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红色资源

论基本国情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其中首要的又是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前人没有做过，本本上也没有说过，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前进。因此，对国情认识正确与否，将导致制定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

一 科学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

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或基本实际。国情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人口、民族、历史特点、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多种因素。国情又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上，国情是变化的。因而，我们对国情的认识要随之变化，既要认识历史上的国情，更要认识现实的国情。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我国基本国情作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第一，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至今经济技术文化水平还比较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基本国情的精辟阐述，包括正确认识昨天的中国和正确认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新中国成立前夕，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合在一起，占整个资产的80%，民族资本约占20%。可见，民族资本的经济地位是软弱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三大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对11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十分突出。地大物博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耕地很少，按人口平均，我国每人只有土地14.5亩，而世界人均土地为49亩。我国耕地面积有99.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0.4%，人均1.5亩，而世界人均耕地为5.5亩。我国可用于农林牧业的土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6%，每人只有6.6亩，而世界平均每人33亩。我国人均草原面积为3.5亩，而世界人均为11.4亩。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这些历史因素，不能不受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

其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诚然，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激化。由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长期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在我国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1989年在我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这正是现阶段我国国情的一个特点。

最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植根于中国大地，并显示出优越性。1953～1978年的26年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6.1%；改革后的1978～1988年的1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9.6%，农村经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这正是全党目前正在做的一项宏伟而艰巨的事业。

以上就是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它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地存在着，我们不能否定它，也不能歪曲它，而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它，如实地反映它。总之，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紧紧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二 正确地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对我国国情的高度概括。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从根本上说，是由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所谓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是从两方面衡量的。一方面，从生产力的绝对尺度来衡量，较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意味着还没有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自身应有的高度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就总体而言是比较低的，是多层次的。既有大机器生产，也有半机械化生产，还有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和牛拉犁耕的中世纪式农业生产。这种较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还应从生产力相对尺度来衡量，它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比较中还没有达到发达的程度，甚至还没有达到中等水平。因此，需要一个大力发展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历史过程。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将达到600美元～1000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4000美元，即使如此，我国在世界上仍排在几十名以下，因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路程会更曲折一些。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做了错误的判断，因而导致了两个倾向：一是把它与以前的过渡时期相混淆，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由此引起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仍然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把它与以后的社会主义较高阶段相混淆，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成熟社会主义阶段，甚至以共产主义阶段的原则和标准来剪裁现实生活，把将来才能做到的事情拿到现在来做，因而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这两种倾向造成一个共同的结果，即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都陷入了“左”的泥坑，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而且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搞两极分化。”这就肯定了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一部分现代工业同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并存，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个别贫困地区同时并存，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和半文盲还占人口1/4的状况同时并存。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发展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等等。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建立了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真正享有权和支配权。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 这些论断概括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还不充分，民主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马克思说：“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我国目前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也不富裕，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少，众多的人缺乏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长期存在，选举制还不充分，高层搞直接普选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这些情况表明，我国民主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上。在思想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已经确立，文化、科学教育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特征。但另一方面，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些腐朽思想经常侵袭党的干部队伍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对群众则起着涣散斗志、腐蚀人心的消极作用。同时，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比较落后，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处在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上。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必然产物和必然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曾多方面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的实践日益证明，他们的许多具体经验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1956年，毛泽东同志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写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建设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一时期，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但是，这些正确的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很好地实行和坚持下来。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是完全清醒的。脱离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照抄、照搬前人的结论和别国的经验，不懂得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从1957年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出现“左”的错误，对社会主义僵化的理解日益形成，这种僵化的理解既表现为对经典作家著作中某些论断的误解和教条化，也表现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些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错误观点。“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主要有：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上，把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发达的历史条件对社会主义预见的某些论断绝对化，而忽视后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各国情况，企图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在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上，忽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最根本任务，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急于消除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作为社会主义补充的某些经济形式，甚至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继续革命”的方法强化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上，强调建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体系，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大越好，否认其他经济形式存在的必要性；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的认识上，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片面地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限制甚至取消商品经济，限制甚至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认识上，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把按劳分配及其必然带来的分配上的差别看作“资产阶级权利”而加以批判和限制，否认其他分配形式的存在；在对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认识上，以政代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有效形式，唯恐这种分离会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限制和取消企业自主权；在对社会主义同发展对外经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把自力更生和闭关自守混同起来，盲目排斥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有益文化，认为关起门来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在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认识上，把坚持党的领导看成包揽一切具体事务，不赞成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认为这样会削弱党的领导；在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认识上，离开物质利益讲革命情神，盲目夸大精神的作用，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层次的道德意识也当作旧的传统观念批判；等等。上述对社会主义僵化认识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国情出发，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来认识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把一些本来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而把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如果不把这些僵化观念破除，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就无法前进一步。邓小平同志对党内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思想僵化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结合改革和建设的实践阐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按照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追求的最根本的和实际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就是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个目的的实现，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的。离开了用实际手段来追求的实际目的、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完全脱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社会主义。

毋庸讳言，纵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可以看出，我们党犯过“右”的错误，但主要错误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故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在强调主要防止“左”的同时，也指出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的问题。“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了共同的认识。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科学地概括了这些共识，提出了12条有深远意义的指导原则，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讲话，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是重大的发展。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反思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并兼顾到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情况。党的十四大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正确认识的必然产物和必然结论。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克服思想僵化，进一步解放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同志在考察深圳特区后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教导，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立足于基本国情，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脚踏实地地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本文原载于《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科学社会主义》1993年第8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