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社会科学生产力现状研究

郑勇

一 引言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与成果体现的社会科学生产力（以下简称社科生产力），已被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珠海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2006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实施意见》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和珠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与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建设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优势学科，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2010年发布的《关于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大对社科研究的投入力度，推出一批有重大影响的社科研究成果，引进一批高水平社科领军人物和青年人才，培育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到2015年使珠海文化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领先水平；2011年发布的《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与珠海经济特区发展相适应、与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定位相匹配、具有珠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如今，珠海社科生产力发展成效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相关文献不仅寥寥无几，而且大多为论者的主观感觉。

对于社科生产力，我国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大多将其模糊地定义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是南京大学邹志仁等的研究，他们以CSSCI数据库检索统计某个时间段、某个地域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其分布来反映社科生产力总体情况、学科结构、优势与不足、在全国的地位及发展变化状况，并没有对产量与产质加以区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蔡曙山、华中师范大学的吕国光等则没有以社科产品为研究依据，而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或立项情况来反映社科生产力的状况。从研究对象看，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或立项不等于最终的产出，且基金申报对申报者有资历等方面的要求，将绝大多数社科研究者拒之门外；从研究范围看，仅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一书就收录了我国社科专业期刊7243种，而CSSCI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只有533种（2014～2015年）。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很难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实际社科生产力状况，研究结论也缺乏说服力。

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看，社科生产力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生产能力，表现在产量和产质两方面，前者反映的是产品数量即产出能力，后者反映的是产品质量即学术水平、学术影响力与竞争力等。社科生产力水平取决于三大要素：一是生产者（谁生产，即研究者），其能力与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二是生产条件（如何生产，即研究环境与条件，包括研究对象、工具、手段、方法、参考资料等），起着制约或促进作用；三是产品（生产什么，即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调研报告等），是社科生产力最终的表现形式。基于这一理解，要真实反映一个地区社科生产力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对该地区社科研究产品进行观察与研究。

本文要从量与质两方面来反映珠海社科生产力的现状，前提条件是尽可能全面、充分地获取珠海作者出版的图书和发表的期刊论文、研究报告等社科产品。由于检索工具所限，要想全面获取珠海作者撰写的图书、研究报告等产品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但要较全面地获取中文期刊论文则是有可能的。因为CNKI“期刊大全”目前已收录期刊10243种，其中社科期刊5593种（根据CSSCI对学科范围的划分），包括了我国绝大部分中文社科学术期刊。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文献计量学评价指标相对成熟，而CNKI期刊库又为全面、充分获取中文期刊论文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将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以CNKI期刊库作为获取和研究珠海社科期刊论文的主要检索工具。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获取

登录CNKI“期刊大全”检索平台，以CSSCI来源期刊（以下简称C刊）收录的学科目录为学科范围，限定检索学科范围为“基础科学”中的“资源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信息科技”中的“新闻与传媒”“出版”“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档案及博物馆”“经济与管理科学”，按单位、作者、年度、学科等分别检索出珠海、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江门、惠州七市的作者2010～2014年发表的论文（由于数据库与C刊的学科目录存在差异，对部分学科做了合并处理，如数据库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合并为“哲学宗教”，详见表3）。对于单位名称不含城市名的论文（如广东科技学院不含“东莞”）则单独检索；对于作者单位存在不同名称的论文（如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又名广东科技干部学院）也抽出来单独检索；对于作者单位在不同城市设有分支机构而数据库没有区分的，则下载阅读全文，通过正文所注作者的通信地址来确定其单位所在地（如中山大学的广州校区与珠海校区）。检索时间为2015年3月9～20日。复核时间为2015年4月21～24日。

2．文献处理

对于数据库检索出的文章，均手工剔除非学术论文（如文学艺术作品、广告、通知等）、非目标单位第一作者论文，之后再提取所需事实信息和统计数据，如作者单位、发文量、C刊论文量等。其中C刊论文量以南京大学CSSCI官方网站提供的2014～2015年期刊目录为依据，将目标作者发表论文的期刊名与该目录一一核对后再进行人工统计。若数据库检索能直接获取目标数据（如论文被引频次等），则以检索结果为准；若数据库检索不能直接获取目标数据（如均被引量、均参考文献量等），则人工统计。

3．数据分析

用表格将目标事实与数据列出，通过各种数据群的排列、比较、分析，以国内外通用的方法和指标，挖掘出数据所蕴含的特点与规律，并将珠海与珠三角主要城市（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其社科生产主力军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占绝对优势，缺乏与珠海的可比性，故不作为参照对象）的各项指标加以比较，以反映珠海社科生产力水平。

三 结果与分析

（一）产品情况

1．产量

表1显示，2010年以来珠海作者发表的社科期刊论文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2010年产量为1437篇，2014年则达到2270篇，其中2013年增长最快，产量比2012年增长了19.00%，比2010年增长了46.00%。如果将珠海与珠三角其他六市相比较，以珠海社科产量增长最快的2013年为例（见表2），珠海产量与江门、中山、惠州三市相比略有优势，但与深圳存在巨大差距，并且低于东莞、佛山两市；在产量增速上，珠三角各市均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例如惠州虽然年产量不高，但增速较高，2010年产量为940篇，2013年产量则为1508篇，增长60.43%，增速高于珠海。可见，无论是产量还是产量增速，珠海在珠三角均没有表现出突出的优势。

2．产质

虽然高水平期刊不等于高水平论文，但高水平期刊中聚集着高水平论文。因而C刊论文常被看作高质量论文从而成为评价一个机构或区域社科研究实力与水平的重要依据。表1显示，2010～2012年珠海C刊论文数量从95篇快速增长到了146篇，增幅达53.68%; 2013年论文产量没有继续增长，反而比2012年少了25篇，跌幅为17.12%; 2014年虽有所增加，但依然未达到2012年的水平。如果与其他六市相比（见表2）, 2013年珠海C刊论文明显多于东莞、佛山、江门、中山、惠州，但与深圳存在巨大差距。珠海现有产量和C刊论文量均属理论上的数据，这是因为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虽有部分学院设在珠海，但其教职员工所发表的论文通信地址大多为广州，很少有通信地址为珠海的。如按学院所在地统计，高校珠海校区所发论文应属珠海，那么珠海C刊论文数量为121篇，但如按论文作者所署通信地址统计，则大部分应属广州，那么珠海C刊论文数量为84篇，少于东莞。当然，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也存在这种情况，只是呈现出相反的状态，即大部分论文作者的通信地址为珠海，广州的较少，遗憾的是该校并没有贡献多少C刊论文，对珠海C刊论文量的影响有限。被引量无疑是评价期刊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被引频次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学术影响力。有计量学家把高频被引规定为10次以上，但在实际中仍可视具体情况灵活确定频次。如果我们基于珠三角七市五年间庞大数目的期刊论文量把被引频次为20以上的论文确定为高频被引论文，那么珠海有33篇，深圳有104篇，佛山有14篇，东莞有14篇，江门有12篇，中山有13篇，惠州有10篇，深圳依然占绝对优势，珠海略优于其他五市。如果剔除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不以珠海名义发表的论文（19篇），则珠海具有较高学术影响的论文量与其他五市相当。

3．学科分布

CNKI期刊库虽能对各种期刊发表的文章加以学科分类，但分类效果并不理想。为较客观地反映珠海社科生产的学科分布状况，同时避免人为因素干扰分类结果，大多数以数据库分类为依据，只对少数明显分类错误的作品单独手工列出和统计。表3显示，2010～2014年在论文总量上，珠海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三学科产量较高，均超过了800篇，经济学、教育学和环境旅游学C刊论文较多，均超过了70篇。珠海与东莞相比，珠海文学、体育学、环境旅游学等学科产量略占优势，而东莞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图书情报学、教育学等领域略占优势。在C刊论文数量方面，东莞只有图书情报学占绝对优势，表明东莞大部分学科论文总体质量偏低。与珠海相比，佛山除了经济学、教育学两学科产量较高外，其他学科产量与珠海相差无几。珠海各个学科的产量均与深圳存在较大差距。除了环境旅游学外，珠海的C刊论文数量也远少于深圳。深圳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心理学和环境旅游学四学科产量不足500篇外，其他学科均有较高产量；除了马克思主义和体育两学科的C刊论文数量不足50篇外，其他学科C刊论文数量也相对较多。再看发表在顶级、权威期刊上的论文情况，由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贡献，珠海环境旅游学的产量优势突出，但哲学宗教等九学科产量为0，管理学等七学科也只有1～2篇，而佛山有五学科产量为0，东莞的图书情报学产量仅次于深圳且相对珠海、佛山有较大优势。可见，珠海除了环境旅游学的优势外，其他学科的生产力与深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与佛山、东莞相比，也只有文学、体育等少数学科略占优势。

（二）生产者情况

1．生产单位分布

表4显示，珠海从事社科研究的主力军是高校和中小学，它们2013年的产量合计达1642篇，占了珠海总产量的78.27%。其中珠海高校论文产出数量仅次于广州，在珠三角优势突出，是C刊论文的主要贡献者，占了总量的95.04%，显示出较强的社科生产力。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珠海校区虽产量不高（2013年分别为84篇、49篇），但C刊论文（分别为38篇、24篇）的贡献很大，而珠海另两所普通高校（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和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以及珠海党校、图书馆、研究机构、新闻机构等单位社科生产力都极低，无论是产量还是产质几乎可以忽略；珠海3所独立学院虽产量不低，但C刊论文数量较少，珠海3所职业技术学院的情况亦然。虽然珠海中小学论文数量较大，但大多是缺乏论证的教师个人教学经验与感悟的表达，学术质量较低。深圳社科生产单位的主要分布情况与珠海类似，但各单位社科生产力水平普遍比珠海高，深圳党校和深圳市（区）党政机关、图书馆、各种研究机构，甚至包括企业，在产量和产质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深圳大学尤其引人注目，其社科生产力水平极高，贡献了深圳70%的C刊论文，而珠海3所独立学院的生产力水平与深圳2所职业学院的水平相当。

2．杰出作者分布

杰出作者亦称核心作者，是指那些发表论文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作者，通常依据普赖斯定律来反映。而普赖斯定律仅关注作者发文量，并不关心论文质量、水平与影响。产量较高说明学术活跃度较高，不等于产品质量高，更不等于学术水平高，故仅依普赖斯定律来反映杰出作者的情况显然是有缺陷的。学术论文发表后的被引用情况是论文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以及学术界对论文评价最完备的书面记录。一般来说，论文被引频次越多，则该论文质量越高，学术价值与影响越大，于是有的学者把发文量和被引频次都作为考察杰出作者的重要指标，按综合指数确定杰出作者，也有学者取发文量最多的前50名（剔除篇均被引频次小于1的作者）为杰出作者。依据我国大多数相关研究经验，结合珠三角七市社科生产力现状，本文确定了杰出作者的筛选办法，即2010～2014年发表C刊论文3篇者即入围杰出作者候选名单，再根据入围作者五年里所发表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量按学科在珠海、深圳、佛山、东莞四个社科生产力较高的城市中排序，如果被引量相同，则依发文量排序。考虑到学科差别，如果四市部分学科候选杰出作者数不到20，则不用再次筛选，直接产生杰出作者，如果超过20，则依排序情况取前20为杰出作者（较大学科如经济学取前30、管理学和图书情报学取前25），产生最终杰出作者名单。表3显示，珠海共有杰出作者58名。从学科分布看，只有经济学和环境旅游两学科产生了较多的杰出作者，管理学、文学、教育学次之；而深圳管理学等九学科均产生了10名以上杰出作者；佛山只有法学、东莞只有图书情报学产生了较多的杰出作者。如果优势学科以学科论文总量、C刊论文数量、顶级与权威期刊论文数量和杰出作者数量为依据，那么珠海环境旅游可谓优势学科，经济学次之。而这两个学科的优势也主要是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珠海校区的贡献，两校区共产生杰出作者45名，占了珠海全部杰出作者的77.59%，主要集中在环境旅游和经济学领域。珠海3所独立学院仅北师大珠海分校产生了8名杰出作者，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产生了1名杰出作者。而深圳在大多数学科领域都有一批杰出作者，其中深圳大学的杰出作者最多，深圳党校、深圳图书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深圳各种研究机构均有一定数量的杰出作者，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在深圳设立的研究生院虽然产量不高，但有不少学术影响力较大的杰出作者。

3．珠海作者研究珠海的情况

表5显示，2010～2014年珠海作者以珠海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也呈逐年增长趋势。研究的主题非常集中，其中经济（尤其是产业发展）主题的论文有192篇，教育主题的有204篇，这两大主题的论文占了全部论文的55.62%。珠海一直被定位为旅游城市，特别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研究珠海环境与旅游的论文却极少（仅9篇）。虽然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旅游学可谓优势学科，但极少关注和研究珠海旅游。珠海是拥有立法权的特区，但缺乏杰出的法学研究者。不仅如此，五年来研究珠海的论文质量普遍较低，712篇论文中最高被引频次为19，仅8篇被引频次超过10，且C刊论文较少，五年来每年均未超过5篇；大多数论文主要建立在主观感觉和分析的基础上，缺乏可靠的事实依据，其中以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论文只有110篇，占15.4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均参考文献量较少，不到3条，甚至有三成以上的论文参考文献为0条。由此可见，珠海社科作者的文献意识与文献研究能力明显不足，作者偏好主观分析，不愿意深入珠海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去做调查研究，总体服务珠海的能力与水平还有待提升。统计显示，五年来以珠海为研究对象的珠海作者主要分布在高校和市直机关，其中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和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产量最高，均为90篇，其次北师大珠海分校为88篇，再次市直机关为85篇，北理工珠海学院为74篇，广东科技职业学院和党校均为30篇左右，足见这些高校已真正扎根珠海，其教职员工均较关注珠海。社科研究能力较强的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两校区产量极少，分别只有4篇，可见这两所高校虽有部分学院设在珠海，但其科研力量并不在珠海。值得注意的是，五年来珠海10所高校所发表的研究珠海的论文绝大多数是独立完成的或校内人员合作完成的，与本地政府、企事业单位合作发表的论文仅12篇，占比极小，可见这些高校还远没有融入珠海。

（三）生产条件

珠海市委、市政府对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无疑是提高社科生产力的重要助推力量。珠海社科联每年均立项支持服务本地社科研究的课题，且支持力度较大。据珠海社科联发布的历年立项课题目录，2010年珠海立项支持的社科研究课题仅有32个，到2014年立项课题已达到195个，远超过惠州（33个）、佛山（115个）的立项数，甚至超过高校云集的广州的立项数（163个）。珠三角大多数城市为社科课题申报者设定了副高及以上职称的资历要求，但珠海对此采取开放的态度，即没有任何资历要求。但CNKI期刊库检索结果显示，珠海57.14%的课题主持人五年来从未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30.95%的课题主持人甚至从未发表过期刊论文。表6显示，2010～2014年珠海立项支持课题共447个，其中以论文为成果形式的有227个，但公开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且明确标识为珠海社科立项课题的仅34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有12篇，远少于深圳、佛山、东莞和江门。可见，不设课题申报者的资历要求让更多社科研究者参与社科研究的方式虽有可取之处，但在保证申报者的学术研究能力与水平方面，以及在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并接受监督方面，珠海缺乏相应的引导、管理措施加以保障。

比较而言，珠三角其他各市支持本地社科力量开展社科研究的力度并不亚于珠海，某些方面比珠海更加开放和有序。例如珠三角大多数城市对于社科规划课题都实行按年度申报制度，珠海、中山等市仅限本地社科研究者申报研究课题，而佛山、深圳等市则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社科研究项目，外地社科研究者也可参与竞标。有些城市采取了多样化的立项支持形式（如东莞实行招标、委托、资助和自筹经费四种形式）。在经费管理上，多数城市实行一次核准、多次拨付制度；在成果管理上，深圳市的要求较为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如对于课题成果有字数要求，论文还须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大多数城市要求课题成果无论是否发表，都须明确标注为立项规划课题成果。珠三角绝大多数城市都定期奖励本地优秀社科研究成果。广州还定期奖励优秀社科人才，授予他们“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家”“优秀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称号；珠海虽也曾奖励过优秀社科研究成果，但从2014年开始取消了这一奖项，成为珠三角唯一取消这一奖项的城市。

访问珠海市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网站可见，珠海市图书馆及部分高校图书馆目前已面向市民开放，这无疑为珠海社科研究者开展社科研究、利用馆藏纸本文献提供了便利，但在利用馆藏数字资源方面依然存在障碍。利用CNKI期刊库检索珠三角各市拥有社科类学术期刊的情况发现，除了佛山有2种、深圳有5种外，其他各市均只有1种；除了珠海期刊无影响因子外，其他期刊均有一定影响因子，尤其深圳拥有2种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期刊（甚至有1种期刊为C刊）。拥有一定数量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期刊，无疑有助于社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拥有社科研究力量、社科研究条件和氛围更加重要。珠海社科研究机构很少，且主要为高校所设，生产力水平极低。以北师大珠海分校为例，其科研处公布的该校所设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有50余个，但五年间以这些机构名义发表的社科期刊论文仅有13篇。而深圳在本地和外地高校都设立了各种研究机构，市（区）直机关也拥有大量社科研究机构，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单位乃至企业也不甘落后，且各种研究院所（中心）都有一定生产力，仿佛所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等都在努力从事社科研究，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浓浓的研究创新氛围中，而这正是珠海最缺乏的。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珠海社科生产力现状

珠海社科生产力处于迅速发展阶段，总体水平相对于江门、中山、惠州三市而言略有优势，但还未达到预期目标，还不具备与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区域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竞争力；相对于东莞、佛山两市而言优势不明显，某些指标还稍逊一筹；与深圳相比，除了个别学科领域外，大多相去甚远。从学科分布情况看，珠海的环境旅游学科由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贡献而在理论上具有绝对优势，经济学与教育学两学科有较高生产力，但与深圳、佛山、东莞相比，优势同样不突出，其他学科的生产力水平均较低。从生产者情况看，珠海社科生产力主要集中在4所普通高校、3所独立学院和3所职业学院，其他单位的生产力水平均较低，但高校潜力仍未得到发挥，导致高质量、高水平、高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较少。珠海市直机关、党校、图书馆、新闻机构等单位都普遍缺乏社科研究积极性，导致生产力水平极低，有生产力的社科研究机构也极少。珠海仅在经济学和环境旅游两学科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杰出研究者，其他学科的杰出研究者均很少，尤其能在顶级、权威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的作者寥寥无几。珠海社科生产力服务珠海的程度与水平偏低，表现在研究主题单一、研究方法以主观感觉与分析为主、论文质量普遍偏低。珠海市委、市政府虽然高度重视社科生产力发展，但从实际效果看，还仅限于理论上的重视，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城市相比，支持力度略显不足。珠海高校虽然普遍追求开放式办学，但融入当地社会及与当地企事业单位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力度明显不足，社科研究的封闭状态明显。

（二）发展珠海社科生产力的建议

1．引导珠海高校提升社科生产力水平

相关研究均显示，高校是社科生产力最重要的力量。然而珠海普通高校目前只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两校区的极少数整建制学院（如国际商学院、旅游学院等）显示出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其他院系的生产力水平均较低），而这几个学院却极少以珠海校区的名义（或通信地址为珠海）发表论文。这反映了其教职员工还没有认同珠海校区，而珠海独立学院虽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但其重教学轻学术的应用型办学方向制约了其社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见并非高校多，社科生产力水平就高，高校的性质和办学层次与水平对社科生产力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珠海一方面应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尽快改善人才居住环境，不断提高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优秀社科人才的认同与归属感，使他们能真正扎根珠海、关心珠海，真正融入珠海经济社会发展中，避免教学在珠海、生活与科研却在广州这一窘境继续下去，将这两所高校理论上的社科生产力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还须利用政策引导各高校尤其是独立学院不断提升办学层次与水平，进而提升社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珠海高校较多也意味着社科生产潜力巨大，只要有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就可能有较高的生产力。

2．营造良好的社科研究氛围

珠海一方面要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城市建设、文化创新等各个领域的政府决策和制度创新中充分发挥社科研究力量的支持与智囊作用和社科研究成果的服务作用，形成一种尊重社科研究创新的氛围；另一方面要从制度上支持和鼓励社科研究创新，让珠海市直机关、党校、图书馆、新闻机构等单位都有社科研究创新的需要和积极性，同时不断创造条件让每个市民都有发表论文的可能性。此外，努力为社科研究者提供便利的研究条件，如通过建立定向支持与合作机制或平台，加强珠海高校与政府、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联系、沟通与合作，让高校社科研究者能真正走到经济社会发展最前沿。正如珠海市委宣传部所主张的那样，深化社科人才体制改革，营造引才、爱才、用才的良好氛围，努力转化高校智力资源，尽快促进各高校融入珠海主流社会，服务珠海经济社会发展。

3．努力提高珠海作者的社科研究能力与水平

珠海市委傅明认为，高校的建设与发展虽使珠海获得了一批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人才，但领军人物作用的发挥和重大科研成果的研发尚不能令人满意。因此，珠海首先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现有杰出社科研究人才的作用，使他们能真正人尽其才。当他们受到尊重、潜力得到发挥时，必然会对他们所在的学术圈子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使“以才引才”成为可能。其次，还可通过业务培训或继续教育等方式提高有关单位社科研究人员的科研素养。深圳市有意识通过岗位锻炼、“压担子”、拨经费等方式支持社科研究，让社科人才在岗位上成才，同时支持个人在岗位工作之余自我充电、自我提升，这种在工作岗位上培养社科人才的经验值得珠海学习。再次，要加大引进领军型社科人才的力度，关键在于珠海能提供留得住领军人才的条件和环境。最后，通过参考文献了解研究课题的研究状况与进展情况，是进行任何科学研究的首要步骤。参考文献的内容和数量可以反映作者的研究起点与深度，也能看出作者是否掌握了相关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然而从统计结果看，珠海缺乏文献意识、文献研究能力较弱的社科作者占比较大，有必要通过制度影响来唤起社科作者的文献意识，同时充分发挥各类图书馆在培养市民文献信息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如协调各类图书馆面向市民全面开放，方便市民利用图书馆纸本的、电子的各类资源及配套服务，经常组织各单位社科研究人员参加图书馆的文献检索与利用培训；有关部门还可将是否利用图书馆做了较充分的文献调研作为社科研究课题立项评审的重要条件，对于已立项课题则委托图书馆开展课题文献检索，并将检索文献是否在最终研究成果中得到充分反映作为结题评审的重要依据。

4．加强社科研究成果质量的引导与管理

为了产生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社科研究成果，珠海应注重课题申报者的资质，让真正有较高科研能力的社科研究者承担研究课题，最有效的办法不是看学历、职称，而是观察近年是否在相关领域有较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发表，也可以以订单或订制的方式将某些重要课题的研究直接委托给有关领域中有较高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杰出研究人员，签订合同，按履行合同情况给予资助。如果本地研究力量不足，可以像某些城市那样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引入竞争机制，让市外科研力量承担重要研究课题任务。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重立项轻成果”的传统，高度重视社科研究成果质量的提高与管理。例如对于资助课题不再一次拨款，而是立项时只拨付一部分，另一部分须在成果评审通过后全部拨付；对于不能按要求完成科研任务的，课题主持人及其单位须返还已付拨款，对于立项课题成果必须明确标注且以适当方式公开发表，这是接受社会监督的必要方式；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政府立项支持的研究珠海的高质量成果，珠海可采取购买成果的方式给予支持与鼓励。为了鼓励高质量社科研究成果的生产，珠海不仅不应取消对优秀社科研究成果的奖励，反而应加大奖励力度和广度，例如苏州市对于那些研究苏州现状的市外研究者的优秀社科成果也给予奖励，这种开放式奖励方式颇具借鉴意义。奖励优秀社科成果不仅是鼓励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一种手段，而且体现了政府对于优秀社科研究成果和社科研究者的重视与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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