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成为更为确定的趋势。“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中国内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结果，但必然产生明显的外部效应。即使是和平崛起也必然导致大国间权力分配与观念的变化，冲击美国主导地位以及现存国际体系。在单极体系中，霸权国的威望及其对霸权秩序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其超强的实力。作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美国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往往比其他国家更加敏感，这为美国关注“中国崛起”提供了足够的动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日益演化为更具现实意义、更富有争议的问题，成为美国各界关注的焦点。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主要是美国的政策改变引起的。相对而言，中国对美国重要性的认识比较稳定，中美关系曾长期被中国视为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是因为这涉及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领导人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外交基本原则。而美国对华政策则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也缺乏清晰的定位，这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有关。对美国而言，“中国崛起”既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认知的结果。在国际关系中，不同主体对同一事实往往形成不同的认知，只有被主体接受时“威胁”才是“客观的”。冷战后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美国内部围绕“中国崛起”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是否能够崛起，“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其核心问题是美国最终是否能够接受中国这样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迥异的国家在综合国力上赶超美国的现实。

美国对华战略是影响“中国崛起”进程及方向的关键变量之一。但现有研究过于关注中美力量对比、美国对华战略、中国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而对美国内部对中国认知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发展演变过程缺乏系统的研究，更没有对这一过程背后的逻辑进行深入思考。广义上讲，“认知”是非物质层面的观念范畴的概念。观念是对外政策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独立变量。美国国内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精英的精神世界中。观念并不能直接决定国家的政策与行为，但观念造就对世界的认知，为利益驱动的对外政策确定方向。如果把“认知”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常量，利益关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美国的对华政策，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认知”的作用。正如冷战所生动诠释的那样，随着美苏对抗的升级和持续，对抗双方都越来越认为对方侵略成性，从根本上认为对方的目标是不可接受的，意图是恶劣的，从而变为只关注能力和决心的简单认知方式。其结果是，双方对彼此的目标和意图毫无兴趣，只剩下能力和战略决心。如果中美陷入冲突的情境之中，彼此把对方看作具有威胁的恶意国家，那么无论中国采取何种政策，美国都会进行负面的解读并采取对抗性政策，“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可避免。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认知如何发生变化？现有研究对这类问题没有回答。本书将围绕冷战后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争论而展开，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主要认知是什么；这些“认知”形成与变化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选择。

（二）理论与现实意义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整体上通过“接触与对话”保持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引导”中国“以负责任”的方式逐步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则采取优先发展经济的策略，尽量降低对美国权力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击。中美双方避免了权力政治的冲突，延缓了回答“大国崛起与权力转移”问题的紧迫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整体实力相对其他大国明显上升。对中美实力分配的变化和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美国表现出明显的“霸权焦虑”，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凸显了中美间根本性的结构性矛盾。虽然中美间的冲突与对抗并非不可避免，但它依然是可能的。有学者认为，中美正在进入“权力转移”的敏感期，准确客观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十分重要。因此，了解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对准确客观地理解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美国的认知是“中国崛起”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影响亚太安全局势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判断和反应将会对“中国崛起”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将会导致中国对整个外部环境的错误估计。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认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决策者的认知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错误，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历史上，朝鲜战争是“苏联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带给人们深刻的教训。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存在较大影响，但其主要来源并非中国本身，而是美国对中国一种根深蒂固的主观认知。

人们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外交政策的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本身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无论认知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它都是行为体进行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有时认知甚至比现实更加重要，它能对行为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框架、理论基础与思维逻辑，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2．从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差异，发现其对华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仔细观察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现美国对华政策不是简单地建立在成本和收益计算基础之上，也并非单一国家主体为“统一的国家利益”或“追求共同国家目标”的产物。“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本身也是认知的产物。政府是由持有不同观点的组织和个人组成的。政府决策时常是决策者的观念及其政策主张竞争妥协的结果。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存在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恒久不变，而是在不同时期，随着中美实力分配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种变动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美国战略界整体上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美国对华战略演变必然反映美国长期的战略取向与战略目标。从“认知”演变的视角观察美国的对华战略，对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估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均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发展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均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中国“和平崛起”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业。中国“和平崛起”进程是否能够继续延续，能否破解大国崛起的困境，并非中国能够单方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认知与反应。因此，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客观地把握其战略意图，主动地塑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存在高度的共识。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内部面临程度不同的增长困境，担负着社会改革的重任。尽管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地区多边机制主导权、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以及扩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等问题上分歧明显，但两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和努力的意愿。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奥巴马政府尽管反应消极，但也并不反对。中美双方都注意到了历史上因大国崛起而爆发的冲突，试图避免大国冲突的历史悲剧。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是中国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中美两国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理性客观地看待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