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前几天，伟涛来信，说他的著作已经改定，即将送出版社，问我曾经答应过的序言，是不是写好了。这些日子，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清末民初山东城市人口的论文。面对玻璃窗外的一片大海，我的思绪逐渐展开。
我想起在七八年前，伟涛与一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同学，穿越大上海，从五角场来到闵行，每周一次，听我的“中国人口史”课程。他话不多，性格内向，青涩，略带些腼腆。似乎坚持了两个学期，是不是还听了其他的课程，我不记得。直到2013年，他来信说，要跟着我做两年博士后研究，并寄来他的博士论文。这时，我才知道，他居然选了一个民国城市史的研究课题，还做得很不错。
我用“居然”这个词，是因为我深知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其实，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本书的“绪论”中感受到这一点。我很好奇，作者如何突破资料与方法上的瓶颈，取得超越前人的进步。正如他所说，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前人”主要利用地方志中的记载来从事本项研究，虽有人开始利用地方档案，却未深入。所以，在他之前，欲估计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如果不采用先验的模型建构，就只能进行个案的实证分析，或将个案分析与模型建构结合起来，舍此别无他途。
伟涛在江苏、浙江两地的档案馆查到一批民国时的城镇人口调查资料，又将1953年人口普查资料拓展至乡镇一级，再辅以其他相关资料。这样一来，伟涛称：“据此所得出的1950年代初期江南的城镇化水平亦是目前为止最为确切的。”不过，作者要解决的还是民国时期江南的城镇化水平问题。1953年的数据虽有参考作用，但由于经历过大的战争与社会变革，1950年代的城镇化水平并不代表民国时期的城镇化水平。根据几个县的资料所得出的民国时期城镇化水平，仍然属于个案研究，距离作者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于是，伟涛将目光投注于民国实测地形图。聚落作为重要的人文地物，与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物一起构成地图呈现的要素。他选取一批五万分之一与十万分之一的地图，采用GIS技术作为读图手段，包括校正定位、提取聚落信息、获取城镇面积等，建立起一个包括城镇名称、面积、地形、交通等诸多信息在内的数据库，再结合其他调查资料和档案资料，以及有限的城镇人口资料，就可以建立城镇面积、交通等信息与人口之间的数据关联，从而求得江南所有城市的人口数量，进而求得民国时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或可称为革命性的研究。要知道，民国时期的五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的实测地图，基本覆盖全国。也就是说，伟涛从江南取得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的两年里，有一半时间是在台湾中研院GIS研究中心度过的。在他修改博士论文期间，对数千幅民国实测地图进行过精准配位的上海交通大学民国地图平台正式上线了。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推广，并能带来民国城市研究以及相关研究的新气象。
除了实测地形图之外，还有没有开辟近代城市史研究新资料与新方法的可能性？这让我想起自己刚刚完成的一项研究。在“中国数字方志库”中，我发现1919年出版的林修竹所撰《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有1910年代各县人口、市镇、商号的记载。商号主要分布于县城与市镇，一定的商号服务于一定的人口。采用数据库方法，可以建立山东各县人口与商号之间的关系，进而建立山东各县人口与县城人口的关系。而1924年白眉初等人撰写的各省商业资料，以及其他各种资料，则可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与修正。简言之，采用数据库与量化模型的方法，可以克服伟涛所称“毛估估”与“二次估算”的研究弊端，为大范围的近代城市史研究提供新的手段及可能。
于是，我又一次陷入“居然”的感慨。近些年来，各种大型资料库和计算软件相继推出，手指一动，甚过百日奔波；软件轻点，强于皓首穷经。只要用心，中国近代城市人口史资料依然有进一步挖掘的广阔空间，研究方法也有种种拓展的可能性。谁知未来还会有多少令我激动的惊喜呢？
面对大海，春暖花开。这既是我阅读本书后的愉悦心情，也是我对伟涛博士学术人生的祝福。
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