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既需要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般归纳，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本书的研究议题涉及严肃的国际政治问题，离不开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科学方法的支持。综合使用各种理论工具是本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国际政治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会借助理论工具和“科学”方法，但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理论建构中，学者需要兼顾理论的解释力和简约性。变量越多，理论建构就越困难，因此许多学者为使理论建构成为可能而不得不舍弃许多变量。但这种做法代价极大，因为国际关系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过程，舍弃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以牺牲对其充分理解为代价的。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都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因素。目前的理论工具解释现实问题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不同学派学者的观点相去甚远，即使运用同一理论框架也常常得出不同的结论。

就本书的研究议题而言，美国对华“认知”涉及认知主体特殊的背景和偏好，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理论对此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探索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国际政治心理学通常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对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建立起决策者个性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这种方法不研究决策过程，只需找出决策者的个性特征，以及决策的具体结果与行为。如果它们基本一致，就说明决策者个性下的认知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沃克利对基辛格的研究。

第一种方法通过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方法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难以获得的材料，并且认知过程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很难把握。第二种方法相对可行，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个性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个性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个性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个性则不发挥作用。这两种方法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中国崛起”的世界政治与全球化背景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用历史经验还是使用单一的国际关系理论工具，都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仅仅使用某种特定的理论来探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选择，本身就是研究设计上的缺陷。理论模式的分析无疑有助于对现实的把握，但理论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鸿沟，理论难以约束国际政治现实。现有的理论并未提供一个用于理解国家对外行为的适用而有效的分析框架。就理论框架而言，本书并不遵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分析路径，不局限于任何单一理论框架，也并不以构建新的理论为目标。另外，就研究方法而言，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探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所以笔者将美国内部群体内的认同作为本文讨论的预设条件。笔者认为，国家作为经历长期“我们”和“他们”对抗的个体，已经固化了对内和对外群体的认同。这深刻地塑造着我们对其他群体的看法、态度及行为，而塑造的依据则根据那些对象属于我们所认知的群体内部，还是群体外部。尽管笔者的分析暗含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根据个体间的互动来推断国家间互动的意味，但笔者深知个人认知和“国家”认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笔者反对使用单纯的个人层次研究路径来探讨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做法。笔者大量引用学者、领导人个人的言论，是因为个体层次的某些认知能够在国家层次上得到反映。本研究不严格拘泥于个体与群体的二分法，而在分析个人的认知时将其置于群体背景之中加以考虑。任何国家行为的背后都会有多种因素起作用，要理解他国复杂的行为需要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本书遵循现实政治中经验分析的基本路径，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纳入政治过程，利用国际政治常用的分析性工具和政治学中的认知理论，分析“认知”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具体而言，以时间为坐标，通过回顾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崛起”认知的轨迹，对比其对华战略的演变，搭建“认知”与“战略”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本书研究的问题是探讨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及对华战略的形成、变化，势必要回顾美国各届政府在当时对华认知与政策的背景及变化过程，必然使用历史分析法。历史方法为国家的战略行为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积淀，在传统的战略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基本目的在于描述历史事实，并根据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归纳、分析、比较，进而揭示其发展规律。文献解读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军力报告等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学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著作。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多次激烈争论，辩论中的分歧与共识反映了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差异，为本书观察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形成、演变提供了可能。本书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解读，考察这些不同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