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再历史化”的基础——史料

1911年革命研究作为中国近代“革命高潮”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早已成果丰硕，比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辛亥革命部分；大量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各地辛亥革命逢十周年纪念出版的文史资料，以及武汉、上海等地整理的各类辛亥革命史资料。不过这批史料的局限也相当明显。

第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浓厚，尤其表现在众多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这些回忆录的撰写者在时过境迁后往往倾向于选择能够呈现自己“走向革命”、“支持革命”等面相的材料，而无意或者有意地忽略了自己当时“不革命”或“不那么革命”的材料。

第二，在选择材料的种类上，这些资料多为官方档案、报刊，而对日记、书信等私密性材料的选择较少。

第三，整理、选摘虽然耗时费工，亦能体现编选者的见识和功力，但总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有损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相较前辈学者，现今我们的资料条件无疑要更为优厚，尤其是近20年可供研究1911年革命的新材料层出不穷，大致可分为三类。

首先是大量私密性材料的出版，像日记略列举即有《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朱峙三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放的《谭延闿日记》、《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和《清代稿钞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中的大量相关日记等。关于更多的日记史料可参看桑兵教授的专著《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此外还有书信，如《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等亦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是一批比较重要或难见的报刊的影印出版或再版，像《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时报》（线装书局，2008）、 《益世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新民丛报》（中华书局，2008）、《清议报》（中华书局，2006）、《国风报》（中华书局，2009）、 《民报》（中华书局，2006）等。

最后则是近年来各地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文献的大规模电子化，还有不少由各大学、企业开发的数据库产品，如浙江大学中美百万册图书合作项目、国家图书馆的民国书报数据库、上海图书情报公司开发的晚清和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近现代日记全文检索数据库，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发的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中心开发的各类相关数据库等。

以上三类材料均为1911年革命的史实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再分析和诠释关于革命的老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量材料直接影印出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让我们能够不断发现和修正基于选择性材料的解读中的一些疏失。

第二，私密性材料提供给我们不同于报刊、回忆录等以往常用资料的另一种视野，“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月按日排撰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从而更深入地理解1911年前后那些具体、细微、丰富、多歧的历史情境。

第三，大量材料的电子化为1911年革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如关键词检索、数据库意义上的排列分析等。不少以往棘手的难题现在有了新的解决途径。比如我们过去要了解清末民初一种思潮或者说法的流行程度，只有依靠长时间的寻找、翻阅、摘抄各种史料才能有一个大致的，且不甚牢靠的估计，但如果数据库收录的史料量足够庞大，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估计，并能了解到其出现、扩展、流行乃至低落的时间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