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300年的中国农业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很不错的，经济的衰败是近300年（1644～1949年）里发生的事情。这是笔者把这个阶段单列出来进行讨论和分析的主要原因。贝洛赫的研究表明，在工业革命（1750年）前，各国之间以真实人均收入指标衡量的经济水平，基本上是相等的。即便是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相比，也仅为1.8∶1。麦迪森的计算结果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按照他的计算：1700年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不大，中国人均GDP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公元1年至100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25%左右，公元1000年至1500年减少到23%左右，虽有下降，但仍高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份额。170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优势逐渐丧失。1840年至1950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经济总量增加了6倍多，人均GDP提高了2.8倍。由于中国的人均GDP处于缓慢增长阶段，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降为17%, 1913年降为8.9%, 1950年降为4.5%。1820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90%, 1870年减至61%, 1913年减至37%, 1950年减至21%，变成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跌入低潮，中国也没有成为例外。尽管如此，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衰败，仍然是个需要分析和评估的问题。简略地说，1500～1800年，世界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遗憾的是中国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动；1820～1949年是世界工业化加速期，虽然一些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统治当局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中国步入衰落阶段的主要原因。

1．农业处于缓慢增长的常态阶段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的顶峰在唐宋时期，进入明清就停滞不前了。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经济衰败的分析就可以从农业的衰败入手。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农业仍在继续增长。该时期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是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倘若没有农业的继续增长，人口是难以保持持续增长的。

从表1-3可以看出，1880年代至1930年代的50年间，农业净产值从99.87亿元增加到166.4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05%，耕地、就业人数、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分别由63047千公顷、160118千人、158.37元/公顷、62.36元/人，增加到93886千公顷、200444千人、177.25元/公顷、83.02元/人，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80%、0.50%、0.23%和0.59%。这些数据不支持明清后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判断，但支持农业处于缓慢增长阶段的判断。

从已经发表的成果看，勾勒这一时期的农业增长，帕金斯（Dwight Perkins）和麦迪森给出的数据完整性最好。遗憾的是，他们的数据都做出了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变的假设。其中，帕金斯假设1840～1935年的近百年里中国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均为353公斤，麦迪森假设1650～1952年的300多年里中国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均为285公斤。他们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变的假设下根据人口数据推算出粮食总产量；再根据亩均粮食产量的估计，推算出粮食种植面积。倘若只有人口和亩均粮食产量数据，采用这种估计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学者们为弄清该时期的耕地面积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所以更为适宜的做法是利用亩均粮食产量和耕地总量的估计推算出相应年份的粮食总产量，再根据人口统计资料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

从表1-4可以看出，何炳棣、吴慧和史志宏三位学者利用史料所做的耕地面积估计非常相近，周荣的估计显著高于其他学者，所以将这三位学者的估计整合在一起，而将周荣的估计排除在外。从图1-2可以看出，虽然留下的几个估计仍有较大的差异，但毕竟具有共同的走向，所以计算了各年份的平均值，并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数据用多项式拟合的效果最好，R2达到0.93，但它的变化率太强，外推的有效性较弱。用指数形式拟合的效果位于第二，R2为0.895，但变动率较低，外推的有效性较强，所以选择了指数形式的回归方程。其他形式不仅拟合效果不好，变化率也很大，所以都舍弃了。

这些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利用耕地面积拟合方程和粮食平均产量拟合方程对相应年份的耕地面积、平均产量进行调整；根据特定年份的人口统计资料估计相应年份的人口数量。基于麦迪森的人口数据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将其作为人口数据调整的参照系之一。调整的原则有二：一是消除人均耕地面积的波动性大于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波动性，后者大于人均粮食占有量波动性等不合情理的现象；二是尽量体现变化趋势而不是波动。其实，史料上的波动大多是减税免赋等因素造成的，并不是波动的真实反映。

从表1-5可以看出，最近300年，首先人口增长得很快，由1.41亿人增加到5.49亿人，增长了2.9倍，年均增长4.7‰；其次是耕地面积，由4141万公顷增加到9043万公顷，增长了1.2倍，年均增长2.7‰；再次是单位面积耕地的粮食平均产量由每公顷1350公斤增加到1912公斤，增长了0.4倍，年均增长1.2‰；在耕地面积和平均产量双增长的共同作用下，粮食总产量由5591万吨增加到17291万吨，增长了2.1倍，年均增长3.9‰。由于人口增长更快，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由0.29公顷减少到0.16公顷，下降了45%，年均下降2.0‰；人均粮食占有量由397公斤减少到315公斤，减少了21%，年均下降0.8‰。由此看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鉴于中国耕地的80%用于粮食生产和实际耕地面积至少少报20%的实际情况，本文把估计的耕地面积等同于粮食种植面积，而不再做一增一减的调整。

2．农业并未导致中国经济衰败

（1）该阶段中国农业仍具有相对优势

关于农业生产力的评价，大多是从自然条件、土地质量、劳动技能、技术水平等方面入手的。其实，最为简易的办法是用播种量与收获量的比值来评价农业生产力水平。这个比值不仅容易计算，也容易观察到。中国的这个比值超过1∶20，而欧美国家不到1∶15，由此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比较高的。

李伯重针对江南人口最密集地区所做的研究表明，每亩稻田投入的人工数，明末为12.1个，清中期为10.5个，1936年为13.75个，1941年为11.25个，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由此说明，中国的农业并没有出现衰退的现象。

（2）该阶段中国农业技术差距还较为有限

如果中国经济衰败是由农业造成的，必定是因农业技术跟不上时代步伐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最近300年中国农业技术没有多少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创新，但是农业生产力仍在继续提高。农业部门对外部事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国外品种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并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李约瑟认为，中国科技从3世纪到13世纪一直处于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地位，自15世纪开始逐渐落后欧洲，这种变化最早出现在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领域，然后是化学和生物学，医学和农学相对要晚得多。

（3）该阶段工业革命对农业施加的积极影响还非常有限

虽然该阶段发生了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应用到农业部门。例如美国，虽然拖拉机在1892年就实现了商业化生产，但一直到1914年，只生产了1000台。化肥、农药的情形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欧美国家与中国一样，农业仍停留在畜力时代。在相似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发展不可能出现明显的差距。

3．中国经济颓势加剧的原因

（1）自成体系的家庭经营对分工分业的制约

与很多国家不同，中国很早就改长子继承为诸子均分继承。家庭内的农地平均30年就要分一次。30年内土地增加一倍或若干倍的家庭很少，而兄弟二人或多人分家的家庭却很多。由于土地扩张的速度赶不上男丁增长的速度，土地经营规模必然变得越来越小。据对16省55个地区的调查，农户稻麦平均耕作面积，1890年为20.3亩，1910年降至15.9亩，1933年更降至13.8亩。

为了解决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带来就业不足的问题，家庭部门就既要从事农业又要从事手工业，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家庭的各种需求。每个劳动力都追求技能多样性而不是技能熟练性的做法，极大地制约了分工分业的发展，工业或手工业就难以独立地发展起来。所以，纵然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这种萌芽也是难以促成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

农业经营规模过小，手工业又难以实现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所有生产活动依赖人力、畜力和水力、风力等自然力就足以满足需要，因此产生不了对机电动力的需求。于是，非农活动的重点集中在观赏性的奢侈品的精益求精上了，机械的创新和应用也集中在奢侈品生产上。

农业的技术创新和农户层面的生计策略，都是围绕着挖掘超小经营规模的生产潜力展开的。一方面通过精耕细作不断提高超小经营规模的适应力；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生计策略化解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即主要通过吃好一些或吃差一些来调节粮食产量的波动，而不是主要依靠谷物储存来调节产量波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对1931年湖南、湖北、江西、皖南、苏南、皖北131个水灾县份的调查表明，灾民食粮较常时“减少三分之一”，所以有些人用“糠菜半年粮”对灾年居民膳食结构做出形象的概括。

（2）耕作面积拓展对产业升级的制约

中国有很多丘陵和山地因无法种植谷物而一直保持蛮荒状态。高产且耐瘠薄的玉米、红薯和土豆的引入，使中国的丘陵山地得到了广泛开垦，并导致清代耕作面积的大幅度增加。1661年中国耕地面积5亿多亩，1911年增加到11.56亿亩。250年里的新增耕地面积比过去几千年累计的总量还多。

丘陵山地的开发是同移民相关联的。进入丘陵山地的农民带去了深耕、选种、施肥、复种等农业技术，使这些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大幅度提高。同期，农业较发达地区也普遍增产，只是幅度较小而已。耕作面积的显著扩大，粮食总产量的快速增加，强化了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生命力，导致人口增长率在短期内迅速上升。清朝初期粮价缓慢上升，中间出现较长时间的粮价下跌，说明粮食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大体平衡的。

（3）天朝意识对改变现状的制约

所谓天朝意识就是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但中国表现尤甚。中国各级地方官员最大的兴趣就是向皇朝展示盛世繁华。当政者则满足于眼前成就，沉醉于眼前繁华，甚至进入衰败期后，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不愿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例如，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记载，1793年8月13日，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噶尔尼伯爵时表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外夷的东西，因为茶叶、瓷器、丝绸等是西洋各国必需的东西，朕体谅西洋各国的难处，所以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满足你们生活的需要”。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当政者将正常的外交往来视为各国向天朝朝贡，对别国快速发展的绩效置若罔闻。尽管到了必须雇用外国人来订正历法和照料钟表、精巧机械的地步，仍然认定他们都是野蛮人。

从表1-6可以看出，1913～195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由13500万人增加到17500万人，增长了29.6%；同期，日本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5.5%；美国、西欧、苏联的农业劳动力分别减少了23.5%、15.6%和8.3%。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他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222.1%、53.1%和56%。中国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仅为19.1%，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1.6%的平均增长率。

中国的产业结构迟迟没有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一直以农业为中心，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没有跟上世界经济转型的步伐，没有进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换。所以，扭转中国经济颓势必须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