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与教育

从赋权到充权：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如何实现“零的突破”

韩青

摘要：2014年6月7日，时年46岁的河南盲人李金生在诸多媒体的关注下步入河南省确山县高考考场，实现了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零的突破”。盲人争取参加普通高考也成为民间社会政策倡导的范例。作为盲人高考倡导的参与者和李金生高考两天的陪伴者，笔者使用赋权和充权视角，回顾盲人高考大门打开背后十多年的民间呼吁和六年多的法规铺垫，以及李金生等权利自倡导者如何以公众参与的方式自我维权，分析倡导背后民间社会的支持力量，以此探究盲人高考取得突破的条件以及合理便利的概念如何通过盲人高考进入大众视野，并在之后的高考中惠及其他残障考生。

关键词：“盲人高考”赋权充权 合理便利 政策倡导 权利自倡导者

一 背景：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久无先例

（一）除了按摩，盲人还想有别的出路

2014年6月7日，盲人李金生在两位引导员协助下步入河南省确山县高考考场，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在中国大陆实现了“零的突破”。

数据显示，中国有1731万盲人，占全球盲人的18%。长期以来，中国的盲人如果想接受高等教育只能走单招单考的途径，接收单位只有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山东滨州医学院三所学校的特教学院，且只有按摩和音乐两个专业，两个专业就读人数约为15∶1。盲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盲人的职业生涯梦想，都被框定在一个以按摩为主的狭窄区域。

按摩培训曾在促进盲人就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中残联”）在1988年成立之初便在教育就业部之下成立了盲人按摩工作处。20世纪90年代盲人按摩工作作为专项业务列入中国残疾人五年发展计划。据《2015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中国的保健按摩机构共有17171个，医疗按摩机构有1025个。

但盲人的职业梦想并不止于按摩。在其他很多国家，盲人可就读的专业多种多样，学习和就业也是分开的。例如提出“合理便利”概念并将其写入《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盲人Anna Lawson女士，便选择学习法学，目前是英国利兹大学的法学教授。在中国大陆，正如青岛盲校教师葛玉萍所说，“第一名和最后一名，还是上同样的大学，学同样的专业”，“这难道不残忍？”毕业于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王瑞感到难过：“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按摩，更不是所有人都想去做按摩。”“（我）不想去按摩，要练功，费劲儿。”从失明的那刻起，几乎被注定的按摩师之路，成了盲人的人生天花板。王瑞高中时就读于青岛盲校，该校是最早在国内设立盲人普通高中的学校，课程设置与普通高中一模一样，但到了王瑞上大学时还是只能选按摩，毕业后也只能到按摩店工作。

（二）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久无突破

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久无突破有以下几个原因。

1．有关部门认为缺乏先例

此前虽然有盲人考生动过参加普通高考的念头，但均被考试部门告知“没有先例”。2012年，一名青岛盲校的高三盲生申请参加普通高考遭到拒绝。教育部给出的理由是，即使让这个学生参加了普通高考，普通学校也没有能力培养盲人学生。2013年，李金生刚开始报考时也被确山县招生办告知，“不让你报是对你负责”“就是让你考你能考几分啊，你得为国家想想”。曾通过国际英语能力测试的盲人倪震也回顾过自己报考的经历。2003年他读高二时致电教育部申请盲人高考，教育部的回复是“我们允许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你需要联系生源所在省的教育部门”。而省教育厅的回复则是“我们没有先例”。五年之后，他申请硕士统考，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没有先例”。他最后选择到国外留学。

其实，盲人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就读曾有先例，但当时在考试形式上仍是单招单考，没有形成制度，当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合理便利”的概念。例如，1996年王峥通过特招进入辽宁师范大学，成为全国第一位学习特殊教育的视障大学生。2002年，上海市有3名盲生通过单招单考被上海师范大学英语系录取，成为盲生进入普通专业学习的先例。2005年，上海又有6名盲人考生通过盲文点字或放大字体形式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外语、法律等专业，北京市的3名“低视力”盲生通过放大试卷参加了普通高考。这些个案因为少有报道，也不大被其他人尤其是后来的盲人考生知晓，且他们所获得的服务一般也被认为是“助残”措施，很少有人会从合理便利的角度去解读。

所谓“合理便利”，按照《残疾人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定义，是指根据当事人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根据《公约》，“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拒绝提供合理便利。依此来看，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盲生报考构成直接歧视，允许报考但不为考生提供其需要的盲文试卷、大字试卷或电子试卷等则构成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的歧视。根据国外相关判例法理，如果考试部门认为为考生提供以上服务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需要阐明理由，由法院来判定考试部门是否应履行相关义务。

2008年中国签署并批准《公约》。这些年来，合理便利在其他类型的考试中已予提供。比如，2000年天津盲人杨永江借助录音口答的形式通过司法考试，在为他一个人设置的考场里，两名监考老师一人念试题，一人录音，他通过口试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11年，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意董丽娜等视障人士参加今后的考试并许诺为其提供专门考点、电子试卷等便利，还开通了咨询热线；2012年11月，安徽视障人士宣海报考了广东省湛江市的公务员职位，考点为他设立了单独的考场，并提供了大字版试卷和人工协助。

视障人士参加境外考试更是获得了充分协助。1993年10月，安徽池州盲人李雁雁通过日本国际视觉障碍者援护协会的考试，获得奖学金到东京八王子盲校就读；1999年6月，他在美国通过了“托福”英语能力考试，自费就读于美国两所公立大学；2002年7月，他考取加利福尼亚州帕默正骨大学脊椎神经矫正专业博士研究生，于2006年10月毕业。在这些考试过程中，他都获得了应有协助。2004年，广州视障人士陈鹏成为首个参加“雅思”英语能力考试的盲生。为让陈鹏在考试过程中不受影响，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考试部特许他进行单独考试，时间也由原来的3小时延长为10多个小时，并配备了两名监考官，还允许陈鹏在考试期间有5～10分钟的休息。试卷是专门由英国方面特制的盲文版本。2010年，山东泰安视障人士倪震在济南参加了“雅思”考试，在为他专设的考场，用时8个小时，取得了“7分”的好成绩。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工作人员表示，任何想参加“雅思”考试的盲人都可以申请这种特殊考试，考试机构可以根据考生的身体状况预订特制试卷或做出特殊考务安排。同年，倪震还参加了“GRE”英语能力盲人专场考试，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GRE”考试的盲生。2012年，重庆视障人士郑建伟作为西南地区的首位盲人考生参加“雅思”考试，历时12个小时，用双手“摸”出了6.5分的成绩，随后考取了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研究生。考试期间，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单独为他开辟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临时考场，原本10多页的考卷被翻译成近百页的盲文考卷。2013年7月，辽宁营口视障人士杨洋在香港考试局通过“托福”考试，考取了美国南加州大学健康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因为国内目前还没有机构提供盲人“托福”考试，美国“托福”考试中心遂帮他联系在香港考试局考试。参加考试时，杨洋戴着耳机，显示器对着主考官。工作人员在旁边读，他听完问题答案后，通过电脑键盘选择。

在日本，盲人参加统考考试的时间基本是普通考试的1.3倍，全盲的学生可以用盲文考试，听力由电脑朗读改为人声朗读，行动不便的学生还可以有陪护人员在身边照顾，各个大学的考试也对残障人士开放，众多科技大学还专门为盲人和听力障碍学生设立了研究生院。尽管有这些经验，但在2014年之前，合理便利在中国普通高考中仍没有制度性体现。

2．盲人高中教育落后

2014年之前，开办盲人普通高中的盲校只有4所，每年毕业的人数不超过百人，学习时多以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的考试大纲作为教学指挥棒。在每年屈指可数的毕业生中，可能又有一部分直接参加工作，或者进辅导班接受强化训练。而在职业高中和中专就读的学生，因学校普遍重视职业教育轻视文化教育，尽管这几百人有资格报名参加普通高考，一般也会选择单招单考，规避普通高考的激烈竞争。在普通高中随班就读的全盲学生很少见，一般是有一定的视力障碍。这些学生有可能参加普通高考的角逐，但也需要获得相应的支持，比如后文提到的2014年被湖北中医药大学录取的甘肃考生张耀东。这些学生总人数即便按照1000人计算，也只占盲人群体总人数的万分之一不到，而每年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人数接近千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从中可看出盲人高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差距。

3．多数盲人学生在歧视性的教育环境中已习惯了逆来顺受

2012年，一份对沈阳盲校和青岛盲校70名视障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虽然在职业选择上有着多元化的期待，绝大多数（60位）肯定盲人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但多数人还是对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信心不足。一是觉得考不上。相信自己有80%及以上可能考上的只有9人次，还多集中在有着20多年高中部教学经验的青岛盲校，没把握的学生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不够努力。二是想考不让考。在专业上，他们选择最多的还是中医（20人）和按摩（10人）。一位盲生感慨，“无论怎样刻苦努力，即便考上大学，也要和其他的盲人兄弟姐妹一样，共同面对按摩未来……”尽管现实让人无奈，但权利意识已经萌芽。有31位学生认为，接受普通教育满足了他们“（被）尊重的需要”“这是很正常的事，正常人能做盲人也能做”，更有一位学生表示，“（就算）只有一个（盲）人能做到，也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尽管如此，争取进入普通高校的权利，对盲生本人的主观意愿、倡导技能、社会资源和抗压能力要求较高，一般盲生很难胜任，需要由“专业人士”来推动。

（三）为何盲人群体会成为普通高考提供合理便利的突破口？

2015年的高考中，不仅盲生得以继续获得盲文试卷、延长时间等便利，其他残障群体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合理便利。高考前夕，教育部出台《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对此做了充分规定，包括让有需要的考生优先进入考点、考场，考点、考场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如引导辅助人员、手语翻译人员等）予以协助，适当延长考试时间，听力残疾考生经申请批准后可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其外语成绩按“笔试成绩×外语科总分值/笔试部分总分值”计算，以及其他必要且能够提供的合理便利，等等。

那么，在高考提供合理便利上，为何是盲人群体撞开了大门？分析残障人士的五大类型可发现，目前智力障碍、精神障碍群体尚无法触及高考问题，听障群体面对的阻碍主要是外语听力，肢障群体面对的主要是行动不便、书写困难的问题，但他们都可以进入高考考场。而视障群体如果没有合理便利，根本无从答题。看似“一刀切”的高考对视障群体的歧视是最为严重的，他们要想通过普通高考获得更多的机会、更高的平台，只能全力争取合理便利。

二 赋权：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制度保障和社会认知

苏颂兴在国内研究赋权是较早的，他在《青年“充权”理论与自我实现》一文中对赋权理论做了考察。赋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最早是西方政治学者从种族议题中发展而来，后被应用到其他学术领域和工作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工作和妇女研究中。法学中通常所说的“赋权”，并不是对公民原本没有的权利进行从无到有的“赋予”或“设定”，而是对公民行使权利的条件和资格的“审核”。

陈树强在《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中指出，在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中，“赋权”是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挖掘与激发案主潜能的一种过程、介入方式和实践活动，从而实现对他人、组织或社会的拥有、控制和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制度安排等原因，弱势群体总是缺乏维权和实现自我利益主张的权力和能力。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再分配，走赋权的途径。

本文所说的“赋权”与上述含义不同，强调的是对公民权利的切实赋予和充分保障，包括国家制度和社会认知两个层面。至于支持弱势个体和群体通过自身的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的过程，则称为“充权”。事实上，二者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用的都是同一单词empowerment，只不过翻译成中文时先被译作“赋权”，本文中则将empowerment统称为“充权”，以免混淆。

（一）制度保障

从赋权的角度考察，盲人参加普通高考虽有制度保障，但保障力度并不够。首先，从法治精神来看，“人权天赋”“法无禁止则可行”，没有任何一部法规、任何一项政策甚至任何一项文件，禁止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也就是说，盲人是可以参加普通高考的。就我国现实来说，如果法律能够明确某一项权利，并有相关机制或实施细则作为支撑，这项权利才会得到切实保障，这是实务层面的赋权。否则，即便公民名义上享有某项权利，在实践当中也可能落空，甚至被剥夺。盲人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权利即如此。1949年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长期被计划经济思维所主宰，高校教育的目的仅仅是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和就业分配、单位需求紧密相关，而不是为公民实现个人梦想、追逐个人兴趣所服务，盲人群体的个人权利和兴趣更是会遭到漠视。当时的残障观也停留在将残疾人作为帮扶对象，并未将其纳入高校招生考虑的范畴，更别说是被认为“残中之残”的盲人。

1985年，教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人事部和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高等学校招收残疾青年和毕业分配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应从残疾考生的实际出发，在全部考生德智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应因残疾而不予录取。但对于“残疾考生”的界定，是指肢体残疾（不继续恶化），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及毕业后所从事工作者。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将盲人、聋人排除在外，也没提到任何支持措施，反倒强调了“生活能自理”“不影响学习和就业”。直到1987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开设针对视障学生的专业，盲人才得以进入高校，但也只能走单招单考的途径。1994年《残疾人教育条例》颁布实施，重点提到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分着墨甚少，只在第29条提到，普通高中、高等院校、成人教育机构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

那“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是什么呢？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教育部、卫生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2003年改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由教育部、卫生部和中残联联合发布。修改后的标准虽然略有调整，但限制原则没变，其中列举了一些“疾病”，患相关疾病者学校可以不予录取、学校有关专业可以不予录取以及有关专业不宜就读，但其实很多地方针对的是残障考生。反而是原来的标准更明确，写明是“有下列疾病或生理缺陷者”。虽然名为“指导意见”，但由于有之前的工作和认知惯性，高校招收残障考生又得不到教育部门的任何支持，所以高校在执行过程中只会强化标准，很少有学校愿意主动背上“包袱”，考生也只能参照这一意见报考学校和专业。

转变从2008年中国政府签署《公约》开始。政府加快了残疾人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修订的进度，《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中都有盲人参加考试的相关条款。《残疾人保障法》第54条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20条分别规定，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从法律上来说，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大门此时已经敞开。但这些条款只说了“应当”，并未明确“罚则”，那如果教育部门不提供呢？何况“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指导意见”依然如故，盲生连报考的这一关都很难通过。所以这种赋权，还是种有限的赋权。时隔五年，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权利仍停留在纸面上，尽管制度接轨已经启动，但教育部门并没有将其落实的动力。

直到李金生报考遭拒引发舆论关注，河南教育厅才在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下午向媒体通报，准许其报名参加高考。高考结束报名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五点，李金生四点五十接到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电话，宽限其一个小时在网上报名，否则过期作废。出门在外的李金生只能赶紧联系反歧视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帮忙，核实填写各项信息，一阵手忙脚乱，赶在时间截止之前报名成功。

至于考试形式如何，教育部门在两个月间没有明确答复。直到2014年年初，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各级考试机构要为残疾人平等报名参加考试提供便利。有盲人参加考试时，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这虽然是对相关法律条文的重申，但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这一要求在2013年的通知中是没有的。2013年的文件提到的“做好招生宣传工作”, 2014年变成了“做好招生服务和宣传工作”。有了2014年提供合理便利的经验，2015年2月5日，教育部下发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同样在“做好招生服务和宣传工作”一项中提到，“为考生提供更加人性化的考试服务，为残疾人考生等特殊群体平等报名参加考试提供便利，营造温馨考试环境”。较之2014年通知中直接援引法律条文，2015年的通知明显更为“人性化”和“温馨”。

2015年4月27日，教育部、中残联联合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使对各类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的保障得以具体化、制度化。该《规定》要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应在已有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基础上，制定具有适用于残疾考生特点的专项预案，并对相关考务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演练。这可能也是吸取了2014年李金生进入确山考场时被两名引导员“架”进考场的教训。李金生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了这一点，其实盲人只需要单手搭着引导员的肩膀便可自行进入考场，因此需要对引导员进行相关培训。该《规定》在下发的同时附上了三份文件，即《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操作要点》《残疾人报考XXXX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合理便利申请表（样表）》和《省（区、市）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结果告知书（样表）》，这让合理便利的申请和结果告知操作起来更为规范，能够有章可循。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消息，2015年全国共有6个省（区、市）的8名盲生参加高考，其中7人被普通高校录取（6名本科、1名专科），1人未达线而落榜。录取考生中，有两名艺术类盲生分别被录取到中央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针对媒体曾报道过的有考生担心因视障不能被高校录取的情况，教育部特别强调，不存在“能考不能录”的情况。2016年2月26日，教育部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再次指出，要按照《教育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教考试〔2015〕2号）的要求，周到细致地做好残疾人平等参加高考的服务工作。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对治安、出行、食宿、卫生等方面的综合保障，营造温馨考试环境。

自此，由盲人考生率先争取到的高考合理便利惠及所有残障考生，成为制度性常态，而教育部门由此而生的“服务意识”则面向所有高考考生，可以说是一种飞跃式的进步。

（二）社会认知

从社会认知来说，多数人是支持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2005年，沈阳师范大学陈光华做的一项面向上百位师范学生的调查显示，多数师范学生对盲人参加普通高考持乐观态度，尤其是和视障学生接触较多的盲校教师和特教专业学生，近八成都认为，只要教育体制允许招收这样的视障群体，我们的普通高校就应该接受。其实，在李金生起初报名高考遭拒的时候，很多媒体、网友都持有朴素的平等观，站在李金生这边声讨当地招生部门，“考几分是他的事，但不让考就是你的事了”。公共舆论的支持，算是社会对盲人高考的赋权。而更多人是起初不知情，直到李金生参加高考的前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教育部门此前是不允许盲人报名普通高考的。

专业人士对放开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呼吁已有十多年。2003年，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钟经华在《中国教育报》上呼吁“开放普通高考”“开拓盲人就业领域”，文章称：“与盲人有音乐天赋一样，盲人有针灸推拿天赋是我国盲教育界广泛流行的两个误解。”“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只有认识问题，没有技术问题。那种认为盲文是主要问题的观点更是不攻自破。乌干达等许多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盲人不都喜欢针灸推拿，很多盲人学针灸推拿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没有兴趣、不喜欢一件事，却不得不干下去，他不会把这件事当作事业，只可能当作谋生的手段。他也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为什么别人可以追求事业、追求幸福，而盲人只能追求谋生、糊口？”2012年，陈光华又做了一项“视障青年对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态度调查”, 他指出，“或许某些业内人士觉得在现有条件下，渴望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考生依然占少数，而且受各种因素的限制，通过考试的比率也很难预测，因此没有必要将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我们认为不然，因为视障学生没有机会参加与社会标准相统一的考试，没有办法鉴定自己的真实水平和能力，所以学好学坏都一样，努力与否也一样，长此以往，非常不利于盲人群体的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使这个群体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本研究建议能够通过相关部门的改革和调整，使视障青年能够平等地享有参加公开公正的普通高考考试的机会。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真正实现视障学生的普通高等教育并不只是提供一次考试，开设一个考场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系统的保驾护航”。

中国盲协主席李伟洪也多次呼吁放开盲人高考。从2011年起，中国盲协每年都主持召开“视障高等融合教育研讨会”，邀请学界、残联和教育部代表参加，希望就放开对盲生参加普通高考的限制达成共识，专家层面已经达成了一致。2011年底，教育部法制办表示，其在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专门增加了一条，“残疾人参加国家各种考试，教育考试机构应该予以专门的安排”。针对教育部的两项顾虑——即担心盲文涵盖不了高考内容和对盲文试卷的制作和判卷缺乏经验——李伟洪表示，“这都不是问题”。他介绍，盲文符号的发展，已经使之可以表达大学阶段的知识，盲文甚至可以表现图形。而盲文试卷的制作和判卷，盲协就可以承担。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基础、实践经验、专家意见和舆论支持，李金生的报考才得以成为“临门一脚”。教育部门虽然刚开始时面对工作节奏被打乱而感到有挑战，但也很快认识到盲人高考也是一种政绩，而且教育部门有能力实现、有义务推动，于是顺水推舟。在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人权白皮书》中提到了盲人高考，“国家为参加2014年高考的盲人提供盲文考卷、电子试卷，或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对考生提供便利协助”。2015年《中国人权白皮书》同样提到，“国家为参加2015年高考的盲人提供盲文考卷、电子试卷，或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对考生提供便利协助”。盲人高考成为国家在人权事业上的闪光点。

李金生参加高考，也改变了一些人对盲人的刻板印象，提升了公众对残障权利的认知。考前一天，驻马店当地盲人朋友敲锣打鼓、手拉横幅欢送李金生参加高考，有一老人在旁围观感慨，“噫，瞎子还能参加高考哩！咋考啊？”笔者说，说瞎子是歧视，你看横幅上都写的是盲人。笔者又说到盲文试卷、读屏软件，他连连称是。李金生在考试时，笔者和当地残联的理事长一起在外等待。那时李金生交白卷的消息已经传开，理事长说，“对我们来说，人家想考，就要给人家考。考成啥样，那是他自己的事。即便交白卷，那也是人家的权利”。

三 充权：盲人高考政策倡导的七个阶段

卫小将在《社会工作“充权”的本土诠释》中提到，“充权”一词源于萨拉蒙所著《黑人的充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区》一书，由英文empowerment翻译而来，当前学界对于它的翻译也是千姿百态，有充权、增权、赋权、加权、予权等多种译法。社会工作领域的充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的三大社会运动（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与反越战运动）。本文将empowerment译为“充权”，是指支持原本弱势的个体和群体以公民权利为基础，通过自身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的过程。这是社会工作，也是社会运动，公众参与是其中最主要的手段。王锡锌在《公众参与与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中对“公众参与”做了界定，它是指有利益关联的群体参与到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在中国目前有听证会、研讨会、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艺术、调研报告、联名信、建议信等。公众参与有政府主导的，也有社群自发的。盲人高考的政策倡导活动，全部为社群自发。

按照时间顺序，盲人群体倡导参加普通高考的过程可分为七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倡导活动都有多家媒体报道，残障社群也多次参与，共同发声。

（一）第一阶段：向教育部申请公开盲人高考信息

2013年6月7日，高考第一天，来自广东、上海、重庆、河南、山东、浙江、安徽、江苏等省市的8位盲人分别通过邮政EMS向教育部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希望教育部公开自2008年至今通过盲文试卷或电子试卷参加了普通高考的盲人考生人数，以及教育部门为确保能够提供盲文试卷和电子试卷所采取的措施。专家称，高考实现无障碍早已立法，如果普通高考存在将视障群体排斥在外的情况，则有违法之嫌。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倡导行动的利器，也是官民对话的有效渠道。这一策略，一是成本低，电子邮件申请免费，即便是为留存证据采取书面申请，也只需要付个快递费；二是见效快，受理部门须在15个工作日之内做出答复，即便需要延长答复，也要告知申请人；三是有救济，如申请人对答复不满可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还可以大规模使用，如多人向多部门申请，或与行为艺术结合，最终结果可做成一份报告。当然，信息公开最好选在某个时间节点或与热点事件配合进行，与公共利益相关，这样才能引来公众围观，最终形成合力。如盲人高考的信息公开申请，时间选在高考当天，申请人来自多个省份，这种广泛性既使之可以成为全国性新闻，也方便地方媒体找到报道切入点。

（二）第二阶段：国际盲人日教育部门前的行为艺术

2013年10月14日国际盲人日上午，河南公益视障人士王瑞在两位志愿者的陪同下，到位于西单的教育部门前上演了行为艺术。志愿者手持一块代表大门的塑料板，门楣上标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字样。王瑞从一旁走向这扇“高考之门”，却因大门紧锁而碰壁。门锁上挂有“不提供盲文试卷”的告知牌。

6月份申请盲人高考信息的公开，7月份被教育部回复，“本机关不掌握，建议向各省考试机构查询”。无奈，除了继续向各省申请，倡导者还要再加点料，来场行为艺术吧。说是行为艺术，但目前在残障领域多是有行为无艺术，只是静态的举举牌，做个姿势，安全起见，完事就撤，有时被称为“快闪”，香港的朋友则把这叫“创意行动”。行为艺术时间一般选在与主题相合的节点，地点则在相关部门或企业门前，有时也会在广场或地铁上。这需要创意，也需要勇气，需要现场效果，但更需要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通常倡导者会提前联系记者。这次行为艺术虽然现场冷清，但事后被京华时报、央视、中新社等媒体报道。

（三）第三阶段：李金生报名高考被拒引爆舆论

河南盲人李金生申请报名参加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时，遭到教育部门拒绝。确山县招办有人称，“就是让你考你能考几分呢”。驻马店市招办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河南省没有盲文试卷，“不让你报名也是对你负责任”。

2014年高考结束后很多人不解，为何让李金生站出来？有些盲人群体也为李金生交的白卷感到丢人，那为什么是李金生呢？其实，倡导工作中最难的，就是找到合适的当事人。起初准备报名的本有好几个盲校高中生，但因为当地教育部门的工作做得太出色，这几个学生中途放弃。而李金生从当年的河南自考第一人，到后来争取盲人医疗按摩考试，和政府部门和媒体记者打交道都颇有经验，注意留存证据，也没有个人顾虑，所以才能争取到报名成功，坚持到最后，成为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回头来看，这样的担当，比成绩更重要。

（四）第四阶段：为教育部送锦旗和感谢信

因为李金生报考成功，2014年被认为是视障考生无障碍参加普通高考的元年。4月8日上午，高三视障学生家长代表来到教育部，将一面写有“盲人高考无障碍，教育平等现通途”的锦旗连同102名残障人士及志愿者联名起草的感谢信送至教育部，以感谢教育部此前决定为2014年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考生提供盲文或电子试卷。教育部工作人员收下了锦旗和联名信，并表示会进一步加强对包括视障考生在内的残障群体教育方面的服务工作。

教育部放开盲人高考的文件3月底便已下发，虽有个别媒体报道，但未引起广泛关注，盲人群体也不了解这一消息。适逢北京联合大学盲生招考，于是倡导者想到送锦旗和递交感谢信的方式。虽是权利倡导，但给政府送锦旗也算是官民良性互动，而基于权利视角写就的感谢信，对社群来说是一种学习，对政府来说也是一种督促。

（五）第五阶段：李金生参加高考交白卷引争议

2014年6月7日，高考第一天，因为争取盲人高考权而备受关注的河南盲人李金生，走进位于家乡的考场。李金生是河南确山县人，在驻马店市经营一家按摩店，今年已经46岁了，双目失明的他，成为全国首个在普通高考中使用盲文试卷答题的人。语文考试时间结束，李金生第一题还没摸完，在答题纸上一题没做，可以说是交了白卷。

李金生交白卷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包括他自己。这不可避免的引来争议，有人说是在给盲人丢脸，浪费资源，也有人说这是他的权利。作为陪同李金生高考的志愿者，笔者一方面向到场记者解释“他的梦想是进入考场而非走进大学”，另一方面也记录下这一过程，及时回应社群的质疑，强调“他申请的是电子试卷（而非盲文试卷）”。虽然个别报道语有揶揄，但没人会否认事件本身的破冰意义。质疑让李金生承受了莫大压力，但合理便利等概念也经他的通俗解读进入公众视野——合理便利应依申请而给，“我要的是盲杖，你（不能）给我一个手电筒”。很多人质疑李金生交了两张白卷，连作文都没写，却忽略了他最后在试卷上所写的几个字：我需要电子试卷。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篇最好的作文，虽然只有7个字。

（六）第六阶段：盲人王瑞向教育部申请公开盲文试卷

高考的大幕已徐徐落下，争取盲人高考权的考生李金生两科考试交白卷的现象却引发舆论的持续关注。6月11日，王瑞致信教育部门，希望公开史上首份盲文普通高考试卷，之后她打算将试卷复制后赠送给有参加高考意向的盲人，让这套试卷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李金生争取的是“准考证”，但更是“通行证”，为了让舆论聚焦于后者，视障人士王瑞再次申请信息公开，只不过和一年前相比，这次内容换成了盲文试卷。

（七）第七阶段：李金生给教育部写感谢信并提出七点建议

6月25日，河南高考成绩可查阅首日，李金生第一时间上网查阅自己分数的同时，也收到另一位盲人考生张耀东的家长的感谢。同日，李金生认真写下3000余字的长信，分别寄给国家教育部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反馈自己在考试过程中的信息，表达对教育部门开放盲人高考的感谢，并提出完善盲人高考制度的若干建议。

这次的感谢信，并不是一场行为艺术，而是一封纯粹的建议信。作为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第一人，李金生尽管经历了“白卷风波”，但还是感受到了肩膀上的责任。他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提交给教育部，希望教育部以后能够为残障考生提供更有效、更广泛的合理便利。李金生在信中写到，“由于盲文水平所限，我在考场上的表现令很多关注盲人高考事件的朋友感到遗憾和失望。我也注意到，在高考结束后，网络上的评论五花八门，而教育部门和很多媒体都给出了积极正面的报道和回应。我很感谢你们的理性与客观，你们的做法为社会汇聚了正能量，同时也印证着我的设想——国家不会因为一个盲人没有考上大学就关闭盲人高考的大门，反而会不断完善政策，为今后的盲人考生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在信件的后半部分，李金生结合自己的考试经历，向教育部门提出7条建议：希望教育部门切实畅通盲人报名参加高考的渠道；加大电子试卷的技术研发力度，尽早在教育考试中普及；究竟为考生提供哪种无障碍考试服务，应充分征求考生本人的意见；建议制定为有需要的考生适当延长考试时间的政策规定；将使用盲文试卷的注意事项事先告知考生；建议准许盲人考生携带自己的盲用字版和字笔参加考试；对考点的引导员进行基本的导盲技能培训。

在长达一年的倡导过程中，李金生、王瑞等人用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艺术、联名信、建议信等多种手段，参与到盲人高考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推动教育部出台盲人高考的相关细则。6月下旬，李金生的成绩公布，给教育部递交建议信，另一名盲人考生张耀东的成绩喜人，最终被湖北中医药大学录取，王瑞则如期收到了盲文试卷，将其复印后分发邮寄给其他的盲校师生。“没有我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这一国际残障权利运动的重要口号，也可作为对盲人高考及合理便利倡导的诠释。

四 为什么是李金生：权利自倡导者的四项特质

因为前两门交了白卷，李金生最后只考了58分，所以在盲人群体内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些网友在盲人论坛和盲人“贴吧”中指责李金生给盲人群体丢脸、自我炒作、浪费资源、调戏国家；有些人认为李金生对待高考不够严肃，没有认真准备，不然起码可以先写作文，还有些人质疑参与倡导的公益机构为何要选择支持李金生参加高考。“丢脸说”让很多盲人站出来反驳，署名“益民”的盲友撰文《盲人高考生交白卷到底丢了谁的脸？》说到，“不是所有盲人都精通盲文，就像不是所有满族人都会写满文，不是所有官员都是贪官，不是所有女人都爱唠叨，不是所有手机都是战斗机”。

李金生显然在高考之前就知道了教育部门的决定，他完全可以选择全身而退，可是他依然没有。这也不免将他向“自取其辱”的境地又推进了一大步。的确，参加考试的权利已经得到，盲文卷对自己而言等同废物，那又何必去考呢？有个细节需要重温一下。据教育部披露，当年参加普通高考的视力障碍考生，全国一共有3人，但另外两位都是低视力，用的是放大字体的试卷，只有李金生一个人用的是盲文卷。既然如此，李金生如果弃考，那么教育部完全可以不制作这份不计成本的试卷，岂不节约了社会资源？然而，这份试卷对于李金生是没什么用，可是它会不会对其他人有用呢？换言之，如果今年没有盲文卷，明年会不会有？后年会不会有？而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期待中，会不会有谁的利益被无止境的慢慢等待吞噬呢？

还有人将批判矛头转向盲人教育，认为是盲人教育交了白卷。网友“照耀20”说，“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交白卷，丢的当然是造成这结果的有司的脸”。“多少年的盲教育，其主旨，就是要让盲人们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而不是要使他们的潜质得到最大限度的开掘和发展。多少年盲人就业的路，都被限定在那些绝大多数同等智能和体能的明眼人都不屑一顾的行业里。就连曾经是印度盲人就业主渠道之一的接线员，在我们这儿，也是绝不许盲人染指的。”“曾几何时，全国盲人的最高学府，就只有河南盲人中等按摩学校一家；就连初中，也只是少数省会城市的盲人才能得到的最高普通学历，而且还是被阉割的。好不容易，也有少数盲人跨入高等院校的门槛了，可他们所能选择的，仍然是按摩、音乐，主要的学科仍然是按摩。说白了，这不过就是把过去的盲人中专，搬进了高等院校的地盘里。”盲校教师叶子劼认为，“在中国全力推动全纳教育的今天，李金生这个事情更是有破冰的意义。按普通标准要求特殊教育、考量特殊教育，这应该是全球的趋势。而且如果普通高校全面招收盲人考生，肯定会促进特殊教育质量的提升，因为在考试指挥棒下，学生就会有一个学习标准和学习目标，而且更多盲人到普通高校就读，对盲人多元化就业也会有促进”。

至于李金生有没有认真准备高考，笔者的个人观察是，他有认真备考。他自费买电脑、请老师、找教材，每天都抽出专门时间学习。但他没有全力以赴，因为要养家糊口，按摩店的生意也没有完全放下。他全力以赴的是高考倡导，而非考试成绩。当时在参与该次倡导的公益机构内部对于是否支持李金生全力准备高考有过争论。笔者认为应该提供，但囿于机构本身的定位，决定让其自行努力。这个决定有其道理，毕竟成绩是个人的事情，机构应该支持的只是倡导。但也确有纠结，因为其成绩必然影响倡导效果。李金生不是“学霸”，时年46岁的他已经毕业多年，即便不是白卷，努力半年多也很难考得多好。他注定成为不了“第一名”，但他可以成为“第一人”。“白卷”能折射出一些东西，但更值得总结的是，为何李金生能成为“盲人高考第一人”？和其他考试的“第一人”不同，其他人可能因为成绩，或因为运气，而李金生主要得益于自身的努力。作为权利自倡导者，李金生身上体现出以下四种特质。

1．不认命

这从他早期经历中就可见一斑。1988年，李金生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右眼失明，左眼近视1000来度，他认为自己根本没资格报名高考。1989年秋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河南汤阴一所民办中医学校招生，但一学期需要340元学杂费，被父亲不假思索地拒绝。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在僵持了3天之后，父亲答应了他。结果下一个学期他就因家境辍学。过了一年，学校通知他可以不交学费，他将3袋粗稻拉脱了壳卖掉，才又多读了半年书。出门前，他被发现了。“我大（父亲）把稻子往地下搬，我就再搬到架子车上。这样你来我往，撑了好久，我大脸色挂不住了，就不管我了。”

2．有经验

十多年前，李金生就成为河南盲人自学考试第一人。为了参加自学考试，他拄着一根盲杖，奔波于确山县、驻马店、郑州和北京之间，还曾给中残联和河南省领导写信求助。在郑州时，他在金水路紫荆山附近睡了两天，铺盖着自带的被子和塑料布，“有好几次（在路上）都差点被车撞死”；去北京时，“从火车站出来走了两天才摸到教育部”。一年多后，他报名成功。2011年，他两次上书中残联，为盲人参加医疗按摩考试争取电子试卷，而此前只有盲文试卷，对后天失明或毕业多年的盲人来说，盲文试卷无异于天书。可中残联当时的回复是，“由于其不符合国家机密级考试的保密要求，我们在目前考试中未采纳”。可李金生查询后发现，绝密级别的自学考试和成人高考都已经提供了电子试卷，于是再次致信。中残联终于回复会作为工作重点来抓，将进行可行性调研。2014年9月，全国盲人医疗考试举行，首次新增计算机语音化考试方式，全国22个考区的41名全盲考生集中在北京参加了首次计算机语音试卷考试。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李金生才能扛得住压力，在和考试部门打交道时懂得录音，“不让你报是对你负责”“就是让你考你能考几分啊，你得为国家想想”这些话才通过媒体公布。对于一些倡导技能，如信息公开、联名建议、行为艺术等，他也运用得颇为熟练。

3．会说话

李金生自己爱琢磨，经常会说出一些精辟的话语，很适合媒体传播。比如拿到准考证当天，他说，“这是我一个人的准考证，也是后来者的通行证”；对于高考没有提供电子试卷，他说，“我要的是盲杖，你给我一个手电筒”；对于盲人高等教育，他说，“盲人单招单考这不公平，只能学音乐和按摩，我们要是想当国家公务员呢？”这些话语多是灵光一现，或有感而发，在考完之后当有人质疑他为啥交白卷时，他梗着脖子当即反击，“你去摸摸试试，看时间够不够用？！辣椒辣不辣，黄连苦不苦，你先尝尝，对吧？”

4．真做事

李金生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执意要给教育部写感谢信，确是发自内心，并根据他的考试经历提出七项针对性建议，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哪怕为此承担舆论压力。高考那两天晚上，李金生和笔者同住一个房间。他对笔者说，他有三个梦想，一个是参加自学考试，一个是参加盲人按摩医师考试，这两个已经实现，还有一个，他说想给豫剧名家金不换写信，希望他能给盲人群体道歉，“每次听到他的‘瞎胡愣’都很生气。作为名人，总要注意些吧”。而得以参加普通高考，对他来说则是意外的惊喜。

五 李金生高考背后：民间社会的五种力量

民间社会是指各类群体、组织和有影响力的个人为增进公共利益形成的共同体。民间社会通常被视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极，三者鼎立，国家才能更为文明富强。李金生参加普通高考，背后就有民间社会力量的支持。

1．公益组织

反歧视公益机构在倡导技能和媒体资源上为李金生等盲人参加普通高考提供了支持，尽管这本不在该机构原定的工作计划内。

2．社群

参加普通高考是很多盲人的梦想，比如，视障人士王瑞虽从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毕业五年，但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其他残障人士在盲人高考倡导时多次签名支持，发出群体声音。

3．媒体

一方面媒体需要新闻线索，另一方面很多记者具备权利意识，愿意关注、跟踪此类选题，成为倡导人士的伙伴，倡导活动也多是通过媒体报道变得“可见”，产生能量。

4．学者

关注残障权利的学者为盲人参加普通高考提供了理论支持，从事特殊教育的学者为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做足了可行性论证，这些研究成果也常被媒体引用。

5．律师

律师是公民权利的守护者，也是倡导活动的同盟军，很多“反歧视第一案”都得到了律师群体的支持。如果李金生不被允许报名高考，可能就需要律师出马了。

上述五类组织或群体为同一目标联动起来，便可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推动一项政策的出台或废止，这就是民间社会的政策倡导。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则是其中的典范，民间和政府联动，一项新的制度得以出台。这就像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所说，“任何改革都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在盲人高考中，残联尤其是中国盲人协会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起到了沟通政府和民间的桥梁作用，成为“盲人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李伟洪主席更是多次在媒体上公开倡言支持。

六 结论与建议

盲人参加普通高考能取得“零的突破”，一是因为社群自身的权利意识逐渐高涨，积极参与到和他们权益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二是他们掌握了信息公开、联名建议、行为艺术等政策倡导技能，让政府部门不得不倾听他们的声音；三是他们在倡导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媒体资源，会向记者主动提供新闻线索；四是得到专业公益组织的支持，行动的效力得以倍增。这些经验日后不仅可以用到残障群体其他权利的倡导上，也可以用在其他群体公民权利的倡导上。

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如今已得到制度性保障，“合理便利”概念也已经为教育部门和广大考生所熟悉，但要想让盲人教育更上一个台阶，还需要教育部门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为盲人考生参加高考提供电子试卷。自李金生之后两年过去，高考电子试卷仍未破冰。如果有关部门拒不提供电子试卷，应提供充分理由。二，对进入普通高校就读的盲生提供专门的经费支持。相关部门应多召开座谈会或调研，总结普通高校培养盲生的经验，听取盲生群体的声音。三，加强盲人普通高中建设或随班就读支持，让更多的盲人学生有考取普通高校的能力和机会。

最后，也希望在普通高校就读的盲生能自己总结经验，说出需求。因为他们身上不仅承载着个人的梦想，还担负着群体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