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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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化性质投资影响因素分析(1903~1936年)

陶一桃陶一桃,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数量分析方法对中国1903~1936年近代化投资的影响因素做了初步考察,结果表明,在中国资本品制造业极弱且基本依靠进口的条件下,中国近代化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消费需求、汇率和投资惯性。消费需求、汇率和投资惯性三个变量弹性值依次为0.46、-0.36和0.77。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消费需求和汇率两个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得出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大于汇率的结论。与此同时,关税税率对近代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关键词:近代化投资 消费需求 进口 汇率 关税


长期以来,近代中国的时间序列投资额一直是缺乏的。现有的资料基本上是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个别投资主体和个别投资领域做出的不离散数据的估算,相对来说,对外国人在华投资的研究相对充分一些。美国早期学者雷麦(1957)的《外人在华投资》是近代中国外资研究领域的巨著,他以大量亲自调查和外籍人士协助提供的资料为基础,以上、下两卷分别论述了“非华人”在华投资及美、英、日、俄、法、德诸国分别对华投资的历史过程,估算了一些时点上的数据。在雷麦的书出版之前,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刘大钧就有了同名著作(雷麦,1957),该书是由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委员会刊印的,主要根据中国的资料写成,是雷麦著作的参考资料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也有学者在此领域内著有力作,如吴承明(1955)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和杜恂诚(1986)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等。此外,台湾学者张肖梅(1972)编辑整理了外国人在华投资的历史资料。在农业投资领域,张东刚(1996)估算了若干年份全国农业投资额。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些对于个别年份投资额的估算与研究,不一而足。总体来看,这些文献在收集和整理数据方面的确是功力非常,但是,这些数据毕竟不全面、不连续,难以据此研究全国性的投资问题,有待于今后的学者冲破原始资料不足的制约,利用某种科学合理的方法估算出全国的时间序列投资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罗斯基(2009)在1989年出版的《战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对1903~1936年中国近代化性质(Modern-Oriented)投资额数据做了估算,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唯一的34年连续数据,实属难得。他的数据是全国性的,虽不是近代中国34年间各年度的各领域全部投资数据,但其“近代化性质的投资”的研究角度确实意义重大。众所周知,近代时期是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对“近代化性质投资额”进行研究就是这一阶段的核心经济问题了。本文拟就这一重大问题,做一点因果关系分析的工作,就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