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镜下女性精神生命的巅峰体验
——与旅美女作家陈谦就其长篇新作《无穷镜》的对话
陈谦简介
陈谦 自幼生长于广西南宁。广西大学工程类本科毕业，一九八九年春赴美国留学，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曾长期供职于IT界，现居美国硅谷。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穷镜》《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短篇小说《繁枝》《莲露》《特蕾莎的流氓犯》《望断南飞雁》《下楼》，以及散文随笔作品等。其中《繁枝》获2012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获2012~2013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及第五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望断南飞雁》获2009年度人民文学奖；《特蕾莎的流氓犯》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莲露》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入选多种选本，短篇小说《我是欧文太太》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无穷镜”：人类外在于内在自我的灵魂生态
王红旗：在新世纪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群里，你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作家。你送我的作品我都一一拜读过，至今还记得当年拜读《爱在无爱的硅谷》时的情景；在美国硅谷这个世界高科技创新中心，新移民女性苏菊追寻“爱与梦”的悖论之痛直击我的心。时隔15年，您的长篇新作《无穷镜》以奇特玄幻、哲学诗意的构思，以硅谷红珊科技公司CEO新移民女性珊映研发“新3D眼镜”的创业传奇为聚焦点，构造出一个高科技的“无穷镜”时代。请谈谈你的创作初衷，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无穷镜”？
陈谦：在《无穷镜》的自序中，我谈到这部小说写作的缘由。正如您所指出的，在《无穷镜》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之间隔了15年的时光，虽然这期间我的作品不多，但不曾停止过写作，主要是在写体量较大的中篇小说。从题材上讲，这期间我是背对硅谷写作的，因为我觉得在《爱在无爱的硅谷》里希望探讨的硅谷由追求高科技革新带来的人文问题并没有获得答案。而到了近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及社交网络的诞生和普及、新兴高科技的发展，硅谷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引起我重新关注硅谷的兴趣，这是我写作《无穷镜》的初衷。到目前为止，我只写过两部长篇，可巧都是硅谷题材，这是我不曾想到的。
小说之所以叫《无穷镜》，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与题材相关，涉及女主角珊映的公司正在为“二代谷歌眼镜”开发设计的芯片。因为这是一部高科技题材的小说，女主角又是个创业公司的CEO，因此产品是无法回避的。基于对可读性的考量，我为珊映选择了当时非常热门的“谷歌眼镜”相关产品——这当然是虚构的，因为“可视”就便于描述和代入，一般的读者也容易进入。二是我希望在小说里做这样的表达：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你在哪里出生，由谁带大，受何种教育，结交什么样的人，到过什么地方，等等，各种外部经验的细节映到我们内心的镜像，构成了我们人生道路的基础。这有点像人们常说的“命运”，但“命运”这词所带的被动色彩使我不愿直接使用它。而“镜像”叠加后如何生成新的镜像，接受者能具有相当的把控能力，它反映出的人生轨迹是动态多元的。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王红旗：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尤其是在小说中对人的“内心镜像”的生成与家庭、教育、社会等外部人际世界的关系表达，很有深度与新意。
你以女性的生命情感体验为核心叙事，对硅谷高科技发展从隐忧到希望的思考，是这两部小说的共同主题。其实，你在《无穷镜》自序里讲到“确实有不少硅谷人是对创业和创新抱着宗教般的献身精神的，并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如果没有这点心劲儿，而是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仅凭着对利益无度地疯狂追逐，硅谷不可能一路走到今天”
。这是你借珊映之口说出了你看到的硅谷的希望，也是珊映再次选择回到硅谷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珊映为了自己的“烟花”梦，已经站到了更高境界的台阶上，她不会再因为私我情感而轻易崩塌，在对“创新能给人们生活带来美好改变”的信念上，有着《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苏菊不曾有过的执着，并且她不再逃离，而是坚持，哪怕是一步步攀登陡峭的山崖险峰。
小说善于探测每个人物形象的灵魂之镜，并于相互映衬中塑造了一系列“精神贫困时代”追寻“爱与梦”的知识女性。虽然在“精神贫困时代”，大部分人缺少对真正内在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认识，在享受物质狂欢时失去对痛苦的感受力，更不理解爱可以拯救生命。迷失了家园之爱的躯体如漂泊的浮萍，不再有根基，生命存在失去意义。但是，你塑造的这群新移民女性，虽然在“无穷镜”下，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被“公共化”的窘境，其无论立身秘籍还是自身私密，都会落入被窥视、被捕捉，甚至被模仿的镜像之中，自我生活的安全感丧失殆尽。然而，她们在多元意识汇流的无序里，仍有感知痛苦的自觉，更有践行自我理想的意志与勇气，她们积极拥抱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在一次次阵痛里自我拯救，逐步超越私我情感，让生命之爱向“他者”敞开，燃亮这世界的灵魂黑夜。她们的理想美丽如云在空中飞翔，现实生活却不时会遭遇暴风骤雨；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追逐，“飞翔”成为她们生命的意义。
说到这里，我很敬佩你总是将创作目光投向硅谷的华人科技女性群体，是因为你和她们有着同样的职业身份，还是你更了解这个特殊群体内在心理的与众不同？
陈谦：谢谢。我在写作中，通常是感动于某个故事、某个人物，然后开始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努力追问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人物何以至此？这与我的小说观有直接的关系。我在写作时，总是提醒自己要尽量忘记自己的性别，这与不要主题先行是一个意思。我觉得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关注人类生活的困境，这个困境不仅是性别的、环境的、政治的，还更多的是人类生物性基因和文化性基因所导致的；还有人类在自然和超自然力量面前的乏力感。好的小说，还应该尽可能地探究人性在不同生存条件下的表现，让人读过之后能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人。
虽然我不是所谓的弄潮儿，却因为所学专业的原因，曾长期在处于时代前沿的高科技行业工作，可以说直接被卷在时代的浪潮里，跟当下生活的距离很近。我的小说确实以女性为主角居多，重要的作品基本是写的硅谷科技界的女性。这是因为在文学把握上，我对这类人物和题材更有信心。我至今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关于硅谷和硅谷的高科技女性的心灵追求的，个人比较熟悉她们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这类题材，梳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王红旗：文学写作见证了你的成长与成熟，看得出，《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苏菊和《无穷镜》里的珊映与你的生命经验均有一种血缘关系。硅谷是苏菊“飞起来”的地方，也是她的情殇之谷，但她的内心深处认为“出走”是“自己又要飞了”。15年后，《无穷镜》里珊映再次主动飞回硅谷，全身心投入高科技创新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她不仅是带着苏菊未完成的夙愿而来，而且怀揣更大的“野心”，从梦坠落的地方再次“飞起来”，全方位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梦想。
如果说苏菊的飞翔是为情所困的坠落，她追寻的“有动感，有灵性，有激情的生活”是凭借“被爱”的外在力量，那么，你塑造的珊映是否标志女性超越私我情感，从经济独立、财富自由到内在精神强大的主体生成？小说多次写到珊映独自“看夕阳”的场景，这是否暗喻其突破职业“性别玻璃顶”之后坐看云卷云舒、静观日出日落的从容淡定？她不仅追逐“烟花梦”，也对“一炷香”的淡定人生有了新思考？
陈谦：我的生活经历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来美国完成学业后就到硅谷落脚。写《爱在无爱的硅谷》时，我在美国的职业生活刚刚开始不久，年纪又比较轻，那时关注更多的是个人情感和个体感受，所谓追求一种“有灵性的生活”，其实也还是对个人情感领域的关照。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界的阔展，如今对生活的理解不同了，所关心的问题也已超越了个人感情。
在《无穷镜》里，女主角珊映对自我价值实现是如此执着，苏菊为了追求自我的感情，从令她窒息的物质化的硅谷出走；而珊映在失去了婚姻和家庭后仍坚守在硅谷。两位可爱女性的生活看似都有浓重的悲情，但珊映的格局显然大多了。
王红旗：从苏菊到珊映这两个女性形象的诞生，在世界华文女性文学形象画廊里，把女性追寻独立精神生命的价值和女性领导力的智慧推向从感性到理性、从优秀到卓越的更高境界，这应该与你自己的理想人格认同、对硅谷的全新认识，以及移民心态的转变分不开的吧？
陈谦：我总是对那种俗话说的“自强不息”执着追求自我实现并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更有兴趣，这也许跟我的海外生活经历有关。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来到美国，在这里遇到不少相当出色的华人女性，她们大多有强烈的独立自我独立意识，就是希望要在这个人世间的旅程中找到自己的真爱，并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里的“真爱”不是指狭义的爱情，而是倾听内心的呼唤，发现内心真正的激情所在，并实现与之相关的梦想。我为她们所深深吸引，很愿意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她们的生活道路进行探讨。
王红旗：“向内看”是你小说创作很鲜明的特色，我常常称之为“心灵内海”的生成。如果从你的人生经历而言，你1989年赴美国留学，然后进入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在高科技行业做了十几年的芯片设计工程师，获得了相当不错业绩；后来，你为追求文学梦想而辞职，开始写小说。应该说你从为生存现实的拼搏转向为精神理想而写作，与你小说中的新移民女性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我认为，你的很多作品带有自传的意味，特别是在《爱在无爱的硅谷》和《无穷镜》中，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不是你在不同阶段的人生境遇与精神追求呢？
小说运用互为镜像的参照比较塑造出新移民高科技知识女性形象，构成女性生命价值实现不可预测的变数与挑战。这些新移民科技知识女性正处于盛年，她们获得足够的物质财富之后，在现实种种欲望诱惑之下，苏菊走向“荒原”寻求有灵性的爱情，却以流产的阵痛陷入绝望的泥沼；珊映的科技创业理想“离那个所谓的成功，至多只有两个试管的距离”，却在商业危机中达到了失控的巅峰。您认为，女性对事业的执着与坚守应该如何评价？
陈谦：从抽象意义上讲，小说都是作家的自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我的作品表达的是我对不同人生境遇和对精神追求的理解。
成为一个作家，是我儿时的梦想。由于时代的原因，个人际遇和个人选择，它曾被搁置了很长时间，我甚至都曾经忘记过它。来美国后，经历了求学和多年的工作，生活安定下来后童年的梦想苏醒过来。能有机会实现梦想是很幸运的，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梦想，会想过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类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要在生活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遇到的挫折也越多，放弃便成了自然选择，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写作者，我更关注那些百折不挠的人。我有兴趣探寻并表达的是：如果坚持理想，生活里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可能的出路是什么？
女性做这样的坚持和选择更需要勇气，我是带着偏爱与她们一同探寻的。我的女主人公看上去总是很执着，又很强调“坚守”，这跟我对有执念的人生更有表达的兴趣有直接关系。作为常人，都喜欢或者说赞赏那种风平浪静、花好月圆的人生局面，但当我面对文学的时候，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值得书写的价值。我喜欢看一个远行的身影，离家出门，寻找梦想，在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她不一定都会成功，但会经历成长，虽败犹荣。这是更真实的人生，各有各的姿态，我为这些姿态所吸引。
王红旗：《无穷镜》的结尾细致刻画了珊映在硅谷家中的“巅峰焦虑”，仿佛她独自在高高的山巅上坐稳，看到黑暗中“冒出一朵朵炫亮的烟花”，听到“山崩海裂般的轰鸣”的雪崩。在你看来，这种心境与场景，是在高科技研发和非理性创新的狂潮席卷之下，在游戏规则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她与康丰截然不同人生方向的殊途同归吗？
陈谦：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不是吗？这不是游戏规则变化的结果，而是亘古不变的定律。
我们讨论一部作品时，很多时候是在还原写作的过程，这很有意思。以我个人的体验，小说写作的过程不是一个清白的理性建构的过程，很多细节所代表的意象很大程度上来自潜意识。《无穷镜》的结尾是水到渠成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物的命运，很多时候是按着你铺出的性格逻辑动起来的，最后脱出作者预设的框定，顺着惯性跑到终点。这样的结尾，我感觉是写着写着最后这结果就蹦出来了，特别有画面感，文本的前后又呼应，衔接得特别自然，而且有很深的、多义的隐喻，我就将它写了下来。当然，一个作品的最后是在读者那里完成的。比如，你在这里的解读就是很好的例子。
王红旗：这种多义的隐喻，可能还包括你自己对于攀登、执着、坚守、自由、定律等人生理念新的诠释，而且在某种层面上，最终揭示出“烟花”与“一炷香”是人在生命不同阶段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结合的，由此变幻出不可预知的、千姿百态的人生风景，就像你的小说创作“写着写着结尾就蹦出来了”，虽然它也许会与原来预设的人物形象轨道大相径庭。
我们是追寻理想的执着一代，但亲历经验告诉我们未必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倒是怀揣理想的跋涉、不忘初心的奋进，一路上遇到的人物、事件与风景滋养了自我内在的灵性，从外部世界获得了人性内在强大的力量。可以说，你从珊映个体灵魂深处洞察人生太短暂、人性古难全的心理真实而显得难能可贵。
陈谦：其实，现在新一代的硅谷人在成长，他们不再只是以追求成功为唯一目的，他们的口号是通过开发高科技产品给人类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比过去只是一味追求物质回报的硅谷人的境界高多了。然而，美好的愿望并不见得就能实现，或者说，追求的方向可能带来新的问题，这是文学要关注的动向。也就是说，科技革命可能给人类、人伦带来的改变性影响是什么？这个话题，我很有兴趣关注和讨论。
飞翔的寻找：在哪里迷失了“爱”
王红旗：前面讲到，你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在新移民女性文学中独树一帜，是因为很少书写新移民的血泪辛酸，个体的民族特质与“他者”文化纠葛的身份痛苦，在你的作品里几乎体会不到人物徘徊在故乡、他乡、原乡与异乡之间无根的乡愁以及边缘人的离散心态。你小说里的女性形象，无论是陪读太太或知识女性，还是高科技CEO和创业者，总是以自信的坚韧为实现新的生命价值而执着前行，她们的移植生命之痛大多是个体情感纠结、灵魂深层苦难与社会现实关怀的叠加。以女性对真爱的寻找和经验来书写，以女性形而上的内在精神痛苦揭开时代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你认为是否已远远超越性别叙事？
陈谦：你对我写作的观察很准确。我写作时是尽量不带性别意识的，就像尽量不做价值判断，努力只做文学意义上的呈现。
这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也有关。我们那一代中国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一批人，虽然中国那时还很穷。我们在留学初期大多经历过经济困境，但大部分那一代的中国海外学人都是时代的佼佼者，来美之前在中国获得了教育准备。我们要在新大陆闯过的第一关就是生存关，这并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而且也许我来美国时还比较年轻，人生比较深刻的积累并没有在中国完成，所以对你提到的那种新移民的血泪史之类并没有切肤之感。但对移民生活中的文化冲突还是敏感的，然而却不是以乡愁这样的形式表现。像你提到的那些精神痛苦其实是更深刻的移民经历的痛苦，是文化冲突激荡后的结果，它唤醒了人根本的自我意识，进而有所追求。这是跟中国大一统文化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我关注的是，过去的经验和生活对作为新移民的影响带来的是什么。
王红旗：你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敏锐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对新移民知识女性爱情与婚姻困惑的书写是对华人家庭夫妻关系之爱的迷失的反思，是对人类个体生命意志被异化而失去家园的“寻找”。在此种意义上，新移民女性体验的生命故事就成为女性历尽艰辛寻找爱的第二次觉醒仪式；也可以说，这是寄托着你试图拯救人性被异化的“社会综合征”的美好愿望。包括你的中短篇小说，如《覆水》《望断南飞雁》《谁是眉立》《繁枝》《莲露》，等等，都存在一个贯通的血脉——“飞翔”。你曾说她们是你“这些年来在生活中拾到的宝石的缩影”，请解释一下，你为何赋予她们这样丰富的、有启示性的生命样态？
陈谦：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不是从观念进入写作的，而是对个体经验更有兴趣。我都是由于被一个什么人和事打动才有冲动去写下来，我喜欢我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才会说是她们是我“生活中拾到的宝石的缩影”。如果一定要讲我写作的兴趣点是什么，可以说我对有“执念”的人生很有兴趣。选择做一个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人，作为生活的追求无可厚非，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坏事，但那样的人生不会是值得反复表达的主题——至少就我的小说理念而言。
而你提到的这些小说里的女主角，都是有执念的人。像《覆水》，写的是女主角依群所面对的人性困境，表现她从弱小到成熟后在感恩中的坚守和背离之间的张力。《望断南飞雁》写的是一个女子对梦想的追求，女主角南雁甚至并不特别聪明，也没有过人的才华，但要紧的是她有梦想。其实大部分的人年轻时都会有各种梦想，随着时光流逝和人生际遇的改变，很多人都会放弃追求随遇而安，但像南雁这样执着的人，我觉得才是值得书写的。而且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作品还是在写女性因为男人的出离而垮掉，我就想写出一个女人，她在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却会为追求自我实现而出走，甚至舍下了孩子。我们很肯定地知道，生活中大部分的女性不是这样的，但哪怕只有一个，她就是值得被书写的，文学就是要写“这一个”，不是吗？再说，南雁是有原型的，生活永远让人惊叹。
王红旗：《覆水》中，昔日中国南疆小城里街道铁器厂的绘图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依群，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完成华丽转身，成为硅谷一家中型公司的中层主管，是因为她在自己漫长的灵魂苦斗中，对曾经帮助她出走美国、比他年长30岁的美国丈夫老德，守住了爱与善的人性底线。《望断南飞雁》中，以陪读太太身份移民美国的南雁，之所以在美国自我意识觉醒，在丈夫即将获得俄勒冈大学的终身教授资格时抛夫别子离家“出走”，到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实现她儿时埋在心底的美术设计梦，是因为她认识到这不仅是她自己的梦，也是她整个家庭的梦；她圣诞节之夜给一双儿女放在家门外礼物的细节，正是母爱的温暖照亮她爱的人格魅力。请谈谈依群和南雁，在塑造她们的灵魂时，你为什么一直都在强调的女性“自我实现”与“爱的感知”的关系？
陈谦：我个人觉得《覆水》是我第一篇成熟的作品，虽然它写于《爱在无爱的硅谷》之后。《覆水》在《小说界》2002年第6期发表后得到了评论家和读者相当的关注和好评，它亦是我至今最为满意的作品之一。作为中篇小说，它的篇幅相当长，我在写作过程中，像一个歌唱演员那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还可以说，它奠定了我后来一系列中篇小说的基本风格。
在《覆水》中，女主角依群的原型来自我生活中一位相当熟悉却又十分有距离感的女人。在认识那位女士之前，我不曾想到生活的经纬可以如此复杂，人的感情会是这样的百孔千疮。我跟她很近，以致我得以真切地体会到她内心的忧愤和煎熬；我跟她又很远，远到我必须反复思考，才能理解她何以能够承受并坚守。我一直非常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平常人生在时代风云中的命运感。依群的家庭背景、身体状况给她带来的老少婚姻、跨国恋情，因此导致的人生际遇，为我提供了挑战自己写作能力的难得机会。
王红旗：在工作与家庭情感方面，我把《望断南飞雁》里的南雁形象定位于当代女性文学史上的“第三代陆文婷”，因为她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初谌容《人到中年》里塑造的知识女性“第一代陆文婷”。她在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中困惑的是：有完整幸福的家庭而没有社会职业身份价值认同。她也超越了21世纪初池莉在《小姐，你早》里塑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戚润物和徐坤以及《爱你两周半》里塑造的某所大学的系主任博导梁丽茹，即“第二代陆文婷”。她们执着于事业，遭遇家庭破碎和情感孤独的困惑：有社会身份地位，无爱情婚姻家庭。而“第三代陆文婷”南雁，则是知识女性“出走美国”后对自我、家庭与事业生活的重新定位。她认为知识女性在拥有优厚的物质生活之后为实现自我“鱼与熊掌兼得”的生命理想应该勇敢“出走”，并且“出走”后也依然深爱着她的丈夫沛宁以及她的孩子们。你对南雁这个形象寄托了怎样的对女性生命意义的思考？
陈谦：“鱼与熊掌兼得”应该不是南雁的生命理想，或者说，她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明白了这是难以达到的目标，这是她从一开始就面临的挣扎。南雁在梦想的追求过程中有过挫折，她也不断放弃过。比如，她按丈夫的意愿去读了个学位，在先生的实验室里工作，在新大陆也寻到自己的一片天空。在移民生活里，这其实是最常见的事情，很多人会在现实面前放弃梦想随遇而安。这是理性的个人选择，无可厚非。而南雁的特别在于，她心中那颗少年时代种下的梦想种子不仅始终没有被生活的现实压力所埋没，而且有一天它还发芽了，这导致她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的事业走上正轨的时候突然离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这种非常规的人生故事非常具备文学意义上的美感，它令我感动，所以我选择了写它。
王红旗：小说描述南雁的母亲生命之爱的方式表达是非常感人的，也是非常独特的。女性没有回归家庭，并不等于母亲角色的丧失，她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她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其实，也正是南雁的母爱之光照亮着她前行的路。如果比较《爱在无爱的硅谷》和《无穷镜》中苏菊与珊映两位女性的形象，就精神血缘而言，苏菊可以说是珊映的前世，珊映可以说是苏菊的今生；从知识女性工作视野与婚姻家庭的情感关系而言，她们也是“出走”在路上的“第三代陆文婷”。然而，苏菊和珊映前赴后继地“出走”爱情、“出走”婚姻家庭之后“比翼双飞”成为过往的记忆，“单飞”的未来前景难以预测，但她们仍然选择挑战性的“飞翔”，拥抱生命的希望。请谈谈你在其中隐喻的深意。
陈谦：作为女人所要面对的是三个世界：自我的内心世界，男人的世界，以及男女共同面对的外部世界。我认为，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如何自处，如何面对自我真实的内心世界。说到底，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孤独的，在当代生活里，就算是拥有“比翼双飞”这般理想生活状态的女性，很多时候仍是要独自面对追求自我实现过程中的种种困境。诚然，苏菊和珊映都无法回避人生道路上的这种必然。
王红旗：《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满怀青春的激情与梦想，在硅谷收获了足够的财富与爱情，但是，这位美国硅谷编程设计工程师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幸福。在以科技为筹码，以物质财富论“英雄”的硅谷，她并不知道自己更高层阶的内在生命价值和情感诉求是什么，她有时觉得“过去，虽然利飞跟她一起啃着夹花生酱的三明治时，也是那样理性地勾画自己的将来，但是，利飞那时的理性因为有动荡贫困的生活做底色，苏菊看到的就是梦想斑斓的一面。如今，那个底色没有了，利飞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平面而乏味的人。到了这时，她觉得跟利飞在一起，她不快乐”。她认为，利飞太功利、太物质，而她却艺术。你这样解释她对自己爱情的生命回望，更深层的意思是什么？
陈谦：小说刚开始的时候，苏菊在不快乐的时候回想往事，会问自己“为什么从前跟利飞在一起，我能很快乐”，这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个梦想，他们是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他们就很快乐。当所有的事情都安顿下来了，人就会想：下面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就又有另外的问题。
这其实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之一：幸福是什么？写《爱在无爱的硅谷》时，我只是凭直觉，对这个问题有了意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说，我们很享受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而不是最终达到了什么。在追求的过程中，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心灵梦想的实现。在努力实现目标的时候，人们只会想，我只要达到那个目的就好了；达到之后，他才会回过头去想——就像苏菊那样。她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才会回头想，我到底要的是什么？而且一般人最初所追求都有趋同的倾向，就是世俗的成功标准，功名、财富是最容易成为原始目标的，很少有人是能一下就进入本质的人生追求，就是自我实现。所以人要有成熟的过程，不断地思考，不停地校正生活目标。
王红旗：当苏菊带着情感创伤的心痛离开硅谷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到正在报告的早间新闻，“已经开市的股市是一片惨跌”。她们见证了这个精神陷落的城市，经济物质的即将幻灭。但是，“朝霞”“雁阵”象征着苏菊的心已经逃离劫难，“自己又要飞了”，飞翔到更远的彩霞深处。
如果说苏菊的“出走”是一种自我突围与寻找，那么《无穷镜》中的珊映“出走”美国硅谷更象征着一种“回归”，更有一种超越本我生命的意义。如果说苏菊显示出一些高科技女性精英“飞起来了”，那么珊映的意义则在于，女性如何全方位重建个体灵魂内在的力量与智慧。这是一个女性精神生命系统重建的问题，因为“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发着、运动着、兴衰着、变化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具有独立的与其环境感应交流的体系，它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体系，一个生态系统”。可以这样说，珊映是一位走向国际的“第三代陆文婷”的新形象，与苏菊相比，她有清醒的自我主体意识，不仅绝不为私我情感所困，而且坚信“创新能给人们生活带来美好改变”；无论多艰难她都不再逃离，而是坚持。你认为，她在风云涌动的世界高科技舞台上跨国越洋和指挥若定的大智慧是源自哪里？
陈谦：珊映是对自我实现有执着追求的女子，她一步步如何走到后来，是《无穷镜》从头至尾都在追问和试图回答的。她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到了小说结束之时也谈不上达到了“大智慧”的境界，她只是按自己的愿望生活。从广西山乡童年时代的启蒙，到上海的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再到美国读博、创业，她一步一个脚印不曾虚度光阴，也同时承担着追求梦想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她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自我成长，走到要燃放烟花的高台上的。
王红旗：其实，在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能够真正“走到要燃放烟花的高台上的”可以说数以万计，你的诸多小说里的知识女性内在心理都很强大，往往都是以自我发现和自救者的形象存在，而且她们的人生转折点总是在“人到中年”才有所顿悟。珊映恰恰是在无穷镜像里发现了自我的支持系统，从中汲取强大的资源能量，成就了创造性的自我。甚至，她从模仿者安吉拉的身上认清了曾经迷失的真我；在周围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觅得真实之后，她化幻境为实境，化险境为生境，驾驭“无穷镜”下的经验碎片，实现了诗意的精神飞翔。
然而，《无穷镜》里的男性形象康丰是道青的模仿者，他在“巨额财富与精神贫困”的模仿中迷失了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这里，揭示的更是一种男性迷失。在夫妻关系上，康丰总是对珊映说：我重要的是去挣钱，只是希望你过得开开心心，这样你跟着我，我才觉得很值得；你随时回家。这与《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恋人利飞向苏菊说的话和《望断南飞雁》里的丈夫沛宁对南雁说的话如出一辙，其中隐喻着你怎样的性别观？
陈谦：世俗生活中好男人不都是这种观念的吗？这是世界对他们的期待。哪怕到了今天，女性在谈婚论嫁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仍然认为男人的责任感很重要，就是对家庭要肯担当。利飞、沛宁和康丰都是中国好男人，或者说尽力在做他们心目中社会期待的好男人。可是现代女性，或者说我的女主角们，要求比这更高——并不是你给我一份安全感和好生活就足够了。这样挑战就来了，即对男女双方都是挑战。有些读者看了我的书，说我的女主角们太不知足，太“作”。有生趣的人生，不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吗？
王红旗：但是，觉醒了的知识女性所需要的，不仅是男人对家庭金钱物质方面的责任担当，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婚姻生活进入更高阶段就更需要精神上的理解支持与关怀，“好生活”应该是指物质与精神的多维空间。也就是说，正是这些海外华人科技界的“世俗生活中的好男人”仍然以“大男人”的心理阻挡着女性按自己的意愿去追逐梦想的路，才形成了两性情感的“精神高墙”。是女性太“作”还是男性太不觉悟？抑或是男女都需要人性的反思与完善？这是一个深刻的性别哲学问题，需要有机会时再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