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这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1 国外文献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经济现象最开始在发达国家出现并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由于最初是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主，所以最初的研究也主要为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理论解释。其中Hymei和Kindleberger（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奠定了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发达国家进行“顺梯度”投资生产的区位选择问题。Dunning（1977）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出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边际产业扩展理论（小岛清，1978）、小规模技术理论（Wells, 1983）、投资发展阶段理论（Dunning, 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Lall, 1983）等。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日渐丰富，国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国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等方面展开。
1．国外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动机）的研究
这类文献较多地研究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如Becker, Ekholm, Jackle & Muendler（2005）对德国和新西兰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拥有丰富熟练劳动力的东道国能显著吸引来自德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丰富的熟练劳动力对新西兰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影响。
（2001）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1952～1997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现中国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由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所致，而是岛内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具体而言，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岛内成本上升而丧失竞争力，导致其对外直接投资。Witt&Lewin（2007）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规避母国国内的制度约束而发生。Filippaios &Papanastassiou（2008）基于美国1982～2002年的数据研究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市场规模、劳动力市场的成熟程度、东道国市场成本等因素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Fung, Herrero & Siu（2009）比较研究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结果表明，以上亚洲四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市场寻求动机，而韩国和日本还具有人力资源寻求动机，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具有技术寻求动机。中国大陆倾向于投资劳动力质量较弱的地区，日本则倾向于投资更开放的地区。
随着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如UNCTAD（2002）以俄联邦、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亚三个转型经济体为案例的研究发现，在转型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对竞争力提升的追求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超过金融因素的影响。Pradhan（2009）认为印度医药行业近年来频繁在国外市场大量收购的动因主要在于规避本国医药企业创新能力日益衰退的尴尬状况。Passakonjaras（2012）发现泰国服装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寻求更高的效率，而劳动力短缺和成本压力也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更接近的文化是泰国服装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Stoian（2012）认为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学术界对Dunning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IDP）是否还能解释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质疑，并基于制度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现象。研究发现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依然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母国制度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含了制度变量的模型会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2．国外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国际经济领域中重要的经济现象，不少学者尝试从经济因素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如Filippaios, Papanastassion & Pearce（2003）研究了美国在OECD等泛太平洋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发现东道国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起到显著的作用。Yeaple（2003）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比较优势比较吻合，而且东道国的市场因素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Diffleld, Love & Taylor（2009）在区分技术拥有型和技术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对技术拥有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影响，对技术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Udomker Dmongkol, Morrissey & Gorg（2009）研究了汇率与美国对16个新兴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道国汇率升值、当地货币贬值及不稳定的汇率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负向关系，而东道国稳定的汇率会促进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Hyun & Jang（2012）将比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及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及比较优势之间呈现正向关系。
还有学者从经济资源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如Soad, Halim & Noor（2011）从马来西亚国内的市场规模、出口水平、熟练劳动力、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等角度研究了马来西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国内因素对马来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发现出口水平和熟练劳动力对马来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随着制度在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基于制度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如Mishra & Daly（2007）利用国际上通用的国家风险治理指标，以OECD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东道国较高的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起到积极而显著的促进作用。Sanyal & Samanta（2008）基于美国不倾向投资那些腐败严重的国家或地区的事实，研究发现，国外市场规模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当考虑其他经济和文化因素时，腐败程度在吸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不那么重要。Holtbrugge & Kreppel（2009）发现开拓国外市场和获取技术资源是金砖四国企业共同的目的。另外，巴西和印度的国际化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中国和俄罗斯主要受母国政策支持的影响。Ligthart & Sing（2009）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讨论了移民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发现移民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Hanson（2010）的研究发现外交政策对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而国内的制度因素对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Armutlulm, Anil Canel & Porterfield（2011）发现土耳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经济政治风险程度高、文化相近及缺乏所有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很多研究从宏观层面来发掘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微观的跨国公司。因此，这些学者基于微观的角度来探寻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如Pradham（2003）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本身的年龄及企业规模不存在线性关系，而存在倒U形关系。同时，企业的创新能力、出口导向及营利能力均与印度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关系。Pard（2004）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年龄、企业规模、R&D强度、技术强度及出口导向是印度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驱动因素。
3．国外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效应、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就业效应等几个方面。
目前国外学术界对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结论不统一，主要有贸易促进论及贸易替代论两种研究结论。如Egger（2001）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出口贸易的关系，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Alguacil & Orts（2002）利用西班牙1970年第一季度到1992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并采用向量自回归（VAR）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结合方差分解及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而出口贸易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Seo & Suh（2006）利用1987～2002年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韩国对东盟四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及出口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Chow（2012）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对自1980年以来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出口贸易呈互补关系。
Braunerhjelm, Oxelheim&Thulin（2005）基于以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不够明确的研究现状，通过对包含贸易成本的理论模型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互补关系在垂直一体化行业中出现，而在水平一体化行业中则表现出替代关系。Goedegebuure（2006）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国内投资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并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内投资之间也具有相互作用。Herzer（2008）利用协整理论对意大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互为因果关系。Globerman（2012）以加拿大22家跨国公司2000～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如Rao, Souare&Wang（2010）发现加拿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外商直接投资均显著地促进了母国和东道国经济绩效的获得。Ging（2009）研究了日本和新加坡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短期内新加坡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但长期内日本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Ging（2010）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实证研究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存在从对外直接投资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Granger因果关系。Chen（2011）将效率工资理论纳入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研究了中国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台湾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台湾存在严格的工资刚性，并且发现中国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台湾的收入和就业机会。Hayami & Nakamure（2012）针对日本民众担忧对外直接投资会影响日本民众收入的研究发现：如果工人受雇于那些拥有50%以上股权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则这些工人的收入不受影响，并且工人的阶层越高，其收入也越高。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母国的技术水平或技术创新，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Herzer（2011）以33个发展中国家1985～2005年的国际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会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Dhyne & Guerin（2012）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还有国外学者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就业的影响。Debaere, Lee & Joonhyung（2006）利用倍差法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的关系，结果发现向欠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会降低母国国内就业率，而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Masso, Varblane &Vahter（2008）以中等收入转型国家爱沙尼亚为例，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国内的就业，并且发现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更能促进国内就业，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比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更能促进国内的就业。Debaere, Lee & Joonhuung（2010）的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投向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会降低母国的就业率，但投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明显地影响到国内就业。Cuyvers & Soeng（2011）以比利时为例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比利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的就业，但没有发现比利时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影响本国的就业。
总体来看，西方关于跨国投资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日趋完善，对于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已经由内因分析到外因分析，从微观考察到中观、宏观考察，从局部分析到综合分析，由片面强调经济因素分析到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分析，使得跨国投资理论不断深化。但也应该看到，目前西方的跨国投资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顺梯度”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但对发展中国家“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也难以全面解释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国外学术界对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远没有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研究得全面和成熟。
1.2.2 国内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越来越重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相关成果也日益丰富。通过对国内现有文献的综述发现，国内学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目前这类研究主要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或以垄断优势理论为理论框架来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何骏（2007）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价值链。陈文彬（2008）以福建省为例的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有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以及防御型动因。代中强（2008）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西方主要对外投资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适用性，结果发现部分经典理论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部分理论却不能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刘阳春（2008）根据87份有效问卷的研究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黄静波、张安民（2009）基于1982～2007年我国外向投资流向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能源需求、GDP、制造业RCA指数显著正相关，且出口、能源需求的变化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最大；此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表现出规避贸易壁垒的特点，经济制度的变化对企业“走出去”影响也不显著。苗洪亮（2010）认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可以归纳为资源导向、生产外包、追求剩余利润。崔家玉（2010）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其中外部动因包括外部竞争压力的驱动、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以及东道国优惠政策的吸引；内部动因包括追求利润最大化、寻求市场扩张、寻求资源与资金、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谋求自身优势的发挥等。
但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缺乏发达国家所具备的垄断优势，因此，传统经典理论是否能解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尝试构建新的模型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李敬、冉光和、万丽娟（2007）建立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是在满足国家利益动态最大化的前提下，追求企业国外经营与国内经营总收益的长期动态最大化。
基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主要欧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的差异，一些学者比较研究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如汤建光（2007）认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并对中日对外投资的动因及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衣长军（2010）通过研究中国与美日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国际比较发现，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以垄断优势论、边际产业扩张论等为基础，以控制和垄断国外市场、获得高额利润为其战略动因，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具有对抗性、掠夺性，学习、演练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还有少数学者基于行业、企业等层面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徐卫武、王河流（2005）分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认为使研发、生产和销售价值链各环节的成本最小化，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朱美虹、池仁勇（2011）对浙江温州的3家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归纳出浙江省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为：依托中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有利的政策，避开贸易壁垒，以开辟、巩固和扩大商品与服务市场为出发点。周铁军、刘传哲（2011）发现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弥补国内资源不足，解决我国能源供需矛盾；发挥我国采矿业的比较优势；通过企业内部化以降低经济成本以及更好地利用区域优势……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二是基于东道国制度的视角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1）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
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比较多，这类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以扩展的引力模型或国家生产折中理论为理论框架展开。程慧芳、阮翔（2004）将地理距离变量纳入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闻开琳（2008）利用引力模型验证了东道国的国家特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两国间距离、共同的语言文化环境和地理位置相邻对吸引我国直接投资具有正面影响。何本芳、张祥（2009）借鉴引力模型的原理，通过计量分析发现，贸易、劳动成本、距离和国家类别等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项本武（2009）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和动态效应。李猛、于津平（2011）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规模、资源禀赋、贸易联系等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陈恩、王方方（2011）考察了现有研究理论与经验假说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适用性。宋维佳、许宏伟（2012）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
（2）基于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制度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因此，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基于东道国制度的视角来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贺书锋、郭羽诞（2009）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那些与中国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韦军亮、陈漓高（2009）研究了东道国的制度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陈丽丽、林花（2011）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研究制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制度对我国资源寻求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最低。王建、张宏（2011）从东道国政府治理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结果发现，东道国“政府施政有效性”“贪腐控制”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而东道国“公民参政与政治人权”“政治稳定程度”“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等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不显著。陈松、刘海云（2012）的研究也支持类似的观点。祁毓、王学超（2012）根据劳动力产权理论实证研究了东道国劳工标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低劳工标准的国家。易波、李玉洁（2012）发现在东道国制度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王海军（2012）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还有少数学者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王方方、赵永亮（2012）运用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探索了中国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差异。结果发现，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其中在亚洲地区效应最为显著。在对外直接投资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数量越多。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贸易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就业效应及产出效应等。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学术界一直以来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贸易替代或贸易促进。这两种观点就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所论述的“美国式直接投资”和“日本式直接投资”。“美国式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贸易，而“日本式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目前，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检验结果，各专家学者多支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观点。蔡锐、刘泉（2004）基于“边际产业理论”，证明了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互补关系。张如庆（2009）运用时间序列模型的研究发现：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张应武（2007）使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相互促进。唐心智（2009）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产生比较显著的创造效应，同时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具有改善作用。谢杰、刘任余（2012）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发现，贸易是投资的先导，贸易与投资存在互补关系。张春萍（2012）发现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既具有较强的出口创造效应也具有进口创造效应，对新兴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出口创造效应与较弱的进口创造效应。陈愉瑜（201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仅反映在贸易规模方面，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对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均具有一定的贸易结构效应。
但由于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的不同，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可能出现权变。俞毅、万炼（2009）通过建立VAR模型，认为虽然在长期内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关系，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互补关系，但在短期内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周昕、牛蕊（2012）基于面板引力模型的研究发现，依产业分布的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既可能存在着互补关系，也有可能存在着替代关系。
关于实证研究结果的差异性，有一个现象：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在微观层面则常常得出替代的关系。因此，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问题，依然需要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方能得出比较稳定和有价值的结论。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国内学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由于使用的方法、样本区间以及资料来源的差异，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些研究甚至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
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李梅（2010）利用1985～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受到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的制约。阚大学（2010）利用省际面板系统广义矩方法的研究发现，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小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刘明霞（2010）的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影响溢出效益的发挥。霍杰（2011）利用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省际差异，对外开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差异。仇怡、吴建军（2012）发现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给母国带来正的技术溢出效应。沙文兵（2012）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量为表征的国内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存在地域差异性。朱彤、崔昊（2012）的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存在国内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李梅、柳士昌（2012）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并且发现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及对外开放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存在“门槛效应”。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证实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陈漓高（2008）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同步关系，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王英、刘思峰（2008）发现，FDI和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不具促进作用。刘明霞、王学军（2009）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总专利、发明和适用新型专利具有短期溢出效应，长期内只对外观设计专利具有溢出效应。刘伟全（201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而进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提升的作用大一些。张海波、俞佳银（2012）将中国与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韩国、泰国、新加坡及菲律宾等国均表现出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国则不显著。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将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技术创新的主要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还非常少。虽然王英、刘思峰（2008）将FDI、对外直接投资及国际贸易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进行研究，但他们利用时间序列宏观总量数据的分析方法，假定全国各省份具有同质性，这显然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也难以反映出不同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地区差异。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从宏观层面来看，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魏巧琴、杨大楷（2003）利用Granger检验和DF、ADF检验等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发现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常建坤、李杏（2005）在对对外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剖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世界上主要投资国和对中国投资较多的国家都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宋弘威、李平（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肖黎明（2009）通过协整方法研究后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由于某些原因，目前这一效应还不明显。胡虎子（2011）发现，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冯彩、蔡则祥（2012）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存在地区效应：全国、东部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不存在协整关系。薛求知、李茜（2012）借鉴熵和耗散结构理论，通过建立灰色关联熵模型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2006年以前对外直接投资不能有效地促进国内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而从2007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了负向熵，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目前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比较多，但相关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具体体现在：一是使用的方法比较简单，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多以时间序列分析为主；二是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系时，没能将相关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这可能造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基于近年来我国就业矛盾比较突出，国内学者开始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影响效果。戴翔（2006）在综合比较FDI的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以及在比较FDI型企业就业增长状况和非FDI型企业就业增长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这种影响是积极的。黄晓玲、刘会政（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总量产生了替代效应，但促进了我国就业结构的优化。郑瑾（2009）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替代劳动”效应明显。于超、葛和平（2011）利用省际面板模型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与国内就业显著正相关，同时，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于超、葛和平（2011）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变截距模型的方法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与国内就业显著正相关。钞鹏（201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国内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国际收支、人力资本、市场化进程等因素实现的，通常具有双重作用。姜亚鹏、王飞（2012）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一线城市”及沿边省份微弱负相关，其他省份为正相关。
一些学者除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总量的影响外，还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三个产业就业的影响以及对不同属性企业就业的影响。罗良文（2007）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第一产业就业的影响不显著。罗丽英、黄娜（2008）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变动正相关，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变动负相关，因此优化了我国就业结构。刘辉群、王洋（2011）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角度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国内就业量有较小的替代作用，但对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商业服务业就业量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和采矿业。
1.2.3 文献评述
与发达国家成熟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双重身份下进行的，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学者通过借鉴国际经典理论，建立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这些成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也为继续分析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视角、思路及方法。
但针对已有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第一，目前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区位选择的分析，虽有少量研究涉及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但多是描述性分析，尚缺乏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系统性研究；第二，已有研究缺乏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差异性的事实性特征及动态收敛机制的深入分析；第三，虽有文献分析了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也有学者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尚缺乏基于母国制度的视角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影响基础进行的研究；第四，虽有学者研究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并且将主要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进行比较研究的较少；第五，现有研究在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时，未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更缺乏将空间相关性纳入分析框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且可以深刻把握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进而为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