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会长们的创业故事

华克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创会会长项南的诗句。这两句诗恰恰是项南会长以及基金会初创时的几位副会长做人做事的写照。基金会能够有今天的发展，我们的创始人项南会长及几位副会长功不可没。

1989年3月13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在民政部注册，中国扶贫基金会（原名为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1990年改为现名）成立了。作为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团体，她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不断探索，自我发展，逐渐成长壮大。

中国扶贫基金会诞生时，是一个有着浓重政府色彩的、在中国规格最高的基金会。说她规格高，是由于她的申请成立报告由当时国务院最高领导同志划圈批准，并委派原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同志任名誉会长；创会时理事会中的理事，有70%是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这些老领导老同志集合在扶贫的大旗下，就是一个心愿——扶贫济困！为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实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约有2.5亿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大约占农村人口的1/3。那时的贫困属于体制性贫困，以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这一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地增强了活力，加快了发展步伐，而西部的发展却与东部拉开了距离。剩下的1.25亿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那里的信息不畅，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很差，生态环境恶劣。这种贫困属于区域性贫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投入专门力量，并拨出专款，采取开发式扶贫的方法来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经济开发问题。然而，仅靠政府的力量扶贫，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开辟民间扶贫之路作为政府扶贫的重要补充，就显得十分迫切。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还债”

老同志们加入扶贫队伍的一个强烈心愿就是还债。很多老同志谈起自己为什么要扶贫，都感慨地说：“当年干革命的初衷是救穷人，而今天还有人连温饱都成问题，我们没法去见马克思啊！”

副会长何载就多次给人们讲过这样一个他亲历的故事——

1987年，何载与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位张部长到甘肃宕昌县去做调研。在县城里，晚饭后没有什么事，他们与几位老乡拉开了家常。一位老乡说：“1936年，工农红军从天而降，一个冲锋打开腊子口，解放了宕昌县。红军队伍里派来了个张县长，带领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好多青年都跟着他去当了红军，可是这一走，从此再没了消息。听说，现在这个张县长在北京当了大官，心也变了，把乡亲们都忘了。”听了老乡们一席话，二位老同志回到旅馆，一夜都是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位张部长说：“老乡们所说的张县长就是我呀！欠了人民的账，心里难受啊！”当年劳苦大众支持革命，而新中国成立快40年了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摆脱贫困，无论如何都没法交代！从此，他们俩都参加了扶贫工作，为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贡献力量。

上井冈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是开辟除政府拨款之外的第二条扶贫资金获取渠道。已经有一些国际机构和友好人士表示了捐赠的意向，这笔资金数额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相当不小。

似乎是命运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成立大会之后不久，就赶上北京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这时，国外一些曾经表示过要捐赠的人士一下子就沉默了。而在我们基金会的账上，农业部拨给的10万元启动经费在交付了办公室一年的房租之后，仅剩下4万多元。

这时的基金会，别说是扶贫了，就连自己能否存活，在许多人心里都打上了大大的问号。看到这种局面，有的本想雄心勃勃干上一番的，这时动摇了，有的干脆不再露面。当时，基金会的副会长何载向对“是留下来还是等到基金会发展壮大后再来”持犹豫态度的同志提了个问题：“你是上井冈山，还是上延安？”

大家都知道，井冈山时期是中国革命的早期，工农红军使用着鸟铳和大刀长矛，被国民党军队一次次地围剿，几乎被赶尽杀绝。但是，中国革命的火种非但没有熄灭，反而随着红军冲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大围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被带到了延安，星星之火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燃遍了全中国。何老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他很自然地以中国革命的历程来比喻我们基金会今天的创业。

何老的提问激励着大家。上井冈！“大刀长矛”的日子不会长！现在的基金会虽然还很弱小，但我们留在基金会的人就好比火种，相信这个得民心的扶贫事业，有我们的共同努力，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关注和参与，终将实现星火燎原！我们追求的当然也不仅是延安的“小米加步枪”，我们将会开创出一片民间扶贫的广阔天地！

“不管你是向南向北，我就跟着你扶贫了”

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基金会，比如诺贝尔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是先有一大笔基金后才成立的，基金会的任务就是按机构宗旨把钱花好。而与那些基金会不同，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时是一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农业部拨给了10万元启动资金，就开始挂牌办公了。

项南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退下后，就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民间扶贫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扶贫的牌子是挂起来了，能够做些什么，大家心里都没有底。1991年，利用春节的机会，项南会长召集了一个在京理事的座谈会。请老同志们来，就是让大家为如何开辟民间扶贫之路出谋划策。

对于项南会长，他们是很熟悉的。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我国台湾省隔海相望，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战备前线，几乎没有什么建设。项南在福建任省委书记时，提出“大念山海经”，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围绕福建的地域特点做文章。这个思路至今仍指导着福建经济的发展。

项南会长不仅在干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在海内外华侨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的人格魅力，令许多人折服。所以，当项南会长说明开会的意图时，只听见一个老部长说：“项老啊，不管你是向（项）南向北，我就跟着你扶贫了。”一句话，逗得大家会心地笑了起来。接着，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早期发展出了许多好点子。

基金会没有等着钱来了再扶贫，而是边筹资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比如，组织对贫困农民的农牧业实用技术培训，组织东西部地区干部交流，组织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定点帮扶等，就是从那时干起来的。

花钱谁不会？

基金会所走的路，应了“得道多助”这样一句老话。

在项南会长和一班会长、理事的共同努力下，基金会得到了海内外几批较大的捐款、捐物支持，使其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了成立之初的困境，奠定了一些扶贫的基础条件。当时有些捐赠的款物，是捐赠人定向捐给基金会用作工作经费的，其中就有从日本进口的2辆“丰田”皇冠轿车和2辆“尼桑”面包车。这两种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城里，还是不太多见的时髦东西。

那时，基金会秘书处坐班的人员，不少是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司局长。不论老老少少，上下班或外出办事，多数骑着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这时有人捐车来，自然都很高兴，至少外出办事可以省一些力气了吧。有一阵子，二十来人的基金会，汽车新的旧的加起来有7辆，驾驶员最多时有3名。

对于基金会机关化的办事倾向，项南会长很快发现了。他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公开信，以日本的一些著名大企业不养公务车，而是租用汽车接待外国客人做例子，告诫大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要忘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浪费捐赠人的每一分钱。项南会长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养一辆车的税费、燃油费加起来一年下来少说要花一万元，这还没算上司机的工资和福利。“花钱谁不会！要会筹集资金，还要会努力降低工作成本，不仅使基金会生存和发展，还要用更多的钱去扶贫！”很快，基金会减少了汽车和司机，外出办事能骑自行车就不“打的”，即使“打的”也是挑最便宜的。一年下来算一算账，全基金会人员报销的出租车费加在一起，比以往养一辆车的花费还要少。

我们的几位会领导，都是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楷模。那时，会里有几条规矩，如国内的客人来了不招待用餐，请外宾吃饭不上酒。会长们来基金会开会，更是到点了就回家吃饭，从不在基金会吃工作餐，有时还把来访的客人请到家里去吃饭。一碗捞面条，一碗红薯稀饭，为的就是省下基金会的办公经费，却也吃出了来访者对中国扶贫基金会领导人的敬意。这种看似“小气”的做法，赢得了捐赠人的赞许。

记得埃索美孚（中国）石油公司副总裁李楣女士就对笔者说过，她到中国来，有许多部委的领导人甚至更高级的政府官员请她吃过饭，当然都是进出高级饭店，包括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但是她在那些地方吃过些什么早已忘记了，却是项南会长在机械工业部当部长时请她在机关食堂吃过的一餐白菜烧豆腐，令其至今难以忘怀。正是项南会长朴素、平易的作风，使她相信中国扶贫基金会能够做好埃索公司在中国的公益项目。果不其然，李楣副总裁说服埃索公司在美国的总部和相关董事，前后向我会捐款共计115万美元。

基金会在创业初期，不少办公用品包括打字机、计算机、传真机等是募捐来的。一张纸，一个信封我们也是反复用，省了又省。工作人员与会长们之间传送文件用的信封，经常是把旧信封上面写过的字划掉再写新字，正面用过了再用背面。

多年来，我们这个扶贫公益机构，恰恰是因其作风较少浮华，较多朴实，从而能够赢得捐赠人和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人们往往透过一件件小事看到这是一个真心为穷人办事的团体。也正是这样一件件小事，打动了一名新华社高级记者，他以《共产党人的风范》为题写了半个版的文章刊登在《新华每日电讯》上，来赞颂中国扶贫基金会。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第一任名誉会长是曾任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基金会成立不久，基金会的几位会长去李先念主席那里汇报工作。当李主席说到陕南群众的贫困状况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帮扶的22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同时又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李主席在陕南工作过多年。当时，老百姓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把仅有的一点点吃的拿出来支援抗战，支援革命，用李主席的话说，是“连猪娃子都叫我们吃下去了”。

1990年春的一天，项南和何载在河南参加了一个科技扶贫的会议后，没有带随员，更没有惊动所到省的省委省政府，乘坐着硬座火车去了陕南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商洛等地。他们走进一个山村，掀开老乡家的锅盖，看着锅里煮着的掺着野菜的玉米糊糊问：“谁家的日子好些啊？”老乡回答：“东头那家的日子好，他家的粥稠。”走到另一家，他们摸着老乡家唯一一床被盖，数一数被子上一层摞着一层的补丁，竟然数出100多块！新中国成立40年了，还有生活如此贫困的群众，眼前的现实让两位共和国的老部长无论如何都难以释怀。怎么帮助他们走出贫困呢？

刚刚诞生不久的基金会，几乎没有什么钱。若要等筹到了钱再去扶贫，那要等多久！两位会长还看到，西部地区的贫困落后，首先落后在观念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给沿海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若能把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经验带到西部去，就能产生比给钱给物更好的效益。项南会长把这个想法与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和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一说，立刻得到二位的响应。若能让两地的县级干部来个对口交流，即把江苏的干部派到陕南去帮助当地抓经济建设，再派陕南的干部到江苏去挂职学习，岂不是把两地干部的优势结合发挥起来了吗？

说干就干。何载和基金会的另一位副会长李敬来到了南京。眼看就要过春节了，江苏省委做组织工作的同志提出，请老同志先回北京过年，过了年再来确定赴陕的干部名单。可是，何老他们根本没有动身回北京的意思。看那架势，如果西派的干部定不下来，两位老同志就要在南京过年了。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也只好抓紧行动，遴选、动员，短短几天就把互派干部的名单定了下来。

1991年春节刚过，苏南7个地市和陕南4个地区31个县、市各派73名干部，在一名省级干部的带领下，在北京进行了短期培训，就到对方省的县、市上任了。干部交流搭台，经济协作唱戏。对口交流促进了西部解放思想，带动了两地的经济、人才、技术和资金交流。

“东西互助，对口支援”这种扶贫方式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称赞其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创举”。1992年5月，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召开会议，推广了干部交流的扶贫方式。很快，这一方式扩展到了全国，至今仍是政府社会扶贫的主要方式之一。

吸烟请吸“钓鱼台”牌

1992年1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云南昭通卷烟厂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郑重地从昭通卷烟厂厂长孙玉胜手中接过一张1000万元的捐赠支票。曾任中国驻英国特派全权大使、如今外交家风采依旧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柯华走上讲台，用他的广东味普通话发表了笔者所听到过的最简短的演讲：“吸烟对身体没有好处，我劝大家不要吸烟。但是，吸烟对扶贫有好处。所以，如果你要吸烟，请吸钓鱼台牌！”柯老的讲话，赢得了会场里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不仅包含对柯老诙谐话语会心的回应，也包含对昭通卷烟厂所给予中国扶贫基金会大力支持的真诚感谢。

“吸烟有害健康”的理念近年来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容否认，烟草企业在很多年里也是利税大户，是各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在筹集资金方面得到了烟草行业的鼎力支持。福建厦门的华美卷烟厂、广东普宁卷烟厂等，都给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数额不小的资金捐赠。这其中，我会开创时的几位会长、副会长以及理事马尔赤、刘维灿等功不可没。

云南盛产烟叶，一个又一个的卷烟厂不仅维持了广大烟农的生计，也支撑起了地方的财政。一个名牌香烟，可以给当地带来巨大的财富。昭通卷烟厂就很想创出这样一个名牌，于是，向中国烟草公司提出批准其生产一个甲级品牌香烟的申请。钓鱼台是国宾馆，如果以钓鱼台的名字命名香烟，而这种烟只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商品柜台里，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国宴的餐桌上，自然身价不凡。基金会的副会长柯华找到国宾馆的负责人，他的老朋友，动员说服国宾馆为扶贫贡献“钓鱼台”这个名字做香烟品牌；又由理事马尔赤以他在中国烟草公司的影响促成“钓鱼台”牌香烟品牌的批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昭通卷烟厂能够为扶贫做多少贡献呢？

一天，基金会何载和李敬两位副会长来到昭通卷烟厂。厂领导见到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从北京远道而来，给予了热情的接待。老同志提出，由扶贫基金会出面，为昭通卷烟厂争取一个甲级香烟的品牌，也请烟厂考虑为支持扶贫做点贡献。厂里为老同志又是设宴接风洗尘，又是安排参观游览，就是不对他们的提议正面作答。过了些日子，看着老同志住得“安稳”，该厂又安排两位老同志到周边的贫困地区走走看看。日子一天天过去，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该请的酒饭也请过了，两位老同志还是没有动身回北京的意思。几位厂领导心里打起了鼓，如何能动员老同志打道回府呢？于是，厂长又一次设宴，名曰为两位老同志饯行。其中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这是下逐客令呢！可是，厂里没有支持扶贫的表示，老同志还是住着不走。这回厂长实在是坐不住了，赶紧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

此后，我会与钓鱼台国宾馆、昭通卷烟厂正式签订协议。钓鱼台国宾馆同意昭通卷烟厂设计使用“钓鱼台”商标，昭通卷烟厂使用“钓鱼台”牌生产甲级香烟，从销售收入中拿出一定的利润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扶贫。这才有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捐赠会，才有了“钓鱼台”牌香烟的问世。

1992年4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发文（中会发字第7号）通知：“决定将云南昭通卷烟厂捐赠的款项，以绝大部分（700万元人民币）用于昭通地区扶贫开发，专款专用，建议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分社和昭通扶贫开发办为主组成一个经济实体和董事会。”通知还说：“此为有偿支援，有关还款年限和具体办法由基金会和该董事会另行商定。”1992年7月13日，我会收到云南昭通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字1号文，文中提到成立“昭通地区扶贫开发服务总公司”。

然而，基金会虽然对用好这笔来之不易的扶贫资金有良好的愿望，提出资金用途是扶贫开发并专款专用、有偿支援，但对究竟如何管理和使用资金，并无具体办法和经验，也无专业管理人才和管理技能。委托当地的职教社和扶贫办来管理使用这笔资金在当时来说是个可行的办法，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当地虽然成立了项目管理机构但也没有把钱管好用好；基金会也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最后是以这笔资金损失殆尽而告终。

外企捐资“0”的突破

199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八七攻坚”的含义是，用1994～2000年的7年时间，基本解决我国当时尚有的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作为一个民间扶贫机构，基金会如果能在筹集扶贫资金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就能够为“八七攻坚”计划的实施多做一份贡献。在基金会成立最初的几年里，几笔较大的捐款主要来自国内的大企业。但是，项南会长更注重把筹集扶贫资源的重点放在海外。项南会长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在全世界，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加上中国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同胞，总数大约是8000万。这个数量正好与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相等。如果把海外华人动员起来，每一个海外华人来帮助一个内地的贫困人口脱贫，这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力量！为动员海外的力量扶贫，基金会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一直锲而不舍地做着努力。在基金会刚刚成立不久，就曾邀请新加坡籍华人地产商黄廷方先生来华访问，还安排他接受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会见；邀请爱国侨领胡文虎的女儿、香港星岛报业集团总裁胡仙女士来大陆访问；派遣副会长柯华和常务理事薛文林出访东南亚多个国家，拜访老朋友。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一个，争取海外的华人对中国扶贫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埃索美孚（中国）石油公司的副总裁李楣，是旅美华人。她是项南会长的老朋友，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为其做翻译，也曾在美国接待过由项南担任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李楣到中国任职后，有一次见到当时已经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的项南。老朋友见面，很自然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项南会长此时从事的民间扶贫事业。李楣也谈到了她的苦恼。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外企若在我国兴办实业，应该参与社区发展，为所在社区的公益事业做一份贡献。埃索美孚（中国）公司也不例外，他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不论在哪个国家开展业务，都会从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为当地做一些公益项目。这样做，既有助于与所在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也有利于该公司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但是，我国的主管部门要求他们拿出钱来修筑公路，他们却不情愿。项南会长告诉李楣，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可以帮助该公司执行他们的公益项目，并且在项目的选择上，我们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对于李楣及其所在的公司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然而，更能打动李楣的则是项南会长的人格魅力。是项南会长朴素、平易的作风，使她相信中国扶贫基金会能够做好埃索公司在中国的公益项目。

埃索石油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跨国石油公司之一，在全美国500家大企业中名列第三。若能够争取到该公司的资金支持并通过项目实施与其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是我们基金会所期望的。李楣和项南会长拉近了埃索公司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距离。但是此笔捐赠能否落实，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埃索公司希望在该公司勘探石油的新疆且末地区做项目，他们希望建设医院或者学校。我们立即联系新疆扶贫办，共同完成有关项目建议书。埃索公司收到项目建议书后，又像考官出题一样，列出了三四十个问题，几乎写满了两页A4纸，主要是要了解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项目执行机构的能力。其问题诸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做过哪些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历年筹资规模和项目规模有多大？项目管理成本占项目总额的比例？如何控制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以保证项目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如何防止可能发生的项目资金中间流失或被贪污？项目建成移交给当地后如何保证其发挥效益和持续发展？项目如何使设定的受助目标人群受益？项目工程实施中以及交付使用后由谁来审计和监督？等等。

筹资有了良好的开端，而项目建议书还要报埃索石油公司美国总部批准。对埃索公司上述问题能否给予满意的回答，关系到项目资金能否最终落实。可巧，李楣女士打来电话，说她即将飞回美国向总部述职，希望我们准备的“答卷”能由她带回总部去。而这时我们的有效工作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天了。此事刻不容缓。承担这项任务的华克，连夜在办公室里做“答题”。“答卷”经会里一次审查通过后及时提交到埃索公司。此后，事情一路“绿灯”，埃索公司总部批准了我会提交的且末县中心医院扩建项目的建议书。当埃索公司捐赠的资金到位时，我们已经在新疆扶贫办的协助下找好了建筑施工单位和项目监理公司。很快，且末县医院扩建的项目动工了。

且末县地处新疆南部，是我国边远民族县，维吾尔族人口占87%，文教卫生事业相对落后，在且末县实施医院扩建项目，正是且末县群众迫切需要的。埃索公司捐赠的第一期公益项目资金总额是160万美元。接受捐赠并负责执行项目的单位除中国扶贫基金会之外，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两家机构。其中给我会50万美元，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0万美元，给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60万美元。给这两家的捐赠分别用于新疆且末县妇女儿童项目和修筑公路。

一年后，我会先于另两家机构如期并圆满完成且末县医院的扩建项目。1997年4月4日，我会副会长杨詠沂会见了美国埃索石油公司政府事务部经理达茜·邦迪女士。她代表该公司对我会于1996年实施的新疆且末县一期工程即医院扩建工程的质量和二期工程即两所小学建设工程的可行性调查报告表示满意。4月24日，埃索石油公司正式批准我会在新疆且末县兴建民族、汉族两所寄宿制小学的项目建议书，由我会承担该项目。埃索公司在第二期捐赠的160万美元资金中调整了上述三家机构的项目资金额度，给我会的资金增加到65万美元。

1997年12月，两所小学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两所学校均为三层楼房，附带锅炉房、围墙、大门等设施，总建筑面积7504平方米，结构安全、装修精良、功能完善、外形美观，其质量均达到国家优质工程标准；教学设备能够满足当地九年义务教育所要求的一切条件。在资金使用上，经专业机构审计，全部资金专款专用，按时足额到位，财务制度执行严格。两所学校共解决了2500名学生的入学问题，对当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末县人民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无私帮助深表感谢；埃索石油公司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工程非常满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埃索公司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998年6月1日，且末县为项目落成举行了隆重的典礼仪式。我会副会长杨詠沂，埃索公司总裁顾立洱先生和自治区、自治州的领导专程赶去参加了那次盛典并为项目落成剪彩。当地群众席地摆开烤羊和美酒，姑娘、小伙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招待来自远方的客人。热烈的气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总裁顾立洱先生随后致信我会副会长杨詠沂说：“与您在且末见面，并和您一起庆祝我们的工作成果，我感到很荣幸也很高兴。我代表塔里木三区联合作业体和埃索中国石油上游公司祝贺您及整个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且末地区人民的需要提供了成功的支持和指导。从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们的眼中流露出的感激之情，我可以看出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创纪录的收获。整个一天的活动是令人一生难忘的。”

我会与埃索石油公司的合作，实现了我会动员外企捐资扶贫“0”的突破。且末项目的胜利竣工，坚定了我会与跨国大企业合作的信心。

为了聂帅的嘱托

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说过，如果你以北京为轴心以2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圈的话，你就会发现，环绕着北京的竟然是一个“贫困带”！这话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你拿着国定贫困县的名单对照着地图一查，结论果真如此。

出北京往南偏西过了涿州就进入太行山区了。河北的涞水、涞源、阜平、灵寿、平山、赞皇，都是地处太行山区的贫困县，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代领导人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特别是阜平县，是革命老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首府和中央机关所在地。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那里工作生活过11年。当时全县人口不足10万，就有2万多人参军参战，有5000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后不久，在一次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聂荣臻元帅见到项南会长，他拉着项南会长的手，眼含泪花动情地说：“你现在做扶贫工作了，帮一帮阜平吧！阜平不脱贫，我死不瞑目啊！”

一年春节，项南会长，何载、李敬副会长从各自家中拿了一些现金和衣物去距阜平县城20多公里的大台乡老路渠村看望老百姓。一位老大娘听说几位客人从北京来，颤巍巍地握着项南会长的手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京城里可好啊？”其时，毛主席已经逝世快二十年了，而那位老太太竟然不知世道的变迁。也许发生在这个老太太身上的事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山区的封闭、落后却随处可见，给人以深刻印象。

为了完成聂帅的嘱托，项南会长带领着基金会的上上下下，为阜平及太行山区的扶贫工作想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工作，办了许多实事。而跑得最勤的地方是阜平，为开发项目牵线搭桥最多的地方也是阜平。项南会长是要把阜平作为试点，帮助太行山区找到脱贫致富的突破口。

1993年10月20日，项南会长率基金会工作人员刘玉梅、杨青海、华克等到阜平做调查研究。在阜平县的铁岭，有一大片刚刚腾空的兵工厂，是国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的岁月在太行山里投资兴建的。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兵工厂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闲置的厂房、场地和齐备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对于当地来说却是一大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项南会长向河北省及当地负责同志提出利用下马的兵工厂建立贸工农科教相结合的阜平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这样，将有可能建成一个不占用农田、不盖新厂房、不必重新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花大钱的新型开发区。

1994年3月25日，项南会长亲赴保定，联络保定地区的负责同志和省教委、地区教委的负责同志和原北辰集团董事长孙梦兰等一批阜平籍的老同志老领导一起研究阜平的脱贫问题。议定把原前进兵工厂厂区定为“阜平富民经济开发区”，把原前进兵工厂生活区定为“教学区”，建职业学校。他指出：“阜平经济发展，种、养是基本功，加工业靠外引内联。加工业要大胆吸收外资和境外资金。开发区应是阜平脱贫致富的龙头企业。两三年内县里若能引进100个项目，那就能翻身了。希望大家都要帮助出把力。”

阜平富民经济开发区于1994年6月起开始建设，制定了六条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促进阜平的经济开发，帮助阜平群众增强“造血机能”。项南会长亲自协调，联系一些单位及社会爱心人士为开发区和职业学校捐款捐物。在1992～1995的三四年间，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先后陪同外商到阜平开发区去考察64人次，为阜平外引内联、牵线搭桥涉及皮毛加工、藤器制作、石材开发、大枣深加工等加工业，食用菌、七彩雉鸡等种植养殖业和教育设施援建等三大类数十个项目。

在开发区管委会成立后，我会又及时派人去开发区，与管委会的同志一起制定开发区管理条例，对开发区进行规划，协助当地与外商谈判，共同研究解决开发区在恢复基础设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检查项目落实情况。

太行山区最丰富的资源是花岗岩，这是现代建筑业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于是，基金会牵线把福建晋江开采加工石材的企业家引到了这里。不少县办企业、乡办企业不景气，基金会把中国最权威的专家请来“会诊”，帮企业找到管理及技术方面的差距，为救活企业出计献策。山区气候恶劣、土质瘠薄，种植的粮食作物品种单一且产量低。基金会请来获得国际大奖的世界菌草技术发明人高级农艺师林占熺，在开发利用野草和秸秆栽培食用菌方面为贫困农民增收提供技术帮助；请绵羊饲养专家北京农学院副教授陈济生老先生引进山东的绵羊优良品种高脚多羔小尾寒羊教农户饲养；引进养猪状元龙成祥的快速养猪法。这些种养业实用技术为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有机构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基金会更是忘不了阜平。美国高美施（远东）有限公司表示要向我国贫困地区无偿捐赠50吨高美施有机腐殖酸液肥，在我会制定的分配方案里有阜平。公安部、农业部职工捐赠衣服共6万余件，阜平是接受捐赠的两县之一。基金会与银行协商并确定用银行贷款支持三个扶贫项目，阜平县水晶厂技改项目是其中之一。香港汇富融资集团林家璁董事长捐款10万元建学校，经基金会牵线在阜平县段庄乡中心小学兴建了426平方米的两层教学楼；经基金会引见，日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捐资10万元翻建了阜平的五丈湾小学。北京市宣武区小马厂小学捐赠衣服700余件以及部分学习用具，基金会安排接受捐赠的是阜平县五丈湾小学。台湾尹衍梁先生捐赠布料60万码，阜平县又是基金会确定受益的11个贫困县之一。经基金会牵线，香港盈利丝花有限公司曾星如先生投资200万元港币，在阜平独资兴建以野草和藤条为原料的盈利工艺品厂。

香港扶轮社李钜能先生捐资40万元援建的阜平职业学校是办得最成功的。1993年10月，项南会长提出利用原兵工厂空闲场地和设施建设职业学校的设想与县政府一拍即合。于是，项南找到河北省教委副主任陈逖先同志，商议如何尽快启动筹建职校事宜。经县政府、县教育局和学校紧密配合，原来设在该县陈南庄的县农技中专学校开始搬迁，于1993年12月6日，四个教学班进驻铁岭利用原兵工厂建设的新校址。

1994年5月，经爱国华侨云大棉先生牵线，香港扶轮社李钜能先生有意为阜平兴建阜平职业学校捐资30万元，并要求提交开办职业学校的预算计划书。项南会长随即邀请福建省三明职业技术学校、中华职教社、河北省职教社等同志，共同商议在阜平筹办职业学校，开展职业教育等事宜。

为了落实香港扶轮社李钜能先生的30万元捐款，办好阜平县扶轮职业学校，基金会宣教委在了解到李先生捐资意向后，编制了建设职业学校的预算，在资金到位后又帮助、监督该县教委落实和使用这笔资金。阜平职业学校自1994年6月开始在兵工厂旧址上改建，9月即开学，开设了13个专业，招收了太行山区五六个县的600多名农家子弟入学。不到半年时间，新兴的职业学校——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落成。

1994年11月25日，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暨阜平扶轮李钜能职业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项南会长因病未出席，特委托基金会副会长孙文芳、开发委专员杨青海出席。孙文芳副会长在视察了职教中心的建设后，惊讶地说：“半月前我曾来过一次，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得这么好，确实可喜可贺！”他称赞学校为阜平县甚至保定地区增添了一个人才培养基地。

开学典礼那天，基金会邀请云大棉先生和李钜能先生夫妇专程从香港赶来出席，并为学校落成剪彩。大会上，举行了香港扶轮社李钜能先生为阜平县职教中心捐款仪式，并聘请云大棉先生和李钜能先生为阜平扶轮李钜能职业学校名誉校长。看到学校初具规模，并且窗明几净、秩序井然，所捐资金用出效益，李钜能先生夫妇十分高兴，当场决定再捐资10万元，支持学校建设理化实验室。学校师生也深受鼓舞，不仅决心办好学校，还一锹锹挖土一桶桶担水在学校周围的荒山上种植了银杏树苗，美化和改善校园及周边环境。

随着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步伐加快，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项南会长决定把阜平职教中心定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阜平培训基地”，并于1995年1月20日举行揭牌仪式。项南会长率刘玉梅、杨青海、华克出席，并发表了讲话，阐述了职教工作的历史责任，给学生们指出科技致富的道路。

此后，职业教育中心以稳健的步伐向前发展。他们坚持“发展职教，志在富民”的办学宗旨；坚持“立足阜平，融入区域，服务三农，示范太行”的发展定位；立足于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瞄准县内支柱产业，本着“兴一个专业，办一个企业，助一个产业”的办学理念，走出了一条“校企一体、产教结合”的专业特色发展之路。1999年，该校被评为省级重点职业学校。到2004年该校建校10周年时，阜平职教中心已经发展成占地600余亩，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教职工176人，在校学生3400余人的学校，晋升为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2006年，该校被国家教育部认定为“全国半工半读试点学校”; 2011年晋升为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被河北省教育厅誉为“山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面旗帜”。

到2013年，该学校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占地600亩，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有平阳、县城校区和北京就业培训基地三个校址，6个校内实训基地和40余个校外实训基地，全日制在校生1600余人、半工半读1500余人、涉农专业农民2200余人，集教学、培训、示范、农技推广为一体的职业教育中心。该校按用人需求设置了9个专业，涉及种植养殖、酒店管理与服务、计算机应用等涉农和非农课程。其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与一汽、上汽、比亚迪、长安等国内五家大的汽车制造厂联合建立了汽车技术培训基地，定向为汽车制造维修培养人才，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十分抢手。如今，学校建设以带动区域发展和改善民生为目标，正在逐步完善“学校+企业+基地+农户”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和区域内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阜平，无论是干部还是老百姓，一提起当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南会长对阜平的关怀和帮助，仍然都无比动情。值得告慰项南会长的是，阜平已经今非昔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扶贫状元评选与表彰

199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用从1994年至2000年底的七年时间，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个计划得到基金会全会上下的积极响应，个个摩拳擦掌，纷纷出谋划策，要为八七计划的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而那时的扶贫基金会虽然叫作“基金会”，却实在没有什么“基金”，但利用老同志、老领导的社会影响力去动员社会参与支持扶贫是基金会的长项。那一年，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扶贫行动大会”和“扶贫义演”，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和支持扶贫事业，并对热心支持扶贫事业的人士和机构进行表彰；召开中国中西部经济发展研讨会，邀请东南亚和大陆及港台地区专家学者为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支着；还举行了媒体策划会和有电视、广播及平面媒体参与组织和实施的系列扶贫宣传报道活动。其中，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表彰活动从1994年起每年举办一次，一直持续到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结束。

表彰扶贫先进，是基金会成立之初即给自己提出的一项任务。1991年，项南会长就在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对多年来为扶贫工作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进行表彰，为此设立了无私扶贫、科技扶贫、自力脱贫等三个奖项。从那时起，即对在我国扶贫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机构进行过一些表彰和颁奖。但是，由于在获奖人的评选标准和产生程序，以及评选表彰的组织操作模式等方面都缺乏系统的设计，所以其结果只能是一个——引不起什么社会反响。虽然如此，基金会的同志们也一直酝酿着要开展评选和表彰扶贫工作中的先进人物的活动，以此来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为扶贫做贡献。

为了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这一壮举，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的总编辑于有海向我会孙文芳副会长建议，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半月谈》杂志社共同举办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活动。孙会长和于有海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都是作为“调干生”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既是老同学又是老朋友。二人见面很自然谈起孙会长正在从事的扶贫工作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半月谈》杂志是每半月出刊一期的解读时事政策的32开本小册子，当时发行量为700万份，号称“亚洲第一刊”。有《半月谈》与我会联手组织评选表彰扶贫先进，对于当时实力还小的扶贫基金会来说，的确是个强有力的支持。所以，于有海的提议立即得到孙会长和基金会其他领导同志的响应。第一届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表彰活动于1994年10月17日，即联合国确定的第一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此，在中国老百姓崇敬的当今各类先进人物中又多了一类：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而孙会长也为每年一次的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评选和表彰，倾注了许多心血。

“扶贫状元”是经社会各方面广泛推荐，由我会和《半月谈》组织人员进行初步遴选并整理事迹材料，再由有关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和人民团体等各方面的负责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定而最终产生的。这种评选表彰虽然与党政领导机关批准、命名的先进人物不同，却顺应时势，合乎民心，所激起的社会反响比之其他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毫不逊色。

评选表彰活动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同步，从1994年开始首届评选表彰，到2000年底，共评选表彰了七届，共评选出“扶贫状元”70名，“扶贫贡献奖”得主80名。评选出的“扶贫状元”和“扶贫贡献奖”获得者中，有各级领导干部，有农村基层的群众致富带头人，有科技工作者，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有念念不忘造福桑梓和热心支持我国西部开发的香港同胞、各类企业家等。他们尽自己所能为扶贫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许许多多默默无闻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扶贫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的杰出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是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体现了我们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时代风貌。

这些“扶贫状元”中虽然很多人已经是名人，诸如先进、模范等头衔一大堆，但他们往往把“扶贫状元”这一荣誉看得比此前获得的其他荣誉都高，当上“扶贫状元”后更是把普天下的共同富裕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四处奔走，扶贫不息。像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党委书记吴仁宝，扶助宁夏建设“新华西”；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把他的菌草技术传遍了大江南北；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不仅为对口帮扶广西百色地区身体力行，还动员港澳企业家为扶贫做贡献。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几年来，通过我们评选和表彰扶贫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并借助各种媒体广为宣传，一些“扶贫状元”的事迹被谱成歌、编成剧、写成书，在广大群众中传颂，弘扬了中华民族仁爱互助、扶贫济困的美德，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侧面。这项活动的意义不仅是推出了一批扶贫战线的先进人物，还在于通过对这些“扶贫状元”和“扶贫贡献奖”获得者的表彰，带动和激励了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支持扶贫事业，对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扶贫攻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通过推出一个个扶贫典范，引导全社会向贫困地区群众伸出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