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盟、非洲一体化与中国的建设性参与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非洲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非洲各国人民通过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争取实现政治独立，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后开始追求经济发展与全面复兴。当前，非盟的发展不仅显著推动了非洲的经济振兴与和平安全建设，也通过集体的力量和日益统一的姿态而显著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成为21世纪非洲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和建设者。中国始终注重发展与非盟的伙伴关系，逐步增加了对非洲一体化的重视和投入，在当前非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难以替代的重要角色。通过参与非洲经济一体化以及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建设，中国不仅帮助了非洲，也通过推动非洲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进程而展现了自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由此提升了自身在国际和平与发展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非盟 非洲 一体化
【作者简介】罗建波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21世纪以来，非洲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由20世纪的“求独立、求解放”转变到“求和平、求发展”。为顺应这一时代要求，非盟积极致力于实现非洲大陆的政治稳定与经济振兴，成为推动当前非洲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虽然非盟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非洲一体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仍很大，但深入推动非盟的地区合作进而实现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是非洲复兴的必然选择，也是世人对非洲发展的普遍期待。当前中国与非盟关系的发展，具有推动非洲发展及亚非复兴进程的积极意义。
一 全球化时代非盟的角色、使命与成就
非盟于2002年正式成立并取代非统组织，是非洲国家旨在通过集体力量来寻求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并提升非洲国际地位的重大举措。如果说非统组织的历史贡献在于推动非洲大陆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那么非盟的成立则是这些已经实现民族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非洲发展与复兴的追求。非盟的成立是非洲复兴的新起点，标志着非洲一体化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非盟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非盟积极倡导“自主发展”思想，着力推动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为非洲经济合作搭建了制度平台并规划了合作路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提出了21世纪非洲发展的总体目标，旨在通过非洲国家的联合自强以消除贫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其具体路径为，一方面实施重大的经济技术和能力建设项目以推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内部和相互间的一体化来实现非洲大陆层面上的合作，最终建立起成熟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目前，诸如东部非洲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组织正在推动建设关税同盟甚至货币联盟，为未来非洲大陆的经济合作搭建了必要的制度平台。当前，非盟致力于非洲经济合作的重要方面，积极推动非洲大陆的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基础设施直接影响了非洲的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正如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表明，全球进口商品的平均货物运输费用占到商品价格的5.4%，而这一数字在非洲则高达5倍以上。为改变非洲基础设施的落后面貌，2012年1月召开的非盟第十八届首脑会议重点讨论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承诺落实跨国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快铁路联通和港口运力建设，以突破制约贸易发展的交通瓶颈。
非盟是非洲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维护者。在安全理念上，非盟对非洲集体安全原则进行了重大创新，以“非漠视”原则（non-indifference）取代了非统时期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原则（non-interference）。非盟呼吁对非洲战乱与冲突实行“零容忍”（zero tolerance），规定在成员国国内出现严重反人道罪行或出现不符合宪法程序的政府更迭，以及在成员国间出现侵略情势时有权实施强制干预，其中包括武装干预的使用。这使非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权对那些潜在危机或现实冲突进行主动干预，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集体干预与国家主权长期存在的内在紧张，这是非盟与非统组织在安全原则上的最大不同。在机制建设上，非盟创建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正在积极建设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非盟还推动建立了非洲国家间的相互监督和约束机制，即“非洲互查机制”，希望利用集体规则和相互监督来促使非洲国家实现良治，进而实现非洲大陆的政治稳定。在实践层面，非盟自成立以来，相继对科特迪瓦、多哥、科摩罗、马里、中非、南苏丹等国的政治危机进行了政治调解和斡旋，同时向布隆迪、索马里、苏丹达尔富尔派遣了维和部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非盟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索马里开展维和行动并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执行“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对于有效遏制索马里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动荡局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虽然非洲冲突管理离不开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介入，但非盟的集体安全机制无疑是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核心。
非盟是非洲国际地位提升的积极贡献者。非盟注重以集体姿态“抱团”参与重大国际事务，以统一声音表达非洲人的应有权益主张。一是争取实现非洲国家的“入常梦”。非盟于2005年3月和7月相继发表《埃祖尔韦尼共识》和《锡尔特宣言》，呼吁联合国基于普遍性、平等性和地区平衡原则进行全面改革，要求给予非洲不少于2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非盟能够基本协调非洲国家的立场并提出统一的入常方案，显示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团结，这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二是在“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框架下与外部世界建立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争取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支持。三是鼓励非洲国家以集体姿态与外部世界创建合作机制，更为清楚地表达自身的利益关切，增强非洲融入全球体系的能力。目前，非洲大陆已分别与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中国建立了美非经贸合作论坛、欧非首脑峰会、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印非首脑峰会、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等重要的合作机制，2014年美国还在华盛顿首次举办了美非首脑峰会。
非盟是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思想的积极倡导者。非洲是世界各大洲中较早提出整个非洲大陆实现团结、统一与复兴的大陆。在20世纪非洲民族解放任务完成以前，泛非主义旨在复兴“非洲个性”和“非洲传统精神”，唤醒非洲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推动非洲大陆实现完全独立和解放。21世纪非盟取代非统组织之后，开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阐释非洲复兴思想，呼吁非洲国家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稳定与良治。2013年非盟在纪念非统组织成立50周年庆典时，再次强调“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的主题，呼吁非洲人团结一致共寻和平、发展、民主与良治的复兴之路。正如时任非盟轮值主席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会议致辞中说：“今天和未来非洲人的使命是完成先驱们的梦想，创造一个免于贫穷和冲突的非洲，一个和平、繁荣和统一的非洲。”非盟对非洲复兴思想的倡导，有助于塑造非洲人的共同身份意识，激发非洲人独立自强的精神，从而为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与一体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动力。
二 当前非盟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非盟自成立以来，在理论创新和机制建设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在推动非洲一体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但其合作成效却并不明显。在政治与安全合作方面，非洲政治形势并未因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创建而得到彻底改善，非洲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面对近年来北非政治动荡和马里、中非、南苏丹局势的恶化，非盟应对乏力，非洲冲突的解决仍然主要依靠外部力量的介入而非地区集体安全机制。在经济合作方面，“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推动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及其他经济技术建设项目上进展缓慢，非洲经济一体化也未能有效推动非洲内部贸易和投资的显著增长。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3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指出，虽然非洲内部贸易额在总量上有所增长，但非洲内部贸易额占非洲贸易总额的比重却从1997年的22.4%降至2011年的11.3%，而这一比重在亚洲和欧洲则分别达到50%和70%。阻碍非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非盟面临的内部制约因素：经费不足与能力建设滞后。首先，由于非洲国家大多是不发达的中小国家，非盟的经费因此主要依赖外部支持而非成员国缴纳的会费，这极大影响了非盟的一体化努力。比如，当前非盟和平与安全机制90%的经费开支需要依靠外来援助，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欧盟及欧洲主要大国。非盟在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使命也主要由于人力、装备和财政拮据而不得不让位于“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非盟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也部分因为财力所限而一直无法达到联合国批准的维和人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目标在于推动非洲国家实现经济自立，但资金短缺使得许多发展倡议难以付诸实施而束之高阁。其次，非盟的能力建设不足是制约非盟发展的又一内在因素。非盟的机制建设不可谓不完备，它制定的各种有关非洲和平与发展的决议不可谓不多，但这些机制和决议常常由于执行能力的不足和行政效率的低下而流于形式。在很多观察家眼里，非盟还只是一个“清谈馆”。
非盟发展的条件不足：核心国家的缺失及非洲大陆的“分裂”。地区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区“核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及其扮演的领导角色。这是因为，地区内的核心国家能够带动地区市场的发展并协调各成员国的行动和利益，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利用其相对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来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创造条件以克服地区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障碍。欧洲一体化离不开法德轴心的携手并进，东盟合作的不断深化也离不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的积极推动。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和埃及原本是非洲的地区大国，但这些国家的国内发展面临巨大问题因而限制了它们在地区事务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南非经济相对发达但国内贫富分化严重且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尼日利亚资源丰富却未能摆脱“资源诅咒”，且国内族群、宗教矛盾突出，因而成为非洲“跛脚的巨人”；埃及在北非乃至整个非洲有着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但近年来未能走出世俗主义和宗教主义的政治冲突。如何推动这些国家本身的发展与稳定，激发其对地区发展的热忱和信心，是关乎非洲一体化未来的重大问题。非洲大陆还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分裂”状态。首先，来自欧洲的殖民统治把非洲从政治、经济、语言和地理上分割为“法属非洲”“英属非洲”“葡属非洲”等地缘政治板块。各国与殖民宗主国形成的片面的经济依附和垂直的产业分工尚未改变，非洲各国、各区域间的横向经济和社会联系未能建立起来，这直接造成非洲国家间的横向贸易和经济合作难以得到有效开展。其次，严重的地区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了非盟的政治团结。比如，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战乱就一度导致周边国家直接卷入，几乎演化为一场地区性战争，也使大湖地区至今仍未摆脱战争的阴影。最后，非洲除了非盟这一涵盖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地区组织外，还有众多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其中非盟认可的就有8个。这些区域合作组织的一体化程度不一、政策各异且在地理区域上交叉重叠，不仅难以有效协调彼此间的一体化进程，也消耗了非洲国家本已严重短缺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非盟面临的理论困境：民族国家构建与地区一体化的矛盾。泛非主义的政治理想是实现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大陆的完全统一。然而，在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国家构建而非大陆层面的政治统一。这是因为，非洲各新生民族国家必须有效整合国内各族群、各地区间的差异和隔膜，在全新的民族国家政治框架下创建一个新的国族。同时，政治独立的来之不易使非洲国家格外珍视并注重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独立，这使地区一体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面临国家主权的制约。虽然非盟创造性地提出了“非漠视原则”，并实施了非洲国家间相互监督的“互查机制”，但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仍是《非盟宪章》规定的基本原则。如何处理民族国家构建与泛非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民族国家倡导的“国家性”“国民性”与泛非主义倡导的“泛非性”“非洲性”之间寻求平衡，是当前非洲一体化尚未很好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三 非盟与非洲一体化的发展前景
非洲一体化进程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幅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落差的二元图景。能否全面评估非盟取得的发展成就，客观认识非洲一体化的理想与现实，关系到我们对非洲一体化的态度以及中国—非盟关系发展前景。
非洲一体化并非没有建树。在历史上很长时期里，非洲一体化主要是一种政治合作而非经济合作，其发展成就也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而非经济领域。非统组织在历史上曾长期致力于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事业，促成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当前非盟又积极致力于推动非洲国家的政治进步和人权保护，有力推动着非洲国家的良治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尽管非洲集体安全合作未能给非洲带来长治久安，但不断完善的集体安全机制却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遏制现有冲突的升级以及潜在冲突的爆发，有助于使和平与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对外关系领域，非盟的国际参与显著提升了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使非洲国家在相当程度上以近代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独立姿态在国际上发表自己的声音和看法。从更为广泛意义的文化精神层面看，非洲一体化还有助于塑造非洲人的共同身份和区域意识，强化非洲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对于非洲国家的长远发展以及非洲大陆的复兴事业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非洲一体化是非洲复兴的必然选择。非洲国家大多积贫积弱且治理能力不高，缺乏以一国之力实现经济发展并有效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更难以一国之力去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因此，通过地区合作增进各民族国家的利益，通过集体力量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并解决日益增多的跨国性问题，就成为非洲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战略选择。对多数非洲国家而言，当前非盟的奋斗目标并非是要建立“非洲合众国”，而是为各个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外部条件，为那些弱小的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帮助那些弱小的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埃塞俄比亚学者马莫·穆契（Mammo Muchie）所言：“联合起来的非洲是非洲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和相互间获得尊严、自信和自尊的唯一途径。”这是非盟和非洲一体化对非洲落后国家的特殊意义所在。
国际社会重视非盟和非洲一体化。国际社会普遍把非洲一体化视为非洲复兴的必然选择，把非盟视为非洲一体化的核心。各大国也纷纷加强了同非盟的合作，希望以此推动非洲的发展，同时借助非盟的平台扩大自身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欧盟和美国均向非盟派驻了常驻使团，并向非盟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维和支持。欧盟早在2004年便出资2.5亿欧元在欧盟—非洲伙伴关系框架下设立“非洲和平基金”, 2014年欧非峰会进一步承诺未来三年内为“非洲和平基金”提供7.5亿欧元的财政支持。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也显著加大了对非洲一体化的重视，金砖国家组织2013年德班峰会决定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其中的重要考虑便是支持非洲的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撬动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非盟的当务之急是及时拟定统一的对外政策，充分利用外部世界对非洲一体化的重视来推动非洲地区合作。
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发展显著提速，一大批非洲国家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前20名的国家中，有11个在非洲。自2013年开始，非盟着手拟定涉及未来50年发展规划的“2063议程”，以有效动员非洲力量，实现大陆的发展与变革。使非洲从“绝望的大陆”转变为“希望的大陆”，是当前非盟的历史使命，也是世人对非盟的期待。非洲一体化充满艰辛，却大有希望。
四 中国—非盟关系与非洲复兴进程
基于对非盟发展前景及其历史角色的积极认识，基于对非洲发展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积极重视发展与非盟的关系，不断增加对非洲一体化的投入，由此推动了当代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升级和发展。
中国与非盟的合作机制初步建立，双边关系的定位逐步清晰。事实上，中国自1998年起便开始派政府特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非统首脑会议，这一惯例在非盟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2002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作为政府特使出席了在南非德班市举行的非盟首届首脑会议，此后中国均派出外交部级别较高的官员出席非盟首脑会议。2005年3月，中国向非盟派驻兼驻代表，成为首批非洲以外国家向非盟派驻兼驻代表的国家之一。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中非双方致力于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非盟关系自然是这一战略伙伴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非盟委员会正式加入中非合作论坛，非盟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的地位得到应有的确认。于2008年11月正式启动的中国—非盟战略对话会议至2015年已举办了六次，为双方就中非关系发展和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搭建了平台。中国与非盟关系的机制化和制度化已经起步，双方往来的总体框架已初步搭建起来。
中国与非盟还加强了高层互访，不断夯实双方政治互信与合作。2003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埃塞俄比亚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时任非盟委员会主席科纳雷。2005年8月，科纳雷访华。2009年9月，时任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访华，声称非盟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感谢中国为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2012年1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应邀出席非盟第十八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开幕式，发表主题为“加强中非团结合作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非盟首脑会议。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和非盟总部，并发表“开创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演讲，称赞“非洲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非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
伴随双边关系的显著改善，中国与非盟合作的内容得到显著拓展，由此前主要集中在政治互助发展到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中国基于非盟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优先目标，与非盟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平与安全、人力资源合作与能力培训、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其中之一是中国推动并参与非盟的经济一体化与跨区域合作。经济合作、冲突管理与共同外交是非盟时代非洲一体化的三个核心领域，其中经济合作更是直接关系到非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及世人对非洲一体化的信心。然而，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严重影响着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及相互间横向贸易的开展，也极大降低了非洲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及参与世界经济的深度和广度。为表达对非洲区域合作的支持，在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宣布“中国将同非方建立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为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提供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中方当时承诺在2012年后的3年里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重点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中国已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
中国注重与非盟在解决非洲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上的合作，以负责任的姿态建设性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其具体方式，一是明确支持非盟倡导“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的原则，推动非盟在维护非洲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为非盟在非洲开展的自主维和行动和常备军建设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增加为非盟培训和平与安全事务官员和维和人员的数量。《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声明：“支持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及相关国家为解决地区冲突所做的积极努力，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三是在诸如苏丹达尔富尔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定支持非盟的主导作用。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明确推动苏丹政府、非盟、联合国“三方机制”和坚定支持以维和行动和政治和解进程为主渠道的“双轨战略”，敦促苏丹方面与非盟开展务实合作。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的首次非洲之行中访问了苏丹，提出处理达尔富尔问题应遵循的四项原则，其中就包括“非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四是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开展的维和行动，以此帮助非盟及非洲国家实现冲突治理。当前，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在全球的9项维和行动，其中7项在非洲。2013年4月，中国向马里派遣了包括工兵、医疗和警卫在内的维和先遣队，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具有安全警卫能力的安全部队参与维和。2014年12月，中国首次向联合国派出成建制的维和步兵营，部署在南苏丹首都朱巴地区，主要承担维和任务区保护平民、联合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以及巡逻警戒、防卫护卫等任务。这表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提升，标志着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也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承担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国责任。在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中国承诺将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继续深化在上述领域同非盟的合作。
中国还重视非盟的机构与能力建设，以此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非盟建立了泛非议会、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常驻代表委员会、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经济社会与文化理事会，特别技术委员会等机构，初步搭建了一体化的组织框架和运行规则，但这些机构的完善尚需时日，且由于自身财政拮据及办事效率相对低下，非盟的决策与行动能力还亟待提高。为支持非盟建设，中国显著加大了对非盟的资金、物质援助。中国于2006年决定无偿援建非盟总部大楼和会议中心，这一继坦赞铁路以来的又一重大项目于2012年1月正式竣工并交付非盟，使非盟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会议中心和办公楼。正如非盟轮值主席、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所言：“中方援建的会议中心，是中非友谊新的象征……这座宏伟的建筑代表了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中国还承诺，自2012年起的3年内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同时，中国还注重与非盟开展人力资源培训工作，中非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也把非盟纳入合作范围，2011年起商务部开始在多边项目下为非盟举办专门的能力研修班，其他的非洲人力资源研修班也加大吸收非盟的相关人员。
中国在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领域，继续与非盟在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更为公正合理发展等方面开展合作。尽管当前国际格局较历史上已有很大变化，中非合作关系也已经超越了以反帝反殖反霸为基础的历史阶段，但中国与非盟及其成员国仍能在关系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开展合作，在诸如人权、国家主权、联合国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及国际秩序变革等重大问题上，中非双方仍然视对方为可信赖的合作力量。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敦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同时对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在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倡议建立“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不定期举行高官磋商，在卫星气象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沙漠化防治、城市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强合作，并承诺在3年内“为非洲援建太阳能、沼气、小水电等100个清洁能源项目”。至2012年，中国在非洲实际援建了105个清洁能源和供水项目，陆续开工建设或交付使用。2012年，中国还启动为有关非洲国家援建自动气象观测站、高空观测雷达站等设施的项目，提供森林保护设备，支持非洲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非盟及非洲一体化已经成为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同非盟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对非洲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与非盟的全方位合作，拓展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与形式，成为当代中非关系全面提升的重要体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非盟关系的不断发展就具有了全球化时代的特殊内涵，它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和经济复兴进程中的再度携手，是双方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问题之解决并最终实现世界均衡发展的不懈努力。借助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非盟及非洲国家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而且还能够借助中国的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以更为有利的方式参与全球化。伴随中非关系的显著提升，非洲开始更为自主、更为主动、更为自信地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推动与非盟的战略合作，对于21世纪的中国外交同样意义重大。非盟是非洲地区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地区组织，它的理念与政策不仅规范着非洲国家间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与非盟关系不仅只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双边关系的补充，而且具有独特价值。通过参与非洲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中国不仅帮助了非洲，也为自身赢得更多经济机遇提供了可能。从政治和外交层面上讲，借助非盟这个地区组织平台，中国不仅可以通过推动非洲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进程而展现自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而更好地赢得非洲国家的信任，而且也能够通过非盟的政治影响力而获得非洲国家的战略支持，由此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这些对正在实现崛起的中国及其战略环境的改善是弥足珍贵的。如果说非洲是中国撬动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那么非盟就是这个支点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