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从“文学”到“人文科学”
——论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人文学术类型之转换
李幼蒸
摘要 本文首先对比了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向文”传统与现代来自西方文明的科技工商“向物”传统，据此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精神文明前景，应该兼顾来自西方的“泛物”价值观和中华历史上固有的“泛文”价值观，通过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开创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生态。其次，本文提出，历史文化人类学应该区分民族文化之固有一般理念与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追求该理念之诸具体方式；前者具有历史永恒性，后者具有历史变迁性，二者不可混同。一方面不可因泥执于古代实践方式而因循守旧，另一方面虽应坚守民族固有的伦理理念，却也应随着历史条件的演变而在实践方向和方法上与时俱进，随遇趋新，方可辩证地、更真实地、更有效地贯彻民族固有的精神理念。历史上的“泛文学形态”应逐步转化为“泛人文科学形态”，遂可在此基础上，于全球化时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创造事业。
关键词 《论语》文学 人文科学 全球化
一 文与学：中华精神文明史特征
中华历史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最突出者有二。一是历史上绵延数千年的“广义文学史”及具有连续性的相关文字记载（含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各领域内的数千年精神文化实践记录）；二是现代期百年以来，在科技工商领域内，由于与时俱进而取得的物质方面的惊人成就。中华文明体的古今两大成就，都蕴含着一种“辩证性的双评价观”：一是将其封建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硬件作为“糟粕”予以“革命”后，而将中华固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予以保存、继承、发扬光大；二是于全球化时代，在继续推进源自西方文明的物质化建设事业的同时，发现在借助西方科技工商文明成果全面更新中华历史文明的过程中，在中华固有精神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的任务方面，却尚属认知未明，成效未彰。物质文化领域内的推陈出新任务，与精神文化领域内的继承发扬使命，二者之间可谓高低互见。现代化以来，中华文明在有关历史与文化的评价认知与发展方向问题上，还存在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首先，文明与民族的文化发展应该是兼具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其次，在全球化的今日，究竟什么是适当的“精神文化”之类型呢？一目了然，中国物质现代化的成就是建立在全人类现代化时期的科学知识成就基础之上的，此成就的“主要根源”是来自西方科学文明传统的。尽管科技工商及其知识论基础“数理化”最初都来自西方文明，然而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今日在评价文明成果时，重要者并非其“来源”，而是其对新知、新学、新理有效的、创造性的“掌握”与“发展”。中国百余年来的科技工商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不仅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力源远流长，而且表现出了其融入及参与推进世界整体物质文明发展的潜能。但是，另一方面，从历史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我们是否充分注意到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目前出现的一种貌似自我矛盾的现象？即：此一足令世人惊异的现代物质建设的杰出成就，其知识论的根源是来自西方文明传统的。这就是说，炎黄子孙已经充分证明了具有“消化和发展”西方物质文明成果的能力，并因此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使命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尽管一再申明也要复兴或发展“中华文明传统”，这个文化使命却不应与我们在科技工商发展事业上的成就相混同（吸收外来物质性文化的成就和发扬自身精神类文化的成就，分属两类成就），如果我们所说的中华文明历史传统，主要指自身固有的“精神文化传统”的话。后者是指其传统伦理价值观方向及其精神文化与人文学术领域内之创造性成果，二者均与沿着来自西方文明传统的科技工商成就无关。“国富民强”自然是各民族古今一体的、普遍认同的社会物质性目标，此物质化文明事业的成就，固然必为实现任何精神文化目标的物质性条件或手段，却并非相当于精神文明及精神文化的成就本身。人类文明的物质类文化的成就和精神类文化的成就，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往往或正或反，处于互动关系中，却在价值上、方向上、领域上，各自平行地发展着。换言之，各文明体的历史总体过程实际上包含着两个虽紧密交织却分属不同“历史逻辑”的“亚过程”：社会物质类实践与文化精神类实践。这是因为，两大亚过程在价值、方向、目标、方法等实践学组织机理方面并不相同。简言之，社会物质性建设的成就与精神文化、人文学术的成就并不是一回事。况且，从更为复杂的历史文化人类学观点看，现代物质类文化实践方向是源自西方文明传统的，而现代精神类文化实践是植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莎士比亚与蒸汽机，诗词曲赋成就与股票、电商成就，是不能混同的；任何高等世界文明体必然兼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创造性成就。
于是，关于文明发展方向的思考就遇到了一个文化人类学上的关键问题：这个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今日究竟应该指什么呢？为此，首先要厘清精神文明中的“文化方向或理念”与其“具体实践内容”这两类不同的认知范畴。即价值观理念与其实践目标及方式，其实属于不同的文化认识论类型，因为价值理念属于民族传统精神的内在恒定倾向，而其相应的实践方式选择则与“恒定内在理念”和“变化外在历史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结果相关。在反省和思考这个问题时，按照现代学术理论，就要相应地区分文明或文化的“民族性精神价值大方向”（精神性向与伦理信仰）与各时代不同的文化实践方式（如礼乐诗书、四书五经、诗词曲赋、文史百家等传统内容；它们今日都仍然是、必然是人文学界体验与研习的主要对象，但不再成为今日学术实践方式本身了）。一直以来，人所共知：谈到中华文明，其主要特征，首先即应指其早在先秦时代即已宣达的“以文立身，以文兴邦”之理想目标。古代外国人也发现，中华帝国实乃“文学之邦”“文史之国”，中华文明或其传统文化的性格和性向，似可以借一个“文”字作为其总标志。此一中华精神文明性向的总标志，正是充分体现在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书”《论语》中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反复敦促弟子“学诗”，而远古之“诗”即为当时之“文”性向或文理念之具体化代表。果然，其后两千多年，中国的读书人均为“诗人”。笔者在近年来系统浏览《册府元龟》中一段段“叙事文”时（此部类书与其他多属直接摘抄旧籍的类书不同，不仅分类组编严整，而且诸“短文”均属独立再编写之作，故较切实地反映了当时文化界的观点与思想），深刻意识到古代各种“应用文”之所以均采“文言文”体，原因之一即“中国士人爱文”；编写者于普通的叙事文，可谓超乎功能性必要地、不分巨细地、一丝不苟地一律践行其“美化行文”惯习与功力，今人要想挑剔古人文字上的瑕疵还真不容易（在“好文”“作文”上，今人使用的白话文远远逊于古人。“美文学”的时代在如今的电脑时代更是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这也正是时代变迁的特点。倡导“白话文”就是因为时代已经从“美文化”演化至“理文化”了）。不是个别人、个别时代，而是自汉迄清，人们的各种纯粹事务性文字都要如此精美地呈现，更不要说诗词曲赋了。这种感觉只是证明了一个历史文化人类学上的事实：中华传统的“向文”文化与今日来自西方的“向物”文化在性格上和风格上根本不同。笔者在此提及此事是为了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其表现上是一种“泛文学文化”，而若深化及扩大而言，则是一种“向文”之文化。本文则要进而指出，此一“向文”的民族精神实践（广义文学文化）今日已经与时俱进地演化为、并将继续发展为“现代人文科学”之文化。
古代文艺作品创作在文明体内的主流地位，今已结构性地让位于思想理论研究在现代文明体内的主流地位了。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并非表面上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引导作用（虽然西方科学思想显然对此起着决定性的“触媒剂”作用），而是在于中华“向文”传统文明的固有精神性向和潜能。从解释学观点看，这也就是与“向文”人生观理念相匹配的“向学”实践观方略之效果。正是《论语》中的第一个“学”字，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开启了现世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实践大方向！如何贯彻这个广义的“文”理念呢？从中华文明成熟时起（以《论语》思想的出现为标志），中华精神的基本价值观及信仰观，就不再以通过乞求超越性力量之护佑为其自信心基础了（这是春秋时期理性主义对殷商神鬼崇拜习俗的一种伟大的克服与历史性超越），其信仰与自信开始建立在人性内在的理性基础之上。于是，中华文明成熟时期的价值观就体现在此原初精神实践倾向上：理智之学、理性之学、向理之学、现世经验人本主义之学。这才是《论语》这部民族精神圣典的本质性内涵所在。但现代历史解释学分析提醒我们：此一理性理想主义的本质性内涵，应该区别于古代封建统治者们对其进行的“功利主义片面化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结果（今日儒学研究者应该完成“论语认识论”上的这一范畴学辨析：固有伦理精神“原初理念”与历史现实对其进行的各种“利用方式”）。按此，我们遂可深入而真切地把握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奇迹”：“五四”前后三十年间，中国在现代人文学术领域内完成的古今中外思想汇通方面的惊人成就！这是晚清民初最后一代“四书五经文士”（具传统读书人心志者）与现代社会科学理性主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间完成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的思想化合”。问题在于：此一思想史上的奇迹，其“根源”何在呢？为什么其他非西方文明体在其现代化时期都未出现过如此杰出的“内外汇通成就”呢？大家也许会援引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似乎更具成效的东西文化汇通过程加以质疑。日本民族擅长精神思想模仿，但其民族历史精神欠缺某种内在的“向文”理念冲动。别忘了，该民族历史上一贯崇尚的是“向武”文化传统，而学自中土的对“文”之爱好，其实也是为其“武士道精神”服务的，故其“朱子学”与“阳明学”等日本汉学的发展，均侧重于某种功利主义实践论，其学术文化的现代化方向也仍然是偏于实用性的（在20世纪70年代曾遭“经济动物”之讥），而其在人文科学思想理论方面广泛的西学移植成就（瑞士哲学家霍伦施坦的日本夫人曾经对我提到日本西学哲学家们的一味模仿心态），却与其欠缺相应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了文化学上的对比（多年来我与当代日本符号学家们的接触，也使我对日本人文学者的积极创造性之欠缺印象深刻）。然而，在现代史的诡谲过程中，偏偏又是这个最初有助于中华思想现代化的国度，后来竟成为阻碍中华精神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恶邻。然而，毕竟在战前的几十年中，中华文明体曾经获得过表现其杰出精神文化事业创造力的历史机遇。我们的相关历史文化人类学问题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旧时期的社会与思想禁锢甫一终结，“旧式读书人”即可突然在各个领域内纷纷勇于弃旧迎新，迸发出源自心灵深处的精神文化创造激情？“传统的旧意识”怎么一下子就可以快速转化为展现“现代化新思想”之动力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那一桩桩虽属初步性的中西学术文化汇通成就瞥见隐藏在“读书人”内心的深刻精神创造兴趣与激情！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生命力的历史冲动。其“根源”不是来自“西方异域”（西方只是“媒介”），而是来自“中华本土”；这还不是指其文化实践的方向与方法，而是指其“动力根源”本身。正是《论语》第一字“学”这个符号，可为我们解开此现代思想史上的奥秘。我们的固有文化精神不是朝向来世的，而是朝向现世经验主义理性和理想的；而伦理理性主义人生观与实践观，导致读书人选择通过运用“理性与理智”（中华民族的第一字“学”的意思正在此，“学”即“理智运作”，故与其他文明体的第一字“信”，形成了历史信仰方向上的反差性），以追求、深化、升华其有关世界与人生之理解目标。“文”遂成为民族精神文明信仰大方向之总标的，而“学”则是精神文明实践方法论之指南。“学”字在不同的符号学意指层次上可多元化地代表文学、学术和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学”字含有的此一多元化的“学所指”（multi-signified of learning），遂可解释为什么中华传统社会历史上的“泛文学偏好”，可以于现代期突然顺利转化为“泛科学偏好”（兼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笔者一向提醒国学界的朋友，不要因“泥古”而在治学观上趋于因循守旧，而应在人类总体知识全局内首先正确“识古”，之后方可认识“趋新”的必要性：欣赏和称赞传统文化的多方面必要性，并不等于要今人退回古代或“恢复”古代的文化实践方式。这是今日历史解释学的第一层次辨析。但还有历史解释学的第二层次辨析，以完成现代精神文化实践上的三段论，即：（1）源于中华原始信仰理念；（2）汲取世界新知新学；（3）在汇通二者的基础上进行积极创发。此论引申之意的重点在于：人文学术现代化事业不能功利主义地仅以“与世界接轨”为满足。
再以海外战后几十年的人文学术发展方向为例。我们强调的“尊古”是尊其理念与精神，而非“泥执”古人之文化学术“行迹”。前已指出，徐复观所谓的“数典忘宗论”乃因未对二者加以区别，其历史认知偏见则缘于他那一代学人普遍存在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认知方面的局限性。牟宗三先生之“失”，不在于人人必有的知识不足，而在于其对此欠缺之“无识”；学人最可怕的就是无自知之明（其根源在于学人主体之欠诚与乏勇；故今日要开掘阳明心学），而其根源正在于背离了孔子的教导：学为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动机根源处有误，大本即失，其实践方向与成果必然偏离正途。然而，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旧”与“新”都有两个层面，二者极易混淆。“旧”有一个理念与方式上的区别，“新”也有一个方向与技术上的区别。港台战后人文学界在两套“时代选择题”上都做了负向的选择。共同的原因是放弃了仁学固有之“内学”，而采取了趋炎附势的便宜之道：依古求安和依洋自重（二者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源于屈从了周边环境的泛功利主义风气）。选择“依古求安”人文学术战略，其实是出于一种历史功利主义意识，此种意识的最大副作用是导致他们始终不能正视自身思想学术结构之真相。结果，他们先是实用主义地选择了“依古自重”，后是巩固以“依洋自重”，这两套求外而非求内的人生价值观与治学观选择，遂最终导致他们全身心地陷入了今日世界职场制度窠臼而永远难以自拔。他们当然意识不到，这样的“中西双料选择学误区”，反而导致他们脱离了中华伦理精神文明之本体。至于其后一代移民学者，并未因纳入西方学术制度而可免蹈前一代之误区。他们误以为自身超越了“五四时代”的“成就”，其“证据”仅在于他们今日都获得了国际学界等级制度的认同。却不懂得，其认识论误区正缘于此。今日思考传统文化，意思是在今日古今中外全新语境内重新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合理地”“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现代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环境（重要的是，这个国际人文科学大环境本身首先就应该成为批评性深入考察之对象，而不应视之为据以谋求学者职场名利权之手段），以促进合乎时代需要的、积极的精神文化与学术上的创新。
就当今精神文化事业革新目标而言，我们应该从古代中华文明的“泛‘文学’”文化形态中“深挖出”其“泛‘文’学”之深层意涵。孔子仁学精神的价值观其实包含着两个平行的分支：仁爱（人际关系正义论）与“爱文”（个人生存方式选择）。前者以促成人间集体“合理合义生存”为目标，后者则是为了解决个人“如何”“为何”而生存的人生观问题。《论语》伦理学可以说为中华精神文明规定了基本价值观朝向性，即沿着现世人本主义的“好文”与“为文”人生观。这就是说，仁学不仅关心人际正义问题，而且关心如何有意义地提升现世精神世界水准的生存学问题。然而，今日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价值则是：有条件吃喝玩乐就是“理想的生存”。此已成为今日全天下大众之“共识”（共同愿景）：金钱至上、感官享乐至上。而在此全体、全面追求物质享乐生存的全球化物质主义时代，其所谓“精神信仰”即成为：如何使人“相信”这种俗世个人主义享乐至上人生观，并相信人可于死后无休无止地永恒延续此“至福观”（将个人可几千年、几万年地永远这样吃喝玩乐下去的意象，视为人类生存之“至理”，结果首先就是结构性地贬低了现世精神生存的意义，从而必然导致忽略现世生存时期的精神价值创造性意识与努力；随之导致个人扬弃了自身主动意志力之营建）。如此，这种所谓“精神生活目标”，岂非成了保障“物质生活目标”可永远实现的某种心理信念激发术工具（即对无限延伸物质性幸福观信仰之形成术）？孔子的仁学人生观则与此相反：其所提倡的“至福”不是现世物质享乐观，而是现世精神文化创造观：以精神文化创造（学以致文），而非以金钱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第一价值（精神创造第一价值观导致人积极生存，物质享乐第一价值观导致人被动生存）。所以在中华文明史上，尽管朝代多有更替，仍然在历史过程中的另一层面上，产生了具有真正永恒精神价值的“诗词曲赋”与“文史典籍”等精神产品。古人称颂《论语》为“千古之明灯”，正是指其所照耀者为中华精神文化类创造实践。
但是，也要看到历史现实的另一侧面。不管狄更斯和巴尔扎克是否喜欢，不管20世纪初西方现代派文艺如何对“工业现代化”进行无效的“反叛”，人类文明已经走上了“科技工商大发展”的不归路。与此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社会科学随之而起，政治、经济、法律、商业的高度技术化发展，使其科学性、技术性性格成就显著，遂使人类社会几乎要全面“脱离”传统的“文”世界。自然，随着科技工商全面支配世界文明大方向的趋势，各种通俗文化形态渐成世界的文化主流。但是，此“文化”非彼“文化”！今日世界商业化时代出现的种种流行文化，都与由孔子指出其大方向的、其后贯彻于两千年的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精神文化”或“文之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前述问题：在我们沿着西方文明规定的科技工商大方向发展之时，中华文明自身的“传统文化精神”（不是指其历史上的具体文化实践形态本身，后者只是一时性的、必然会不断与时俱变的各代实践方式和手段）还有意义吗？我们借助西方的工具理性完成的“手段层”上的巨大成就，与我们中华文明自身固有的精神文化性向、方向、目标还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说，我们可满足于仅将传统文化遗产视为世界市场上的“文物化商品”加以利用呢？如果这样，就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再从“以文立国”的传统精神文化中继承发展任何积极创造性因素，而只需要将我们的历史物质性记忆作为“民族历史性夸示”的资料。然而，诸君知否，我中华文明含有远不止于此种仅供今日“历史文化炫耀”之用的丰富“精神矿藏”（只有此精神文化遗产才可能转化为全球化今日的“软实力”；软实力不属于物质界，而属于精神界；软实力不是“硬实力”的“表象”，而是与之平行存在的另一类精神生存成就），这正有待在全球化时代的炎黄子孙对之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祖产应仅成为子孙“炫耀与利用”的材料，还是应在区分了精华与糟粕之后，使之成为子孙前进的精神方向指南？
百年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的知识界90%的力量生存于由西方文明在“科技工商农/政经法媒宗”诸域所设定的社会、知识、文化格局，因此，对现代化的人类人文学术理论知识的前沿进展反而甚为忽视（时至今日，研习西学理论者大多数也尚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认知阶段），对现当代历史学、语义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乃至文学理论等现代化理论知识的真正含义，却相对欠缺独立积极的思考，所以不免陷于“慕古”或“慕洋”倾向。所谓“慕古”其实正根基于“慕洋”，因全球化时代一切文化学术的市场化机制与方向都是建立在“洋”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今日不分地域、不分立场，人人均在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上乐于接受前述“几百强”之类规定的人生方向与实践规范。凡此种种时代倾向，均因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与历史现象欠缺细致的辨析标准与方法。
二 新世纪的新实践方向：“以学致文”
现在让我们来看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发展方向和方式问题。这个问题与本文的实际主题相关：文化理念与其实践方式为人类历史认识论上的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理念的永恒性与实践的变通性必须分别看待。前述海外新儒家运动的错误正在于踏入了这个历史认识论误区，结果他们不知道应该继承发扬的是传统精神文化的理念和动机，而应该更换的则是其由历史时代条件所限定的具体内容和方法。首先，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明冲突论”问题：不论对于西方还是对于东方，传统的“文学”实践方式已在科技工商主导的全新社会形态中遭遇了基本的颠覆。传统文学形态不再能起到以前那种文化、思想、学术启蒙及引导的作用。西方的“文学思想世界”是19世纪的文学世界，那是一个将西方传统文学与近代科学思想在常识的水平上加以有机融合的时代（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是一个“文学”可以“代表”时代思想的时代。但是20世纪工业文明的压倒性胜利和现代社会科学思想的兴起二者的“辩证性合力”，已经逼使“文学思想”（其主体是小说文化）退出了西方思想界大舞台。19世纪的社会宏观文学思想与20世纪的学院狭义文学思想，在内容、功能、影响上早已发生了本质性改变。西方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引生的所谓百年前的“新文艺运动”（现代主义），不过是人类精神文化在来势汹汹的科技文明冲击下被动性的“变态反应”现象；人类古典时代作为文化主流的“文艺实践”已步入不断“自我异化”或“自我怀疑”的演化过程。现代“科技类文艺”、通俗化文艺的性格和功能，与人类传统型“主流文艺”之间的差异性，其实具有历史进程划界的作用；二者在方向上、价值观上、形式美学上处处显示出彼此间的异质性构成与不同的效用。与此同时，我们却须注意一个平行发生的时代新趋向：人类现代化以来的“文”实践，发生了另一层次上的“革新演变”：传统的“泛文学形态”正在全面过渡到现代“泛人文科学形态”。传统“文人”的“形象思维主流”（由古代读书人“大众”所普遍实践的）开始演变为今日科学时代中的“抽象思维支流”（由现代读书人“小众”所普遍实践的）。应当看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19世纪的“文学式思维”已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转化为20世纪以来的“人文科学思维”了。今日学界“苛责”现代国内外文学欠缺古典水准的“经典之作”，实乃表面议论，因未认识到社会、文化、思想全局的精神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迁：古典文学是古代环境的有机产物，今日怎能以同一标准要求作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去“复兴”历史上的精神产品类型呢？那些时至今日仍然希冀以“史诗类小说”方式表达时代思想的意图，包括那些认为结合个人亲身社会经历的直观体验，即可像百年前文学家一样，通过长篇故事之编叙，使其产生可“藏之名山”的历史价值。其实，时代特殊历史文化环境造成的认识论—实践论上的深刻误区，体现于当前社会文化思想实践的方方面面。人是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无此明见，人们遂普遍欠缺了诚实自反能力，也就不能据真实之自我认知以实行切实有效的自强之策。
现代人文科学现象的出现与中华文明的“文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还远远未被学界充分理解。“文传统”朝向现代人文科学方向发展的文化史观，已成为当前中华精神文明发展方向上的重要课题。此一精神文化实践方向和方式上的顺利转化，将可成为全球商业化时代诸多不谐对立因素间健全协同发展之关键，包括：在中西文明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科学与文史之间，在职业化被动抄袭性与自诚学之主动创造性之间，以及更为根本的：在物质价值追求与精神价值追求之间等。世界“现代人文科学”现象完全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后的一种自然的文化“衍生物”，虽然百年来其相关知识论方面的贡献远远大于之前两千年的知识量总和，却至今仍然受限于人类文明史上传承的人文思想价值观的混乱现状。结果，一方面，人文科学已经成为现代职业化的文化学术系统，不论其构成如何，总归可（在职场上）“行之有效”；而另一方面，其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或“科学理性有效性”问题却正面临着严峻考验。近几十年来，现代中国的确也在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同时，积极营建来自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建设事业。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西学学术与国学学术，由于抗日战争造成的几十年的文教曲折，其运作方式与方向自然而然地采取着对所谓“国际标准”只能亦步亦趋之策，因此，还认识不到这个人文科学方面的所谓“国际标准”本身，其实多年来正在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全面批评。一心满足于其西方资历的华裔人文学者们，因其学术经历固有的结构局限性，根本寻觅不到西方人文学界的前沿理论课题之核心，因此，他们对本文所说的高端中西思想关系批评性研究的问题，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因为他们公认的“最高标准”就是西方学界的现成共识。特别是，对所谓“人文科学”（对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的现代科学研究）正在科技商业化势头冲击下演化为单纯的“职业维生手段”一事未予关注（传统上通过人文科学进行真理探讨的兴趣，现在则普遍蜕化为如何“利用”人文科学资源来进行纯粹职业化利益追求的实用主义目的）。此外，来自西方学界的现代人文科学呈现了一种“双刃”现象：一方面，它是人类人文思考理性化、科学化的进步结果；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人文思考几千年来沿袭的思维混乱性“暴露场”。所谓人文科学，在西方，简直渐渐成为一种“鸡肋”，颇有成为“彻底无用之物”之虞。至于科技工商人士的所谓“人文关怀”，与此处所说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谈的是任何人应该有的所谓“人文教养”问题，笔者谈的则是如何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严格地去探讨严肃的人文科学问题。
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复杂局势的另一方面：当前西方人文学者一方面对全球化时代对人文理论的社会性歧视倾向加以反驳，另一方面却表现出自我更新目标追求上的无力感和唯利是图的庸俗人生观。西方学界的类似批评大多局限于职业化实用主义层次上，即人文教育事业的规模处于逐年缩小之中，其批评者的抱怨中大多欠缺自我反思精神，没有关注当前人文科学的方向与方式中存在这么多应该加以检讨和改革的问题！不幸，在现代全球商业化时代，我们难得再看见学者的自我批评与反思意识的出现，处处显露的则是职场竞争文化下的争名夺利倾向（为什么现代文化造成了人人自我标榜的习惯：社会文化的全面职业化的结果，即必须将学者自身作为“商品”向老板“自我推销”，以期使自身及其作品获得市场上泛商品类的价值）。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可受到客观现实的核验不同，人文科学界呈现出在职业化渠道内的一种随意形成的“百舸争流”“各行其是”现象。作为现代名词的“人文科学”原指“关于人的科学”。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结果却表现为：我们在对“物”的认识和运用方面（在西方科技文化引导下）可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对“人”及其“行为”的认识和应用方面的现代化认知则甚为薄弱。今日全球化时代，在关于发展科技工商文明的方向与方法的问题上，世界各国早已取得了不少全球化“共识”；然而，在人类的生存价值和历史的发展认知方面则甚难取得同样的共识（除了通过不同渠道追求统一化了的权势等级身份的共识以外）；所以，非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到处泛滥，它正在系统地瓦解着人文学者的理性化思维倾向。如果采取盲目地“走向世界”路线，并随之起舞，岂非自陷思想混乱的泥淖？急功近利治学观可自然地导致我们乐于追随西方学界名人的风范和方向，这种所谓的“全球化共识”其实是在“人类普遍权势评价等级制度”内取得的共识，此种“伪精神性共识”实为“权势观的共识”，可比喻为经济领域内的“统一金钱量度体系”内的共识。（试看今日学界看待来访学者的方式，将其大分为三六九等，岂非均依据行之有效的世界统一“身价标准”?）于是，全球化时代的“统一度量衡”现象，一方面体现于“货币度量全球统一化”，即“金钱化共识”；另一方面体现于“权势度量全球统一化”，即“权势性共识”。反之，人类却在精神文化领域欠缺价值观和信仰观上的共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内还滞留于传统的“泛文艺创作生态观”上，因此未认识到：当此人类历史上的全方位科学时代，精神文化与人文理论也必须相应地朝向（人文科学的，而非自然科学的）科学化转化方向，以使传统型“文人”演化为现代合格的“学者”，即拥有真实人文知识和实践技能者；传统的“抒情式”思想生态，今应朝向“理论知识性”思想生态转化，由此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达至真实的（而非自我欺瞒的）“知识就是力量”境界。我们的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新仁学等研习过程中的目标，正是朝向探索全球化时代人文科学体系内之比较有效的“科学共识”的。
于是，一方面，科技工商的技术化发展带来了精神文化冲击效果；但另一方面，科技工商技术化发展也为人文科学的革新前进带来了“手段层上的方便”。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迫切需要在有关“人、历史、文化、精神、伦理”等问题上提升认知水平。为此，我们自然需要促进现代人文科学的科学化水准。而这个由西方学界开其端绪的现代人文科学方向与方式，其实包含诸多重大缺欠，其主要者正表现在其价值观和认识论方面的缺失上：一方面是伦理性价值观研究的缺失（学人欠缺传统上学人怀有的伦理意识及动机），另一方面是其认识论立场的缺失（非理性主义、反现实主义或机械科学主义等在全球商业化时代泛滥的结果之一）。正是在21世纪伊始，中华文明体开始全面介入了世界文明体系，不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面对人类共同的认知性与实践性问题。如果说我们的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与科技工商的现代化运动关联甚微，却不应因此忽略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传统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其“真实复兴”的可能性。我们按照西方物质文明的启示和中国人的勤奋与智慧所获得的物质类成就，固然为我们提供了技术层面上的丰富资源，却仍应注意到中华文明自身的精神文化传统含有的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创造的潜在丰富资源。此即来自中华文明的“文传统”或“爱文传统”的历史资源。但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地认识到，此一“文传统”，必须接受一种“解释学的处理程序”：虽然需要“返归”传统人文形态始源（民族精神价值动机上的“溯本穷源”），却须首先“进入”全球化的现代新世界（完成文明发展史上的合理转化，即达成在实践方法论上的“与时更新”）。在此促进传统文化复兴的事业中，我们要注意深入理解与“文”传统匹配的“学”传统，正是这一“学”字密码蕴含着21世纪人文学术实践的方向性启示：以学习知识为方向，以科学理想思维为方法。以抒情纪事为主的“泛文学”文化生态，于是可与时俱进地最终演化为以逻辑因果为主的“泛人文科学”的文化生态。这样，我们仍然可像古人一样读赏“古诗”，却不再与古人一样“行古事”；从“国学”中吸收的是其“永恒精神动机与实践心术”，而非其“古代具体技术性行迹”。“历史行迹”必然随着历史的流逝而一去不返，但历史精神则可因与时俱进而永远流传（如不能与时俱进，则多么优秀一时的历史精神都将永远消失，古埃及、古印度精神文明史可为显例）。如何处理好外部行迹与内在精神间的异同互动关系，决定着学人能否恰当地处理传统与现代间的“辩证实践论”问题。我们正是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重解古典，于是竟可赫然发现古代“精神”焕发的一种现代生命潜力。历史文化的“陈迹”不仅不能再应用于现代世界，也同样不能再适用于今日中国，但历史的“伦理精神”在与其“历史行迹”适当分离后（古代现世人本主义精神与历史封建主义分离后），却能够显示出其令人惊讶的现代性和普适性。这个仁学蕴含的“古意”之现代性，是需要在适当的层次上，借助适当的方法，来加以显示和实践的。（例如，“重读”后的现象学、解释学和符号学的新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处理文化现象的重新分层和定义问题。）此一伦理性人本主义之古意，一旦从体现其过往实践轨迹中被“解放”出来，遂可立即复活其传统精神生命力。此一基于人性深处的精神生命力自然具有其普遍性（人类共性，即“人之性”）。我们如果不接受现代普遍的科学原理，怎么能够采用西方当前的科学学科划分制度呢？然而，有待采取健全普遍性态度的不仅包括科学性方法论，而且也包括人本主义伦理观（人之所以为人所普遍采行的第一级的、“类本能的”价值观，后者与践行此价值观的古代行迹不同，二者是可以“解释学地”相互分离的）。对传统文化学术这样的现代化认知，将有能力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的人本主义伦理观彰显出来，并表现出其与现代科学精神之间具有的合理一致性（双方共有的现世经验性、实践合理性、人际仁爱性、认知实证性等），此种一致性遂使中华文明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系统，可显示出其独具一格的、具有全球化时代普遍性的人本理性主义的精神感召力。而且这种伦理理性主义正好与现代人文科学之间具有相互可融合性及互补性关系。为了理解这一结论，我们需要一再领悟在中华文明的“性向或原则”与其“践行方式”之间存在的必要而合理的区分性。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再把封建时代的“儒教制度”与其在某方面相关的“仁学精神”混为一谈；同理，不能把孔子的“教学精神”与他当时的具体教学材料和方法混为一谈。一般而言，我们尽管如此珍爱我们古人的文化瑰宝，却须认识到：不可、不必“逆水行舟”般地效法古人的具体行迹，不可在21世纪再幻想以古代文士的“泛文学的”行为方式来思考现当代的社会、文化与学术上无数倍深广于古代的现实问题；从而可进一步认识到：真正地、真实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必定是要践行和发扬其“精神”，而不可固执于模仿其古代行迹的。今日我们必须读出《论语》的“现代精神内涵”来，既不能将仁学原始精神等同于古人的具体“行仁方式”（仁学的外实践），也不能满足于沿袭现代《论语》研究中的职业化释经学套语。为此，我们必须首先运用“现代化新方法”，超越秦以后经学家们的《论语》解释之时代偏见，将其还原至先秦仁学原始精神的核心。之后我们才能进而组织古代伦理与现代理论之间的对话，即利用来自西方的科学方法论和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有效地开发中华传统的精神宝藏。记得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向海外华裔学者介绍现代西方解释学思想时，一些自以为就学任教于西方的华裔学者马上自作聪明地将来自现代西方的“符号学—解释学”类比于汉儒的“释经学”，以期在西方学界，面对不通中学的西方同行，再次“卖弄”“古已有之论”。这些表面上在西方学界“弘扬国学”者，岂不正是在处理中西学术思想关系上实行“本末倒置”者？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正是背离了《论语》教导的“学为己”精神，从而窄化了当前国学应有的世界级规模。今日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精神文明传统的现代化深义是双元性的，而不是单元性的；即民族文化学术的现代化发展不是只能按照西方文明指出的科技工商发展方向加以推进，而应在全球化时代更高精神文化层次上来重新组织古今中外、理论实践的全面汇通，从而在深层次上更适切有效地发挥中华民族固有的、独立的伦理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在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不幸也产生着各种世界信仰之间的危机。当此之时，若我们认识到中华精神文化的现代性意涵能够发挥重要的参与及克服作用，即相当于发现了一种克服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种中华文明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学上的两难困境”：如何一方面继续推进最初来自西方文明传统的物质现代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也不忽略中华文明固有之“文传统”的有效继承与发展的民族文化使命。我们如果能够如此双维地而非单维地（即兼顾东西双文明的传统精华，而非仅限于跟随西方单维物质化文明传统），来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华文明体在21世纪的现代化精神文化建设事业。当西方文明体今日在科技工商全面支配性环境下，人文科学事业正在节节败退，几乎招架不住之时，岂不正是中华精神文明传统在全球化学术舞台上“进场”之时？“《论语》精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就是在精神危机时代挺身而出的精神；其含义非指自我精神陶醉，而实应理解为包含一种最深刻的历史哲学实践观。但这已是另一主题的讨论范围了。
（责任编辑：石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