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问题的背景、意义和策略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卜算子》（宋）李之仪

第一章 《资本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历史”批判？对《“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的批判

以此特殊方式开局，纯为求工作楔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立言本是不美过程，商榷则是导引此过程，谓为主观批判。此是任一种建构工作之开端，中国经济学当不例外。而孙正聿教授亦持自觉批判实践观，此其一。其二，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恰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故，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其三，任一作者由于其为历史和客观世界之代言，则必能牢记：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恪守格训：知知，知不知，谓之知。而欲达“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真境界。所谓：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语言生产前兆也。故《滕王阁序》有云：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郁达夫先生又作：满城风雨重阳近，欲替潘诗作郑笺。——题记

 

史书工作意蕴在于以逻辑写历史，但有一种说法：辩证法是规律的逻辑表现。然则，辩证法到底是指示主观过程，还是客观过程呢？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资本论》讲起。《资本论》艺术高度在于社会客观批判，即“现实的历史”批判，从中提炼出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定，并不像孙正聿教授说的那样是“现实的历史”建构。在工作形态上，《资本论》所显露者不是存在论语境中的内涵逻辑，而是实践化的历史批判。《“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对二者不加区分，一味灌注以解释性原则，难免不产生混乱。这些混乱标识出理论建构主义的立场试图玩弄在世界观解释游戏之中。走出纯粹思索，步入批判领地，在于坚决使纯粹思想批判上升为社会客观批判。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依据历史与当代境遇，寻求实践化的工作话语。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

“现实的历史”是《〈资本论〉的存在论》熟稔运用的词，也是最为关切的工作术语。因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按照此种理论进路，“现实的历史”的批判理性高于“现实的存在”：一者是现实总体，包括现实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不合理性；一者把批判括号在存在规定内，即“是批判‘不合理的现实’”。所以，现实的历史作为“存在”是经由批判获取的现实性存在。所谓批判，乃是“贯穿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辩证法”，经由这一批判工作，《资本论》“而且是变革了‘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全部的‘独立的哲学’。”“这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点，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又之，因为现实已不是一般存在，即未经批判的规定，乃是蕴涵批判的过程，现实存在也总可以归结为现实历史之存在。但是，这仅出自一种理论自觉：“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原则分歧在于，后者总是把‘存在’视为某种超历史或非历史的存在，因而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

《〈资本论〉的存在论》所引“现实的历史”，仅仅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内容。关于“现实的历史”批判，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是这样予以解决的：“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典型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并把它降低为杜林先生的独特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因而不同于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进路，《〈资本论〉的存在论》实际以两种观念对待“现实的历史”:（1）现实存在；（2）现实批判。前者表明“唯物主义”科学立场，后者则表明“改良主义”批判态度。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反映的是“超学科”建构的理论潜意识。所以要讲明：“‘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并不是企图对世界做出某种永恒的终极性解释，而是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世界观理论’。”这只表明孙教授自己的独到的理论建构观：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他本人名曰：“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

这样，他并不明白唯物主义范畴的发生问题，而一味地归结于认识自觉上的建构。例如说，“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在各个领域的‘独到的发现’，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即马克思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又在各个领域进行了‘都不是浅尝辄止’的研究，并因而‘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孙教授把马克思在各个领域“独到的发现”和关于“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试图相提并论，“称之为‘超学科’研究”，“而且都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构成“作为‘一整块钢铁’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由此构建成功的存在论，就是唯物主义的知识论，是确立现实的、因而也是对资产阶级知识论予以工作扬弃的理论形态，即所谓科学化的历史认识论：“以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但是，撇开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定——时间本质，现实存在为什么能够包含批判规定呢？现实发展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现实性存在——例如一方面的资本发展、另一方面的劳动的不发展，它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批判规定的呢？这些是世界观理论所没有系统考察的。并且，仅仅依靠认识自觉也是不可以的。要之，孙正聿教授并不明白：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工作体系视为向客观批判跃进的地基。马克思对待黑格尔作品和对待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从中挖掘有关于发展的思想材料和元素，认为与后者充满着虚无不同，前者的辩证发展体系乃是内含有历史发展的实在元素。于是有著名的批判性文本存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夹杂其间的《神圣家族》可算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清算”）。通过清理“理论”和“哲学”，这样也即产生了对于真正的历史研究的需要。孙正聿教授同样不明白：相比之下，马克思把李嘉图的工作体系视为向社会客观批判跃进的地基。这种工作的初步完成是在1857年的《导言》中。这种工作也需要主观批判与之对应，即社会主观批判。它酝酿于《资本论》写作之前的三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上面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而玉成于《资本论》写作之后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执行“体系批判”：理论反击杜林主义——体系哲学和体系科学（批判的发生学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后者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域与实践域），如果说它本身也要产出某种体系，实在是有些误解的。要而言之，这是“实现科学”的内在要求。所谓“实现科学”的规定正是体现在研究对象的规定的制订与执行中，即参照恩格斯的讲法：这难道不是实在史和思想史的统一吗？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新世界观’而诞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

——历史为现实的科学性所规定，也因此，对“存在的秘密”的破解“是恩格斯所说的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而恩格斯所说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现代唯物主义的真实含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不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的基本内涵在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乃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基本内容、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指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以上是孙正聿教授对“历史的科学”的界说，全部理论要义在于把现实工作提升为“现实的历史”。这是理论建构过程。推论出：“毫无疑问，《资本论》是由经济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乃至“视为关于‘存在’的哲学巨著”，因为，“正是这个由经济范畴构成的宏伟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的描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史无前例地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秘密。”这是孙正聿教授对唯物主义范畴问题的总解决。其面临的问题是：（1）如何把握“‘现实的历史’的存在”?（2）如何掌握“经济范畴与人的存在”?（3）如何深入说明“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范畴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并没有根本触及范畴的生产，即解决方案并不以生产关系的整体发展来面对，而依旧回到马克思1857年《导言》的思路——以生产本身或生产的发展来面对这些问题，更有甚者，试图回到黑格尔的路径——对象（存在）即概念（颠倒过来即是“概念即对象”）。很显然，它更多地是把“生产关系”视为“价值”，更加关注了这个研究过程，对相反的过程——价值归为生产关系的发展——则甚少涉及。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经由批判，现实存在＝“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这就形成了存在论的建构——存在论范畴生产。根本不同于李嘉图“把‘人’归结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物’的‘存在’”，也根本不同于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观念’，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观念与观念’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观念’（‘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则是在‘物与物’的关系以及‘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中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的运动逻辑中揭示历史运动的逻辑。”这样，“现实的存在”取得关于这一工作整体的客观性知识：现实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不合理性（“对现实的描述”），为批判树立了靶心，“进而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现实的历史’——存在——的秘密。”不可否认，这是对黑格尔从统一科学的角度把概念视作生产的观念的肯定。然而我们必须要问，“人与人的关系”本身的批判发展呢？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的发展，概念的生产就会沦落为纯粹的知识体系建设，而只懂得把存在论、本质论置前于概念论，认识到“真正的开始将会从存在出发”，“并且认识了它们如何扬弃其自身而达到概念的统一。”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没有摆脱黑格尔体系束缚的地方是概念的自我生产性。《〈资本论〉的存在论》引述《导言》第三节开头的那些话“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相反，是对资产阶级“科学物象法”的展示与整理：“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其没有提到《导言》中，马克思接下来利用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定讨论了黑格尔讨论过的类似问题。“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见，真正的问题是：“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黑格尔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这些是症结所在。

第三个问题：《〈资本论〉的存在论》没有试图认真解决“生产方式生产范畴”与“生产关系生产范畴”的关系。正如《资本论》的主标题“生产”它的副标题，这个问题的求解乃是落在客观发展领域。因此，有关历史对象的问题探讨正是有效拒绝抽象的一般的生产运动规定上的范畴生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切中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因为，“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而马克思认为，斯密可能有的贡献在于从实在史，更多地是从资产阶级生产角度提出了劳动一般问题，规避范畴的无根性。从对范畴是什么的工作批判出发，马克思要求执行这样的范畴生产规范：经济范畴的排列顺序取决于既与对象的社会内部结构。归根结底，马思克把价值范畴家族的生产：价值经由货币运动中介转化为市场价值即形成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市场价值（形式）的运动序列，以及剩余价值经由资本运动中介转化为一般利润即形成剩余价值（形式）—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的运动序列，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事件，而不独是认识者的单纯认识事件。必须用一个根本是发展的生产关系规定（就是后来的抽象劳动到以增殖为形式的社会劳动，或者说一般意义的劳动二重性到从发展角度看待的“特殊意义的劳动二重性”的历史推理过程）来引出唯物主义范畴的生产问题。由此也才能够根本凸显货币（形式）与资本（形式）的对立，引导人们把“市场价值”转化或过渡为“生产价格”的认识形式。

要而言之，生产的历史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即其发展是统合的，所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此外，生产的一般构造——关于认识发生的纯粹思辨必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对象问题所替换，并切实体现运动和构造的联系，亦能集中阐发“运动规定”对于“构造形式”的渗透。所谓：“《资本论》表明，马克思不仅把自己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统一起来，而且把‘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统一起来。正是在这种统一中，《资本论》不仅破解了资本的秘密，而且破解了‘存在’的秘密；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特殊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不是什么揭示了“‘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而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定——运动和构造的合一，说明唯物主义范畴问题乃是根本在于研究对象（规定）对于范畴的生产，——谓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商品和二重性：是存在论，还是存在批判

《〈资本论〉的存在论》确证“构成《资本论》的出发点的经济范畴是商品。”大概是想说：开篇问题从宽泛意义看，即如何看待逻辑起点的规定。以此推论，开篇的商品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反映，又具有非现实性：一方面，作为一般规定来看，开篇的商品中必然包含单纯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另一方面，这里的规定又是非历史的，展现出的逻辑依然是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认识。因此，“正是《资本论》所揭示的劳动的二重性，为理解‘现实的历史’即人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切入点——人自身的二重性。”“正是这个枢纽点，构成《资本论》破解存在的秘密的切入点。”“由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形成的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那种‘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并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旧哲学的存在论，在《资本论》的烛照下，它对‘存在’的理解的非现实性被暴露出来。”这里姑且不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统一的问题。对于资产阶级存在论的批判来说：商品二因素是对生产本质的一次烛照（实际是商品生产的“存在批判”），而劳动二重性则是对生产本质的二次烛照（实际是商品生产的“本质批判”），显然，“烛照”是对批判工作的一种整体的显露。

一般而言，主观批判乃是客观批判的先导行动。社会客观批判尤其以社会主观批判行动的成行作为前提条件。1857年起马克思开始酝酿写作《导言》，目的即是实现社会主观批判的行动，尽管如此，也不妨碍他采用了最为广泛性的历史生产和文化条件作为论说的背景。一句话，基础是客观批判体系的确立。先来看生产的存在批判。

马克思言明资产阶级虚假构境的市民历史有这么几点内容：第一，“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第二，“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第三，“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这是其全部能够有的工作内容，“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蒲鲁东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对象观，为了自圆其说，“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马克思给出真实的历史构境——市民批判史，包括：第一，“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第二，“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第三，“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可是）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资本论》将以上内容叠合为“劳动二重性规定”。因此，《导言》第一节是有关于二重性的事实陈述的。这里在实质上同时是主观批判意蕴的商品生产的“本质论”。

再来看生产的本质批判。关系构造的形成基础是生产一般的历史生成运动，所以，抽象规定的发生：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然而，乃是一有机整体上的构造。第一，“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第二，“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第三，“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这和市民批判史是对应的，可见，“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生产的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历史现象学和精神现象学批判，在向商品生产关系的客观批判工作序列（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转换的中间必然酝酿系统化的思想批判，即是社会主观批判。因此总体看，商品生产“存在论批判”叠合的是生产“本质论批判”，这样在客体研究范围内，关于生产存在的直接基础的论述可以被绕开。因为，劳动二重性归根结底说明的是研究对象的工作逻辑，其关注的是由“个别”上升到“一般”，提升对物质和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认识高度。现在的认识的出发点就是社会存在，但这不过是申明“实际的起点”：“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所以市民批判史中，商品的起点和生产的实际起点是同一的，一句话，“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鉴于此点，“实际上，在《大纲》的最后一段，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作了几百页的谨慎分析之后，马克思已经声明，‘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

《资本论》建立的客观批判体系是从商品的社会存在的批判开始的，本质上是“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概括为直接建构意义的“存在论”。这种以批判为建构的工作路径烛照于空间中的时间本质。即如前所论，前一次烛照乃是显明了直接的空间的本质，毕竟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分割并不能说明社会形式是从社会空间中引出的；要之，《资本论》是对生产的本质的批判（即生产关系的指向性）开始的，而不从生产的一般存在运动开始。后一次烛照开显时间的经济特性——时间本质，囊括前一次烛照的工作内容，揭露的是生产关系的本质，产生出研究对象规定。即是说，《商品的两个因素》所涵盖的分析是商品的存在批判，仅完成“商品的存在”的空间规定的批判性分析——这不能算作存在论。《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也不应当算作什么唯物主义的恒定知识，它说明存在者（类存在）的形成过程，而并非专指存在本身的规定。

总起来说，尽管《商品的两个因素》揭示和阐明了价值与价值形式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规定：相比之下，一为“根据”、一为“实存”，实存是从根据发展出来的存在，而要进一步阐述商品生产的特定生产规定的统一性，说明“一定生产”（商品生产的历史本质是一定生产）前提条件乃是引出认识的根据，引出认识的根据的生产。由此锁定了存在者的实体—形式的发展方式：社会空间成为实体，一定生产和社会空间共同结成社会实体的整体概念。“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它的产品，或者把这个商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从而可以这样说，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相互规定着的矛盾性存在，即物质的社会存在（生成）。“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

商品存在批判→商品本质批判是完成商品生产关系概念的批判性前提，从中总结出“商品概念批判”。一般的认识是，概念的定义是先行的，或者逻辑的生产是一次性的，余者就是概念的逻辑演绎。注2这在自然科学实验室条件下得到部分满足（为机械地制造产品服务，对象是死的），在社会科学行动的条件下，则是知识论者庸人自扰的一个生产知识的办法；因为对象是活的，逻辑和历史是形影相随的。《资本论》开篇完成的“商品的本质”分析进而是对物象二重性的批判性分析，询问劳动一般的“如何来”。这样在根本解决社会存在的“如何来”“为什么”问题，即锁定了一定生产的规定之后，恰恰要由《价值形式》来执行否定性发展逻辑。总结一下：所谓“是什么”问题的作答，旨在整体交代商品存在批判；换言之，这种分析即批判规定，在认识形式上也即“概念批判”。商品二重性（所谓商品的纯粹表现结构——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和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即具有特殊规定性蕴涵的社会存在）显示的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发展状况，当然不是存在论。这种生长过程是历史向度的：抽象劳动和价值是一步步的历史形成，总是历史关系上的暂时态。亦即是说，抽象劳动的“抽象”育成于一个真实的生长行程：一方面经由价值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又必然通过价值的发展而得到发展。这样才可以说，价值孕育于劳动的发展中，并且，价值本身就体现了劳动的发展属性，体现抽象和具体的工作统一性。可以说，价值（形式）——由价值规定引出价值形式的发展——泄露了“价值的秘密”，体现出对社会存在的“类存在（规定）”的整体的关注。这种由客观批判形成的发展属性和自为扬弃的发展形式，即社会在历史中的具体的生成运动。因而，如果说这就是生活，那么作为人的历史生活，这不是感性的人的历史活动，而是具有灵性生活基础的人的合类的行动，即人的历史实践生活。它彻底地使人的概念摆脱了纯粹自然的存在属性。

注2 马克思的一些做法之所以遭到误读、误解，是因为人们总将其进行主观批判的地方认定为“客观建构”（所谓的“下科学定义”）。例如《导言》第三节，马克思利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材料——对一些基本范畴的生产，从正面予以肯定；之后重重地赞扬了黑格尔，赞誉把自然科学和人的思想予以统一的工作方法。这是马克思公正评价近代科学的精神和黑格尔的哲学的所在。但是，如果说马克思据此引入了自己的“定义”，那么恰恰是忽略了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工作者身份。因为即便是黑格尔，也已经谈到：“概念并不仅是本身没有内容的形式……反之，概念的运动就是发展……如果概念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死的、无作用的和无差别的表象和思想的容器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形式的知识就会是与真理无涉的、无聊的骨董。但是事实上，与此相反，它们（逻辑形式）作为概念的形式乃是现实事物的活生生的精神。”（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28～331页）

因此，《导言》对二重性规定的陈述是事实上的一个置前，它显明了劳动生成逻辑：谋生活动的劳动（发生）→劳动二重性（发生）→劳动一般（发生）。《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所提炼的分析是商品生产“本质论”，是在生产存在批判基础上引入历史的特殊规定性。因为它从历史和运动角度提出了“生产一般”（生产的条件和形式）这一客观批判的规定，亦使得人们事实上不能够随心所欲，有效防止：资产阶级关系“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总之，历史对象（蕴涵形成历程的规定——如抽象劳动隐含了对社会存在的质与量规定形成的说明）澄清了生产存在的总体性质：“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直至后来重新将商品关系——空间批判关系的阐述置前，恰恰为了从正面破除人与人关系上的物的幻象。这样，价值逻辑从而这种财产关系的发展逻辑就整体烘托出来，这也为整体的叙述关系所需要。二重性规定并不意味着对空间存在性的确认，也不是对构造本身性质的确认，而在于确认发展属性。因而批判规定前置了，它恰恰在于拒绝唯物主义的思维预设——对唯物主义存在形成的概念直观。表明：辩证法归根结底不是什么“绝对认识论”，仿佛：“只有通过对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分析去理解全部的历史，才能真实地展现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破解存在的秘密。”而意在确认物质和劳动的发展属性，因此不仅仅确证空间本质，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住空间的历史成长性。其前提即是确证时间本质。这种经济形态和历史形态合一的“本质”既是特定生产的工艺社会的规定，亦是人文社会的一种发展规定：以谋生为始基活动的一定生产的形成。这就是经济形态社会的整体生成，也是自我扬弃活动的启航。要之，商品生产的二重性体系旨在真实诉说商品生产发展这一大写的逻辑：囿于经济形态的必然性，其在外表上对应了一个物的发展体系，即交换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交换价值同样要作为“发展属性”并入价值规定，此外，它本身也是批判规定的工作组成。

货币和等价性：是社会存在论，还是社会存在批判

商品的两个因素不是表象结构的二重性规定：“因而，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作‘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马克思指认出商品体乃是“体用不二”发展结构：说使用价值是“商品之用”（经济物品），表明工艺学的规定就蕴涵在这里，以实践过程的形式呈现，又说价值是“商品之体”（经济关系实体），同样表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也蕴涵在这里，作为社会实存性关系的存在。所以，商品批判是立在商品存在背后的实存规定。“完成的商品是工厂的产品，而工厂本身则是资本存在的方式……劳动在实际上成了工人的唯一商品，而商品本身则成了支配生产的一般范畴。”即如果说，“我们以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范畴即商品作为起点”，那么，“商品只是由于生产方式本身在资本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才成为这种一般范畴。”

人们囿于不能理解《导言》的出发点是对象批判，从中生产研究对象规定，而与之不同，《资本论》是从研究对象本身的批判规定出发，以引出“资本主义的研究对象”，也就不能有效地把货币归结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存在。这一直截了当的限定是由《资本论》商品章给出的，其在《大纲》的货币章中则是隐含的。因此，货币不是人的存在，货币是人的存在的社会表征，乃是商品批判路径中的社会关系存在。如此看来，商品的类形态的演化亦就是货币关系的历史酝酿过程：所谓的商品生产的社会进化。乍看起来，货币表现为孤立财富关系，“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其实，货币代表产品生产一般，与具体产品生产无关，货币（生产）表征了抽象生产关系。在等价性上，货币从来不是个别存在；在商品生产方法和体式之下，它势必发展成为整体的社会关系。其次，货币生产关系势必发展成为普遍化的社会（交换）关系：“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最后，由于这些关系的发展，货币所有者“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整体看，这就是货币存在“秘密”。

作为符号逻辑（社会商品概念），货币实际上是对商品的整体发展的工作摹写，是对价值（形式）的大写化表征，即商品批判逻辑本身。“这个vir obscurus（蠢汉）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因此……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

作为实体—形式的整体发展逻辑，货币（存在）的批判序列（商品存在和本质→商品社会形式→商品生活形式）则达成一种抽象社会史。商品社会形式（批判）事实上完成于《交换过程》，这样，“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商品生活形式（批判）则由《货币或商品流通》承担，因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可见，《商品》引出货币的规定，并不在于把价值形式归为“概念”（社会观念或精神商品），而在于强调货币对商品生产的实在史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性工作，最终由货币规定的身上提供出与社会维度相关的发展尺度。这是《资本论》首篇构型艺术。可以说，《资本论》的“货币章”（广义地，也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直接接纳了建立在《资本论》商品章第四节中的分析结论：有效实现了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的对接，而又坚持以社会客观的发展为引领。《〈资本论〉的存在论》一味依赖思想批判和哲学建构元素，未能深刻领会《资本论》的这一艺术的高度乃是在于确立开放意蕴的社会客观批判路向，而将思想砥砺的工作（社会思想体系批判）隐身在背后。

可见，由于《大纲》货币章完竣的批判逻辑并不直接是“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中的相关货币阐述并不能完全地合而为一。但是现在，《〈资本论〉的存在论》要把“思想批判”的工作抬至前台，予以理论建构之，委实是从《大纲》中发掘“建构式批判”。实质的工作启航于此：起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概述，中介是反批评——对现实存在（规定）的客观概述，结点是建构。显然，此处的建构具有特殊蕴涵，乃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存在论规定。马克思最初完结这个工作体系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中升华出以生产关系发展为路径的客观批判体系，试图集结为六分册的客观批判结构。五篇计划不过是一个先行演练。其以范畴批判为主线订立结构安排。

在五篇结构安排中，生产一般的规定是为工作批判准备的靶子。从生产的发展（客观批判）到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客观批判），是理解“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置前的机要之处。随着后来“个别上升到一般”工作路线的成行，在六册计划当中，社会主观批判开始作为隶属于客观批判工作体系中的一个实存内容；这是“破”“立”关系的自然顺承。据此，各个“分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与其说阐明各个生产关系个别，不如说马克思希望通过它们——各个专题（经济发展关系的“路标”）的详尽研究——达成对“运动的总体”的揭示。后三项的相互关系一目了然，前三项是将资产阶级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并构成对经济生活条件的细致剖析。此工作条目体系表明：马克思最初打算通过分述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形成对“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的整体认识，提炼一个生产关系的社会运动构造。

这实际是研究重点。马克思后来强调说：“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地，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

 

（并且）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地、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外，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

 

这令人想起斯密的结构，——而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国富论》是相异质的；后者其实是对《法哲学原理》（《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进行批判的中介。表明马克思此时思想批判的成熟性，从中酝酿社会主观批判体系——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此后，社会主观批判主导叙事结构的工作体式逐渐让位于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然而，实体—形式—生活的叙事体例并未完成，迟至四卷本《资本论》结构最终实现了对各个发展层级（历史实体、社会形式、生活形式）的有机阐述，实现逻辑融合，升华出真正意义的资本一般（上述生产关系的具体——六个“独立范畴”整体并入其中）。相比之下，社会主观批判集中于范畴批判，社会客观批判集中于范畴生产。主客观批判的合流和社会主观批判之工作并入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则深刻表明了“作为原理的六册计划”的不复存在性。可见这里——六册计划中，已经开始形成截然不同的抽象规定的根本性对立，其社会存在批判的路径形成了对“抽象上升到具体”论断的事实批判。

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是现实的社会存在论，还是历史的社会存在批判

《资本论》的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资本论〉的存在论》揭示资本的“现实的历史”的论证线路为：资本的逻辑——运动本质——现实的历史。从而，“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创造文明的逻辑，又是资本作为社会关系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这是纯理论建构的路数（建构—批判—建构）：“自觉地实现了以逻辑的运动去展现‘现实的历史’。”我们对此提出真实反批评（即确立正确批评方式）的线路（批判—建构—批判）是：资本的存在批判（资本的历史）——运动本质（资本的逻辑）——现实的历史批判（资本的自我扬弃运动）；以此直面所谓：“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构成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历史’，又构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要之，资本是二重的社会存在，不是任何自然的物质或孤立的个别存在。《资本论》法文版给出头两篇相互对照的工作形式：《商品》、《交换》、《货币或商品流通》，以及《资本的总公式》、《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劳动力的买和卖》。商品→货币的工作形式撤换为货币→商品，从中引出资本规定。货币成为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工作连线。因此，资本的存在从对货币存在的批判性说明开始。《货币转化为资本》接合了两种社会存在概念：价值（形式）和剩余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是两种不同体式的社会生产的比较，同时是对财产的运动规定和形式的内在揭明。也因此，资本（形式）置换货币（形式）的生长底座依旧是劳动二重性（规定）。这一认识只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眼光而有所遮掩。

货币关系不是对“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定义，是对它的发展关系的刻画。资本拜物教的谜是货币拜物教进一步发展的谜。不过是由于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发展，导致劳动二重性整体内涵发生悄然性变化：“我们看到，我们在开始研究时通过分析商品所发现的有用劳动和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两个方面的区别了。一旦商品生产不再仅仅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统一，而且还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统一，商品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这样一来，从单纯的商品生产观点来看，价值直接构造即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市场价值（形式）。从其进一步转化而成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价值的特殊展开体式是：剩余价值（形式）—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价值运动逻辑的实存的规定是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构造形式。其产生了生产关系的异质性。这一运动逻辑书写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的转换，将批判（规定）括在现实历史之内，从而成为理解“资本的逻辑”的基础。

——《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历史批判角度摹写“历史的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资本是与货币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2）资本的生产关系要求有截然不同的生产方法和运动方式与之适应，从而资本实体规定是从运动方面予以构型的。（3）资本运动实存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规定）：绝对追求和相对追求，前者体现资本历史存续关系的绝对发展，后者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发展水准；另外，一者体现生产力文明规划的绝对基础，一者体现资本文明所规划的生产发展水准。（4）总之，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总体制约着的资本自我否定发展的历史批判结构。

——《资本的流通过程》整体摹写“现实的资本”：资本积累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1）资本循环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发展包含了运动的矛盾；资本周转形式（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及与之工作配合的流通资本）进一步发展着社会结构矛盾。矛盾的宏观作用形式则是微观累积的社会结果。矛盾运动中心制衡于Ⅰc＝Ⅱ（v+m）比例公式；这是一个矛盾系统的总运行，不像人们通常期盼那样，是“由偏离到均衡的自控机制”，——就是说，马克思模型与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比较，发现了“其中的一致性”，所以能产生奇妙工作效果：“只要把两大部类比例的波动控制在一定的‘生存区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国民经济就会自动地实现或保持均衡增长。”（2）可见，唯有实体批判，才能得到历史结构，即资本积累；同样，唯有对实体运动结构进行批判（以再生产过程为中心的资本批判），才可最终说明资本形式规定，归纳出经济危机的社会发生根源与系统作用形式。（3）一些说法出于为均衡理论辩护的工作目的，自然需要在马克思模型中寻找美学的想象。例如声称“将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均衡和非均衡分析统一于一个逻辑体系之内”，而辩证分析的结果仅仅为了达到这种理论效果：声言马克思模型“是一种动态与静态结合，均衡与不均衡统一的发展的均衡理论。”所谓：“当经济运行趋于均衡的条件遭到破坏时，价值规律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打破旧的均衡框架，使经济过渡到新的均衡状态。”（4）其实，社会商品资本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商品和消费资料商品的运动关系）失衡只不过是一切比例关系失衡的总表现，是社会失衡结构的总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现实角度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发展：摹写“历史现实”。（1）资本主义现象发展与资本本身的发展是互为里表的社会生产关系规定；《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据此提出需要认真梳理与研究生产、交换和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2）因此，资本生活态是资本实体运动和实体结构的结合、统一而生出的社会生活具象形式。它的社会具体的获得性规定代表经济必然性的发展达到了高潮的形态，从而为自身的扬弃做好组织和形态上的准备。（3）“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然而，扬弃的力量在于：“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因而，“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不仅仅“是‘现实的历史’的辩证法”，也是“现实的历史”批判，这乃“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结论。”（4）这种议论好是好，也未免有些空洞无物。它没有说明资本扬弃的内容——经济必然性，以及有效消除这一必然性的历史途径。

可见，《资本论》绝不是资本的客观逻辑知识，指示历史现实（即历史的发展），决非单纯的现实历史（即现实本身）。摹写“现实”，为了更好地指示“历史”。其指示资本的这种发展特性：资本一边发展自己，一边消灭自己。对此，恩格斯深刻地予以总结：“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马克思一生有三次创业的研究心路。前两次分别是“哲学创业”和“经济学创业”，成就了两个思想高峰：一个是确立社会主观批判（标志是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文本为标识）的工作路向，一个是确立社会客观批判（标志是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完成，以《资本论》文本为标识）的工作路向；按工作性质来看，前者是大写化批判（通过“实现哲学”），后者是大写化建构（通过“实现科学”）。晚年的马克思（自1872年以后）已然不顾年事已高和体弱多病，奋力把研究视野扩展到真正含义世界历史层面。这是马克思在研究上的第三次创业。在生命的最后5年里，他留下了两部重要手稿：《人类学笔记》（研究东方社会发展转型问题）、《历史学笔记》（研究西欧社会怎样具体走向资本主义问题）。至此，马克思早年就予以制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逐渐得到系统的贯彻和执行。第三次创业可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历史研究创业”。惜乎壮志未酬身先死！马克思并没有获得最后成功，伴随马克思生命完结戛然停止。但酝酿的意义重大，它指明前进方向：起点是实践逻辑（《资本论》发掘出的批判规定），航向是整个史前时期的发展（为了消除经济形态的发展必然性的实践批判）。这是工作逻辑的辩证法意蕴。循此道路前进，将揭示出人类史意义的真正的批判逻辑，即历史化、实践化、行动化的人类社会过程。

“现实的历史”批判：《资本论》如何破解“认识的秘密”

马克思一生三次创业，具有工作航标意义的作品乃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诉诸《提纲》全文，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以揭示和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以‘哲学’方式所构成的世界观为‘纲’，马克思逐段深入地阐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不会令孙正聿教授满意之处在于，《提纲》并不会是一种哲学重建宣言，而旨在引出对现实历史加以批判的行动性规定——社会存在。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所以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批判性质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提纲》确证了社会存在，破解了存在的秘密。而问题远不止如此。存在的秘密仅能完成“对现实的描述”，却不能真切揭示人类发展与解放的道路。揭示了对象的性质并不就能实现哲学批判。于是，我们面对的哲学认识是：一者是哲学的解释学体系——无论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前者是唯实主义、物质主义、自然主义，后者是唯抽象主义、性灵主义、理念预设主义），一者是历史的实践批判体系（清除机械唯物主义直观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和旨在工作逾越“实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观）。

可见，“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却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资本论》创业之路在于进一步对现实描述实施批判，获取历史发展方面的认识，破解“认识的秘密”。这就需要把对象的性质提升为研究对象的性质来予以理解。为此，需要从认识方面把握社会客观的形成，询问其运动和构造；这就需要相应地给出关于社会客观的一个发展上的整体构图。其实，这个工作就性质而言不过是依托社会客观批判的理论构造，但是，实践化的认识生产的批判工作内涵将使得外在的知识论的建构形式是虚幻的。“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完整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这种幻想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认识的秘密”（历史现实）是破解“存在的秘密”（现实历史）之后得到的工作规定。存在者规定掸去覆盖身上的灰尘，站立起来，而彻底工作更换“是者”逻辑，亦否决这样的说法：“‘现实的历史’是由历史所构成的现实。”其亦犹如海德格尔把时间性视为与存在理解必定有关的可能性条件；现实存在（此在）的基本结构是时间，时间是曾在从将来走向我们的运动轨迹，现在是时间的汇融和交叉的地点，理解源出于此，这样即把权力交给了理解者，范畴的生产进入了理解者的解释，解释的目标则是揭示存在论的存在机制，实现存在论上的知识综合。亦可显见，《〈资本论〉的存在论》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理论建构主义命题与《资本论》的艺术结构在工作实质上毫无关联性。其停留在“存在的秘密”层次，并不能获得关于“认识的秘密”的真正知识，形成不了真正性理解。其立足于人的现实的历史，研究手法是等同存在的秘密和认识的秘密，意味着对社会客观批判规定的回避。例如，其不能理解《导言》最后一节所设置的总标题的历史结构含义：生产研究对象规定。从认识生产的角度看，该历史实践规定包含了对任何“先验前提”（纯存在）的抛弃。

理论自觉所把握的“现实的历史”，仅仅意味着对现实自身蕴藏的批判力量的揭发。因此，说现实是不能“跳过”的，那是错误的。准确的说法是：它不“跳过”，是因为它必须在它的社会条件中得到充分发展。而对现实历史的研判，中经建构，能够提升为历史发展上的工作批判规定。于是，“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从而凭借这种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把发展自己的理想变成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马克思据此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这是资本的完全充分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本章附识：这是实践逻辑的开始。如果说客体批判重视的是“物”的具体发展的话，那么，主体批判则重视“人”的具体发展。也因此，抽象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从不存在的。人的发展始终以人类的历史发展为依归、为条件，解放的旨趣是实践活动的解放，解放的道路是理论澄明之境的获得，这也是产生出自觉行动的条件。不“跳过”实践，正是“现实”批判。真正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并不是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的阐发，乃是立足于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全面性逾越，从而作为联合起来的人们展示自己集体力量的物质基础。相反，单纯的人道主义是非实践的。存在论，不管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不管属物的、还是属人的，只会是抽象的人的纯理论的活动，只能从历史主义、行动主义倒退回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社会幻象破灭之后，自我认识奴化的根据终将不复存在。价值理想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践纲领所替换，逐步收敛于劳动二重性的实践逻辑。这是对经济形态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定的充分肯定。最终表明了：对“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的克服依然不靠空洞的理论，即哲学说教，乃是靠“拯救人”的行动本身，即真正行动化含义的革命实践；一定生产的行动是合类化的行动，人的单个的行为和孤立的生产意义被扬弃，特定生产转化为人的直接个性。社会存在的生成规定的“运动化”“批判化”，极大地拒绝了对于公式主义、形式化思想的寻求。这种工作走出进而必定激发了蕴藏在“现实的历史”中扬弃发展之内源力量。

 

【历史寄怀之一·三吏三别（为烝黎）】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士卒何草草，大城铁不如。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存者且偷生，听妇前致词。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何乡为乐土？弃绝蓬室居。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安敢尚盘桓！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第二章 《21世纪资本论》缺少了什么

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皮凯蒂

 

每一本时代畅销书都毫不迟疑地给自己烙上时代印记。《21世纪资本论》作为洋洋大观的历史题材经济著作，以无以伦比的论述笔调和行文气势宣告着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合璧。其引发21世纪的热议，主题看来锁定在使收入分配重回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就这个意义项看，其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固有传统与研究领地。但作者说：“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眼里，本书是部经济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这本书的成功日渐毋庸置疑，致使“责难”似显多余。并且，其立论仅针对于“库兹涅茨曲线”，是对“倒U形假说”的反动，使问题具有躲避性。可要说《21世纪资本论》是21世纪的“资本论”，人们借机可以遗忘掉《资本论》，固然是虚妄之语。其出现不在于诋毁或取消《资本论》，倒是相反，根本是彰显了它的价值性。因此摆在面前的任务诚然不是制造“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在于坚持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了的研究路径。从事实的规定中提炼出价格分配现象的分析，从而在马克思业已确立的工作地基上前进，难道不就是皮凯蒂作品的意志吗？“我从来没有真正读过《资本论》。”这种新古典式样的陈词滥调显示了皮凯蒂“研究的狡黠”。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皮凯蒂的一大贡献是立足长时段取舍历史数据，通过弥足珍贵的国民账户资料，从中取出可用指标，赋以“会计”“统计”历史内涵，建立起用于分析收入分配的实战性指标体系。可见，从历史视角直接进到现象生活的做法会提供无比深刻工作效果，激活了历史数据，使它们一贯起来，以至于形成直观可比性，具有了工作逻辑。客观地说，这是典型的历史比较分析。不足之处是缺乏过程的根基和分析规定的内置。一些分析看起来连贯，实际缺少“历史过程”作为铺垫，这样导致数据的无根性，势必依赖了会计报表的工作语言和分析逻辑，过多地依赖解释性原则。例如，全书的重点集中于对单一指标体系即β（资本/收入比）的工作解释。这和作者的雄心——“它的唯一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通向未来的钥匙”——是不相称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从时代要求看，根据《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研究与整理《21世纪资本论》，正是这个作品本身所提供出来的命题。这种研究价值在于重建21世纪的批判经济学，赋予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工作含义。这是对该作施行方法“纠偏手术”的根据和工作抓手。

过程分析之一：α→β→r

皮凯蒂的贡献是立足经济的现象域，以长时段统计数据序列为据取出反映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两个分析性的等式，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我们的分析顺其思路从“第一基本定律”（α＝r×β）开始。

这是一个会计恒等式。依照皮凯蒂，“该等式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尽管皮凯蒂的说法有些夸张，但其作为“定律”，确实从会计恒等式的定义域中获取，是“定义的定律”，即逻辑的理论公式。这一理论公式有何意义呢？要义在于：“该定律阐释了资本存量与资本收入流量之间的关系。”其实，皮凯蒂最初想到这个定义式是为了从资本收入的国民收入占比（即α）的决定的分析中有效地引出资本/收入比的决定的分析，寻求其历史的均衡值。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实际上，资本收入比重的稳定性（假设这被证明是正确的）绝不会确保和谐：它反倒与极端的资本所有权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相伴相生。而且，与一些普遍的看法相反，资本收入比重的稳定性绝不意味着资本/收入比的稳定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很容易呈现不同的数值，特别是，资本所有权实质上存在国际不平衡。”皮凯蒂表述在他的书中第六章的分析，说明他希望用β的决定倒过来说明α的决定，以及说明与之相关的资本收益率（即r）的决定。与其说寻求β和r变化的相互关系（根据替代弹性状况的不同），毋宁说他试图建立一个动态的标尺，即以β的历史动态演化数据为中心综合衡量的变化：β和α同向变动、β和r反向变动。此处分析的一个恰当之处在于：同时打破了α和β“绝对固定”的想法，——无论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

任何的猜测均无济于事，让我们进行历史逻辑条件下的事实推理，从头开始分析。起点是α。皮凯蒂从反击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需要出发，认定α和β是非固定的数值，并且在长期内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是基本正确的，经验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但要说α是随意变化的，甚至是社会波动的，没有任何规律可遵循，则一定是谬说。查明问题在于弄清问题的性质。α并不是一个定义的变量，而是一个历史生产方式的制度参数。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一阶级斗争的经济参量，依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状况，具有历史稳定值，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是“一定的”。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处理而言，α一定是分析的起点，在数值上可视为一小幅历史波动的变化区间。分析的要点是确定可能的上下限范围，于这一范围内规划出它的成长轨迹。因为这些工作本质上是对分配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进行系统研究和规范，在依据“历史对象”处理数据和建立模型的过程中，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例如战争，就需要予以删除，或加以特殊考虑，同时，也需要剔除经济危机的断裂地带（经济分析的非正常情况）。

特别地，皮凯蒂的分析指涉两种社会要素对抗模型，其理解上的逻辑锁钥落入马克思锁定的绝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分析区间。整体看，这是一剩余价值率的历史取值过程。在缺少形式维护的单纯靠延长工作日的绝对剩余的早期生产阶段上，剩余价值率是取值不稳定的、波动的，阶级斗争是直接性的，不是社会范围的，但是，力量的对抗仍使得它是社会确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方面使这种斗争常态化，另一方面巩固了斗争基础，使生产的阶级的斗争转化为生产的经济的斗争。这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是原始积累基础上的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再生产机制开始起作用的社会过程。剩余价值率是内生出来的变量，以至于被看作“固定的”，例如可取值100%。这一数据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进程中是“稳定的”，是在历史平均的意义上来说的，试图对阶级斗争关系进行平均趋势的描摹，但绝不排斥其在个别场合和个别国家的或高或低的现象。因此在抽象意义上，α可以视为一较为恒定的值，例如m′＝100%的情况下，α＝50%。可见，m′的确定是发生在事件β背后的过程，而β恰恰是这种“确定”的历史显像，或准确说，担负了实现机制的功能。这是β权力体系建构起来的进程。具体地说，β是α通向r的中介，是权力体系自我实现的手段和途径。β是资本积累起来的权力。由于这个体系的成长和起作用，资本从本有到本己，逐步地有效实现自己的社会权力。于是，r被设定了，r是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是分配了的权力：r＝α/β。但这不过意味着按照权力的规则，资本以存量摄入社会流量，一句话，资本实现自身运动。

α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分配率，意味着社会收入中的一定部分按照确定的意志归于资本。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制度体系的分配率，是按社会规则行事的系统性变量，因而有历史规律可遵循。可这样一来，才有条件探索它的实现道路——机制和形式。这种联系即是《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所描绘的那种联系：社会剩余价值等于社会利润总额。基于上述意义，我们可以写出“定义恒等式”：

尽管皮凯蒂含混使用各种的资本定义，但显然从公式中的第一形式和第三形式的意义上来加以综合运用。即利用历史数据说明α和r的不固定性（其中，一为事物的本质，一为事物的现象），以此引申出对于β的历史不固定性的深入讨论。总体看，α分解为β和r两个指标体系，是资本的“理性的狡计”。此外，只有坚持从生产层面，从而由价值角度看待社会收入的分割，才能彻底看清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因为社会阶级的国民收入份额根本地决定于生产过程中的“角色”，这一社会角色最终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各种比重。就分配谈分配，终归是无稽之谈。

过程分析之二：s→g→β

“这里的基本观点是，长期来看增长率的较小变动可能会给资本/收入比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在深入解释上述现象之前，还必须对若干概念和理论要点进行更准确的描述。”

作为一条长期定律，对于β的讨论，它的事实起点是g的发生和成长，这就是皮凯蒂指认的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假设任何“零生产率”，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说明的是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同步发展的社会现象，因此否定了皮凯蒂的说法：“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建立在长期生产率增长为零的严格假设之上。”

马克思实际上也把资本积累视为是有条件的，同样是一种“有限积累”。这就是对g的内在形成机制的探索。用一个总公式表示（以γ代表资本积累率），即：

g＝γ×p′

马克思阐明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依然是解答皮凯蒂“困惑”的一把钥匙。皮凯蒂说，“马克思没有使用数学模型，而且他的文章并非总是清晰明朗，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要解读他的思想，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办法是考虑β＝s/g这个动态规律及其增长率g为零或无限接近零的特殊情况。”可见，如果说二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则马克思不会像皮凯蒂一样依从西方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生产率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总和。并且，由于马克思同样没有把储蓄率一般看作g的基本动因（因为这个指标并未考虑收入中v和m的区分，也没有和再生产策略一般地联系起来），也就不会把储蓄率的提高或下降视作是g下降或接近零的主要原因。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增长与否直接原因在于p′这个指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引擎）。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皮凯蒂关心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自然严重忽略这一点。抛开对于g的社会分析，皮凯蒂得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储蓄率s为正数……那么资本/收入比无限增加。更一般地说，如果g接近零，那么长期资本/收入比β＝s/g会趋向无限大。而且如果β非常大，那么资本收益率r必然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于零，否则资本收入比重α＝r×β最终会吞噬掉所有国民收入。”

皮凯蒂明显地把越来越庞大的β视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恰恰是倒果为因了。其实，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历史进步之处在于，并不主要地依靠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主要地依靠积累率的社会存在性（资本家积累和持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完成对劳动者的统治，实现牢不可破的社会强制关系。这才是β保持增大了的水准的一个内在缘由。只是因为剩余价值率的相对稳定，而又由于资本积累的累积型增长，资本的社会价值构成注定趋高。这就是利润率的减低，它带来了现象上的低水平经济增长和高水准资本/收入比的并存。

这里面有一个不同表述的问题：积累率和储蓄率。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总条件而言，一定的积累率即是资本积累的“根据”，而作为社会表象的储蓄率的行为则属于与上述根据匹配的“实存关系”。按照“理性的狡计”，储蓄率在作用机制上必然进一步分解，在表象的形态上就形成“g×β”的形式。因此，所谓正的储蓄率只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经济增长的枢纽性条件乃是p′这个关键性因素，即伴随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商品的社会生产价格配置资源的运动体制开始形成，分配关系不仅和生产关系接轨，同时和流通关系、交换关系接轨，一句话，经济增长状况一般地由p′的状况所调节。

从γ出发，p′决定着经济增长状况（本身又是资本构成不断高度化的社会发育的一个过程），这就把公式“g＝γ×p′”写作资本主义第二定律公式背后的实存的规定，即属于基本表象关系。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看，储蓄率无须视为能“异常变动”，而应被看作能够“保持稳定”。一定的储蓄率与促成越来越庞大的β的数值并不直接关联，后者的原因如上指出是低的经济增长水准，根本原因则在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我们亦不能否认就实质意义而言，一定水准的社会储蓄乃是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发挥作用的一般构成条件。

过程分析之三：r＞g

这应当归属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总体推理。“r在长时期内都高于g，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同时声明：“这里的阐述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事实，而并非作为逻辑上的必然。”为什么呢？为了免除逻辑必然性？其实不然，乃是唯物史观论证基础的缺乏使然。他力图把“第二定律”看作是基础，以此说明第一定律的“定义状况”。所以他相反地谈到：“我的看法是r＞g这一不等式应该被视作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而不是绝对的逻辑必然。它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一方面，经济增长率g结构性地偏低（一旦人口结构转换完成，国家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而创新步伐相当缓慢时，g的数值通常不高于1%）；另一方面，资本收益率r取决于很多技术、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4%～5%的收益率（不管怎样都大大高于1%）。”这种态度使其和历史内在进程的总体分析失之交臂，对象被作为自由散漫的过程集合体加以考量。解决困境的途径是克服因素分析的被赋以“神秘色彩”，建立现象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关系。

皮凯蒂试图把历史定律和历史规律严格区划开来。犹如他本人坦言：第二定律不同于“会计规律”，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经验规律。它仅用来解释“s＝g×β”这种公式现象，从而说明一个较高水准的β和一个较低水准的g的历史均衡态共生的统计现象。这就使得逻辑的理论公式和历史的理论公式的一致性内涵遭到破坏，并从分析程序上予以工作脱节。

其实，如同第一定律的基本结构，第二定律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具有的一种趋势性现象和发展上的诉求。这说明了资产负债结构的历史形成——生产资本和社会资本共享利润，说明一个终极的现象：存量（结构）说到底由流量（结构）所堆砌而成。在这之中，皮凯蒂力图忽略“c+v+m”和“k+p”的逻辑关系，在排除v的条件下考察资本构成，就不能认可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尤其强调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历史预言，尽管这其中确实包含了有趣的直觉判断。”马克思是以“总剩余价值＝总利润、总价值＝总生产价格”为背景性的约束条件来考察分配关系的社会成长的，但皮凯蒂整体地忽略这一点，而努力隔开p′和r的分析，使后者独立化。他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利润率’，我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收益率’，由于利润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的资本所带来的收益，同时‘利润率’这个概念经常被含混不清地使用……”他的声明表明他只愿意在现象领域考察利润率问题：“无论如何，资本收益率衡量了一年内资本以任何法律形式（利润、租金、分红、利息、版税、资本利得等）带来的收益，以占投入资本价值的百分比来表示。因此，资本收益率的含义要比‘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含义更广，实际上它包含了以上两者。”

皮凯蒂的声明表示他希望用一般利润率的表象形态来直接代替其本体形式的工作过程，这样，他就不屑于考察利润率的发生，以及把利润率的发生和利润率的表象相区别。既然在第一定律中，“利润率”（资本收益率）一般地被视为和资本/收入比现象并立，那么在第二定律中，就没有必要深入探寻它的发生来源了，这造成《21世纪资本论》对于g的分析总体上采取“自然主义”态度，而把“低增长”的制度的罪魁祸首归结于“反作用”因素。“从全球来看，在21世纪，资本/收入比完全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这一水平。储蓄率现在约为10%，如果增长率长期保持在每年约1.5%的水平，全球资本存量会增加至6～7年的收入水平。如果增长率降至1%，资本存量会升至10年的国民收入之高。”

从本质上看，p′是趋向下降的，因为它的定义式是：，或者写为形式，c′为资本有机构成。从现象领域看，r不见得是趋向下降的，乃是一个总体稳定并趋于下降的数值，取决于β和r的“此消彼长”，因为它的定义式是：。二者是关联着的。这表现为m′历史确定和c′提高过程的同步，而在外表上显示出社会积累结构体系的庞大化和发展，对应一个缓慢的、动态复杂化的“资本收益率”变化轨迹。这是从现象学的工作观察上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我们发现，资本收入比重α的总体演进过程与资本/收入比β一样，都是一条U形曲线，虽然这个U的深度不太明显。换言之，资本收益率r好像平缓了资本数量β的演变过程：β较低的时期，r就较高，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r的历史下降趋势归根结底由p′趋向下降规律决定，但由β所中介，而β的工作含义中又内含了低速增长的命题思想。β是整个指标体系的理解枢纽。这样，我们才能整体说明r＞g（所谓资本主义第三定律）是什么含义。取皮凯蒂和马克思的共同说法，积累的机制条件可概括为：（1）社会经济增长率大于0，这是一历史发生学支配过程；（2）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这是一系统发生学支配过程；（3）刨掉可变资本的社会物质和金融资本的收益率，最终会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是一现象发生学支配过程。第一个条件是说再生产的可持续性，支持了第一定律；第二个条件是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强行调整过程，支持了第二定律；第三个条件则说明了资本社会强权的永久性，所谓的“拼搏”不如“拼爹”支持了第三定律。再生产的条件和形式→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形式→社会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总合起来即构成资本再分配的规律性现象，所谓“拼爹资本主义”说法的由来与根据。r＞g显像在现象领域，伴随着资本再分配社会规律的发挥作用而发生。统一机制条件可以写作：

左边形式的经济含义是很明显的，即s不超过α的数值水平。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对资本系统而言，积累总归是资本的积累，所以完成在资本收入占比的限度之内。这是一个长期化的现象约束条件，也是资本主义摆脱不了的一个“盲目现象”。右边形式补充了发生学过程分析，恢复了“系统性原貌”。具体含义包括：（1）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根据是利润率下降，进而深度地引发一般收益率下降，从而不可能存在伴随有利润率持续上涨现象的社会再生产体式，但不妨碍资本乘机扩大地盘，巩固自己的社会势力；（2）现象域内的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在数值水平方面原则上并不直接关联，但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乃是经济增长率趋低的最终根据，这是非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实质性虚弱的表现；（3）历史现象的经济增长率水准是受“规律”规制的水准，即在0和r之间的范围浮动。这意味着什么呢？乃是伴随资本构成变迁的增长，乃资本的经济增长率也。“累积增长定律在本质上等同于累积收益定律。累积收益定律的含义是几个百分点的年收益率经过数十年的叠加，会自动引起原始资本数额的巨幅增长……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这种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一个逐渐庞大起来、稳固起来的β体系的发挥作用）本质上是无法改良的，走剥夺“剥夺者”的道路仍然无可避免。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进行剩余价值生产，我们可以为之安排两个分析性指标：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积累率。稳定化的剩余价值率的现象特征就是α的获得，背后过程自然是工人阶级围绕工作日和提高工资水平的斗争；资本积累率的现象特征是s的存在，这是扩大再生产的启动条件。因此，《21世纪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现象特征的讨论。

《21世纪资本论》以观点的尖锐性以及有分量的主题研究，完全有资格跻身本世纪以来最为伟大的著作行列，堪称经济学作品中的一个“极品”，尽管工作性质可圈可点。包括以下内容：（1）对会计报表数据处理的可取与不足，（2）对历史对象的把握与未把握，（3）解释性规则的是否有效，等等。这些问题说明其现象学工作特征：从“确定的”历史对象中提取有关于这个对象总体性质的数据用于社会现象分析，是该书最有价值之处。不足是在历史典型比较之外，未建立有逻辑足够强大的合理的历史过程分析，“历史+事实”的工作流程所强化者，仍然是“实证主义”。所以尽管关切历史议题，但生产与分配工作一体等诸问题，并不会引起《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的应有重视。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与《资本论》有关的方法论或逻辑问题。皮凯蒂在许多场合公开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意，同时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与之区别开来。但是，这些“言语”不足以作为评价他和马克思之间工作关系的凭据。分配和生产本身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高度关联着。为此，本书作者认为从《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关联的“逻辑实质”（例如，价值转化）这一特殊角度提出看法，更加能够彰显该种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价值与不足。

总而言之，其方法上的可质疑性仍然在于对“价值范畴”的删除。对《21世纪资本论》的近乎散漫化的“点评”没有冲淡本书的主题。该书的长处首要在于现实指向性。皮凯蒂揭示资本收入一直远超劳动收入的历史趋势的分析性现象，一举粉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动达到均衡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神话。既然如此，其理论指向性同样值得关注，如上面提到的对于价值转化问题（总计二等式成立）的事实指涉。这些当然亦是本书的关切之处，所以尽可能地提供全方位、多视野的考察殊为必要。并且，该书至少已经有意或无意地保持了和《资本论》进行工作对照，而能做到结论上的一定程度的正确性。瑕不掩瑜，这种科学探索精神无疑是从“经济学内部”传出来的一缕曙光，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让我们为本书的读者提取该书中最富有启迪意义的皮凯蒂语录：

 

我不喜欢“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这一表述，为其中的极端傲慢感到震惊，这是因为它暗示经济学获得了比其他社会科学更高的科学地位。我更喜欢“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表述，它可能显得有些过时，不过在我看来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根据其所谓的科学方法来自我定义。实际上，那些方法往往过度使用数学模型，它们常常不过是一个借口，为的仅仅是占领研究领域以及掩盖内容的空虚……今天的经济学家对基于可控实验的实证方法充满热忱……新方法经常导致研究者忽视历史，也认识不到历史经验仍然是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我们从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研究）中得到的不完全的经验和教训，具有无法估量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可控实验永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要想学以致用，经济学家必须首先学会在方法论选择上更加务实，要利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从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紧密地合作。

 

本章附识：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他不赞成《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论断，更不赞成《资本论》为此所做出的科学结论。不过他的资本研究是非常独特和富有时代感的。综合本章的论述，毋宁说，皮凯蒂是通往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就理论渊源而论，皮凯蒂的论说整体上的确非常接近法国调节学派，这使其在忽略资本主义内部体系的矛盾分析的同时，仍旧以极大的理论热情关注客体研究体系的资本主义结构——尤其是不平等结构问题。这些关注是大国治理的有益元素。作为延伸的一个讨论，我们特别强调指出：皮凯蒂在对“时间过程”严重漠视的同时，却巧遇了空间的“有机哲学”（把世界过程看作事件之流）。此种理论研究的不自觉性正是皮凯蒂对马克思误解的根源所在，导致了“小资产者的偏见”。于是沿着理论自觉之路径，贯彻“事物即生成”的思考方式，资本利润必然被视为相互作用的“过程单元”，被作为整体表述的状态来予以考察。从而必然认识到，“利润率下降”事件驱使资本加深了对自然力的社会汲取，驱使资本的现代殖民性形成（以各种形态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渗透），并诱导实体生产的加速资本化、虚拟化，产生向虚拟经济整体转化的不竭动力。皮凯蒂根本忽视了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性质差异，是由其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

 

【历史寄怀之二·望岳（登泰山）】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的科学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题引

楔子

（一）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马克思：《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

（二）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恩格斯：《1890年8月21日致奥·伯尼克》）

（三）

广义经济学，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并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即是说，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李达：《经济学大纲》）

（四）

当今，不应用直接或间接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联系的一整套观念，不将自己置身于马克思所确定和描绘的思想范畴，要想书写历史是不可能的。人们甚至想知道做一名历史学家与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福柯：《权力与知识》）

（五）

个人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六）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七）

如果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因为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八）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小说的内容，我发觉它们全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毛泽东：《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九）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

（十）

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那样），而是按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书，正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的缺点，主要不在于通常只谈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而在于它们不会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上去；不会清楚地确定这个制度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制度的产生过程（和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会把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看成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看成是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的表现……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列宁：《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

（十一）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说，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需要革新，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革新。因为马克思决不像我们的大学教授们所说的那样是单纯的经济学家。如果你们通读《资本论》，那么在每一页上你们都会看到许许多多可以划归社会学或历史学的东西。但是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丝毫不在乎那种分类，而是如实地对社会发展进行完整的考察。（卢卡奇：《卢卡奇自传》）

政治经济学对象

在马克思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学乃是一种通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代、各种认可“现代社会”以及能对之加以“批判”的政治经济理论。《资本论》可说是“绝地”反攻。其不凡贡献在于：扭转已然错误形成的学科（构筑）方法，重新使历史和分析予以统一。这是马克思眼中的“经济学之道”。但是，这里已经有了实在史和思想史的相互打通，已经有了文化、政治、经济三维的统一，有了认识的行动，有了经济形态社会的历史理论。一句话，有了“第四维”这个对象本身的规定——客观史和主观史的统一，而有了解决问题之真正可能。

（一）

让我们由阿尔都塞的工作说起。

 

一切科学都有个开端。当然，它也总有一段史前时期，并且从史前时期中脱胎而出。所谓脱胎而出有着双重的含义，既有普通的含义，还有为科学所特具的另一种含义。这另一种含义使科学首先区别于在理论中伴随着它的哲学，同时也区别于实践意识形态和理论意识形态等其他现实……总之，科学要抛弃它的史前期的全部或部分，并称之为谬误。但是在最初，科学的判断有时不能做到“细致入微”。这种判断甚至“不完全正确”……例如，资产阶级思想家发现，马克思就是李嘉图，《资本论》就是黑格尔《法哲学》中论伦理的那一章（家庭除外），即市民社会加国家，然后再颠倒过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侦探小说有一句名言：“女人身上找线索”。既然人们找的是“父亲”，那么，人们把小孩消灭，显然也是从好意出发。列宁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个问题，但他至少顺便提到，马克思主义起码有三个“来源”！这是不言而喻地把谁是父亲的问题撇开的一个方式。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之际前科学潜伏发展的时期。一版序言中，马克思交代：“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才有恩格斯的后来概括：“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然而，这个概括已经使马克思主义运用的科学概念和资产阶级正统意义的科学性截然相异了。因为，它力图兑现这一点：“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二版跋文中，马克思则说明：拿英国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

科学本身是学科发展运动和构造的不断累积的过程。犹如恩格斯预言：在发展含义上，政治经济学将越来越成为一门新学科，那就是开放实践的历史科学。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阿尔都塞有一些著名的评议，写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主要作品中，略显冗长，但主旨突出。现予以摘录。

 

为了回答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我们直接引用《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我们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批判”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意味着批判和纠正现有的这门学科的某些不确切之处或者某些细节问题，也不是弥补空缺，填补空白……“批判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提出一个同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新的总问题和新的对象，也就是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它的对象获得规定的，因此，从一个与旧的对象相对立的新的对象出发的批判，可以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本身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彻底的，它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提出问题，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本身提出问题，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为了说明这一论点的彻底性，我们可以说，不管政治经济学宣称自己如何，在马克思看来，它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利。如果说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存在，这里指的是权利而不是指事实。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我们就可以理解把马克思不仅同他的先驱者、他的批判者以及某些拥护者，而且同在他之后的“经济学家”区别开来的误解。这种误解既简单又荒唐……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事实”领域为自己的对象，把这些经济事实看作明明白白的事实：绝对既定的存在，把这种存在看作“自身存在”的，并没有说明这些存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要求的否定就是对这种明明白白的“既定存在”的否定，因为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武断地把这种“既定存在”规定为自己的对象并宣称这个对象是自身存在的。马克思的全部批评就是针对这个对象，就是针对这个对象的所谓“既定”对象的形态，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不过是它的既定的对象的要求的镜子式的反映。

 

阿尔都塞所指政治经济学对象，乃是由物质对象向社会对象跃升的经济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第一个完全意义的经济学科形态，突出贡献即在于划定经济事实为研究对象的实际工作领域。就实质而论，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没有真正从运动方面说明这个事实。而从方法论上审视，确定对象是生长规定，可免除存在的自足性质，实现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工作提升。据此可能询问存在的从何而来，提出由生长而存在、由历史而社会的实践化主张。为此，马克思题写了大量的捍卫这些规定的工作声明。

在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无疑是首位系统提出客观存在批判研究任务的人类学家。从而可能使物质生产立即和它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可见，他作为科学家，也就在于首先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提出任务的特殊方式是重构资产阶级工作者业已开展的研究路径，在经济学领域发动一场哥白尼革命，使经济学家还原到“历史学家”（唯物主义历史工作者）层面进行工作。目的在于避免缺乏历史运动规定的纯粹的经济实体研究。为此，“科学”必须只被看作实施客观批判的逻辑手段。马克思为此获得一项理论殊荣：历史总体科学的学科创建者。出于这个贡献，历史的经济学科被关联为：历史学→经济学→科学。这是“工作化合”的过程。社会经济是广义开放的：历史（生长运动）作为第一次的规定赋予，经济作为第二次的规定赋予；它们是规定统一和工作饱满的对于历史的研究，而免除了空论主义做法。这种历史考察以史实为据，注重对典型经验与发展现象的系统把握和刻画。因此凡涉及上述工作场合，马克思总要更加鲜明地宣称：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

（二）

马克思的“科学”不能按照简单的归类法一律说成是“西式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验技术即所谓科学的、工程学的实证路线为基础）。实际上，马克思从事的不是科普意义的职业，而是对历史负责的对象到研究对象之工作探险。马克思是真正工作者意义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不是“教授先生”（进行空泛虚无的描述），而始终是这样一位完全意义的历史科学家：把对象看作“生长的对象”，研究对象是从中取出的规定；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反复提到了自然规律、客观发展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这些指示他的工作目的性的词语，核心内容是指示经济或生产关系的生长道路和基本运动形式；如此才能寻找到真正的实体工作规定，从中找到整体生长规定，找到并描述出实体据以形成和发展的全部的现实性内容。首要的工作目的是揭示生长过程的客观实在性。为了这个目的，他后来把自己的研究目标牢牢锁定在经济形态社会的层面上。为此，马克思试图解决：“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因为事实只能够在于：“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生产一般决非永恒不变的知识。马克思决不旨在重回康德，主旨是逾越基于先验理性构筑起来的知识学说。为了求知识，康德硬性划分了世界：超验界、先验界、经验界；以致把认识当作理性知识获得来看待。第一者是纯粹意识（物自体）栖身之所，即物的自我体验世界。第二者是理性栖身之所——纯粹语言世界，所谓语言，被看成理性之自我复制，看成自我拟制的纯粹形式系统（理性形式化）。第三者是表象栖身之所，即纯粹现象界（物象规定）。通过造设，主体沦落为纯粹的经验活动，为纯粹理性（“世界进步”知识图像）所干预。但是，语言具有先验性这一知识幻象实际很容易被破除。马克思说明：语言作为一般，不过是共同体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产物，所以，“语言一般”表征的正是发展起来的存在的差别状况。所谓：“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反面的例子也有。波普尔以他的方式承认：“如果在社会科学领域，缺乏科学的客观性就至关重大了，因为社会科学涉及社会偏见、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但是，“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呢？关闭或控制研究机构，压制或控制科学期刊……压制各个大学和其他学校，压制书籍报纸文章的发行，并最终压制言论。所有确实可加以压制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社会建构。语言是社会建构，没有语言，科学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科学，也就没有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传统。”并且，“有趣的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天真的看法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的或心性的状态，在于他的修养、细心和超脱的科学精神。这种天真看法是作为怀疑看法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因为后者认为科学家是不可能客观的……由所谓‘知识社会学’所详尽发挥的这种学说，完全无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或建构性……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科学及科学机构的公共性对单独的科学家进行精神上的限制，并保护了科学的客观性和批判地讨论新观念的传统。”

世界构图追问“自然理性”何以可能？从而，“世界”必然是分裂的知识构图，为有限的认知能力所约束。康德认为，这是人类能力在认识活动上的一种内在性约束。对生长从而对象规定本身的工作降低，直接颠倒历史世界的真实发生：对象→研究对象→人类意识形式，被更改为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知识对象→经验对象，形成了知识生产主张，即超验→先验→经验。康德工作控制的核心内容是先验知识论。先验知识是在知识生产领域抹杀语言特殊性，妄图建立对这些领域的绝对工作领导关系。先验的根据则是对经验的根本超出（超验）。亦即是说，“先天知识中根本不掺杂任何经验性因素的知识叫作纯粹的。”所以，“不是把先天知识理解为不依赖于这个或者那个经验而发生的知识，而是理解为绝对不依赖于一切经验而发生的知识。”

此理性概念和程朱理学不同，是把理归结于普遍永恒人性、物性（所谓“理即是性”），而程朱则强调“性即是理”，把人性、物性归结于理，两者则好相反。从这个纯然总体的抽象代表出发，康德分裂了物质存在和生长活动，硬是把对象区隔成不同认识领地，即物自体（知之外）和知识对象（知之内）。黑格尔说明：“‘物自身’概念在这里便显示了它的起源了。所谓物自身，只是抽象的自身反映，它不反映他物，也不包含任何有差别的规定。一般讲来，物自身只是坚持着这些规定的空洞基础而已。”同时，“康德的理性是抽象的无内容的理性，这个理性实际上是处于物自体之外的理性，所以康德并没有解决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当理性以理性自身作为思考对象时，虽然理性具有抽象的自明性，但这种自明性无法包含对对象的理解与把握，这个意义上的自明性，最多是人们在道德上的一致性，‘所谓众心的一致不过只是大家对于某一内容表示共同赞成，以为足以建立起一个合乎礼俗的成见’。‘如果思想的要求，在于从普遍常见的事物中更进而寻求其必然性，则众心一致的说法绝不足以满足这种要求。’这决定了康德的理性最多是一种外在的干预，而不是在现实对象基础上实现对外在之物的超越的自明性，这样的自明性是虚弱的，当以这样的理性面对现实时，现实永远是理性之外的现实。”

如果说黑格尔的理性是纯存在的规定，康德的理性则是纯知识的规定；它们又都是关于“不生长对象”规定的学说。注3一者是静态知识（构图），一者是动态逻辑（构造）。并且，康德与黑格尔毕竟也不同：后者实际致力于使抽象上升到具体，前者仅仅试图从抽象推出具体。这些都是自然科学狂飙时期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康德更固执了知识论，力图以自然理性的话语投射抽象诉求，以此关切知识生产形态。因此，马克思工作的全部意义并不能归结为对康德进行颠倒（使不可知的物自体变成可知的物自体）和对黑格尔进行颠倒（使思辨的运动变成现实的运动），而在于抛弃理性或理念预设，走彻底的实践批判之路。

注3 黑格尔所谈“对象运动”，不过是实存其内的精神意识的生长运动，即“物”的“意识形式”的如何“辩证地获得和叠加”。于是，黑格尔这样来阐述存在论之于知识论的替换性：“纯粹存在构成开端，因为它既是纯粹的思想，也是单纯直接的东西，而最初的开端不可能是什么经过中介的和进一步得到规定的。”简言之，“绝对的东西是纯粹存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3页）

（三）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根据当然不能是超验的知识。所指者，物质—社会的生长规定。研究对象是从中升腾出来的工作规定，即置于对象生长之上的社会历史认识。固执于理论科学话语，康德势必产生理想的知识论工作诉求，而摒弃存在与认识统一，其结果势必从根本上丢掉真实的存在者。例如，海德格尔后来通过把物自体改造为“现实的物自体”，认为它就是抽象存在，以此掩盖对存在者的追索，相反，将存在者降落为由存在支配的经验现象。蕴涵其内的两个实存关系：运动和实体，被否决掉！否决“历史对象”对于运动的把握，否决关于实体的规定性其实是“社会对象”。从而，形成了对研究对象规定的反动。

“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在于批判先验实在论，使人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同时启迪人们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想。”由此，“康德哲学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实现了理性与非理性（或超理性）的矛盾统一。”这种论述使人想到海德格尔的“新知识论”（现象学存在论）。其实，存在—存在者的深度追问“解释何以可能”乃是对康德和黑格尔解释精神的深度调和。一方面，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变成抽象面向自身的现象显露，另一方面，具体和解释知识就产生在抽象存在的自己的展露规定的运动中。一切重新神秘化了，海德格尔“精华汲取”前辈的工作结果是导致对象＝存在，他本人则彻底地沦落为解释者的俘虏。

康德的知识论将认识的产生归结为由物自体控制的知识生产事件，又把先天知识归结为物质存在的全体属性——抽象性，是与生俱来的世界固有属性；它不发展、亦不具体存在，不进行任何新的认知活动，停留在纯然形式中，是一个标准的死逻辑——绝对真理（即理想性）存在系统。这实际上为后来的认识（论）预设铺设好了工作理念：方法论仅是认识论的题中之意，认识方法即生产知识的方法。即可以说，“认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就是科学方法的理论。”“经验科学是理论的系统。所以，科学认识的逻辑可说是理论的理论。科学理论是全称陈述。”当如此说时，认识是完全浸泡在世界架构理论中的，“像所有的语言表示的一样，科学理论是记号或符号的系统……甚至对最‘具体的’陈述也可以完全同样地说是符号公式或符号图式。理论是我们撒出去抓住‘世界’的网；使得世界合理化，说明它，并且支配它。我们尽力使得这个网的网眼越来越小。”

假批判理性之手，波普尔达成对常识之改造，使概念之物移转为知识之维。据此，存在的问题全部置换为知识的问题：“知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对这个过程进行研究和阐明”，“理论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得以增长和进步。”所以说：“全部科学都是宇宙论”，“这就是宇宙论问题：理解世界——包括作为世界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知识——的问题。”“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从来是，现在仍然是知识增长的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的最好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把对象看成非生长关系具有一种哲学式样的形而上学历险。从而，康德承认二律背反，认为认识具有必然性，必伴随有物自体的知识盲点。而借助知识论之思（对于存在或理性活动的假设），康德主义可以顺利成为科学主义工作先导。

康德秉承先验原则，使认识生产与知识生产等同起来（不是知识依照着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着知识）。在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这里，由于康德坚持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他的纯粹理性的推论遇见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问题。“元知识”是不可知的，不能用推理的方式加以证明，是物自身——抽象理念的一化身（最高的是）。恩格斯则巧妙地把形而上学称作关于事物的科学，这暗指其回避对事物运动的研究。可以觉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物象科学，实际全靠了这种工作帮忙。依靠康德的先验提升，资产阶级学者顺利地找到他们的所需：物象规定，以和各种发展规定相对抗，努力把历史生产说成“物象一般”。例如，黑格尔就讲明，“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是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可见，物象一般是什么呢？“康德确认，我们直接认知的对象只是现象，这就是说，这些对象存在的根据不在自己本身内，而在别的事物里……这些事物的自身却总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彼岸。”当然是“神秘化”、看不见的规定（“隐蔽者”），并要和看得见的规定（“显露者”）进行运动对接；至于不断地把社会运动变成物质运动，则是古典学家生产政治经济学对象的逻辑学根据。因为，资产阶级工作者总把物象看成是地道的科学用语，知识化的存在论语境之妙就在于运用物象法。于是知识和存在为伍，协力产出了有关于抽象逻辑和理论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科学物象法。它以知识图像方式合并了一般意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定。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出场语境是知识论和存在论的工作结合。可见，把对象（无论生长或非生长）认定为可知识化，从而能凭借思维形式进行理论表述的知识社会学的工作规定，完全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功劳。这自然是以“物象一般”为前提的，据此，展露出物象生产规定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要任务在于切除物象法，如此方能解决历史对象问题，即依据存在者的规定性真实，工作取出研究对象。

行动主义逻辑

“解放如何可能”的真问题是“人类何以可能”。这根本是个实践的路线，归根结底，是行动主义逻辑。由“存在可能”进到“认识可能”，从中解决问题，杜绝了终极追问，解放实践。简单而言，这涉及能否将唯物主义工作取向贯彻到底。因此，在行动中产生认识，而不是与之相反；马克思革命的实质内容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认为，这不过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逻辑。

（一）

研究对象不是直接置身对象的规定，即自足认识。因为对象从生长运动方面将自身提拔为存在者，它同时是对存在者规定进行的研究和勘察活动。一言以蔽之，研究对象是对象的“能动存在”和“自我认识”。“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据此可知，特定存在者总是合类存在，是历史和社会的运动规定。这个工作视野使我们之于对象本身始终怀有了批判性考察的态度。这是对没有历史的对象规定进行的工作更正。历史对象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存在者”，乃是对象的存在方式；其又可以说成是对象的类存在的运动和生长的规定，即是从发展总体上来看待的对象生长。因此摆在面前的尽管“首先是物质生产”，但是，“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存在的根据和历史生成运动被有机结合。如上指出，这种研究本质上是由历史学家工作身份投注成功的。阿尔都塞则完全用科学家工作身份考察这些规定：

 

马克思通过他的概念来规定经济的时候（我们暂且用空间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思想），他不是在同质的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而是在区域结构所规定的，并且是总的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定领域中来说明经济现象的。因此他是把经济现象看作是一个复杂和深刻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另一复杂而深刻的空间的组成部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深刻性或者更严格地说，这种复杂性。用经济现象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就是用这种复杂性概念，也就是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因为总结构决定（区域）结构，而这个区域结构作为经济学的对象构成并决定着处于整体结构的特定位置的这一特定区域的现象。从严格意义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构成和决定经济学对象结构的是下述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个结构的概念不能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范围之外来说明。

 

他提到马克思所能认可的“对比”：

 

政治经济学把经济现象思考为从平面空间产生的，在这个空间里，直接的机械因果关系居统治地位……这种结果的内在必然性只能在一种既定存在的序列中得到理解。这个空间的同质性、它的平面性质、它的作为既定存在的属性、它的直线性因果关系，所有这些理论规定在其体系上构成了这样一个理论总问题结构，也就是说，构成了理解它的对象并且同时向它提出（由这个总问题的本身所规定）关于它自己的存在的问题的特定方式，即提前规定好答案形式（度的模式）的方式，总之，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总问题。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同这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不是指马克思的理论是这种观点的颠倒。马克思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理论上同这种观点毫不相干，因此是同这种观点的彻底决裂。

 

阿尔都塞把生产运动合并在实体构造中了。在说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这个问题上，阿尔都塞的观点正确而方法错误。错误之处在于仿造了康德的知识论，试图彻底划开对象和研究对象，杜撰出“经验主义的总问题”。阿尔都塞转向科学的方式是面向结构、背对历史，缺乏对对象发展关系的认可，对象的存在一步成为社会结构，以致一步作为理论的解释结构，忽略了批判过程的内在性和历史实践规定。由于这种分析忽略，阿尔都塞没有能力或不能胜任对资产阶级理论予以主观批判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及它的发展，以漠视态度进行了问题回避。为此，阿尔都塞一味大谈特谈“生产关系的特殊性”：

 

总而言之，就生产关系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关系把它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看作是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撇开作为生产关系自身存在条件的特殊上层建筑，就不能在生产关系的概念中思考生产关系……因此，我们所考察的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包含和体现在生产关系中，即包含和体现在由于生产资料和经济职能在各类特定的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分配而形成的固定结构之中。同样可以说，如果生产关系的结构规定着经济本身，那么，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规定必然要通过社会的各个层次及其固有的联系的型式（即作用型式）的整体的概念的规定才能够完成。

 

然而，这不过是另一种意义的平面建筑：生产关系特殊性由它自身的特殊建筑风格来规定，而不用为生成运动操心。它甚至要彻底取消起源问题：“这种把预先存在的一定要素联系起来的做法会使人想起这是一种组合，如果在这些不同的结合中起作用的各种关系的极其特殊的性质不能明确地规定这种组合并限定其领域，就会产生这种情况。我们只有把这些不同的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但是我们必须使用各种特殊的结合方式，而这些特殊的结合方式也只有在组合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现实生产）的特性中才具有意义。这些特殊的结合方式包括：所有权、占有、支配、享受、共同体等等。把各种特殊的关系应用于现实存在的要素的不同的分配，就会产生数量有限的形态，即一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可见，阿尔都塞的单方面弘扬马克思的科学家身份分明落入这种企图：“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但是面对社会平面建筑，马克思必须反问：“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二）

阿尔都塞为什么是错的呢？资产阶级的范畴依据的是对象的物象空间，反之，阿尔都塞的范畴关注了社会实体空间。历史对象空间实体化，势必割裂成为社会的各个构造环节。这唯一的逻辑公式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表演的道具。因此，理论社会科学不过是思想构图的道具，并不是建构行动，其结果是仍旧造成理性追逐运动罢了：从一种理性主义运动无穷地奔向另一种理性主义运动。犹如阿尔都塞的深刻性自我检讨：

 

我把“断裂”仅仅归结为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用科学判断科学的观点……或者说，这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列宁语）的观点，而这种表述也是唯心主义的……我虽然指出了“断裂”的存在，但由于我在思考“断裂”时把谬误装扮成为意识形态，我未能说明这一“断裂”的决定性意义……这种地位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绝无仅有地成为一种革命的科学。这种科学之所以是革命的，不仅因为革命者可以运用它来搞革命，而且因为由其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也是革命阶级的理论观。显然，我们在1965年对这最后一个问题没有清楚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当时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以及在《资本论》的概念体系中的特殊作用。确实，我们虽然隐约感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是一门“与众不同”的科学，但由于没有了解到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结果还是把它当作“像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从而陷入了理论主义的危险境地。

 

按照规定性，直接的理性主义是从外部对批判行动进行的抑制，各式各样的建构主义乃是从内部对批判行动进行的抑制。我们补充卢卡奇的讨论，以纠正和遏止这种意义的理论建构工作倾向。“《资本积累》重新采用了青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对问题的提法。正像《哲学的贫困》分析是使李嘉图的经济学能够产生并发生作用的历史条件一样，《资本积累》把同一方法运用于《资本论》第二卷至第三卷未完成的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为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必然要使斯密和李嘉图所发现的‘自然规律’同社会现实一致起来，为的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唯一可能适合人的‘本质’和理性的社会。同样，社会民主党作为那种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的思想表现（这种工人贵族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里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剥削也感兴趣，然而却企图逃避它的必然命运，即世界战争），必然会这样来理解发展，好像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在数学公式的那种真空（因而没有问题，也没有世界战争）中进行……罗莎·卢森堡……没有离开马克思的传统。更确切地说，她的表述方式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复归。因为马克思完成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哲学的贫困》以下述方式驳斥了蒲鲁东：它追溯了蒲鲁东的观点的真正来源，一方面追溯到李嘉图，另一方面追溯到黑格尔。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在什么地方、怎么样，首先是为什么必然误解李嘉图和黑格尔。这是说明问题的起点。马克思不仅无情地仔细研究了蒲鲁东的自相矛盾，而且深入探讨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不明确的、蒲鲁东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即阶级关系——他的观点就是这种关系的理论表现。因为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如果说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由于它的范围太广和其中论述的个别问题太多，只能部分地允许从问题的历史方面进行表述，那么这一点并不能掩盖探讨问题的方法的实际类似之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按其本质来说是一部著作，它们的内部结构意味着是对在《哲学的贫困》中极其出色地概括提出的问题在内容上的完成。”

因此，为了终结资产阶级科学语境，青年卢卡奇实际提出了行动主义的劝诫：

 

（1）在资本主义时代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武器。所以，资产阶级科学抵制历史唯物主义，这远不是什么纯粹的局限性，倒不如说，它是在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真实阶级本能的表现。因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意味着是自杀。因此，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理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成员也就会失去它的阶级意识，同时也会因此而失去能够正确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在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特性时止步不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认识工具，这也同样是自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本质正好能被规定到这种程度：对这种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这里，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致行动。

（2）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在这场为了意识，为了社会领导权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诚然能够而且必须运用于自身，但是这种运用于自身却没有导致一种十足的相对主义，绝没有导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正确的历史方法这一结论。

（3）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它对它自己生存的社会前提从未达到明确的认识……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它已赤裸裸地被庸俗化为一般意识）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而且不仅仅是在刚才概括叙述过的意识形态含义上。更确切地说，这一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只不过是客观经济事实情况的思想表达。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总体和推动力不能被资产阶级科学粗糙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和肤浅的范畴所把握，即为资产阶级自己所理解。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

（三）

万物发育皆由现象始，而又归于本质。追随黑格尔，马克思谈到了寻求事物本质问题，这实际是对批判特性的学科——迄今为止，已经产生出的两大门类的批判科学是工艺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认识论的批判路线方面直接提出的工作要求。这并不能算作知识生产的路线，尽管透过批判，生产本质规定的“实验室条件”（技术路线或工作路线）将会在历史进程中被找到，复能于社会生活过程层面复原这些条件，看清它们处于实践状态的面貌，辨明它们在具体和抽象方面的结合。因为现象的分析已经包含了对现象中的本质规定的肯定，本质非在现象之外，而实为现象之体。这些应当算是对认识行动路线的交代，所谓基于行动和批判的从现象到本质和反过来的从本质到现象。对本质的揭露的要害在于说明认识（行动）何以可能。而绝不是解释主义和解释学路径的从实在具体出发，尔后还原到抽象——仿佛就是“认识”了，复又回归思维具体，仿佛据之形成“知识”。它们委实不同：一者是行动的内涵，一者是体系建构上的幻想，不可混淆。

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现象（批判），故而并不就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解释学工作循环，乃在于根据历史规定显露范畴生产特征，把握具有母子工作关系的发展规定或认识形式——如质和量、内容和形式、一般和特殊以及抽象和具体、生成和否定等成对范畴。现象—本质锁定其中，是这些成对范畴的作用不二的属性。现象（或对象形式）毋宁说＝存在，本质（和矛盾规定）毋宁说＝存在者；现象是零碎的，本质是整体现象、运动现象的实存规定。因此从现象到本质，毋宁说是对认识探求的态度，是一种工作询问，科学工作正是基于这些繁多和重复进行的询问得以产生的。首先，由现象揭露本质暗含存在批判——对纯空间进行拒绝——的规定，由于反思，剔除了自足自明规定；其次，本质批判现象的运动通过规定的蕴涵，而能触发从生长根基上对资产阶级本体论进行工作批判。在现象上，存在向工作总体回归，提供了认识出发点；而对于总体的揭露，寻其本根，使得认识真正可能，也就有了批判规定，乃可以说本质显露了现象。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即是批判规定。所谓从本质到现象，即是说在认识上看，现象源自本质、本质结出现象。这是认识的形成，同时也是认识的生产过程。由此，本质不是完全抽象的，作为抽象，它只是现象具体的一个对立面的工作称呼。

人们可以这么认为，如果存在算作现象的实存规定，那么，本质不过是存在总体的实存。例如，生产方式显然是显现“这些实存”的规定，它集中透露了存在者的工作信息。马克思列举的研究对象元素，处于首要位置的始终是生产方式。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映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运动的历史发展关系而言，它生出“逻辑”，这是严格意义的“范畴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生产的历史本质。马克思进一步谈道：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都是用时间来计量的；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是农奴劳动；交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怎样判断中世纪的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劳动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的外衣。可见，价值规定蕴聚于商品生产发展，实质的规定则蕴蓄于生产方式，蕴结于劳动发展史。据此认为，社会经济范畴始源的规定产生于劳动二重性这一发生环节。这是立足现象本身的工作路线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

现象和本质行动合一，坚持在本质探求中“认识”，形成对现象的反思和批判的工作路线，这其实是由存在批判提升至概念批判。这样，马克思的工作其实是为了导出商品概念批判：存在本身的批判和历史实践本身形成工作中介，概念批判本身则形成价值辩证法。这其实是商品生产关系实体的构造：“对商品的分析得出了价值形式的一切本质规定……但是决定性的工作之点是要发现价值形式、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也就是从观念上说，要证明价值形式产生于价值概念。”

（四）

对马克思的误读、误解，在他的背离者和反对者身上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把马克思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的工作，解读为“科学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而波普尔之流恰能准确辨识真相：由马克思吹奏响起的行动号角。

 

历史主义的倾向投合了那些感到有采取行动的号召的人们，尤其是要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接受现状乃是无可避免的那些人。这种要求行动，并且反对任何的自足之倾向，可以称之为“行动主义”……可以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主义者马克思的告诫，它突出地表达了“行动主义者”态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波普尔的真实意图在于：

 

我深信历史主义的方法教条从根本上应对理论社会科学（远不止经济理论）那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负责，因而我对这一教条的陈述当然并非毫无偏见。但是我已努力提供支持历史决定论的理由，以便尔后进行连续的批判。我试图把历史决定论描述为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而且我毫不踌躇地构思一些支持它的论据，据我所知，历史主义者自己从未提出过这些论据。换言之，我希望成功地建立起值得抨击的成熟的理论；它确实被提出来了，但从未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展现。这就是为什么故意选用有点陌生的说法“历史决定论”的原因。

 

可见思想史中，阿尔都塞从正面（以结构为基础的理论社会科学），波普尔从反面（以理性为基础的理论社会科学）来试图破坏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主义逻辑。他们工作目的不同：阿尔都塞力图还原出“科学化的马克思”，波普尔则企图制造“决定论的马克思”；理论危害性却颇为类似：均侵蚀了以历史为基础的实践批判科学的逻辑根基，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思想和认识混乱。波普尔反对“行动”。在其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历史主义的贫困》（如上所论，又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序中，波普尔供认不讳：“我的论证显得多少有些拘泥于形式，即使它的逻辑有效性得到承认，也会被认为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然而，我设法说明这种问题设置的意义……我所以力图证明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智力结构所具有的意义性。我认为，自己已经分析了它的逻辑（往往是如此深奥晦涩，如此容易骗人），并且，我也已经证明了它有着固有的、无法补救的弱点。”波普尔坦言：“一些眼光不俗的评论家对此标题表示困惑。其实，这个标题意欲暗指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攻击，而后者则是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攻击。”

接下来，其恳谈了历史主义（histor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关系：

 

社会发展上的历史主义观点，并不必然暗指着宿命论，也不必须导致与之截然相反的无为主义。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都具有显著的“行动主义”倾向……历史决定论者的全部思想和全部行动都在于解释过去，以便预告未来……历史主义只能鼓动那些希望扩展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作用的人们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发现它的发展规律。如果这一解释表明他们所盼望的变化行将来临，那么，其愿望是理性的，因为符合科学预测；如果行将到来的发展恰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那么，使世界更合理的愿望结果被说成是不理性的，对历史决定论者而言，这刚好是一个乌托邦梦想。因此，行动主义只有当它默认变化的行将到来并能促进它们的时候，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我已经表明，历史主义者眼中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包含着某种社会学的理论——社会并不会发生显著的发展或变化。我们现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包含着一种极其类似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必然要变化，但却是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的道路，并要经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时，它还是既不能越过自己演变的各个自然阶段，也不能把它们从世界上一笔勾销。但是对此却有许多事情可做：它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马克思总结出的这个公式，极为出色地表现了历史主义的立场。虽然它既未教导无为、也未教导真正的宿命论，但是历史决定论却教导说，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是徒劳的；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的变种，可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公认的“行动主义”格言，由于它强调变化，而可以在历史主义者那里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世界”在这里是指发展着的人类社会）。但是，它却与历史决定论最重要的学说相冲突。因为正如现在看到的，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者只能解释社会发展和以种种方式促其实现，而他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改变社会发展。”

 

这里，波普尔完全错解了行动主义规定：不是针对社会发展本身，而是针对社会发展；不是针对规律本身，而是针对社会规律的似自然性（“社会的自然规律”）之消除；不是针对关涉社会“生”和“灭”根据的社会发展总规律，相反，是针对展示生成过程的蓝图和所有关键性的细节的规划、设计和工作把握；不是针对形式层面的规定，相反，是针对内容而言，在这个场合，规律本身也是行动着的，是行动者的行动规律。规律即行动，规律的逻辑内涵和工作内容只能是行动。“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因此当马克思这样说时，他是对着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定来说的，即一切科学（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上的研究对象都具备的工作要求——客观批判。一句话，“自然”应判定为“客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绝不能仅仅被理解成一种消极的自发宿命论，它不是一种用所谓‘尊重客观规律’的戒律来取消人类主体实践能动作用的‘实证科学’，而是一种鼓舞人去斗争去奋斗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在接下来的二版跋文里则嘲笑李嘉图：作为第一个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抗、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的经济学家，却天真到把这种对抗说成是“人类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因为，这种对抗实际同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各阶级的存在本身不可分离，这样，资产阶级的科学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为此，马克思倡导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深入探索“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欢迎“真正的科学批评”。

此外，任何规律都是客观批判的结果，是行动的结果。社会规律尤其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和工作产物。社会行动工作的含义在于依据社会发展规律有条件地行动，在于有机介入，绝不是无为主义。有机介入是“裸体进历史”：彻底实践主义和彻底历史主义，是此双重行动意涵的“批判进社会”。因此，行动是合规律的行动，即积极行动的一组有机的干预策略，把现实社会改造为具有自觉意识的主体配置形态。

阿尔都塞不把生产方式看作历史的发展过程，而直接认作是实体的结构概念，以单纯的科学家眼光看待它。因此看不到统一实体的历史发生关系，看不到内部构成之间的实质性差别，而一味谋求同一规定。这种工作逻辑所要求的只是“科学大革命”，而混同历史生成运动和社会实体构造。阿尔都塞能运用的唯一公式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实际又是在绝对肯定的意义上所进行的运用。这样，生产关系必不可要地要被歪曲为人与物的关系，因为：“实际上，生产关系必然包含着人与物的关系，因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物质要素的关系来规定的。”阿尔都塞陷入自然主义的工作迷茫。但是，和阿尔都塞力求避免人与人关系同物与物关系在字面上对立起来不同，马克思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阿尔都塞把理论构造完全看成知识对象的产物，导致这样的认识：“把科学自身的历史归结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历史并使之等同起来，这最终就是把科学归结为历史，把历史当作科学的‘本质’。在这里，科学向历史的跌落不过是表示一种理论的跌落即历史理论向现实历史的跌落，其结果是把历史科学的（理论）对象归结为现实历史，从而把认识的对象同现实的对象混同起来。”阿尔都塞的贡献是提升社会客观批判位置，缺陷是同时又把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等同起来，认为前者就代表了后者，包括了它的工作规定；这种绝对的客观主义是另一极的绝对的主观主义。因此，阿尔都塞总把历史实践活动直接当成社会建构行动。但如果说在发展规定上社会服从历史，那么就等于说理论服从实践，从工作上看，也就是经济学家服从历史学家。从中归纳出行动主义的本义：彻底的实践主义和同样彻底的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主张者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波普尔混淆activist和historicist中的工作寓意，武断认为：一些人从事了与社会变革的解释、设计和预言有关的职业活动。好像能够据此推断出马克思原本反对的结论：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暴力基础论吗？波普尔时常能闪烁其词，无中生有，游戏在语词之间，任意调弄舌头，时而historism，时而historicism。尽管如此，应该感谢波普尔的“完善工作”，他以严格的科学家眼光从事批评工作，有力反击阿尔都塞的错误，确证历史主义者从未离开过实际对象活动：

 

（1）历史主义的与否认实验方法的适用性密切相关的一个特点即是认为历史、政治、社会这些因素是社会学的唯一经验来源。因此，历史决定论者把社会学形容为一门理论的和经验的学科，其经验基础不过是历史事实的编年史，目标是做出预报，最好是大规模的预报。显然，这些预报也必定有着历史的特性，因为它们是由经验来检验，对它们的证实或反驳都必须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因此，进行并检验大规模的历史预报是历史决定论所能了解的社会学的任务。总之，历史决定论者主张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

（2）这些历史决定论者的理由可适用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经济学据此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改革的信息。只有某种假经济学才会设法为理性的经济计划提供根据。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仅仅在于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见未来时期的轮廓，但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提出和实现某个新时期的详尽计划。可见凡是对其他社会科学有效的，也必定对经济科学有效。其终极目标只能是“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工作如何展开

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开端的误解由来已久，也一直是深刻性的。一谈起这件事，人们立即将它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人们往往就此止步，并不打算将经济理论还原到历史层面去解读。而不如此，也就不能根本理解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批判的科学，不能理解人类史前时期的一个自我扬弃的发展内容是经济形态的历史批判过程。其经历物质形态的漫长文明——类存在，发展成为“社会”文明，即物质生产的能动发展驱动人类本身的演化，物质文明进程进而演变为文明规划的社会过程。一言以蔽之，这种批判规定——统一经济形态的自我批判规定，是人类获取文明发展方式的根基和工作“入口”。

（一）

历史学不仅仅是搜集材料的历史编纂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完成了对生产关系实践科学的基本描述。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导致人们总是不能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取向性。在所有这些误解中，琼·罗宾逊夫人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也相当具影响力。“从学术上讲，这个理论为分析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但是人们要问他的思想从何而来，我们必须要说：“马克思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建立我们今天所谓的模型的诀窍，即先说明假设条件，然后得出结论。他用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论证支撑了自己的信条。”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幻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想象为正统资产阶级意义的“科学”。这种幻想是纯粹的。“总的来说，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由于认知幻想而产生的。它们是‘实践资本家’的直接观念的理论表达。然而，它们一经产生就通过使资本表现为生产本身而更好地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一定利益。”但是，埃尔斯特宁可相信：“庸俗经济学家的突出特点是，他们的理论具有双重的立足点：既立足于日常经济生活的幻想，又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而产生了其思想的巨大的感召力……不过，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指向是暗示，庸俗经济学的这两个方面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他强调了，“总之，我相信，马克思的经济知识社会学是一个给人以很深印象的成就，尽管由于它依赖于功能解释和劳动价值论而存有瑕疵。他开创了所谓‘心理经济学’，尽管他主要强调的是信念的形成，而非偏好的形成。最近的‘资本争论’表明，这些问题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主题。某种认知混淆确实处于那种把‘资本’当作一种同质的‘生产要素’的观念的源头上（如基于资本家形成了一个完全同质的阶级这一事实的推论）。而且可以设想，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聚集资本的观念的那种韧性，和非认知的旨趣有某种关联……（可见）既得的知识旨趣足以解释这种抵制。”

难怪琼·罗宾逊夫人竟会这么说：

 

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的全部观点都显得有点形而上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思想如何推进的典型范例。从逻辑上讲，它只是一些冗长的絮叨，但对马克思来说，它却是一种阐发，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是灵感的源泉……在这里，形而上学的理论已经被转变成一种科学的假说——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实际工作不会上升的假说……类似于价值规律这样的形而上学信念不可能有错，但这只是表明我们无法从中了解到任何东西……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也好不到哪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集中在原理体系，尤其把相对价格理论作为打击的软肋紧紧抓住不放。马克思精心阐述了自己的相对价格理论，所以相对价格理论显得与《资本论》第一卷中简单的教条很不相同。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气愤地指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公允地说，马克思本人也是将其看成为修改而不是不一致……不管怎样，马克思从来就没能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样，将自己其他的理论成功地整理成条理清楚、前后一致的完整体系，所以他也没有公开发表这些理论。

 

像上述观点这样机械地排斥历史和历史学，在海德格尔看来至少属于“幼稚的”那一种类型。强硬地隔开历史和科学乃至历史学和理性科学，毕竟是极不明智的。因此，正确之处是在于能认识到，“在历史学之为科学的观念中就有：历史学把开展历史的存在者把握为自己的任务。一切科学原本都通过专题化来组建自己。”关键是指明这一点：“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一下子就‘投身于’某个时代的‘世界观’，但却并不由此证明他本真地从历史上而非仅仅从‘美学上’领会他的对象。”所以，“历史学专题化的要点在于形成诠释学处境。”规定完这些，海德格尔能够指示给我们的知识是：“本真的历史性不一定需要历史学。无历史学的时代本身并非也就是无历史的。”从而，“如果历史学是这样地植根在历史性之中，那么也就必定可以从这里出发来规定历史学的‘真正’对象是什么。”“照明这一源头，这在方法上就意味着：在存在论上从此在的历史性来筹划历史学的观念。”这种规划是从市民和常人的角度来打通“历史（学）”和“科学”，以配合这样的运动：“社会学（或许一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应该寻求‘它的牛顿或达尔文’，不如说寻找它的伽利略或者说它的巴斯德（Pasteur）……因此必须承认，数理经济学展示出至少一门社会科学业已进行了牛顿式革命。”在这一点上，“万能的伽利略”要全力撇开固有约束，公开这一言说：“我们的分析的意义是指出这一事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有基本的相似性，即如果说社会科学的规律或假说是存有的，那么，它们必定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相类似。”

这不过是说科学必须在科学（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即资产阶级科学）的道路上前进，否则它就是伪科学。这公示了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不符合科学划界标准，从而完全可能用“开放社会的敌人”之标准将其驱逐出科学殿堂之外。这种科学划界的标准自然是非法的，也是真正的伪科学。“要廓清这一点，或许首先可以考虑到：历史学作为此在历史的科学总得把这个源始地具有历史性的存在者设为前提，作为它的可能‘对象’。然而，不仅为了得以通达历史学对象，历史才必须存在；不仅历史学认识作为此在有所演历的行为是具有历史性的；而且，无论从历史学上开展历史这件事实际上是否进行了，这件事按其存在论结构来说,其本身就植根在此在的历史性中。历史学从生存论上发源于此在的历史性这话意指的就是这层联系。”实际的情况恰好与之相反，依据对社会存在本根规定的批判性考察和追索，卢卡奇有十足把握相信马克思的工作路线及其结论的正确性：

 

认真的考察使我们能够信心十足地把这类歪曲抛在一边。成熟马克思的经济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这样，以便可能的话把这个如此强调的领域同另一个同样人为地孤立起来的领域（法、社会学等等）抽象地联系起来，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

 

据此，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来自波普尔主义者的攻讦，在于坚持以下工作态度：

 

马克思的经济学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从未放弃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的这种更为自觉和更为批判性的变化过程，不如说，他把本体论的意义作为一种持久、有效的批判性标准，把它运用于对每一种事实或每一种关系的确定中。一般来说，这里涉及一种科学性，它从未丧失掉同日常生活的这种自发本体论态度的联系，实际上相反，在马克思那儿他始终在纯化和发展这种联系，并且自觉地强调必然作为所有科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规定。恰恰在这里，马克思的经济学明确地把自己置于任何一种以逻辑的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建构的哲学的对立面，但是，批判地拒绝在哲学中产生的虚假本体论，决不意味着这种科学性接受了一种原则上反哲学的立场。相反，这儿所涉及的是把日常生活的自发的本体论和科学的、哲学的正确自觉的本体论自觉批判地结合起来。

 

在一切科学中，开头均十分地困难。一版序中，马克思表达了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建设看待的想望。这是历史（学家）工作取向的经济学实践路线。可见，《资本论》首先是面向历史而言的经济范畴生产：

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颇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实现在货币形式上的价值形式，是极其简单的。然而，2000多年来人类智慧探索这方面秘密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复杂的和隐藏着更深刻意义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研究有机体比研究它的构成要素——细胞要容易些……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而对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我不曾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经济形态的运动根据是社会客观力量发展，其中孕育和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实体。对待此种实体构造的刻画，不可用显微镜、化学试剂，批判从而范畴（生产）方法，是唯一可靠的分析工具的力量。这言明：历史发展始终是本根规定，其孕育语言生产，有效打破自足的理论空间，解放“抽象”，使之还原为空间批判性的认识，即社会主观知识。价值（形式）是蕴藏在商品生产中的总批判知识，显明时间蕴涵，显露生产运动的各个层级即实体—形式—生活，是统一化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本质规定（生成总体或矛盾），商品生产关系只意味着对时间发展规定予以工作蕴涵的空间实体，又将交换关系设定为自身成长和运动变化的社会具体空间。对该种存在者进行工作发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完成在《资本论》商品章前，又最终为商品章结构所更换的根据。《导言》四节内容：第一节从批判性上引出商品生产的历史生产方式，工作完竣科学意义的生产一般；第二节进一步通过工作批判，引出生产一般的实体规定——整体生产关系；第三节从方法论批判出发，展露劳动一般与资本一般在范畴生产上的工作规定；在上述基础上，最后一节给定社会客观（发展）体系。结构的整合完成在《商品》中。“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

这种工作辉煌当然指社会客观批判统帅社会主观批判，且二者高度一体、互补推进，达成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运动前进。辉煌成就识别了时空统一的生长，排除了可能藏匿在社会具体空间形式中的任何的精神现象之谜。

（二）

空间不自足，现象不自明。这是全部工作批判的指向性；同时是认定本质（本身作为内容与形式、抽象和具体工作统一的规定）为现象运动的实存规定的根据。拜物教的秘密就在于空间自足、现象自明。批判活动实际是对历史发展的规定显露，是历史发展本身的蕴涵。因此，当埃尔斯特作如下的抛向无辜读者的煽动性宣称时，没有想到也是他本人泄露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伟大理论构造品质。这种反对——对马克思作品之误读——当然是无效的。

 

马克思假定，他的读者要懂得拉丁文、希腊文和主要的欧洲语言。他们还应该像精通政治经济学一样精通哲学，并熟稔世界史和时事政治。进而，他们应该能够认识到各种文学隐喻（甚至是在各种很隐蔽的形式中）。它是一部使读者的心灵伸展到极限的著作，正如它无疑也是一部过度伸展了其作者的能力的著作一样。换言之，它极具创造力。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将能理解这部巨著，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写出类似的著作，并为此贡献其大多数时间。

 

不明事理的人终究不明白历史（批判规定）本是日常生活的源起。经过认真考虑，马克思告诉库格曼：“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最后再读《原始积累》。”几乎同时，马克思强调：“在这里也必须把价值理论先谈上几句……不了解价值的性质，而去阐述工作日等等——总而言之，阐述工厂立法——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关于这一点必须先谈几句。”就是说，“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历史之干预（规定）促成马克思交代：“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反警方规定。”“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对党负责”：科学表述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但是，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从而，“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

历史靠发展泄露自身的秘密。恩格斯盛赞《资本论》充满历史实践感的行动的见解：

 

在这本书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这一点：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国民经济学的原理理解为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理解为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就连自然科学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的时候……国民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像数学一样仍旧是一种抽象的和普遍有效的科学。无论这本书的其他论断可能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使这种狭隘的观念就此终结是马克思不可抹杀的功绩。例如，在这本著作出现以后，不可能再把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或者，不可能再把对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代社会或中世纪的行会上去，或者当这些现代的规律不适合于先前的状况时，就简单地宣布先前的状况为异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践约了这些要求，为《资本论》后来的写作储备好扎实的历史材料并奠立工作思想基础。而在一开始，在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个工作文件《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存留的遗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就这样来进行明确：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利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这样，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可是，工人的劳动则必须如此。因此，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三）

以上表明，历史研究指向始终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它直白而坚决，绝无埃尔斯特指责之故意玩弄深沉。柯尔施借机谈论了——由本书作者整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作性质及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作关系：

 

（1）马克思的理论在其作为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充分发展的形态中，亦保留了经济学理论的形式。

（2）它历史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作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科学（它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产生并构成其思想补充）来进行批判。

（3）它从社会学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从属于它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尽管如此，它作为历史与社会的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仍然是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转变为直接历史的与社会的科学与实践。

（4）马克思的经济学同所谓的“历史学派”较之同古典形式的和古典之后形式（庸俗的）理论经济学相比，处于更加尖锐无比的对立之中。

（5）正如任何形式一样，社会理论的经济的形式本身，既不是肯定的、又不是否定的；而只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才由认识的发展形式变为认识的桎梏……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仅仅研究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研究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产生、发展、衰亡），和无产阶级争取使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斗争。

（6）但是仅仅通过这种研究对象的部分一致性，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只是说明利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容的必要性，而并没说明这样的必要性：即在继续研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时，要按传统的资产阶级形式对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本身加以利用。

（7）无产阶级的理论虽然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的）范畴，但是，它不能通过其他直接社会的范畴完全取而代之……马克思在其思想未发展的哲学阶段，把超越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任务宣告为不纯粹是理论的，而是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可解决的任务……后来，他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纳入他的科学的经济著作《资本论》之中。

（8）这些段落构成了资本理论狭义的“批判”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探讨资产阶级古典作家的经济理论（直到他们的最后结论）之后，在上述这些点上还最终地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框架……（就是说）最终地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范围，并且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和隐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个经济学范畴对立之下的、社会阶级现实的对立与斗争，从经济学的论述过渡到直接历史与社会的论述。

（9）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在形式上是经济学和经济学批判；但事实上，它在充分的发展中已不再是经济的科学，而是历史与社会的科学，在实际倾向上，则是革命的科学。

 

九条陈述击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事实：“在19世纪‘庸俗的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无偏颇的处事方法变成了或多或少自觉的倾向，即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政治相对立，或者至少是把作为这种经济的基础的当前特别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同分配相区别地描述为一般的和不可改变的形式。最后，现代的、不再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而只是‘纯粹的’和‘理论的’经济学的创立者，以及‘一般的’和‘正式的’社会学的相应流派，把非特别地对待它们的对象甚至当作它们新的、所谓严格的‘科学性’的独特准则。”而马克思自己确认他的理论是：“我主张的资本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

（四）

我们转到马克思写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当中那些明快的工作段落：

 

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救赎自己，必须明了三个基本问题，作为行动议案：

 

第一，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

第三，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终其一生，对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循其固有传统，尽量地凸显资产阶级工作的自我批判性，马克思可谓匠心独运！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即公开表明自己这种对待共产主义的自觉的解放实践态度，他说：

 

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进一步补充写道：

 

因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错误的因素是相反的。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在对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建构的总体判断上，马克思是始终坚持“生成”与“消灭”的历史规定统一。即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实践化的理论认识生产。这意味着建构同时亦必是工作批判：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马克思最后宣告了如下结论：

 

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就此而言，实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价值始终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但是，“马克思把所谓的‘文明社会’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即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

按其本性，“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既不是实证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科学。它从始到终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批判，也是实际的批判。”亦即值得提醒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批判的、积极的和革命的方面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整个性质也受到同样的对待。即使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只是部分地恢复了它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原则。面对当前世界普遍彻底的危机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一切冲突的日益尖锐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用相应的形式来表述我们的革命的马克思理论，进而扩大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此而论，我们也应接纳柯尔施在这一工作立场上的以下提法：“1．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2．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3．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是现在处于肯定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得日益分崩离析和腐朽的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社会。4．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观赏现存的世界，而是对它进行积极的改造。”

 

本章附识：马克思的《导言》有云：“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凭心而论，马克思历史研究以讨论“正常的儿童”为始端，——但如果有人竟以此抵制对“早熟的儿童”的研究，就显得奇怪了。又之，人们总把历史简单等同为“过去”规定。于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方便了决定论者解释过去、粉饰现实和预测未来。但过去、现在、未来的本身状况亦需要依靠对存在者的形成及发展上的典型特征的说明来清晰化。“现在”可能是语言生产的起点，但语言早已存在于“过去”,“现在”更可能是“诸多规定的时空”的交汇体，而“未来”则可能属于该种语言或范畴的覆灭发展时期。因此，只有通过对存在者的时间态、空间态的规定进行总体揭示，才能从根本意义上寻求到运动规律和认识规律的统一性，是为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规定性。“科学”的出笼，充分表明语言和语言生产是客观的，它在存在者存续的生命周期内存在，是历史特定的，又是一种思维工作形式。说到底，经济语言生产必须以把握“总体经济形态”为要旨，这样才能谈论理论范畴的“社会效力”，才能寻找它的自然形式、社会形式和思维认识形式，并且要特别注意到，不同存在者类型之间的“知识”亦必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

 

【本章判语·尚飨词】 世人怎道阿赖耶，堪怜！真理亦比逻各斯！曲曲弯弯史不通，弯弯曲曲行不通。谁人识得主义面？俱往矣！物不语，心不指，毋意乎？毋必乎？理哀哉，毋固乎？若琢若磨，毋我乎？嗟乎！乃知古时人，亦有知我者。觉从伏惟路艰难。行如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