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郭沫若作品整理的成就与问题

李斌

摘要：郭沫若作品的搜集整理，既是郭沫若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郭沫若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本文从辑佚、辨伪、版本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认为还有大量郭沫若的翻译作品、书信、集外作品需要钩稽整理；郭沫若作品，包括书信和书法作品都存在作伪现象，需要仔细辨别；郭沫若作品版本丰富，不同版本变化较多，对版本的汇校和研究是一项有待深入开展的重要工作。

关键词：郭沫若 文献史料 辑佚 辨伪 版本

郭沫若作品整理的突破性成就出现在1980～2000年，表现在以《郭沫若全集》为代表的整理出版，以及《郭沫若年谱》《郭沫若著译系年》《郭沫若著译书目》等郭沫若研究资料的编撰出版。此后，虽然还有部分学者专注于郭沫若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并有相关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但还没有特别丰硕的成果出现。一方面，除郭沫若研究者外，其他现代文学或史学史研究者对郭沫若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关注不够；另一方面，多数郭沫若研究者对郭沫若文献史料整理工作的进展不熟悉，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现象。这些因素导致郭沫若研究中的文献史料基础不扎实，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有些论述建立在不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影响了郭沫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文从辑佚、辨伪、版本三个方面展开，系统总结郭沫若文献史料整理工作已经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完善之处。

一 辑佚

研究一个作家，需要面对他的全部作品，在已经整理出版的现代作家作品集中，郭沫若的作品集既不全面，也存在很多的问题，给研究带来了难度。郭沫若作品的辑佚和整理，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也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辑佚和整理郭沫若作品前，需要清楚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存在的问题。如果前人已经将某一作品钩稽出来了，却还认为那是佚文，就属于严重的学术不规范了，但郭沫若研究界常常犯这样的错误。

关于郭沫若作品集的整理，首先要提及的是《郭沫若全集》。与那些由不同出版社多次出版，并有不同编辑体例的现代作家全集如《鲁迅全集》和《茅盾全集》不同，《郭沫若全集》迄今只出过一次。这次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共38卷，其中文学编20卷，1982～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编8卷，1982～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编10卷，2002年在科学出版社出齐。这是目前有关郭沫若作品最全的集子。但正如有论者所说：“《郭沫若全集》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这客观地指出了《郭沫若全集》存在的问题。因为在38卷之外，至少还有27卷有待整理。

按照《郭沫若全集》编者的思路，出版《郭沫若全集》只是郭沫若作品整理的第一步：“《郭沫若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 “作者生前未编辑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将陆续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也就是说，《郭沫若全集》收录的只是作者生前出版的著作，至于散佚作品，包括未入集但在报刊上发表过，或者从未发表但存有手稿的，都属于第二步整理工作。可惜的是，第二步整理工作直到今天尚未完成。

具体来说，在《郭沫若全集》之外，还存在如下几类作品值得研究者重视。

（1）郭沫若翻译作品。《郭沫若全集》虽然声称收集整理了作者生前出版的著作，但并未包括作者的翻译作品。郭沫若翻译的作品有500多万字，数量相当大。很多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再版，查找比较困难，亟待整理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支持下，郭沫若纪念馆承担了《郭沫若全集·补编》的编撰任务。《补编》分三个部分，其中就包括《翻译编》。《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计划编辑14卷，目前已经大体编辑完成，即将进入出版流程。这是对郭沫若翻译作品第一次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出版，意义重大。

（2）郭沫若日记。郭沫若有记日记的习惯，至少新中国成立后的日记保存得比较完整，数量也相当大，是研究郭沫若与当代中国的珍贵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未能面世。

（3）郭沫若书信。目前收录郭沫若书信最多的是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共收录1913～1977年郭沫若书信634封，多数在报纸杂志和各种书籍上公开发表过，也有100多封是从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得来的手迹中整理出来的。但就目前已经知道的而言，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收录的郭沫若存世书信仅一半左右。此外，还有几本郭沫若书信集值得注意。第一，唐明中、黄高斌根据乐山所藏郭沫若家书编《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收录1913～1923年郭沫若家书66封。近年，郭平英、秦川编校了《敝帚集和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其《游学家书》部分包括《樱花书简》，但校正了《樱花书简》的错讹。第二，容庚弟子曾宪通编《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收录1929～1962年郭沫若致容庚书信60封。2009年，广东省博物馆编辑整理了这60封书信的手稿，在文物出版社出版。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仅从中选录25封，虽然校正了个别字句，但注解远不及《郭沫若书简——致容庚》详细。两书可并列参考。第三，《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该书在增井经夫收藏的基础上，由马良春、伊藤虎丸主持中日两国学者共同整理、翻译、编辑而成，1997年在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1931年6月至1937年6月郭沫若致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书简230封，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珍贵材料。在上述几部书信集外，还有相当多的郭沫若书信未曾面世，部分在藏家之手，部分还收藏在包括郭沫若纪念馆这样的博物馆中，有待学界整理。值得学界关注的是，郭沫若纪念馆承担的《郭沫若全集·补编》包括《书信编》，计划编辑4卷，目前已经搜集整理出1000多封郭沫若书信，数量是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的两倍。《郭沫若全集·补编·书信编》计划2016年完成初稿，三年之内出版。

（4）郭沫若集外散佚作品。为了搜集整理的方便，我们通常将郭沫若的集外散佚作品分为集外佚文、集外诗词、集外古籍整理三个部分。

目前，学界收集整理的郭沫若集外佚文主要有如下三种。第一，王锦厚、伍家伦、肖斌如编有《郭沫若佚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该书收录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散在佚文200余篇，是目前收录《郭沫若全集》集外文章最多的集子，但客观地讲，该书部分文章缺乏仔细核校，存在一些文字错讹和段落误排，研究者使用时最好核对原刊。第二，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编《迎接新中国——郭老在香港战斗时期的佚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1980]。郭沫若1948年在香港期间的作品，大都没有收入他的著作中。该书收录了郭沫若1948年在香港期间的佚文60余篇，弥补了这一遗憾。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香港期间写作的文章远远不止这个数，需要学界更为细心地搜集整理。第三，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郭沫若曾写过大量序跋作品，但很多都没有收进他本人的集子。该书收录《沫若文集》（共17卷，《郭沫若全集》的重要底本）外序跋作品119篇，是对《郭沫若全集》在序跋文体上的重要补充。

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诗词作品也相当多。这些作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某些诗词虽然曾经收进了郭沫若的某一集子，但并未随着该集子编入全集，比如《沫若诗词选》中多首诗词就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关于这一个问题已有论者讨论。背后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篇章不能收录涉及政治因素的。这不能单纯责怪编者。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第二种情况是有相当多的诗词虽在报刊上发表，或者随着书法作品流传在世，但没有收入郭沫若本人编辑的集子，也就没有收入全集。对这些诗词的整理，目前学界有三类比较重要的成果。一是丁茂远编著的《〈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该书收录郭沫若集外诗词700余首，是目前收录郭沫若散佚诗词最多的一部集子。编著者对收录诗词做了比较详细的考释，但不免也有错讹之处。二是乐山市文管所编《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与《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的《敝帚集》及《敝帚集外》两部分。它们收录郭沫若青少年时代的诗词最为详尽。三是蔡震编《〈女神〉及佚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中的佚诗部分，该书除收《女神》初版本外，还收录郭沫若创作于《女神》时期，后来却没有收进《郭沫若全集》中的新旧体诗97首。

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古籍整理主要是《再生缘》和《西厢》。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陈寅恪研究清代弹词《再生缘》，郭沫若对《再生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以三个版本为底本，通读四遍，仔细核校，完成了《再生缘》校订本。中华书局已经排出清样，但由于涉及朝鲜问题，该书搁置未版，也就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200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出版，并收录了郭沫若有关《再生缘》研究的9篇文章。这是该书第一次与读者见面。除《再生缘》外，1921年，郭沫若校订改写了《西厢》，在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本书也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

对于郭沫若的集外作品，有些工具书提供了线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三种。一是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该书收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又收录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郭沫若著译系年》列出的作品，相当多没有收入全集，这为搜集整理郭沫若集外作品提供了目录索引。二是萧斌如、邵华编《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该书辑录截至1985年的郭沫若著译500余种，每种著译作品列出详细的版本和篇目信息，其中很多篇目未进入《郭沫若全集》。三是龚继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从该年谱中可以钩稽出相当多的郭沫若集外作品篇目。

郭沫若文献史料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应该是对上述作品集或工具书进行核校，辨别真伪。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对《樱花书简》的辨别。《樱花书简》整理出版后，长期以来作为郭沫若研究的重要资料。但蔡震、郭平英两位学者各自根据其看到的手稿和信封，对《樱花书简》的写作时间和部分文字进行了重新考订，校正了不少错讹。近年来学界对《郭沫若全集》在编排体例和收录不全方面有不少指责；也有年轻学者逐一核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题注的可靠性，纠正79篇题注。在丁茂远《〈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出版后，《郭沫若学刊》组织对该书展开讨论，从该书所收作品的真伪、体例安排、注释的准确性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丁茂远在此基础上再次校订，并再次发掘了数十篇集外诗词。上述对郭沫若作品相关整理成果的讨论，有助于将郭沫若研究精准化。可惜的是，这样的成果并不多，而且也不为学界所重视。其实，应该对《郭沫若全集》《郭沫若著译系年》《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进行考辨，纠正错讹，以便使郭沫若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

在郭沫若研究界，有些学者甚至有些刊物一律将《郭沫若全集》未收作品当成佚作。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待商榷。所谓佚作，是指发现了先前学界尚未知晓的作品。对于新发现的郭沫若作品，不仅要看《郭沫若全集》是否收录，还要看《郭沫若著译系年》《郭沫若年谱》《郭沫若佚文集》等郭沫若作品集及相关工具书是否提到。此外，还得查找近年来报刊上是否已经有人将这一作品整理介绍给学界了。只有所有这些著述文章都没有提到的郭沫若作品，方可称为郭沫若佚作。近年来，有些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区别，力图在上述著述文章之外，发掘郭沫若佚作。这样的发掘十分有意义，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重视。

对郭沫若佚作的发掘，不仅应该注意民国以来的老旧报刊，还应该注意档案馆、博物馆、收藏家所藏文物。有相当多的郭沫若散佚作品藏在郭沫若纪念馆等博物馆中，有相当多的郭沫若书信在一些名人后代或收藏家手中。此外，一些书画作品中的题跋，各地风景名胜的楹联牌匾，都可能不为学界所知。这需要有心人多留意，多搜集，多披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注重佚文的发掘整理。但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年轻学者着力点在于一些二流或二流以下的作家，这无可厚非。一方面，鲁迅、茅盾等一流作家再难有佚文面世，另一方面，整理郭沫若的佚作确实有难度。但郭沫若集外佚作如此之多，从整个学科发展来说，亟须有更多学者投入精力去整理发掘，它的价值绝对不亚于对二流作家佚作的钩稽整理。

郭沫若纪念馆承担的《郭沫若全集·补编》除《翻译编》和《书信编》外，还有《集外编》。《集外编》计划编辑9卷，包括集外诗词戏剧题跋3卷，集外文4卷，集外古籍2卷，字数在350万字左右。该编目前绝大部分作品已经搜集整理完成，预计三年内出版。这将是收录《郭沫若全集》集外作品最多的集子。

郭沫若作品中值得学界格外注意的还有他的书法作品。郭沫若去世之后，其书法作品主要由其家属整理，出版过不少集子。比较重要的有《郭沫若遗墨》（郭平英、郭庶英、张澄寰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郭平英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郭沫若题画诗存》（郭平英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 《郭沫若于立群书法选集》（郭庶英、张鼎立编，中国书店，2007）, 《郭沫若于立群墨迹》（郭平英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等。在编辑郭沫若书法作品的工作中，郭平英女士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书法作品收录的大多数是郭沫若书法中的精品，绝大部分文字没有收入他的全集，甚至相关研究资料也很少提到。郭沫若研究者如果留心这方面的文献，定能有所发现。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郭平英、邱禾、李晓虹等学者正在编辑一套12卷本《郭沫若书法全集》，有望于2017年面世。这套作品当然不能说收录了郭沫若的全部书法作品，但其中收录的很多文献资料是第一次披露的，值得研究者期待。

二 辨伪

长期以来，有关郭沫若文献史料存在严重的作伪现象。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著作作伪，二是书信作伪，三是书法作伪。三种作伪都需要研究者鉴别。

1946年，郭沫若在《上海文化》和《联合日报晚刊》刊出启事，维护著作权益：“敝人译著多种，二十年来多被坊间盗印，或原出版者未经同意自行再版或将版权连同纸型转让，或擅自更改书名及译著者名，诸多侵害权益之事，殊难枚举。兹请群益出版社吉少甫君为本人代理人，清理所有译著，无条件收回，自行整理出版。请承印各出版家，将版税清算结清，并将纸型交回或毁弃。如承上演、广播，或转载，均请与代理人洽立合约。日后如有违害本人著译权益事件发生，当依法请沈钧儒沙千里二大律师保障追究。”这则启事反映了郭沫若著作长期被侵权和盗版的事实。除这些情况外，还存在盗用郭沫若的名号印行他人著作等情况。这都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干扰。

关于郭沫若的盗版书，《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专列“翻版书”一类，“翻版书也称盗版书，它的出现，情况虽有所不同，但总的说都是没有征得著者同意的出版物，出版商为了牟利，当然稿酬是分文不付的，有的甚至将原作斩头去尾，改得面目全非，深为著者与读者所痛恨”。但由于1927年后郭沫若著作被禁的特殊情况，有些翻版书“对郭沫若著作的传播是起了宣传和支持作用的”。该书共列出郭沫若盗版著作39种（55个版次），译著11种（11个版次），这些盗版书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出现的最多，占郭沫若出版著作的一半以上。

最近，蔡震在《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的基础上，对郭沫若著译的盗版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蔡震指出了《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1949年上海春明书店的《郭沫若文集》, 《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认为是“翻版书”，但蔡震认为不是盗版书。笔者同意蔡震的观点。蔡震主要区分了郭沫若盗版书的种类。第一种是“盗用郭沫若某一作品由某一出版社所出版印行的版本”，比如上海新新书店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上海复兴书局1936年《沫若诗集》都是盗印上海联合书店的版本。第二种是“盗用郭沫若作品、署名，编辑印行的版本”，比如上海仙岛书店1930年《黑猫与塔》，上海国光书局1931年《黑猫与羔羊》等。第三种是“盗用郭沫若之名（包括也盗用出版社之名）出版，但非郭沫若所创作或翻译之出版物”，比如：“《文学评论》，署 ‘郭沫若著’，上海爱丽书店1931年4月15日出版。该书所收《新文学之使命》、《士气的提倡》、《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等文学批评和理论文章，均为成仿吾所作，实为成仿吾的一本文论集。”

盗版本对于研究存在很大的干扰，必须仔细鉴别。比如仙岛书店1930年的《黑猫与塔》，其“前言”实际上是郭沫若1925年为《塔》所作的“序言”。编者自作聪明，将这篇文章的时间署为“1930年6月11日”，并将首句的文字做了改动。这就对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鉴别郭沫若盗版书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正如蔡震所说：“我们现在所考察、整理，并以之作为研究资料的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的情况，只是截止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物，实际上，郭沫若著译作品的出版物还不断有新的资料陆续出现。”对于新发现的署名为“郭沫若”著作的，我们必须留心，在没有把握之前，不好轻易就断定是郭沫若的作品。

郭沫若书信作伪突出表现在陈明远伪造书信事件上。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收录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69封，所用底本为陈明远提供的抄件。这些书信被认为披露了郭沫若的一些心迹，至今被学术界广泛引用。但很多信件系陈明远伪造，郭沫若秘书王戎笙有专著《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考订这些书信甚详。王戎笙认为，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时间为1956年9月14日，《郭沫若书信集》收录1956年9月14日之前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14封，这14封信全是陈明远伪造的；郭沫若致陈明远最后一封信时间为1963年1月8日，《郭沫若书信集》却收录了1963年1月29日至1966年1月5日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17封，这17封信也全是陈明远伪造的。此外，《郭沫若书信集》收录的1956年9月14日至1963年1月8日郭沫若致陈明远的38封信中，也存在伪造或篡改问题。如1960年8月18日的信就是伪造的，“这封伪信的第一段，只保留了郭沫若原信中的第一段的大致内容，其余各段全是陈明远伪造的”。又如1962年6月1日的信，就经过了陈明远的大量篡改。王戎笙的论述建立在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和自己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是可信的。但遗憾的是，现在学界还大量引用陈明远的伪信，得出的结论自然靠不住。

除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书信外，还有其他人造假。现在孔夫子旧书网以及一些拍卖公司拍卖的郭沫若书信手迹，有相当一部分是伪造的，使用时需要仔细鉴别。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作品不仅在书法界和收藏界是值得珍藏的珍品，而且很多研究实际上可以将其作为素材，但学界对他书法的研究与其实际成就还远远不匹配。这方面的深入开展，必然面临辨伪的难题。现在市面上流传的郭沫若书法作品，有相当多属于后人伪造，对其的鉴别需要很深的专业功底。我们在引用和研究这些作品时，需要加倍小心。

三 版本

郭沫若一生撰写、翻译了大量著作，涉及面广，再版次数多。郭沫若著译版本比较复杂，现在还少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是有关郭沫若著译版本情况的最详尽和最可靠的工具书。该书“分为八个部分：（一）著作；（二）翻译与合译；（三）日译著作；（四）合集；（五）翻版本；（六）选编、编注本；（七）编校本（附郭沫若丛书目录）;（八）改编本”。该书收录500余种。每部分中的著作按初版时间先后编排，每本著作列出书名、著者、丛书名称、版次、开本、页数和目录。目录一般按照初版本编入，有些著作后来的版本变化情况比较大，该书就列出多个目录。如《奴隶制时代》, 1952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初版本和1954年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变化很大，该书就同时列出了这两个版本的目录，以便读者比较。

这本书是郭沫若研究者手头常用的工具书，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书收录时间截至1985年，迄今已30多年。这30多年来郭沫若著译又出版不少，其中有些版本还比较罕见，比如近年来整理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手稿本、《读〈随园诗话〉札记》手稿本、《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的《敝帚集》，都是第一次面世，却很少为郭沫若研究界外的人知道和使用。第二，该书以上海图书馆馆藏为主，收录并不全面，有很多信息需要增补，比如《女神》，就缺泰东图书局第5、11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第3、5、6、8、9次印刷的信息，其实只要结合郭沫若纪念馆、国家图书馆等地的馆藏，这些信息大多能够搞清楚。第三，该书第三部分“日译著作”，收录了翻译成日语的郭沫若著作及合集，但郭沫若外译作品不仅有日语，还包括英语、俄语、法语、阿拉伯语等多个语种，这些方面的信息还缺乏钩稽整理。第四，所谓合集，是指既包括郭沫若作品，也包括他人作品的作品集，这样的作品集太多，即便收录也是挂一漏万，不收录为佳。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30多年来没人讨论，更没有人进行增订修补。

《郭沫若全集》在部分注释中注意到了版本的比较。比如收录《女神》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编者将部分诗句与初版本对照，通过脚注的形式列出初版本的文字，像《匪徒颂》中的部分改动。收录《文艺论集》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编者将录入的文字与初刊本进行比较，在有所变动的地方通过脚注的形式列出初刊本的文字。但《郭沫若全集》各卷由不同学者编辑，编辑体例又没有统一要求，因此这样的校勘比照只是极个别现象。郭沫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所修改，而且有些改动不止一次，《郭沫若全集》对此反映得很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三部重要作品的汇校本。这三部作品分别为桑逢康校《〈女神〉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黄淳浩校《〈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王锦厚校《〈棠棣之花〉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三位编者都是从事郭沫若文献史料整理的专家，他们广泛收集郭沫若上述著作的各种版本，或以初版本，或以《郭沫若全集》中的版本为底本进行汇校，为郭沫若研究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陈永志积30年的功力，出版了《〈女神〉校释》，纠正了桑逢康《〈女神〉汇校本》与其他相关成果的失误。比如，他提出桑逢康《〈女神〉汇校本》所用的9种版本，只有5种具有校勘价值，且没有使用《女神》作品的初刊文进行校勘。这些成果都十分有价值，推动了《女神》汇校的深入。近年来，青年学者孟文博从事郭沫若作品的校对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他核校了黄淳浩《〈文艺论集〉汇校本》，提出质疑，撰写长文，使《文艺论集》的汇校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进展。此外，他还校勘了《文艺论集续编》《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契诃夫在东方》等郭沫若比较重要的作品，这都是对郭沫若著译版本研究的重要推动。但遗憾的是，郭沫若著译版本这么多，被汇校过的作品却这么少，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其他成果比起来差得太远。

本文从辑佚、辨伪、版本三个方面谈了郭沫若研究中的文献史料整理情况。当然，郭沫若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三个方面，尤其是他的生平史料，比如廖久明教授关于郭沫若归国问题的考证等，本文就没有涉及，这有待将来补充。本文篇幅有限，难免挂一漏万，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