的复现，展现了独特的犹太文化，更展现了天津博大宽容的文化传统。同时，这部作品也拓展了“津味儿文化”的内涵，使五大道、小洋楼等一度被视为异己的“他者”文化也打上了津味儿文化的印记。由此展示出的是一位地域文学作家对于时代特征与世界情怀的文化自觉。

在上述三位天津当代女作家及其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具体的文化事实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自觉的精神。作家及其创作向我们反映出的事实是：作家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对发扬地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表现个体文化所做出的努力。这一事实折射了一种精神：地域文学作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恢宏的文化气度和开放的写作心态，这就是文化自觉。

当然，地域文学作家之文化自觉的实现并非易事。这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是认识自身的文化、地域民族、时代历史、个体生命等，并根据其对文化环境的适应力而有所取舍；第二步是要理解所接触的外来的“他者”文化，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当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都内化为作家的自觉之后，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才得以在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要之，文化自觉是创作主体完全由灵魂深处所产生的对文化的欲望和诉求，这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冲动和力量，是作家生存的需要，也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对地域文学作家及其创作而言，一种开放而包容的、科学的文化自觉，必然要自觉到自己文化的个性特征，深刻理解、把握地域文化的地域性，因为，没有文化个性，就没有文化身份和文化独特的意义；也必然要自觉到自己文化的普适价值，理解和意识到地域民族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理解其中的人类性和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