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女性文学在场研究
“她世纪”华文女性文学发展的世界版图
——从旅美女作家陈瑞琳的《他乡望月》谈海外华文女作家崛起
陈瑞琳简介
美国华裔作家，海外文学评论家。1962年生于中国陕西西安，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至今有百万字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刊载；1992年赴美，致力于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现任美国王朝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并兼任南昌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国际汉学研究员；曾发表多部散文专集及评论专著，多次荣获海内外文学创作及评论界大奖，被誉为美华散文创作名家及当代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王红旗：陈瑞琳是美华作家、文学评论家，她长期关注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她的创作以散文为主，以美文著称；她的文学评论语言犀利、文脉纵横，这由她的评论集《横看成岭侧成峰》即可看出。她这次回国是受邀讲学和参加她的新散文集《他乡望月》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首先祝贺她的散文新作《他乡望月》问世。
陈瑞琳：我这次回到中国在大江南北讲学，走过山东大学、南昌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发现中国真的是和世界接轨了，很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纷纷向我表示，特别想研究海外的作家、海外华人作家和海外的女作家，我心里真是特别激动。
《他乡望月》与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文化重构
陈瑞琳：我写作《他乡望月》的主旨，就是我常说的：父母在，要远游，但游必有方。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定要走出去，走到他乡，把他乡看作故乡，然后再把他乡带回故乡，把故乡带到他乡——在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像林语堂那一代学人一样，完成“脚踩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使命。
五四时候的作家大多走出过国门，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因为当时的中国战争连绵不断，抗日战争之后又是解放战争，社会大历史的动荡使他们未能全面完成东西方文化的深入交融以及相互取长补短的使命。
如今，历史正好给了我们完成使命的机会，把东西方文化彻底打通。在今天的世界，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我去年在威尼斯看到很多的酒吧、餐馆，它们大多是中国人开的，在火车上也看到中国人；美洲、欧洲、大洋洲（如澳大利亚）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同时，面临着一个很重要、很严肃也是很忧虑的话题，那就是中国人一定要在文明中走向世界。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中崛起，还要在文化中崛起，这样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并且改变那种所谓“土豪”的国际形象。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真的感觉到美国中有中国，中国中有美国。如今，有多少个家庭都是在中美之间穿梭：这显然就是东西方的大融合。我不太相信这两个国家会发生怎样你死我活的战争，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在血脉上相通，其间有太多的血缘关系。那么，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应该思考怎样吸收西方的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话题必须面对，必须回答。
从中国出国的新移民，初次面对西方的时候非常震惊，因为中国体制跟西方完全不同，其所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剧烈的。像严歌苓，她说自己突然间就像一棵树被连根拔出来，然后栽在另一种土壤里面，处处都感到疼痛。其实，海外女作家的一个重要精神特点就是疼痛感，严歌苓、张翎、虹影、陈谦、施雨、施玮等人的作品都属于疼痛文学，我写的《他乡望月》实际上也是一种疼痛的表达。
王红旗：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中国人一定要在文明中走向世界”，“在文化中崛起”。那么，反思人类过往的“文明”是我们面对的主题之一，如：严歌苓以小说《妈阁是座城》直指在全球化语境下物质、权力的欲望把人变成一代代的赌徒；张翎以小说《阵痛》揭示三代母亲在战争废墟之上用生育生命来重建家园；虹影以小说《米米朵拉》中小朵拉丢失母亲的历险故事，揭破人类丧失诚信的一个个虚幻骗局，表现对爱的执着寻找；陈谦的小说《无穷镜》，目睹以往的“硅谷无论是核心产业还是企业文化，都发生着颠覆性巨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崇尚的仍是以技术为筹码，疯狂追逐物化利益的豪赌”，以及在追求财富自由成功路上人的精神萎靡、虚无与危机；施雨的小说《下城急诊所》以华人女医生小寒跳进美国“9·11”大火之中的死亡命运，唤醒人类爱的意识觉醒，探索在全球化之下人类如何能够得救的问题；施玮以小说《叛教者》反思历史上“偶像崇拜”和失去信仰的人性悲剧；林湄的小说《天外》俯仰天地，巡视宇宙，呼唤人类回归爱的精神信仰才能获得救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文女作家群体，在多元文化记忆与体验中成长，她们丰硕的创作成果引起当代文坛的强烈关注，重构着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新文化精神。这种重构是吸纳自我与异质文化中良性养分的意识自觉，标志着华文女性文学的崛起。新移民女作家，大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向国外公派的留学生以及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走出国门的一代，她们有的在国内已经成名而出国是为寻找更能施展抱负之地。她们怀揣自我生命价值实现不同理想进入西方，置身于现实生存与多元文化观念的撞击中，成为东西方文化碰撞、重组与融合的经验者和见证者。她们目睹西方的现代化以功利主义的“技术模式”和“忙碌的双手与大脑”在结出累累硕果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也遥望着母国在以西方为参照系的现代化进程中极度追求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同时，挟裹着丧失精神与道德的人生价值观的裂变。她们，当然也包括你在内，自觉地拿起写作的笔，担当起重建“人类精神”的使命，创造了一个海外女性文学崛起的时代。如果从更深的层面讲，被物质财富遮蔽的人类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现在请你给大家谈谈《他乡望月》。
陈瑞琳：我这本散文集叫《他乡望月》。所谓“他乡望月”，这个“月”有美国的月，也有中国的月，还有世界各地的月，而我是在他乡看这些月。这是我心里面很多年都想写的一本书，据说中国社会出版社邀请了10位作家创作作品，他们的出版思想是要激励国内的年轻人懂得生命的成长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使其了解人生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在《他乡望月》里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要走出去，走到天涯海角。今天，整个人类都在一个地球村里，我们必须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也必须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到外面去看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对青少年的成长非常重要。
中国教育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都会上尖子班、考高分、考大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从小成绩优秀，考试都考得很好，可是到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就会感到很茫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人生构想。我想跟读者朋友们分享的是我在美国所看到的：不是每个人都想当总统，都想当领导或公务员，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且这些理想完全不同。
在西方，教育强调一点，即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价值；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你的任务就是实现你个人的独特价值，那就是你的生命意义。有一次我在著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参观，这所学校就是宋美龄当年的母校。我采访她们校长，我说你们学校太棒了，应该设一个名人馆，里面有希拉里、宋美龄、冰心等。你知道校长怎么说？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校长说，我们这所学校培养的每一个人都是明星，我这儿培养的有做衣服做得很好的裁缝，有做面包做得很好的面包师，我认为她们都是同样的明星。她的这个观点让我非常震撼，因为在她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也许这个女孩子喜欢做时装，她的时装会做得非常好，她就是明星，她不一定就比希拉里差；她甚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明星。
幸福从哪里来？一个就是你能够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个是你能够爱你喜欢的人，这两点就决定了你整个人生的幸福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我可以一面写自己的人生，一面评论他人的作品，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我在写《他乡望月》的时候，就想告诉读者，你们的一生一定要做你们自己喜欢的事，去完成你们自己独有的价值。
王红旗：我认为，《他乡望月》是一部富有诗意和精神价值的书，不仅适合年轻人读，而且适合所有人读。“他乡望月”这个名字，蕴含着深切的家国记忆、人文关怀与审美意趣，是你20年海外生活不同经验的一种疼痛反思与诗意表达。尤其那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遥想，不仅给这部散文集注入了生命的灵性，而且在人与月的情感交流对话中，阐释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宇宙观，即万物有灵与我为一，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大家庭。这赋予了他乡月亮更丰富的文化哲理与个性色彩，如果从文化超越上讲，它就有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更深远的隐喻意义。
其实人类只有一个月亮，只是月因故乡明，月因他乡异，更有一种因不同地域的月亮、个体认同的相同与不同意义。记得儿时有一句很难忘的话“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常被用来比喻一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意识。而现在，中国教育出现的重要问题，即在参照、模仿与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不仅没有真正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理念与方法，而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方面也出现了断层。那么如今在倡导世界和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时代，相信你的《他乡望月》会给予读者多方面的启迪。
长期以来，你主编了东南亚、欧美华文女作家的作品，推出了一批批海外华文华人女作家，可以说你既是海外华文华人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又是实践者。自21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备受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这种新的文学现象是由海外女性“本土与母土”的生存经验与情感体验而生成的。请你从熟悉的说起，如谈谈北美女作家群崛起的生态变化。
陈瑞琳：1992年我到美国的时候，正是新移民作家刚刚开始崭露头角之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每天在报刊上搜寻好的作家作品，而且还要查一查作者是从台湾还是从大陆来的——因为那时从台湾出去的作家发表作品比较多，从国内出去的作家发表比较少。每当看到有国内的作家，我就为他们高兴，给他们写评论，我最早写严歌苓、张翎和少君的时候根本就没见过他们。
2005年，我主编了《一代飞鸿》，这是第一部大陆作家在海外创作的小说专辑，收录了60多位作家的作品，我为其中的大部分作家写了评论。这本书在美国和中国出版之后反响都很好。后来，我还出版了《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选了20位代表性作家的作品。
王红旗：这两部作品集我都拜读过。我就是在读《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评述》这部800页的厚书时，很感动你一呼百应的凝聚力，而且为有这么庞大的“不为生存而写作”的海外作家群感动，尤其是他们甘愿做传播中西文化的“作家兼义工”，可以说真的是海外华人作家在涅槃重生之后更高境界的精神追寻。我在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学》卷首，赠给海外女作家的诗《心之翼》里写道：“母语/一脉脉炽热的缘/飘之脊梁/却融成心的帆。”的确，我被《一代飞鸿》真诚的文学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所深深震撼。海外新移民作家群就是在您的智慧推动之下，以参差错落的雁阵集体亮相于海内外当代文坛，这部文集的历史价值不可替代。
后来我读《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发现装帧与印刷比起《一代飞鸿》更精致，选择作品的质量更高，定位更准确。你为入选的作家都写了评论，而且对作品有着概括性的核心诠释：“这是一代奇异的作家，他们渴望超越传统的‘乡愁’，渴望在中西文化的对峙与融合中展开生命价值的追寻，渴望在‘边缘’的独立状态中寻找自己的文化认同。”当时，那种缠绕着的身份焦虑仍不得其解。
陈瑞琳：2006年，我出版了专著《横看成岭侧成峰》。当年，中国《文艺报》发表了我很多篇评论海外作家的文章，美国《侨报》曾为我开设“海外新移民作家扫描”专栏。就是这两个桥梁，让我能够在海内外同时介绍这群新移民作家，从而推动了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发展。感谢历史给了我机会，让我以自己的文学评论见证了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崛起。
王红旗：你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确是一本难得的介绍海外作家的评论集，其中不仅有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关照，而且对海外女作家群的介绍和作品评论都比较系统深入；不仅有对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现象、问题、误区与发展研究的展示，更有对女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与专题研究。《长袖善舞缚苍龙——素描当代海外新移民女作家》，是对21世纪初欧美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纵向的梳理，其于女性文学史上的意义仍不容忽视。
海外女性生存现状与华文女性文学生态
陈瑞琳：2010年，我们海外女作家协会到台北去开会，我才知道全世界有这么多女作家。这个海外女作家协会每次参会的会员都是数百人，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这令我见识到女作家写作的实力和队伍之庞大。因此，我觉得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人女作家占大多数，就是在五大洲作家里女作家都是创作的主力军，其创作生命力之旺盛，就像母性的土壤一样，一直在开花结果。
王红旗：“母性的土壤”这个比喻好。这个母性土壤是什么？林湄在她的小说《天望》里面谈道，人类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爱。我认为，母性的土壤，就是母亲生命之爱的人本思想，所构成创生、孕育与传播宇宙之爱的精神土壤。那么女性文学更多是寻找爱的文学，其凝聚人类人性最优良的基因，以母爱关怀、母女关系、男女之爱的伦理，延展之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家国、人类的伦理关系。女作家们以对爱情、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独特情感体验，揭示出“爱”对人类、对自然、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
陈瑞琳：先从北美讲起，所有的女作家写作的根本动力和源泉都来自情感。我最近参观陕西师大的女性博物馆，发现女人的生命是非常特别的，在女性的生命里，爱情占了极大的比重。比如，女性博物馆的婚嫁服装，嫁人是女性一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她们有了孩子，作为母亲，又有了博大的母爱。情爱与母爱，在女性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文学的爆发正是因为情感。为什么女作家能够敏感地把握住生活中的激流？其实靠的就是情感力量。
北美是留学生非常多的地方，再加上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学功底。比如，张翎是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学的西方文学；严歌苓出国之前已经发表了好几部长篇，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我出国时已经在陕西师范大学教港台文学了。所以这批人到海外的时候自身已经有相当的积累，只要等稳定下来就可能是写作爆发期，而且一旦爆发就会水准比较高。像陈谦、施雨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施玮与虹影是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的同学。
王红旗：那么，人生理想与生存现实的文化冲撞应该是导火线。如果不经历文化冲撞，生活如平静的港湾，也就不会触及灵魂深处，创作生命力也不会激情勃发。
陈瑞琳：是的。就说严歌苓，她在北美女作家中是唯一靠稿费生活的人，当年她得过台湾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奖。严歌苓说，如果不让她写作她没办法活，写作是她活着的一种方式。严歌苓早期的写作，如《少女小渔》《女房东》《海那边》等，都是鲜活的移民生活的激荡冲击。
王红旗：还有《扶桑》。到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等作品，就都回归中国历史深处去挖掘一种特殊的“记忆”——当然，书写“记忆”是为了携带着现实与未来的反思与批判。比如，《第九个寡妇》是写中国人的境遇，中国人的经验，中国人的生活，写中国人文化记忆里的“善根”在任何文化环境里都不会消亡。
陈瑞琳：还有《小姨多鹤》，有人读过书，有人看过电视剧，评论界誉之就是刀尖上的舞蹈。这个叫“小姨”的多鹤，是抗战胜利时被抓的日本小女孩，就地卖给一个姓张的中国男人生孩子，因为这姓张的老婆在有一次被日本人追捕后不能再生育了。这是一个很残忍的故事，这里面对战争的控诉是跨国别的，多鹤让我们看到的是战争的牺牲品。作为女人，多鹤给人家生孩子，但是她不能做人家的老婆；她生的孩子不能叫她母亲，只能当小姨；她是日本人，却不能说自己是日本人。一个女人在这样三重的痛苦中生活，是不是刀尖上的舞蹈？
王红旗：严歌苓已经不是仅仅站在抗日的角度，而是站在人类的角度看待人类的悲剧。虽然小姨多鹤的性格已被极度扭曲，但她的内心还是很顽强的。她偷偷地教自己的孩子学日语，因为她想让她的孩子不要忘记他是日本人的孩子，她的骨子里还是带有强烈家园感的。我觉得这种心理是很真实的，像前面谈到的关于母爱。母亲只能以“牙牙学母语”的朴素方式让自己的孩子记住家在哪里。从某种程度上，小姨多鹤这个形象与《第九个寡妇》王葡萄在性格上很有相似之处。
陈瑞琳：严歌苓的创作代表了海外女作家的发展轨迹。她早期的作品都是写刚到美国时所面临的困惑，如异国通婚，身份认证，等等。但她很快就开始写跨国的故事，人物都是在国内和国外两个背景下生活，再后来就主要写中国的故事。她的回归中国书写，是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故事。
这几年，她的作品开始向历史的纵深开掘，如她的《陆犯焉识》。这是严歌苓以她的爷爷为原形，她多少年不敢写这个故事，因为她觉得要准备好了才写。她的爷爷当年到美国留学之后回到中国成为右派，从劳改营里逃出来——逃出来是为了去见他的妻子，因为他在劳改营时才发现，他这一生中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这个故事写得很凄婉，严歌苓是想表达我们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隐秘的东西，跟《金陵十三钗》有一样的意义。她写的，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些知识分子的特殊命运；她不是仅仅在写某个人，而是在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代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
王红旗：其实，她是在反思当代的社会历史。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作家不约而同地从对现实的批判转向女性血缘史、家族史与社会史的深处，开始探索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的个体生命轨迹。她们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维度发现女性在历史迷雾里的生命真相，缔造真实的女性生存史与心灵史，尤其是在社会历史深处即家族的兴衰浮沉中，凸显其苦难叙事中生命个体的内在精神价值，这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创造性历史意识的新崛起。
海外女性写作在思考如何走向历史的深处，走向现实的深处，走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性的心灵深处，但具体表达一定会走向婚姻家庭和家族史的深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这样才能真实反映作品延伸的时空感、厚重感和多样性。比如，马来西亚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和李忆莙的《遗梦之北》都在2012年《亚洲周刊》获奖，这样的具有反思历史的家族书写，不仅描写家族内部的兴衰，也展现出华裔移居马来西亚的奋斗历程。《遗梦之北》从祖母、姑姑到水灵、水晶，三代女人都有着共同的“梦幻预言的禀赋”，虽然外在架构的梦幻叙事串联全篇，但故事内核却是对人性幽微、族群境遇的性别与文化思考，是以女性命运为核心来全面审视华人的家族兴衰、女性悲情、新村图景和文化追寻。在这方面香港女作家黄虹坚的《和谁在阳台看日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瑞琳：你说现在的创作开始走向历史的深处，我特别有感受。因为女作家最早的创作通常是因为她自己内心的冲动和强烈的疼痛感，是在写作中逐步超越自我而开始进入历史寻找时空深度。比如，张翎写《金山》，她写广东开平那些女人终年待在碉楼里面日夜等待丈夫的心情，那些女人真的是一天一天在熬，头发慢慢地熬白了。她写出了中国女人的最大特征就是忍，她们在忍受岁月里把自己扭曲了。所以中国的传统故事里较少有偷情，更多的是一直忍到最后，弄个牌坊立在村口上。
王红旗：这一点是很有历史真实性的。但是在施玮再版的小说《世家美眷》里，公公对儿媳妇的性霸占，家庭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同化”与“异化”在历史上的封建大家庭里为数不少。在序言中我写道：“从女性历史处境来看，家族/家庭是女人遭遇性政治强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时间最长的私密场所。而且，这种性政治强权是超越种族的、阶级的，是在家庭日常生活最深处的。就这点而言，整个人类的男权文化体系有着惊人的同构性。”
陈瑞琳：中国女性的痛苦，在女作家那里得到了很充分的表现。这是女作家的特点。比如，张翎写的《唐山大地震》里的王小灯，在大地震之后，因为她郁积多年的内心疼痛跟她丈夫、孩子之间都是不和谐的，她的疼痛造成了她性格的阴影，她性格的阴影导致了她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跟人相处。张翎曾说，“我让王小灯跟她的母亲最后见面，是我给这个世界扔了一块止疼片”。
因为我刚好曾去参观了北川、汶川这些地方，陪同参观的人中有很多家里有人在大地震中死亡，他们告诉我很多发生在石板下的痛苦抉择，就是张翎写的《唐山大地震》里的情节。当然张翎书中的那个女孩子是活下来的，但她的内心其实永远不能原谅她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第一选择是救出弟弟。
还有新加坡张惠雯的长篇《水晶孩童》，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其实她最擅长的是写短篇，曾获得过新加坡的国家文学大奖。张惠雯尤其善于向各个大师学习，她的小说是深受契科夫、乔伊斯、博尔赫斯、艾丽丝门罗的影响，博采众长，所以她能够走在文学的前沿。
王红旗：最近拜读到她寄给我的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才知道她曾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她的文字很诱人，纯净明亮，幻象凌空，赋予生活和情感飞升的翅膀。这种以诗意神性演绎生活的风格与国内的徐小斌、残雪、钟晶晶、杜冰冰有些相似，但又各有不同。我把她们这群作家命名为“女性神话的重写族”。
最近拜读到芜华的长篇《魔界》，带给我不一样的惊喜，感觉到她是以女性情感命运为重心写官场尔虞我诈现形记的高手。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是比较中国式的，但是情节的演进曲折丰富，其中推动女性自我追求的社会与家庭身份、情人与妻子角色之间的纠葛乱象丛生，活画出众多男人与女人形象灵魂深处人性“恶”的较量，尤其是结局的“因果报应”颇值得深思。从封面上的“血百合”意象，更能领悟到这是一个女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上的灵魂忏悔录——一个人为了“尊严”活着，就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
陈瑞琳：你的阅读判断非常准确。芜华实际上是一位相当资深的作家，她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就是黑龙江的签约作家，她早期的作品获得过很多奖。对现实的揭露和对历史的开掘，展开人物的复杂命运，是她创作的鲜明特色。你刚才讲的发现历史的深处，她的小说《细雨无声》就让人特别感动。小说是写一个母亲，当年被人家诬蔑为叛徒、这个母亲的一辈子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叛徒，她就想告诉女儿妈妈不是叛徒，最后的结局让人动情动容。她最近还在写一部新长篇我也非常看好，叫《空城》，写西方的一座空城。
北美女作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多样性，因为海外作家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不一样。如施雨《刀锋下的盲点》《纽约情人》《下城急诊室》写的是医院的故事；如融融嫁给了美国丈夫，写的是《夫妻笔记》《素素的美国爱情》《死亡日记》，是关于东方女人跟西方男人的故事。融融最近几年开始转向生态文学，写了《开个房车游北美》，写跟大自然的接触和人类保护环境。在北美的不同作家，因爆发点不同，作品呈现出多样性。
王红旗：施雨与融融的作品，开始关注的是美国的一种成长教育和跨国恋情，书写东女西嫁，后来则更多关注疾病与死亡。近年来，施雨走进影视剧创作，融融开始创作亲近大自然的生态文学，就她们个体的创作而言也是多样性的。
陈瑞琳：在欧洲，对欧化文学贡献比较大的女作家是虹影、林湄，还有法国华裔女作家山飒，她的长篇《围棋少女》获得的评价也非常高。
虹影在英国生活多年，从重庆的嘉陵江走到泰晤士河畔。她是一个私生女，我觉得她最了不起的是能够面对自己的灵魂，用刀子把自己的灵魂割开，剥出来给人看。很多人怕疼的，一个人在文字里把自己的灵魂剥开，那是要忍受很大的疼痛感。虹影《饥饿的女儿》是写一个饥饿的时代，他们家里孩子特别多，她的母亲、姐姐，还有她的邻居，她就那样很真实地写出，在那个时代，人们因为饥饿，所做出的各种事情。我曾对她说，当你走出嘉陵江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世界的女儿，已不再是重庆那个贫民窟的女孩，而如同凤凰在火中重新诞生。
王红旗：就像你说的，虹影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着“抉心自食”的勇气。从《饥饿的女儿》到《好儿女花》，从“女儿”到“母亲”，她将女性生命不同阶段的内心深处与灵魂世界的伤痛，毫不留情面地撕裂，从而牵动了社会一个个心脉的痛。
虹影的近作《米米朵拉》可以说是她关于母亲与女儿关系的续写，她曾说，前世你是我的母亲，转世你做我的女儿。整篇小说是通过一个女孩儿寻找“母亲”，提出关注生态、关注成长、关注人类、关注生命、关注生死、关注哲学，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现代社会问题。小说开篇写“山洪暴发”和“母亲缺席”本来就是一个隐喻，其内在可以视为一种因果关系。自然就是母亲，人类破坏自然，母亲便会彻底离席。
陈瑞琳：虹影的作品一直是在“寻找”，她说重庆不是她的家，中国不是她的家，英国也不是她的家，她就是在寻找“家在哪里”？“寻找”成为她写作的精神信仰。她的作品里充满着可贵的忏悔精神与洗涤意识，因为她敢于无畏地直面真实。
王红旗：虹影认为，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与自然，而人类却又总是宣扬着人定胜天的思想，企图去改变自然、破坏自然，最终毁灭的也只有人类自己的未来。所以虹影借助儿童文学的外壳写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故事，整个城市洪水暴发的意向，是大自然对欲求无度的人类的惩罚。但是，生态主义的定义绝不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了人的精神生态、与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家庭生态等，是一个“秩序和关系处理问题”。
陈瑞林：就林湄而言，在她的作品《天望》里，我最欣赏的，是她对宗教的理解。当一个人人生阅历很丰富、走向成熟境界的时候，她就开始思考宗教的问题了。包括像牛顿、爱因斯坦最后都信了宗教，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后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很多规律都是神安排好的，所以很多的科学家最后都信了宗教。另外，人们也发现，在冥冥之中，你的很多命运也是有一双神的手在安排。
我觉得荣格有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就是说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就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将决定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一生中碰到的这个男人恰好是你的原型，那就是你的真爱。
王红旗：我觉得是潜意识。潜意识是深层自我一种栖存形式，我们在不断探索发现那个深层的自我是什么。我经常会用自己的经验思考灵魂和精神的区别，如果说灵魂是一个大海，潜意识在你的灵魂里是很深远的，是分很多个层次的；精神是一个高原，是灵魂掀起的巨浪的峰巅。
陈瑞琳：我们叫“元神”。林湄的可贵，在于她创作时总能跳出来，跳到人生之外，对整个东方西方能够做一个总结性关照。
王红旗：林湄的《天望》《天外》都是以尘世之上俯仰天地的广阔视野，她是个对人的灵魂生态、生存生态与自然生态都予以关照的作家。作品中描写的欧洲华人生存生态的破败与萧条是触目惊心的。在新世纪，海外女作家开始思考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人类精神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人与周围自然、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因此，表达这种在断裂与弥合中重构的多重生态演变，也成为世界华文女性文学一脉显在的风景图。
陈瑞琳：数十年来海外的女性文学的发展，从早期关心自我的情感表达正走向对人类命运的探索，并在寻找人最终渴望的精神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