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

认知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主要集中于安全、战略与决策领域，其中包括战争原因分析、国际危机中的决策与政策选择、冲突与和平的解决、联盟政治研究等领域。在这些问题领域，重点分析相关个体层次以及组织层次决策中的认知变量的影响。认知学派的学者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心理倾向指导着其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认知方式、性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

一 认知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与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初期，就有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昆西·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对于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

尽管如此，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并没有给予个体“认知”的概念以足够的重视。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个体及个体的知觉、动机因素尽管很重要，但由于这些因素的“不可观测”性，因而应将它们从分析架构中排除。在肯尼思·沃尔兹所建立的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国际体系的结构影响国家的行为，国际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对国家行为或国家的互动起决定性作用，个体层次的人性因素也并不是其重点分析所在。

20世纪50年代以后，心理学研究领域掀起的“认知”革命及其在国际政治学科中的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科对外政策分析研究兴起，个体认知及知觉因素的作用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传统理性行为体的视角假定人是思想开明的并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但认知学派学者认为由于人的信仰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压力，个体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往往并不是理性的统一体，更多的是因思想禁锢而拒绝环境的变化。因此，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以此与非理性相区分。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假定为：个体是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行为者，人是理性行为体，而受认知能力和环境影响，人的理性又是有限的。

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知觉因素对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对战争等的影响。多数研究者认为个人政治信仰体系与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紧密相关。个体的政治信仰与政治决策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研究者一致认为信仰对政治行为具有影响：信仰影响政策选择。此后知觉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分析预期、个性以及动机对知觉的影响等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逐渐拓展至常态决策行为分析领域。1970年，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在《决策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认知图式理论”。他指出人们面对问题时，总是寻求因果信仰的认识，确认可能的结果，确认可能的政策选择，最后进行政策选择。认知图式理论通过对决策者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特定信仰的相互关系的直观描述，在简约、通用性、描述力、解释力以及规范含义方面具有优势。

1980年以后，认知理论之前建立的一些基本分析范式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证研究增多，产生了大量的经验性成果。一些著作也对认知变量分析路径进行了完善和补充。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社会认知的相关理论开始得到运用，如自我知觉理论、社会归因理论、态度改变理论等。1985年，在《遏制的起源：一种心理学的解释》一书中，美国学者拉森在概述了既有的阐述美国遏制政策起源的各种理论解说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各种社会认知理论以及个体、组织和体系层次的因素，对遏制的起源重新给予解释。她强调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通过个性建构一种官僚渠道，决策者借此接受或管理信息与意见，从而对认知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拉森探讨了国家层次的认知问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认知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与发展。

冷战后，关于认知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细化。21世纪以来，认知研究的有限理性假定演进为有限理性与情绪理性相结合。如默瑟运用情绪在信任与认同中的作用，对联盟选择与形成有了较强的解释力。情绪与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心理学理论的理性假定奠定了基础。杰维斯认为信仰与心理过程在后冷战时代更加重要，因为与冷战时期相比，国家外在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影响相对减小，而政策自主空间相应增加。

二 认知理论的应用价值

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为认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国际危机、和平与冲突解决、谈判以及联盟政治等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领域，认知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机械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同自身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关。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的影响，而且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

国际关系认知研究的兴起，在微观层次上发展或“替代”了人性概念。人性善恶的假定是一种伦理标准，认知理论的研究将其发展为一种科学、可观测的认知及过程研究，这对于微观研究而言意义重大。但是如果不考虑个性、情感以及社会制度与文化对认知过程的作用，单纯认知变量的解释力将受到很大局限。因为相同的信仰体系经常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行为与后果，不同的信仰体系却产生了相同的政治行为与后果。

从经济学科演绎出的理性选择模型，在国际关系学科内走向了结构与体系层次理论建构，建立了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体系理论。认知研究对现实主义的理性假定进行了修正。认知理论依据有限理性假定，探讨个体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与决策、判断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或预测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或预测的事实与经验问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权力与利益、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界定并不是一种客观的过程，而是一种主观认知的过程，且动机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家关系研究实现社会学转向后，认知研究的有限理性假定演进为有限理性与情绪理性相结合。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情绪既以社会认知为基础，情绪也对认知和认知过程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情感影响认知过程。”社会认知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于认知过程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情感与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成为前沿课题。乔纳森·默瑟集中分析仇恨与信任等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认同产生情感，情感有助于信任的建立。运用情感在信任与认同中的作用，对于联盟选择与形成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情感与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了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解释的融合。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偏好是给定和固定的，而认知理论有助于解释偏好和利益的形成。表明理性选择与认知模式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适用性不同。

在美国，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他们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策。在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重视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崛起”的研究。

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制度研究中应加强关注施动者偏好、信仰等因素的作用。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观念以下述方式影响政策：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和因果性的信念为行为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与手段关系更加明确。现实主义学者对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中，也强调了认知、信仰之于战略互动过程的解释力。他们认为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尤其是在不存在唯一可能的政策选择的时候，观念常常是政府政策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建构主义学者关注在组织层次，官僚体系的压力与社会文化、制度因素对个体的认知产生重要的制约和塑造作用。他们通过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认知变量从个人层次向国家层次的转移问题。这表明当前国际体系理论日益重视对认知及其应用的研究。

三 认知应用的局限性

认知研究的兴起及其后社会认知研究的转向，符合科学哲学中科学研究进步性的标准，但认知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运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决策过程的学者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从层次分析法来看，认知理论局限于微观层次。强调领导人个性风格的影响和作用，突出情感在认知中的重要性。认知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个体、组织以及战略互动层次，而在国家层次以及国际体系层次的应用较少。造成这种应用局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早期认知研究的主体为个人，因此认知理论的主要理论假定为个人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对个人层次认知因素的探讨。认知理论如何在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应用，即个体的认知如何转化为群体、组织、国家以及体系层次的认知，认知理论一直存在局限。建构主义的社会认同等理论兴起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认知在组织层次的应用，即社会认知内容。如公众舆论的影响，只要存在由人组成群体的地方，就会有公众舆论的存在。公众舆论是指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态度和意见。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国家政治事务越来越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建构主义学者的研究部分解决了认知变量分析层次的转移问题，但整体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依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