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缘起

（一）研究背景

1．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恐老”情绪弥漫

众所周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时，这个国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当该比例上升至14%时，就意味着该国进入了“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而当该比例上升至20%时，该国就进入了“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据2016年《穆迪报告》（Moody's Report），到2020年，全球有13个国家将成为“超老龄”国；到2030年，“超老龄”国家数量将升至34个，其中，只有德国、意大利、日本和摩纳哥是“现役”的“超老龄”国家。而希腊和芬兰于2017年即今年就将步入“超老龄社会”，另外，包括法国和瑞典在内的8个国家将会在2020年加入这个行列，随后，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将在2025年，美国、新加坡和韩国将于2030年加入该行列（王懿君，2016）。

美国人口调查局于2016年3月29日也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个正在老去的世界：2015》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目前全球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为6.17亿，约占总人口（73亿人）的8.5%（这意味着自1865年法国成为第一个老龄化国家开始，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了150年）；预计65岁以上人口数量到2050年将以每年2710万的增长速度急速攀升至15.65亿，约占届时人口（预计94亿人）的16.7%（也就是说在短短35年之后，全球将进入老龄社会），其中，80岁以上老人将从目前的1.26亿上升到2050年的4.47亿。该《报告》揭示了一个趋势，即在老龄人口增加的同时，5岁以下低龄人口正在不断减少。这一趋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开始不断显现，并且，在未来35年内，老龄人口将逐渐多于5岁以下的低龄人口。20世纪50年代，65岁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数量的5%，而5岁以下的低龄人口约占15%，《报告》认为，这两个群体的人口占比水平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接近，在2020年以前将出现交集，随后差距朝相反方向拉大，即老龄人口占比逐步高于低龄人口，到2050年，低龄人口占比可能降至8%以下。《报告》指出，这一交汇点的出现，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独特人口现象”。而在这一时期（2015～2050年）内，19岁及以下人口的增长几乎停滞，20～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也仅增长1/4左右。但考虑到人口总数的增长，19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比例从大约1/3缩小为略多于1/4，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只出现极小幅度下降。这说明，即便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35年间出现增长，但增长幅度约等于总人口增量，因此，劳动力的占比基本维持在与目前相当的水平。从全球各个地区来看，欧洲在目前和未来都将是全球老龄化最明显的地区。《报告》预计，在未来35年里，欧洲老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比例将从17.4%增长到27.8%，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也正在以同样令人惊讶的速度“老”去，两个地区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幅甚至略高于欧洲。亚洲的情况尤其极端，因为某些亚洲国家，如阿富汗、老挝、科威特、也门和沙特等国，老龄人口仅占人口的3%左右，但是，日本目前却以26.6%的老龄人口水平居世界首位，2050年将达到40%。韩国预计也将在2050年以接近36%的老龄人口比例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二的老龄化国家。《报告》还提示，一些国家正在同时经历总人口数量下降和老龄人口增加的叠加风险。这一趋势原本在欧洲较为突出，而未来，亚洲的一些国家更有可能经历这一双重趋势，其中就包括中国。《报告》预计，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从目前的1.37亿增长到2050年的3.49亿，占总人口比重从10%上升到接近27%。最严重的是韩国，未来35年里，在总人口减少11%的同时，老龄人口却将飙升到近36%（搜狐网，2016）。

上述这些触目惊心的调查数字很难不让人们对老化产生恐慌的情绪与消极的看法。然而，“恐老症”（即跟歧视老年相关而产生的对老年的一种普遍的厌恶或恐惧感）并不是现代社会才产生的主题，它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很久（戴维·L．德克尔，1986: 3）。彼得·史蒂恩斯（Stearns, 1976: 163）在研究中发现欧洲传统文化中就有太多对老年人的偏见，如丑陋、自私、无能和最好保持在视线之外等诋毁老年人的语言。同样，研究发现，“恐老症”在英国文学中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塔姆期（Tamke）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常常将老年人角色描绘成孤独消极的；许多有关衰老的维多利亚时代通俗成年文学反映的价值、态度及行为规则跟在儿童文学中的一样，即老年是考虑死亡和从世界上销声匿迹的时间；除当年轻人导师之外，老年人应该扮演一个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角色；如果老年人表现出与其说适合于他们倒不如说更适合于年轻人的世俗激情或欲望，或在其他方面有不妥的行为，那他们就应当受到惩罚（戴维·L．德克尔，1986: 3－4）。这种恐惧心理从19世纪晚期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开始之初便已显现，并随着其程度日趋加深而与日俱增。20世纪中期，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1949年的报告中写道：一个社会的青年人口数下降可能变成“落后的危险，不仅在技术效率和经济福利上，而且在艺术和知识成就上落后于其他地区”（Roy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1949: 21）。再如，“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影响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经济与精神负担，引起家庭结构和规模变化，致使家庭养老危机增大，加重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增加政府财政压力。此外，老龄化越严重越不利于技术创新与社会革新，还会对社会文化、政治产生一定阻碍作用”之类的论断等。这种偏见在实质上揭示了社会对待老化与老年人的消极态度以及更多其他的东西（Pat Thane, 1990: 283－305），例如早期人们习惯将一个特别的个体行为特征归于全体人口特征的趋势（Winter, 1980），而且也反映了他们自己对待老年人的负面态度的趋势（Grundy, 1991: 133－156）。

恐慌情绪会遮蔽人们看待事物的理性目光。人口老龄化并非一无是处，它有着自身的潜能，只有将其潜能充分发挥，才能克服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要知道，在前工业期的欧洲，对任何男女来说，老年是由外貌和能力来界定的，而不是由有关养老金和退休年龄的规定来界定的，因此，人们可以在不同年龄被称为老。18世纪的英国穷困救济记录首次将有些50岁的人描述为老，而另一些则到70岁才被描述为老；18世纪的法国公共服务养老金的申请者的年龄范围是54～80岁（Troyansky, 1992: 86）。可见，现代社会有关养老金和退休年龄（60或65岁及以上）规定的普及，以及老年人被医疗系统的边缘化，反而增加了老年人的依赖性，令他们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变得比过去某些特别时候还要低（Thane, 2003: 93）。老年人的价值被人为贬低，社会形成对他们过度消极的态度与不公平的看法，也就是说，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与老化和退休相关的刻板印象”（Katz, 1978: 1－12），从而抹杀了老年人群自我实现的潜能，因此，才会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恐老”情绪，而在这种情绪下，整个社会自然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应对人口发展问题。

2．城市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老年观面临转型挑战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然而，人们对待老年人的看法与态度似乎并未遵循这一规律。

在那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蒙昧地将“老”视为一种对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持续信仰，即上帝或神能够在一个人出生时预先注定他的寿命，或能够在任何时候改变它（Finch, 2010: 355－377），死亡由超自然的力量所决定（Clay, 1981－1982: 112－117; 1983: 43－148、154－157）。这种“蒙昧”会令人们对“老”产生一种仰视与敬畏心理。例如，《荷马史诗》曾描绘，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老人一定具有特殊的价值——一句非洲的格言称“一位老人去世，就如同一座图书馆被焚毁”（George Minois, 1989）。这说明老者常常被看作智慧的化身。早在公元前7世纪，索伦（Solon）就将人类生命的界限设置为70岁，将其分成每七年一阶段，共十个阶段，其中，第九阶段（57～63岁）和第十阶段（64～70岁）就是老年期，若有些人到了第九阶段的高龄而没有任何精神损伤，他们便会到达第十阶段，成为受人们尊敬的智慧老者。而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长老会（Gerousia，由28个斯巴达议会选举的老者组成）的空位便是为那些最值得尊敬的、超过60岁的男人而准备的，这些老者是聪明的和健康的，永远受联邦最高权威的委托（Finch, 2010: 355－377）。然而，事实证明，“蒙昧”也会制造残杀与血腥。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沃辛顿·史密斯（Washington Smith）在其《原始野蛮人》一书中也提及“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老年人最终会被赶离族群或被杀掉”的事实。甚至在某些部落，这种残杀与血腥还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美好的事情。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经描述在亚洲某个部落，无论何时当某个人变老，所有他的亲属就会聚集在一起将他和羊一起杀死用以祭祖，蒸煮之后一起享用，他们相信这将成为对一个人到了生命尽头最好的祝福方式，但若某个人是死于疾病，他们便不会吃他的肉，因为避开生病（可能指传染病）可能是为了避免摄入诅咒。然而，在另一个远东的游牧部落中，却仅杀死并吃掉体弱多病的老年人（Finch, 2010: 355－377）。不管主观上是出于祝福还是恶老，蒙昧时代的确出现了残杀老人的事实行为，恰如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教起源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叫“萨蒂”的寡妇殉夫制度，被火烧的妻子脸上竟然还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不幸的是，这种蒙昧的血腥在随之而来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演变成了一种经常被看到的生活形态：许多以游牧为生的狩猎－采集社群、住在北极或沙漠地区的社群抛弃或虐杀老人，如因纽特人、阿齐族、西里奥诺人，还有中国元朝的蒙古族曾将年满60岁的汉族老人送到野地的墓穴即“砖打墓”里等死（贾雷德·戴蒙德，2014: 96）。印度的寡妇殉夫制度更是在16～19世纪初达到巅峰——当时的孟加拉邦平均每天有两名寡妇殉夫自焚，1819年，全邦竟有839名寡妇殉夫，仅加尔各答就有544人（培伦，1982）。即便是在英国殖民当局废止该制度（1829年）后的2006年，依然上演了35岁的寡妇维德娅瓦蒂被村民和亲属挟制跳火殉葬的惨剧（沈志珍，2006）。这些数据和事实意味着人们对待老年和老年人的态度与对待女性的态度一样，很自然地从蒙昧状态过度到了野蛮状态。此时，人们无视老年人的价值，认为他们是累赘，显然不是上帝或神主宰着人的寿命，而是野蛮的人类自己。虽然，在语言出现之后、文字出现之前的一段相对文明的时期，尊老、敬老、养老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道德规范，老年人也被视为“活的百科全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及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人类的智慧依赖于他们口口相传地延续下去；然而，在文字出现和印刷术的发明以后由文书沟通发挥主要作用的文明时期，老年人的地位急转而下，他们越来越得不到尊重，因为他们缺乏激情、权力和创造力。他们的社会地位随着文化模式的变化而变化（Minois, 1987）。

此后，随着信息爆炸、科学技术进步、工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属于老年人的财产继承权、土地所有权和传统与智慧的监护权逐渐被剥夺，青年人不再为了获得这些权利而不得不依靠老年人，因而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低（Cohn, 1982: 115－161）。也就是说，到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的地位却越来越低。老年人的地位总是在衰退，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信仰（Minois, 1990: 6－7），尤其是到了当代社会，这个衰退趋势有增无减。据国外人类学调查发现，老年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察觉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亲属关系、维护与年龄有关的传统并尊重老年人的知识与智慧，这一直都与老年人较高的地位和变老的积极情感相关（Holms, 1976: 211－220; Simmons, 1945）。由于老年人的相对数与绝对数迅速增长，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扩展的亲属体系逐渐消失，然而在英国、瑞典、希腊、日本和波多黎各，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中，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信仰超越了地域、教育和文化的差异，呈现了一个主流的、与文化无关的对老化过程的负面理解（Arnhoff, Leone, ＆Logge, 1964: 41－58）。

据调查，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后期，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约为35岁，维持了三个多世纪不变，而在此之前的寿命可能更短（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9: 528）。在古罗马的著作里，老年人被定义为从40岁早期到70岁（Parkin, 1998）。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末，自发达国家开始的人口老龄化迅速蔓延到全球，其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翻了一倍，到了70岁左右，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数字继续上升至75岁左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导致人的寿命延长，而且也令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伴随老年人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全社会形成的“老年观”（即一定社会实体对待老年人的基本态度，以及关于老年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等方面的综合性观念，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老年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对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的理论概括，它随着老年群体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演变，也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也从未摆脱过消极、负面的阴影，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观念处于文化的深层次结构，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方式。老年观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析：一是老年价值观，二是老年生活形态观，三是老年亲子观。其中老年价值观是核心维度，决定其他两个维度（李洁，2013a）。我国老年观念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萌芽，正式形成于西汉中前期。千年以来以男耕女织为特色的农业社会培育出“年老无用”的消极价值观：当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退居家庭，就只能依赖子女养活，他们的生活形态是封闭、单调和狭隘的，他们的亲子观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在“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里，老年人不必为物质短缺和无人照料而担忧，但到了现代化生产模式之下，家庭规模变小且功能变少，加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一对夫妻的核心家庭在承担抚养下一代的重担之外很难再顾及两家四个老人的养老问题，因此，农业社会形成的消极、封闭、依赖的老年生活观念与形态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及至青年人都要学习并树立新型的老年观，迎接传统消极的老年观向现代社会积极、开放、独立的养老观念与模式转型的挑战。

3．西方现代老年研究成果辈出，积极老龄观念广泛传播

老年学既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也是一个新的学科。说它老是因为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泰特恩斯（Johann Tetens）（1777年）、弗里德里希卡若斯（Fredrich Carus）（1808年）、阿道夫克托莱（Adolph Quetelet）（1835年）等人就已撰文倡导对人的整个生命过程的发展进行研究（Rosemary Blieszner, 1986: 555－562）。说它新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老年学研究到20世纪才初露头角，以梅奇尼科夫（Metchnikoff）于1901年在其《人类的本质：乐观主义哲学的研究》（The Nature of Man: Studies in Optimistic Philosophy）一书中第一次使用“老年学”这一概念为标志（Robert N. Butler, 1983: 351－361）。从20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逐渐成为西方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美国颁布《老年法》（1965年）和国家老龄研究院成立（1974年）之后，有关老龄化的研究、建议和干预研究项目才繁荣起来，从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促成了社会老年学（是指研究老龄问题的社会科学的一个统称，它包括了老年社会学、老年经济学、老年心理学等诸多分支学科但又是在这些学科基础之上的具有整合意义的学科）的形成（穆光宗，2012），最终标志着老年学学科的成立。例如，1909年，原籍维也纳的纽约医生纳歇尔（Nascher）提出老年医学（Geriatrics），成为老年医学的奠基人；1922年，美国心理学家霍尔（Hall）出版了《衰老：人生的下半段》（Senescene: The Last of Life），标志着老年心理学的开端；1940年兰德斯（J. Landis）的《艾奥瓦州农村老年人的态度和调适》和1945年西蒙斯（L. W. Simmons）的博士论文《老年人在原始社会里的角色》成为老年社会学的开端；1957年，世界著名人口学家、法国国立人口所所长皮查特（B. Pichat）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撰写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开始对人口老龄化进行开创性、系统性地研究，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老年社会学的诞生；美国学者克拉克·蒂比茨所著的《老年学手册——社会（经济）诸方面》一书（堪称社会老年学的百科全书，于1960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则标志着社会老年学的产生；同年，国际上正式出现“老年人口学”这一专有名词，标志着老年人口学的确立；197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H．舒尔茨（James H. Schulz）的《老年经济学》问世，成为目前最完善的老年经济学理论专著之一。而国内有关老年医学、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学、老年人口学等的研究均要晚于西方半个世纪之多，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老龄产业的研究则更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终是以1999年“国际老人节”邬沧萍教授主编的《社会老年学》出版并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该学科的著作为标志，创建了社会老年学的理论框架，为中国社会老年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欧美福利国家出现经济危机，老龄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压垮福利体系的第一元凶，于是老龄化研究的重心从老龄化的积极后果转向了消极后果，自然，“老年歧视主义”（ageism）盛行一时，成为当时的社会“常态”。然而，西方学者在寻求应对之策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发掘老龄化自身潜能的重要性，因此，到了80年代末，美国学者罗欧（Rowe）和卡恩（Kaln）提出了“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的概念，世界卫生大会（WHA）也首次使用了“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ing）的术语。但这两个概念背后的思维逻辑依然是基于“问题视角”来看待或应对老龄化问题，即促进老年人的“健康化”和“成功化”，是为了减少他们对家庭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还有相当多的人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一样，认为“老年与成长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黛安娜·帕帕拉等，2013: 232）。到了90年代末，美国白宫老年会议又重申了美国学者巴特尔（Butler）于1983年提出的“产出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概念，世界卫生组织（WHO）则极力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理念，此时的老龄观念才真正从“问题视角”转向了“优势视角”，即不否认老年期的脆弱和依赖，更加强调老年期的差异和积极发展，并号召全社会推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进程。

直至今日，人类老龄观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从歧视到平等、消极到积极、危机到发展的重大转换，而伴随这一宏观领域思想变革的微观领域也发生了思想的演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社会老年学领域涌现了许多老龄化理论，包括：关注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及行为的影响的宏观理论，如年龄分层理论（age stratification）、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老龄政治经济学理论（political economy of aging）等；关注个体的内在动力和社会过程这两个层次同时发生老龄现象的中观理论，如生命进程理论（life course）、生命周期理论（life circle）、活动理论（activity）、亚文化理论（subculture）等；关注个人及个人间的互动的微观理论，如社会建构主义理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超老化观感（gerotranscendence）、选择－优化－补偿理论（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OC）、智慧（wisdom）等（Bengtson V. L. et al., 1997: 72－88）。

理论倾向于折射它们创造者的价值与规范、它们的社会时代，并反映文化主流观点，是一种恰当的分析社会现象的方式（Ritzer G., 1998）。这些老龄化理论有其争议更有其价值，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老年学研究的新成果，同时，这些理论成果反过来又大大推动了老年学学科的发展，并为各项老龄工作与实践提供了科学的引导。纵观这些理论成果的出现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人类老龄化观念正悄悄地发生着从消极到积极的转换，尽管还有些不彻底，但积极老龄观念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与接纳认可。

（二）研究缘起

本书之所以选择关注大学生群体及其老化态度现状，主要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高校教师工作的要求使然。研究者置身于高校工作场所，目的是教育好祖国的天之骄子。这种教育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知识传授，还是对他们进行人格塑造。而作为一名“两课”老师，笔者认为后者，也就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格塑造的教育目的更为重要。为打赢一场成功、有效的教育“战役”，不管是关于知识传授的还是关于人格塑造的，其前提必然是深刻地了解教育对象（大学生）的特点，在以他们为中心的同时，结合我们的教育目的找出最适切的教育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研究者便逐渐对大学生的生活世界产生了浓厚了兴趣。

其二，老年教育研究经验与兴趣的导向。笔者一直对老年的成人教育学习现象情有独钟，自十多年前成为一名成人教育学专业的研究学习者之时，就与它结下了一生的情缘。从对“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老年教育”的调查，到对“文化视野中的老年人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的考察，到对“作为老年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的教育学习权保障问题”的探讨，再到对“基于西方现代老龄化理论视角的老年教育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及对“老年教育目标的现实建构”的研究——这跨越十余年的、兼顾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对老年教育与老龄问题的探究，令笔者的相关研究经验与兴趣与日俱增，从而使笔者成为一名坚定地为老年人群体发声并为逐渐老去的自己发声的学术追求者。这是一件于人于己都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伟大事业，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现在与未来的自己。

其三，青少年教育与老年教育的融合。由于长期关注处于青少年与老年这两个人生发展阶段人群的教育现象与问题，在不断地发现与思索中，笔者发现了这两个领域之间有一个融合地带，即对青少年的有关老龄化的教育，即老化教育。一方面，在青少年教育领域，老化教育属于德育范畴，目的是让青少年获得对老化与老年人的正确认知，并培养积极乐观的老化态度，从而使之有正确地对待老年人及自己老化的行为；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及成年人进行有关老化的知识、态度与行为的培养与塑造的老化教育，与面向所有老年人的老年人教育和面向即将或正在从事老龄工作（医护、教育、社工、研究等）的专业人士的老年学教育，一起构成了老年教育学学科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