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力、内生与延续：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生成源探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理论创新。新时期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众多学者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出发，对人民民主专政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其中在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生成方面，有很多阐释。学术界有些论著将人民民主专政的发生史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卡夫丁峡谷”联系起来，有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所以传入中国，并非中国人的自主选择，而多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中国设党宣传灌输的结果。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政权经历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工农民主专政，再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过程，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为了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得不走的迂回道路。笔者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生成，不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简单移植，也不是苏联模式的再版，而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演化的合力的结果。本文主要从我国近现代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演化与国情变迁的视角去考察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一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起源条件与动因

1．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焦虑中源起

任何一种理论或学说、政治制度都是适应历史需要产生的。现代化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化史发展的一条主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社会在完全被动的状态下逐渐发生新的变化，其社会性质、社会矛盾、革命任务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为了救国救民，寻找强国御侮之路，中国一部分先进的有识志士开始大胆向西方学习，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开始起步了。

在1840～1895年间，中国经历了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内部寻找改良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但由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腐败无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表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政府的现代化探索失败。在1895～1919年间，中国经历了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试图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比无产阶级诞生早且在十九世纪末登上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充当了探索现代化的的主角地位，中国先后发生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

在追随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于1915年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追求现代化的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思想层面，此时中国思想界百家争鸣空前解放，其中以汹涌而起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最为盛行。各种学派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把宣传绝对自由民主的空想图景和方案看成是真正的救国之道。例如，泛滥起来的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就是这种乌托邦真实的写照。小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固然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实践上是难以通行的，但在当时，它们却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因为，十分明显，在它里面有着列宁所说的那些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专政”一词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社会主义理想后流传出来的，最初中国人根据谐音把它译作“狄克推多”，和成为新思潮的象征——“德先生”（德谟克内西）相对应，追求一种绝对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

2．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后发生

五四启蒙思想家对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民主制度一心一意地追求是不折不扣的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那种恃强凌弱行为让激奋之中的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促使中国人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俄国十月革命起了更为强烈的冲击作用。苏维埃革命唤醒了中国的革命者“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尽管当时中国与俄国实际上是处于隔绝的状态，人们只能通过从俄国回来的中国工人及偶尔刊登在西方报刊的报道来了解十月革命，但是中国的少数最先进分子，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民主主义者仍能发现中国的国情、社会组织、经济状况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有着许多相近的地方，于是引发人人都想了解这个革命的实质，进一步认识俄国的文明热情。当俄国政府1919年第一次发表愿以平等互利原则与中国缔结友好条约的宣言后，国内进步舆论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疾呼：与俄国人民携手并进“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压迫社会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称赞“俄国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最好朋友”，热情高呼苏维埃政权是“正义人道之骄子”、“全俄的工人农民和红卫军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类”。

在研究苏俄的过程中，中国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学会了按照新的思维方式提出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的问题来，首先从一开始，他们就注意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重要性。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知识的李大钊、蔡和森、胡适等是较早接受并积极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革命者。1919年2月，李大钊公开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明确地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观点。蔡和森是我党第一个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人，1920年8月，蔡和森给毛泽东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信中就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方法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可以看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认识已经很深刻、很坚定，已经肯定了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实际上，陈独秀、李大钊等此时也已着手“就以俄为师”酝酿建党的准备工作，开始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3．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促成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成立于1919年3月的共产国际是在二十世纪初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发展起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立即面临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课题：一是如何巩固面临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新生的革命政权，二是如何通过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建立统一的共产党，以此“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个国家的政权变为多个或至少是几个对全世界政治起决定性影响的无产阶级的政权。1919年3月2～6日，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首次在莫斯科参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活动。大会号召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尽管这次大会较多着眼于欧洲革命的思想和统一问题，但是，不久苏俄、共产国际还是设法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将马列原著和共产国际的文件传到了中国。1920年初，随着苏联红军对西伯利亚的胜利进军，十月革命后一度断绝的中俄交通重新恢复，从此正式开始了共产国际联系中国革命，指导与帮助中国革命的历史。同年6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世界革命重心要东移，必须加强对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宣传工作。列宁起草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条”，规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必须在政治上和宣传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马林赴中国上海，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不久，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小组，1920年11月，维经斯基偕同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严格按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起草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在宣言中多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如各国阶级斗争的趋向都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斗争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要实现这一理想，第一步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强力打倒资本主义的国家，同时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造出一系列共产主义的道路。1921年7月，马林与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一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把“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这个纲领与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相适应。可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全世界发展扩大的表现。

二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形成历程及变迁

1．在腥风血雨的革命中孕育——工农民主专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努力开展工人运动。如果说党的第一个纲领是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面临的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还处于混沌状态，那么，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现实国情认识得更深刻些，认识到该纲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现实的。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二大还提出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最低纲领）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这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

1925年“五卅”运动后，工农运动盛极一时。然而，中国共产党因受革命阶段论的“右倾”束缚与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领导。直到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才在五大上指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已刻不容缓。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利用秋收起义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建立工农政权并要“宣传苏维埃之意义”。1927年9月19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与问题决议案中》正式提出“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928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出我们建立的是“工农联合的政权而不是单纯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到1930年全国已有大小十多块武装割据的农村根据地政权。中国共产党六大认为农村根据地政权实质上就是工农民主政权，由于国民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而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为人民的敌人，因此，“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的概念。

2．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结合——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共产国际七大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出发，号召在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一定要在“反帝必先反日”这一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进行。服从共产国际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不再坚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制，而采用“人民共和国”制。“人民共和国”这一提法正式出现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过，毛泽东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则直接使用“人民共和国”的提法，而不是“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后来解释了其原因：“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美派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与顾及自身利益的思考，有了转向抗日的倾向，“人民共和国”开始不适应抗日斗争的要求。在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公开放弃了“反蒋抗日”口号，并在致国民党电书中提出希望“建立全中国统一战线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其性质应为“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1937年国共合作的抗日政权正式建立。毛泽东后来谈道：“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案。毛泽东在1939年《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已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由于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新的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建立一个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新政权的追求。在实践上，从1940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华中、华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组织形式上普遍推行“三三制”，即中共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相继开展了普遍的民主选举，并在边区和县两级设立参议会。在理论上，毛泽东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一系列著作中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毛泽东具体探讨了“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最后得出结论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国民党修改参政会《组织条例》，试图能在战后继续实行一党独裁。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丧失人心”，应当“立即宣布废止”，人民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而要争自由和民主的统一。他特别谈道：“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也重申“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

由上可知，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条件下，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政权形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成为国体的酝酿，在实践上的尝试——抗日民主政权的建成，进一步丰富了党领导和建设人民政权的经验。

3．在新中国成立时确立——人民民主专政

尽管“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提出来的，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有些相近，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完整地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仍然经历了一个很长阶段。毛泽东最早使用“人民民主”一词，可以追溯到1936年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赞成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愿望。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作了系统、精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在稍后发表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又继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基本原理的生动表述，这两篇文章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构成了《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通过以上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形成历程及变迁的回顾，我们认为在中国特殊国情基础上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由此及彼的桥梁。它的形成历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民主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零碎到系统、由混沌到深刻的过程。

*本文原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