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决定性因素在于莫言借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积极投身到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域外输入、自主创新、域外输出三个环节，其作品被域外读者和学术界广为接受。文学全球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一样，是当前中国文学界所面临的大环境，而非选择。莫言小说的成功是中国文学参与全球化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典型例证。

莫言在整合域外文学各种思潮及流派的基础上，勇于借鉴域外文学的优秀成果，挖掘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资源，讲述中国故事，写出中国气派，在坚持个性化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独特的小说叙事模式。莫言小说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探讨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文学对人关注方面，莫言通过其文学地理“高密东北乡”及后来的城市系列小说，建立起“好人—坏人—自己”的独特人物形象塑造原则并以此揭示出人性的弱点，表现出莫言博大的人文情愫；在战争小说书写方面，莫言摒弃创作老路，重在揭示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和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开了未曾参加过战争的作家却创作出如《红高粱》这样红遍全球的战争题材佳作的先河。莫言小说的巨大成功用事实回应了当前学术界“文学已死”的论争。

莫言小说成功的文学个案表明，中国当代文学若想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更大的影响，不仅需要借鉴域外文学创作的经验，创作出具有自主创新性的文学力作，而且需要通过译介渠道将作品输出到域外并使其在域外被广为接受。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为文化强国战略发挥应有的文化软实力作用。国内外对莫言的负面评价或恶意攻击，不仅不能损害莫言的形象，反而从逆向角度进一步印证了莫言在文学界的伟大及其小说中传导出的文学话语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