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主要研究问题、基本逻辑、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一）主要研究问题

本书拟从二战后美国政府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转变入手，将研究聚焦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形成与改变以及该逻辑如何带动美国东亚政策重心的形成与改变，并分析这一现象形成的动因及产生、发展的相应规律所在。对此问题的研究，本书主要通过回答下列四个问题来实现。

第一，决定一任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逻辑形成的因素和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模式；

第二，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确立与政策重心之间的联系；

第三，哪些因素导致了一任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者改变以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模式；

第四，逻辑以及政策重心的形成与改变对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影响。

（二）基本逻辑与研究方法

因为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人做出的，并由人来执行，因此作为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的个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主要威胁、利益目标和政策手段的遴选过程。另外，政策手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并与政策对象产生互动之后，来自国际、国家和国内政治三个层次的反馈将推动决策行为体对原有的认知进行修正甚至形成新的认知，从而对威胁、利益进行重新界定并对政策手段进行调整以使之更加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最终形成新的政策逻辑和相应的重心。因此，本书将应用认知理论，遵循“认知—确立政策逻辑—形成相应的政策重心，认知修正或改变—政策逻辑修正或者改变—形成新的政策重心”这一模式，探寻二战后美国外交决策中对东亚地区的认知即地区观形成与改变的动因所在，以揭示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和重心形成及其转变的规律。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对历史进行解释并验证相应观点，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模式。首先，在借鉴国际政治认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其后，综合应用文献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选取战后几任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进行案例解读，在空间、时间和逻辑三个维度上展开实证分析，对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转变进行归纳和实证；从而分析归纳形成和影响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转变的因素，最终实现对现有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以更好地服务于外交政策实践。

第一，文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研究中搜集资料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搜集和分析以文字形式为主要载体、记录政治现象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本书在分析中将以美国东亚政策为研究的中心，对以文字形式为主要载体、记录相关政治现象的各种形式的文献做细致而全面的检索，包括个人文献、官方文献、大众传播媒介三大类，并对文献资料依次做鉴定和分析，打破时空界限，得以研究那些无法亲身体验的过往政治现象。

第二，案例研究方法。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检验理论的方法有三种一般性的基本检验方法：实验法、使用大样本统计分析的观察法和使用案例分析的观察法。案例研究方法被许多社会科学学者认为是上述三种检验方法中最弱的一种。但案例研究通过对案例过程的追踪，可以细致地考察案例的初始条件转化为案例结果的过程，并可以观测到相应的理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相比之下，大样本统计分析则重在分析大量的、有详细记录的研究案例，实验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难以实现，这都使得案例研究依然是可行的、较为完善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问题——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转变及其对华、对日政策的影响，要求对国际政治进程和结果进行细致的梳理，从经验中归纳出恒定不变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为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可能的因果联系奠定基础，而这正是案例研究法的优势所在。同时，对案例的解读也可反过来可以检验理论的解释力。

第三，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其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发掘出进行比较的事物之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帮助我们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三）概念界定

概念是对经验世界的描述，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为方便研究的开展，本书首先对东亚的范围和二战后美国的东亚地区观、东亚政策逻辑、东亚地区战略、东亚政策重心等概念进行界定。

东亚的地理范围。一般说来，狭义上的亚太地区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主要指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大洋洲以及太平洋上的各岛屿。因此，东亚地区主要指中国、日本、蒙古国、朝鲜、韩国和东盟十国所涵盖的地理范围。

东亚地区观。本书在研究的本体论上坚持“社会系统范式”，即人类社会是由行动者（包括他们各自拥有的观念）、社会结构（即社会的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和物理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复杂系统。基于此，本书将美国的东亚地区观界定为：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美国外交决策团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理念和所处时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对美国视野中东亚地区的发展态势（安全、经济和政治）及其对美国的机会与挑战的界定与判断。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2月发布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所确立的美国东亚地区观是：亚洲的安全对于全球安全至关重要；考虑亚太地区时，安全因素摆在首位；东亚地区各国是美国重要的商业伙伴，并对全球经济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该地区的主要威胁在于朝鲜的核计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民族主义对立以及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等。在这一地区观的认识基础上，美国详细列举了其在东亚地区的特定安全目标、政策方针和实施手段等内容。

东亚政策逻辑。本书中的逻辑，取自汉语“逻辑”一词的“思维的形式和规律”这一层意思。在英语中，logic意指一种推理的方法或体系（method or system of reasoning）。因此，政策逻辑可以理解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逻辑，也就是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推理方法或者推理体系。美国的东亚政策逻辑就是美国决策者制定和实施东亚政策的基本思路。

例如，上述《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便集中体现了克林顿政府在东亚政策上的逻辑，即“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安全是必要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使人权更有可能得到尊重，使民主更有可能出现；而民主化使得国际冲突更不容易发生，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大可能会打仗”。

同样，在美苏冷战正酣的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美国逐步确立在全球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目标，意识形态成了美国政府划分敌我的关键标准和政策制定的逻辑出发点。这一时期，美国制定政策的推理方法是根据一个政权或者势力集团的意识形态，即是不是共产主义政权来确定敌友关系。美国对华奉行20余年的敌对政策就是这一逻辑的集中体现。到了尼克松当选总统的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着新的国际形势和东亚地区形势，基辛格提出了多极世界的观点，即美国应在塑造全球均势的过程中营造最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格局。这反映在东亚地区，表现为美国为了构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战略格局，开始摒弃以意识形态画线的逻辑，转而从权力均势格局的逻辑来制定和实施美国的东亚政策。从意识形态画线到构建权力均势格局，正是美国外交决策者基于全新的东亚地区观改变政策逻辑的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和特征：第一，东亚政策的优先项或者处于首位的考虑事项；第二，东亚政策的目标；第三，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需要付诸实施的政策手段；第四，政策逻辑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随着主客观因素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转变。

东亚地区战略。“战略”原为军事用语，顾名思义就是作战的谋略。《中国大百科全书》诠释“战略”一词说：“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大英百科全书》中“战略”意指：“在战役中应用一国所有的军事、经济、政治和其他资源去实现战争目标的科学或者艺术。”德国军事战略家冯·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另一位德国军事战略家毛奇曾经说过：“战略是一位统帅为达到赋予他的预定目的而对自己手中掌握的工具所进行的实际运用。”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因此，综合上述定义，战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确立的全局目标，二是为实现目标的政策设计和运用。为此，本书将美国东亚地区的战略界定为：在美国外交决策团队的东亚地区观及相应的政策逻辑的基础上，该决策团队为实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和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所树立的政策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方针及其应用。

东亚政策重心。本书中的重心，取自汉语“重心”一词的“事情的核心或主要部分”这一层意思。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和优先分配在哪里。而在东亚政策逻辑确立的同时，优先项或者处于首位的考虑事项也相应得以确立。因此，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是指战略中最关键、最首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投入最大的外交资源和注意力，并且政策的成败得失将关系到整个东亚战略的成败得失。值得强调的是，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确立不一定仅仅限于服务和促进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相关利益，也有可能是为了增进其他地区乃至全球战略利益；同时，重心国家不一定是美国政府认为的最友好的国家，也可能是最需要予以关注的国家。

（四）结构安排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选择“认知分析”视角展开问题研究，并提出如下基本观点。

观点1：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认知——东亚地区观——是确立其东亚政策逻辑并制定其东亚地区战略的基础；东亚地区战略体现了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观点2：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在实施东亚政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决策信息的输入而产生新的决策认知，从而导致东亚政策逻辑的修正或改变，相应的政策重心也会同步发生变化。

观点3：中美关系、日美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诸多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相对有限的美国外交资源在不同的地区政策逻辑推动下，会投向不同的政策重心，因此使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互动关系。

本书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从决策者基于自身性格、信仰和价值观的决策认知过程入手，进而将国际环境变化、国际危机等客观因素与“政策对象国对美国的政策能动性”等主观因素结合起来，动态地反映出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形成、确立和修正或者改变的过程。这既是本书研究上的创新点，也是难点之一。在上述观点和研究思路的基础上，下文将分四个部分对美国战后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进行剖析与解读。

第一部分是导言。本章主要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等内容。

第二部分主要进行“认知—决策”分析框架的构建。第一章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有关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认知形成的关键条件和认知的形成，其中，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影响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第二部分主要讨论认知转变的关键条件，本书将国际环境、政策对象国的能动性和国际危机作为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转变的三大关键因素。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分析框架应用与观点验证部分。第二至七章应用“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对美国冷战开始前后的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两任政府，冷战中后期的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三任政府，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小布什两任政府、刚刚结束任期的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对华、对日政策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对特朗普政府的东亚政策前景做展望和判断，从而解读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并验证本书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可靠性。

第四部分是全书的总结。结语部分在对前面七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归纳了全书的理论贡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