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秦汉六朝时期的水居族群

商周时期，岭南处于原始状态，故在中国最早的地理典籍《尚书·禹贡》中没有岭南的专门记载，而《山海经》中虽然提及岭南的一些地名，但也没有更加详细的说明。汉初，赵佗建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其发展核心也主要在番禺周边，岭南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落后状态，发展较慢，与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被称为“南蛮之地”。三国时期，薛综说岭南“山川长远，习俗不齐……民如禽兽，长幼无别”。这虽然有点夸张，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岭南许多地方仍然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直到吴国分交州设置广州后，特别是晋朝“永嘉之乱”后中原人大批南迁，岭南文明才得到较快发展。因此，虽然这一阶段没有疍民相关的明确记载，但是具有嗜吃水产、笃信鬼神等水居文化特征的南越先人早已存在，其文化应属于南越土著文化的一部分。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收“蜑”字，云：“蜑，南方夷也，从虫，延声。”说明包括疍民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被中原世族视为“蛮夷”。

3.1.1 早期水居族群的活动

疍民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以舟为居、耕水为业，最早记载具有水居特征的族群并非在岭南，而是主要集中在巴蜀一带，即今天四川境内临近长江一带的“蜑”人。由于一些学者认为南方的疍民来源于长江一带的“蜑”人，“蜑”人也是疍民，故有必要交代长江流域“蜑”人（以下直接称呼为蜑人）的活动情况。《华阳国志》卷一有“蜑”之记载，详文曰：巴“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晋太康初，将巫、北井还建平，但四县，去洛二千五百里，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有奴、獽、夷、蜑之蛮民……汉发县有盐井，诸县北有獽、蜑，又有蟾夷也”。这里的“蜑”是指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具有疍民的一些特点，是否等同于疍民目前没有定论，但说明自春秋时期此地已有蜑人分布，其中部分具有类似疍民的特征，如临水居住等。到晋代，巴蜀蜑人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南齐书》记载巴蜀地区“建元元年（433）十月，涪陵郡蜑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蜑人以为神物奉祠之”。这说明当地蜑人奉敬神物的过程。还有当时的官员也对蜑人进行安抚。同书在“高逸”条记载，明惠照“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蜑。上许为益州，未迁，卒”。《北史》记载有巴蜀蜑人造反情况：“天和初，信州蛮蜑据江硖反叛，连结二千余里……涪陵郡守兰休祖又阻兵为乱，方二千余里。复诏腾讨之，巴蜀悉定。”蜑人起兵联合对抗的区域达两千余里，说明规模庞大、势力不小。

除巴蜀区域外，由于长江以南地区被称为“南蛮之地”，百越族在各地散布，关于“蜑”“蛮蜑”的记载较多。清代钱谦益注《杜工部集》卷八说“长沙郡杂有夷蜑，名曰莫傜”。《通典》之《州郡十三》也说：“湘州。（邻郡十，理长沙。今郡。）齐并因之。州境之内，含带蛮蜑。”长沙、常德至岭南一带古属楚地，故史书也有述及。嘉靖《常德府志》之《地理志》说常德“属楚。《汉书》：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绎于荆为楚。《旧志》：啇周，为蛮蜑所居”。这一带所记述的“蜑”人分布区域大抵与湘江等江河分布一致，处于长江流域。

但是，蜑人也有非水居的，犹如也有部分疍民非水居一样，风俗与中原不同。《蛮书》记：“夷、蜑居山谷（蜑即蛮之别名），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通典》之《边防一》还提到“蜑”有岩葬的葬俗：“潭、衡州人曰：蜑取死者骨，小函子盛置山岩石间。大抵习俗既殊，其法各异，不可遍举矣。”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蜑人活动区域遍布巴蜀及湘江流域，但并非全部具有疍民的水居特征。

3.1.2 岭南水居族群的记载

岭南的广州在先秦时期是珠江漏斗湾内的一个小渔村，现在广州市内的长堤和西关一带，当时还是海湾。广州古称“番禺”，古越语意为“盐村”，即为渔村。考古学家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发现，珠江口一带曾经有流动的渔猎部落，在广州市郊的汉墓中也发现了陶船、陶井。秦汉时期岭南为百越之地，《汉书·地理志》薛瓒注说：“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在岭南主要有南越、西瓯、骆越、闽越等百越民族，其中有一部分古越人生活于水上，成为最早的一批水居族群。《北史》在记真腊国（今柬埔寨境内）等中南半岛诸国后引《礼》云“南方曰蛮，有不火食者矣”，又说：“然其种类非一，与华人错居，其流曰蜑，曰獽，曰俚，曰獠，曰。居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自秦并三楚，汉平百越，地穷丹徼，景极日南，水陆可居，咸为郡县。洎乎境分南北，割据各殊，蛮獠之族，递为去就。”宋代曾公亮在《武经总要》“广南东路”条记载：“广州南海郡古百粤也，皆蛮蜑所居。自汉以后入为郡县，唐为清（靖）海军节度，宋平刘鋹，复建方镇为一都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晋书》陶横上疏云：“晋时，广州南岸，周旋六十余里，不宾服者五万余户。皆蛮、蜑杂居。”这些史料说明，隋唐之前的南方少数民族颇成规模，其中关于蜑人的记载有古越人的一些明显特征，如剪短发、文身、临水而居、笃信神鬼、擅长楫舟、生食等生活特点，这与后续关于岭南疍民保留有“男女椎髻”等诸多古越人习俗的记述是一致的。

岭南不少地方志有关于秦始皇向南进军过程中岭南越人为躲避其伤害而下水成为疍民的记载，其分布范围包括广西梧州、玉林，广东广州、惠州、粤东以及海南等地。惠州博罗在战国时期属于缚娄小国，是惠州地域最早的土邦小国，明代嘉靖《惠州府志》载其境内疍民来自瓯越，云：“蛋其来莫可考。按：秦始皇使尉屠睢统五军监禄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意者此即入丛薄中之遗民……”这里讲的是越人入东江一带成为疍民。清代广西《苍梧县志》对梧州一带疍民的来历也有相同记载。清代范端昂在《粤中见闻》卷二十“人部”之八“蛋人”中也说：“秦时屠睢将五军临粤，肆行残暴。粤人不服，多逃入丛薄，与鱼鳖同处。蛋，即丛薄中之逸民也。世世以舟为居，无土著，不事耕织，惟捕鱼及装载为业。齐民目为蛋家。”“丛薄”意为水边的滩涂。以上记载说的是当时生活于岭南的古越人不堪秦朝官兵迫害，移居水上。粤东潮州等地也有相同的记载。《海丰县志》和《惠州府志》都有“海丰瑶、蛋自昔有之”的记载。根据这些地方志的记载，早在秦汉之际，就有一部分古越人逐步演化为疍民，并最迟在晋代达到一定的规模。这些记载的史料主要集中在明代之后，缺乏更早的证据，虽然其史实仍需要考证，但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岭南各地疍民来源与百越族人的关系。

由于战乱、社会动荡等原因，陆上居住的不同群体离开陆居环境融入水居群体的历史事件也比较多见，其中以西汉时期的吕嘉叛乱和东晋末年卢循起兵的规模和影响最大。西汉武帝时，南越丞相吕嘉谋反，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军征讨吕嘉叛乱。吕氏兵败，吕嘉及赵建德连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西汉南征部队遣兵追杀并将吕嘉与建德擒获，而其下属有一部分则散处于江海，可能成为疍民。

卢循起义发生在东晋末年。据《晋书》记载，卢循（? ～411）为东晋末年原（今河北涿州市）人，士族出身。东晋元兴元年（402）至义熙七年（411），卢循领导了反抗东晋王朝的农民起义战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的路线经过建康（今南京）、浙东、东阳（今浙江金华）、永嘉（今浙江温州）、番禺（今广州市）、始兴（今广东韶关西南）、长沙、巴陵（今湖南岳阳）、江陵、庐陵（今江西吉水北）、豫章（今江西南昌）、桑洛洲（今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等地，其部队曾抵淮口（秦淮河入长江之口，今南京西北）、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阳湖口）、交州（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等地。卢循在交州兵败后，十万士兵在附近逃离散开，而遁入岭南近海荒岛、以捕鱼为业成为疍民的数量也应该不少，成为岭南海岛和滨海聚落的开拓者。故历史上多处文献有关于卢循后代“卢亭”在海南岛、粤西等海滨活动的记载。如伶仃洋万山群岛之南的南亭、竹没山，周围数十里，“内有卢亭，相传为卢循之后，能入水捕鱼，鲜食，以竹箨为衣”。《岭表录异》也说：“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党奔于海岛，野居，惟食蚝蛎，叠壳为墙屋。”这些“卢亭”具有疍民以海为田、耕海捕鱼的饮食和居住文化特征。东莞也存在“卢亭”。《岭海见闻》卷三：“大奚山三十六屿在莞邑海中。水边岩穴多居蛋蛮种类，或传系晋海盗卢循遗种，今名卢亭，亦曰卢余……椎髻裸体。”其文提到的海域在今东莞至香港大屿山沿海。一些史书引述时把“卢循”与“卢亭”等同，许多学者认为“卢亭”是卢循部下后代的观点有待考证。“卢亭”未必是“卢循”后代，但其生活习性具有疍民的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其也属于疍民的一部分。关于卢亭的记载，涉及广州等多个地方。疍民在古番禺郡、南海郡一带被称为龙户、采珠户。卢循的部下成为疍民之后，游离于正统文化和经济体制之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相对独立的空间，而这部分疍民主要居住在海岛，成为海岛文化的一种类型，同时为后来的诸多社会现象，如从事海盗等社会问题埋下伏笔。

在制度文化上，秦汉六朝时期没有设立专门的疍民管理机构，疍民也没有独立成为人口统计的对象，也没有被划分为单独的社会阶层。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秦汉六朝时期是疍民形成但尚未固定成为族群的时期，疍民与其他南方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蜑”，其活动空间主要在长江以南。有学者认为，以长江中上游为中心的蜑人后来迁移发展到湘江流域、珠江流域，因此，岭南疍民来源于长江流域。从秦代之前的交通条件分析，岭南是一个相对独立和落后的地理单元，中原统治势力很少涉及，而到秦代中原人开始较大规模进入岭南时，类似疍民的水居族群已经存在。另外，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古越人具有相似性，因此其来源为岭南古越人一部分的说法比较切合实际，与长江流域的蜑人应该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