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日本的战略构想
第一章 战后日本的外交现实与中等国家构想
即使日本的国力到达全盛期的时候，日本也没有采取过大国战略。如果追溯其根源，就在于日本对过去军国主义的历史包袱。军国主义的包袱是极其沉重的。所以，尽管出现多种复古议论，但以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所谓‘看不见的手’依然很坚固。
添谷芳秀（Soeya Yoshihide）
1955年出生，毕业于上智大学外国语学部和国际关系学硕士课程，1987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5年开始在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任教，曾担任该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兼任现代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曾经担任过“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委员、“经济产业省结构审议会”（地球环境小委员会）委员、“防卫设施中央审议会”委员、“新时代关于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恳谈会”委员、日韩新时代共同研究项目第一分科会委员长等职务，多次为日本政府提供咨询。另外，他还担任过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理事、亚细亚政经学会评议员、英文学术刊物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Oxford Journals, SSCI）主编等职，精力旺盛地举办学会活动。主要研究成果有《日本外交与中国（1945～1972年）》（1995年）、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China, 1945 - 1978 （1998年）、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 Guide to Jap-anese Policies（合著，1999年）、《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实证、政策及理论》（主编，1998年）、《记录与考证：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谈判》（合编，2003年）、《日本的东亚构想》（主编，2004年）、《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与构想》（2005年）、《日本的世界贡献与市民社会》（主编， 2008年）、Japan as a“Normal Country”? A Country in Search of Its Place in the World（主编，2011年）等。
引言
最近看韩国的报纸和电视，就容易感觉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论调和气氛的再现。那是因为，对日本的右倾化乃至军事大国化的担忧之声再次高涨。其实，此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二战日本战败以后，长期禁止海外派兵，但冷战结束以后曾首次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PKO），还作为多国部队一员派兵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
如果把眼光放到东北亚地区亦如此，为应对朝鲜核导弹等大量杀伤武器（WMD）的开发和试验等动向，日本也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美日军事同盟。同时，日本增加购置侦察卫星费用、实行武器体系的尖端化、参加构筑导弹防御系统（MD）等，进一步增强了军备态势。目前，日本政界和舆论对现行和平宪法，尤其是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出现直接打击朝鲜导弹基地的“敌方基地攻击论”等极端的言论主张。
那么，21世纪日本所向往的国家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军事大国化还是向二战以前军国主义的回归？是战败以后一直坚持下来的“和平国家”的另外一种版本？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如果面对当今日本，还得增加对我们自己的提问，就是“我们对日本变化的观点是否客观而合理”？那是因为韩国社会对过去的殖民地经历、战争慰安妇、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等的对日警惕和反日情绪依然牢固。
添谷芳秀教授是讨论21世纪日本全面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日本被称为最为均衡的外交战略学者，也是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学者。添谷教授主张，在宪法第九条和“吉田路线”的框架下，构筑日本的未来外交战略，而且作为其应对方案，提出了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论”，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2012年1月10日，作者在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对添谷芳秀教授进行了采访，后来又通过书信追加了一些提问和回答。在采访过程中，围绕“日本到底是个我们所想的大国，还是中等国家？”及“其中等国家外交的实体是什么？”等议题，进行了激烈的对谈。对今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提问，他如此给我们解答：“即使日本的国力到达全盛期的时候，日本也没有采取过大国战略。如果追溯其根源，就在于日本对过去军国主义的历史包袱。军国主义的包袱是极其沉重的。所以，尽管出现多种复古议论，但以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所谓‘看不见的手’依然很坚固。从这种意义来讲，日本外交的现实以及基础立足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变化。如果这一点韩国人能够理解，就会实现韩日之间真正的和解与合作。”
对日本的国力如何评价？如何理解日本的国家战略？从外交及安全领域如何重新定位韩日关系？对此的判断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
日本外交的两大基轴是“和平宪法第九条”和“美日同盟”
问：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非常感谢！曾经拜读过添谷教授的著作——《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
，感到很有意思，富有逻辑性和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始终觉得有些混乱。添谷教授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从吉田茂首相时期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但是其作为“处方”具有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因此，添谷教授是如国际社会所认为的无政府状态而重视国家利益和势力均衡的现实主义者，还是认为通过经济以及文化上的相互依存和交流能够实现和平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两者皆是？其理由是什么？
添谷：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尤其是议论日本的安全保障时，如果采用国际社会通用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两分法标准，就不太适用。在日本，任何议论的标准首先来自于“1955年体制”这一左右对立轴，而且设定问题的轴和热点也起因于日本的特殊性。例如，按国际社会的常识来看，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PKO）是自由地行使军事力量。但是，在日本国内，则认为这是个激进的大国政治（power politics）行为而遭到批判。如果赞成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那就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主张。与此相反，以宪法为前提，反对自卫队的海外派兵，就是日本国内所说的自由主义主张。
问：对添谷教授所主张的日本外交政策的“双重认同感”，其一由来于“和平宪法”第九条，其二是《美日安保条约》。这种双重认同感已经体现在添谷先生的分析框架里。
添谷：是的，那就是我本人所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分析日本外交的前提。我对“吉田路线”的定义为：“把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绑成一套体系。”如我在《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一书里所提到那样，战后日本宪法制定于1946年，当时冷战还没有开始。与此相比，《美日安保条约》签署于1951年，正处于冷战之中。从国际政治的逻辑关系来看，宪法第九条在冷战以前的战后处理逻辑中具有自身意义。但冷战开始以后，就产生了与战后处理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前提。尽管如此，日本在没有修改宪法的状态下，接受了冷战的产物——《美日安保条约》。因此，在两个很相近的时期，选择两个矛盾的体系，从而产生结构性矛盾。
战后日本把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当作“吉田路线”的基础，这就导致分裂日本的政治行为者（actors）和议程（argument）的结果。一方面，从拥护和平宪法的立场上主张；另一方面，在冷战现实下拥护《美日安保条约》，议论修宪。“吉田路线”的这种基础始终延续下来，而且在那种情况下，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前提的议论就是现实主义，而以宪法为前提的主张就是自由主义。这就是日本的结构（structure），但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比，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问：从结果来看，添谷教授是否认为日本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受到结构性限制？一方面，和平宪法规定不能拥有正常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日本自身的安全保障依靠于美国，在美日同盟体系内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允许。但是，日本不能具有独自的大战略。
添谷：是的，这就是日本的现实。
问：尽管如此，看到日本政治家的主张和一些知识分子的评论，都在议论大战略，这是为什么？
添谷：那是因为，没有大战略，所以人都希望拥有它。实际上，如果日本存在大战略，谁也不会议论日本的国家大战略。在以往的议论里，大都谈到大战略的必要性，这些都起因于结构性制约。
右派的大战略，例如军事上的自立，如果不修宪，解除美日安保体系，就不可能成立。另外，左派的大战略主张，既不修宪，又要拥有大战略，例如“非武装中立论”。我个人认为，两者都不现实，两者都难以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consensus）。因此，虽然左、右两派都议论大战略，但都不现实，这就是我主张的第一要点。
问：日本只要固守“吉田路线”，就不能拥有独自的大战略？那么，日本是否只是美国战略的“部分集合”（subset）？
添谷：那也不一定。我主张，日本只能把这两种体制接受为历史的命运，从现实上很难改变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当前，在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共识，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也难以得到理解。那么，只有把这两种主张作为前提来构思大战略，只能是我以前提议的“中等国家外交”，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
被误解的“正常国家论”不能成为解决方案
问：您对前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先生的“正常国家论”如何评价？是否认为是个大战略？
添谷：不是。
问：为什么不是大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小泽一郎及其追随者们一直主张日本的大战略。
添谷：小泽一郎并未把“正常国家论”作为外交议论提出，包括国家的重大政策决定和行政制度等在内，都记述在他的著作——《日本改造计划》里。这本书不仅仅议论外交，并且未把重点放在大战略上，就是为了修改战后日本的“非正常”（abnormal）部分，并用了“正常”（normal）一词。
海湾战争时期，日本没有把自卫队派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在国际社会上，作为主权国家理所当然采取的行动，日本不能行使，所以，改变这种非正常状态就是正常国家主张的核心。因此，“正常国家论”并不主张日本走向军事化路线或者参与力量政治，而且在日本几乎没有人明确提出这种主张。
问：最近，安倍晋三等自民党内部分政治家和保守倾向的知识分子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而且日本已经具备巨大的军事力量。对此，您如何看？
添谷：即使日本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那是因为难以形成共识。如果现在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就会很危险，这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常识，而且在日本国内大多数人也这么想。无论如何，主张维护宪法的人还是很多。
在日本，议论修宪的人里几乎没有人主张先制定大战略，再来修宪。提出修宪主张的人，只是因为宪法第九条使得好多事情不可行，或者美国制定宪法草案的理由而议论修宪。当然，宪法第九条的相关问题也不少。但是，议论修宪的时候，虽然主张修宪，但谁也不议论修宪以后如何做的事情。
问：如果日本走向“中等国家”，您是否主张采取修宪立场？
添谷：当然，修宪以后的日本应采取“中等国家”战略，这就是我的理论观点。那么，修宪以后，日本改变了什么？首先，可以自主地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而且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也能够行使武力。目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日本，自卫队的存在本身就是争论的对象。如果按照宪法第九条的文字意义来解释，日本的宪法学者中十之七八会主张“自卫队违背于宪法第九条”。东京大学法学部宪法论课程里也如此解释。当初，根据宪法论，判断自卫队违宪也是不无道理。由此，修宪就改正这些复杂的部分。因此，如果不议论修宪以后的日本所要采取的战略，那么修宪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问：日本为什么需要美日同盟？为什么对美国那么依附？“没有美日同盟的日本，连想想也是不可能的（unthinkable）”，这种想法是否已占据日本社会的主流？
添谷：只要存在宪法第九条，就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问：日本既是大国，又没有面临的重大威胁。那么，为什么需要美日同盟？其理由是什么？或者说是一种惯性？
添谷：美日同盟不仅仅为日本防卫而存在，通常来讲，美国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并不只是为了日本防卫，还考虑地区的稳定（regional stability）。美国以横须贺港为母港的第七舰队管辖到印度洋，如果撤走驻日美军，很难制定美国的亚太战略。如果仅仅为了日本的防卫，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没有必要驻扎在冲绳。战后驻扎在冲绳的美军，一直针对“朝鲜半岛有事”进行训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日同盟，韩国的国防战略也难以完全成立。
冷战结束后，驻日美军的辐射范围扩展到中东地区。从结果来看，日本为了稳定地区局势，让美军驻扎在日本。这相当于《美日安保条约》功能中的90%。实际上，《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也如此。日本的防卫以与美国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形式，由自卫队负担一部分。如果美军撤走，也不修改宪法，日本本身难以填补空白（vacuum）。因此，美日同盟具有这些意义。
问：那就是所谓的“瓶盖论”？
添谷：并不一定如此。但是这种议论既不同于现实，在逻辑上也没有意义。即使日本没有《美日安保条约》，也难以跳到所谓的“瓶”外。那是因为，日本人不会修宪。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经常提出，日本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借口试图增强自卫队，这也是与现实相反的逻辑。日本由于能够独自做到的事情而受到限制，所以需要美国。因此，在美日同盟范围下，日本做出自己能够做的事，那就是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努力实现日本自卫力量的自主。对这种逻辑，似乎韩国人和中国人并没有充分理解。
问：已经过了20多年，周边国家为什么对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及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仍存在担心？
添谷：在这里重复强调的是，日本人已经放弃了那种议论，虽然日本以外仍在议论那些话题。周边国家认为，“正常国家论”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化，这与日本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周边国家所意识到的那种正常国家论，大多数日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正常的主权国家日常不能做到的事本身就是不正常，所以，改变这些不正常状态的就是日本人所说的“正常国家论”。其核心并不在于对外军事行动，而是想参与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代表的国际和平活动。
应警惕“大国论”和“核武装论”
问：您对船桥洋一先生主张的“世界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power）论”如何评价？能否成为大战略的应对方案？是否过度空想而导致理想主义？
添谷：船桥先生的逻辑也是以“吉田路线”为前提的战略，既不会修宪，又重视美日同盟。在此基础上，日本能够发挥主体作用，这便是“世界民生大国论”。尽管如此，船桥的逻辑并不否定美日同盟那样的硬性安全（hard security）。由于这是基于日本战略的“基础”而维持，并不一定是日本人的认同意识。
问：您在专著《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里，提出了“缝隙外交”（niche diplomacy），船桥的构想也同您所说的那样，是不受两种限制的一种“缝隙外交”，您是否同意？
添谷：我同意。从某种意义上讲，船桥的构想和我的想法有相似之处。两种主张有相似之处的理由就是，都把“吉田路线”作为前提。这并不是修宪论，也不是护宪论。船桥在《美日安保条约》和战后和平宪法的前提下，把世界民生大国当作日本新外交应发挥的角色之一。
但是，船桥把日本当作国际主要行为者（global player），这一点与我的观点不同。坦率地说，那种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大国论”。虽然在经济、金融领域里，日本承担着部分全球作用，但实际上在构建全球性结构（architecture）过程中日本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的主张就是，希望从日本邻近的地区开始稳固根基，同样的“缝隙外交”，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的差异也很大。
虽然“中等国家论”和“世界民生大国论”是基于相似前提的大战略，但是日本人的心里始终存在不愿放弃大国的心理。对此，我认为这就是妨碍日本战略论的因素，也是我跟船桥观点的本质差异。
问：最近，有些极右政客主张日本也应成为独立的核武装国家，对此，您同意吗？尤其是在面临所谓朝鲜核威胁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对这种主张的支持情况如何？
添谷：除了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以外，几乎没人明确主张日本实现核武装而获取战略上的独立。提出这种主张，是个非常例外且极少数的现象。例如，1995年日本国会批准无期限延期《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时，曾经由于发生争论而延迟，对此有些人认为这是日本愿意拥有核武装的证据。但是，当时日本国会的议论并不是那样，而是如果放弃“选择”核武器，日本将永远沦为“二等国家”。这也是一种大国意识在起作用，内藏着一种拒绝放弃核武器的意识。但这与日本进行核武装的战略逻辑截然不同，而且围绕核武器的议论并不等同于大战略。
问：但是，也出现日本应具备能够攻击朝鲜导弹基地的“敌方基地攻击论”，对此您如何评价？
添谷：即便具有一部分攻击能力，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说这是一种荒唐的议论。如果日本真正要进行敌方基地攻击，应该预料到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且要考虑美国因素。归根到底，这种议论是一种比较狭窄的想法，如果日本不具备攻击能力，就不能对朝鲜采取杠杆手段。而且，作为综合且有体系的战略论而考虑核问题和军事力量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因此，不可能成为战略论。
问：那些主张的支持者认为，通过六方会谈不能解决朝核问题，都悲观地展望朝鲜实际上将变成“完全的”（full-fledged）核国家。那么，韩国也可能推行核开发，如果这样，朝鲜和韩国都会拥有核武器。此时，日本的战略选择是什么？能否选择核武装？
添谷：这种结果绝对不会发生。这并不是日本所选择的方案，也不会得到大众的支持（public support）。如果看到日本大多数人对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反应，就可以知道日本民众连对核的和平利用都显示出否定态度。虽然没有围绕核武装对日本人进行舆论调查，即使进行那种调查，支持核武装的日本人也绝不会超过10%。况且，如果日本拥有核武装，NPT体制就会崩溃。因此，大多数日本人不会支持那种激进的言论。其实，一直以来，战后日本外交为了实现核不扩散和无核化付出了很多努力。
问：2009年民主党掌权以前，有一个周刊对国会议员当选者进行了舆论调查，其中60%左右赞成日本拥有核武装。对此，您如何评价？
添谷：国会议员的外交论是行不通的，这可能是因为对朝鲜的反感。这也与“敌方基地攻击论”一样，不可能成为战略论。
问：是否来自于一种“被害意识”？
添谷：过去左派那样，现在日本的右派也不具有任何战略论。如果对此认为是个战略论，那就是外部世界对日本的错觉。他们只是发泄不满（frustration），所以盲目地提出“拥核论”。
问：日本是否“情景主义（situationalism）国家”？虽然不是战略论，但是那种不满得到积累，一旦遇到偶然机会形成舆论，能否存在突然改变方向的可能性？
添谷：如果日本是个集权国家，不能完全排除那种可能性。但是在目前的民主主义体制内绝不会形成那种共识。首先，舆论不会接受，而且在国会里也不会得到强行突破。从日本形成议论的通常方式来看，无责任地议论时，出现许多主张，而一旦接近到实际可能性，那种意见就减少。虽然议论纷纷指出宪法有问题，但实际上，一旦涉及修宪，而且自卫队在海外行使军事力量的可能性越大，我相信多数日本人会表示反对。
“中等国家论”里我所主张的修宪，是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目前，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已经参与美国主导的战争，这就是在“同盟体系”内“中等国家”考虑时机和状况而“理应发挥”的作用。其实，韩国也如此。但是，我个人看，日本国民很难支持那种行动。修宪以后，若日本自卫队作为美国的盟军而想参与实际战争，那么大部分日本人会表示反对。
问：如何评价内田树著的《日本边境论》？船桥洋一等把日本看成大国（big power），而您认为是“中等国家”。与此相比，内田树则强调“内向而小的日本”，主张优先考虑国内问题。
添谷：以前，石桥湛山曾经批判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扩张主义。这是在过去提起过的议论，与现在的议论脉络有所不同。最近，先驱新党代表武村正义提出过“小而闪亮的国家”。这些作为一种小国论，是个孤立主义的主张。我所说的“中等国家”是指国际国家，即在国际社会里寻求能够发挥的作用，从中发现自己的认同感。
从大国论来看，可能认为大致相同，但我并不如此认为。如果议论大国论，日本不能提出国际贡献，这反而给周边国家提供误会的借口。如果继续把“吉田路线”当作前提，发挥典型的国际性中等国家的作用才是日本的理想战略目标。从这种意义来讲，“中等国家论”完全不同于“小国论”。
日本即使拥有硬性力量，也不能行使
问：已经议论了大国论、中等国家论、小国论等，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从国家能力来看，日本毫无疑问是个大国，而且不可能成为中等国家或者小国。您如何评价日本的国力，尤其是对军事力量等硬性力量（hard power）而言？
添谷：日本并没有具备硬性力量。
问：很难同意您的观点。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仍然发挥经济上的重要作用，而且自卫队的军事实力也很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是否处于与中国相比优势的地位？
添谷：尽管如此，日本的军事力量不能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
问：虽然不能立即使用力量，那是否具有相当的潜在力？例如，假设某一天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那么日本是否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使用军事力量？
添谷：并不会发生那种情况。
问：如何确定？
添谷：我认为，在现实中修宪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对修宪以后的战略形成共识，就很难实现。
问：在这里似乎存在一种很有意思的差异。韩国、朝鲜、中国，甚至美国人也认为日本是个大国，而且是具备挑战霸权地位的国家。您是否同意？
添谷：那就是一种错觉。
问：根据您的意思，日本虽然拥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但不能具体行使，所以即使具有一定的国力，也没有用处。这是否形式主义的解释？
添谷：虽然对日本拥有实力的问题存在议论的余地，但是认为不拥有作为国际政治工具（tool）的军事实力就比较合理。既没有辐射到别国国力的能力，也没有做出必要的军演，所以实际上日本即使修宪，仍难以使用军事力量。目前，配合美国参与战争也不可能。虽然议论日本的潜在力，但是其潜在力难以转化成现实，这从过去50年以上的日本历史中可以看出。
其实，日本能够发挥那种能力的时期恰恰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即日本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的时期。但是，那时候日本并没有实现军事正常化。而且，到现在，那种可能性日益减少。展望未来，更是如此。因此，日本实现军事大国战略，重新崛起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现实性。虽然不能修宪也是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即使修宪，也不可能实现军事化。
问：对此部分，仍有议论的余地，但所谓“外部认识”和“内部认识”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
添谷：那就是问题。日本到底是国际上何种行为者（actor），周边国家的认识及观点和日本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韩国和日本相互合作，能够做出好多事情，但我们并不重视其潜在力。由于威胁认识之不同，中日关系也相当恶化。这并不是新的问题，而是战败以后一直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已经不可能实现军事化，所以周边国家也应改变那些认识。
问：其实，不管对日本的认识如何，日本的力量（power）是客观存在的。日本无论在经济能力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上，都是个大国。那么，日本拥有这些力量的目的（purpose）是什么？日本外交政策的意图（intention）是什么？只是为了生存吗？
添谷：对那些部分，还没有形成共识。
问：那么，对日本意图的各种解释相互对立的理由是什么？韩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大东亚共荣圈”历史的阴影，好多人也认为日本回归到军国主义只是时间问题。换句话讲，日本已经具有能够成为大国的基本因素。
添谷：那是韩国的问题，就是毫无疑问地认为，日本怀有一种意图和战略。实际上，对不存在认为存在，那么只能是个想象。韩国和中国都认为这些是日本的战略。但是，从日本的立场来看，并不存在那种战略。由于存在那种错觉，把眼光转向靖国神社、钓鱼岛、历史问题、反华感情等，就是“把没有相关的东西连接的典型例子”（the typical case of connecting unconnected dots）。
“吉田路线”是日本外交“看不见的手”
问：那些发言和您在书中的内容有些矛盾。您在那本书里主要涉及“吉田路线”、佐藤荣作的“对美协调”、田中角荣的“紧张缓和（detente）”外交、中曾根康弘的“无核中级国家”等。另外，对于小泉纯一郎，甚至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认为他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战略，您是否这么认为？
添谷：他们虽然具有政策议题（agenda），但没有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问：能否设定没有目的和意图的议程？虽然不是明确的战略，但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脉络中是否具有鲜明的方向性？
添谷：日本的政治家没有那种设想，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就是那样。安倍也曾经有过修宪的议程。但没有包括那种议程在内的国家战略。因此，只能提出像“美丽的国家”那样的主张。
问：麻生太郎的“自由和繁荣的弧（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构想是如何的？
添谷：其实，那是来自于日本外务省的想法。
问：如果外务省发挥作用，那种想法能否成为日本的意图？
添谷：那些想法是从好多地方提出来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出现新的想法。其实，“自由和繁荣的弧”就反映了当时外务省政策负责人的想法。后来，这种构想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如果政权更迭，那么谁也不提以前的政策。在日本，至今没有能够超越这种局限的大战略。例如，对待东南亚政策，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地区政策局的意见也不同，这是个官僚主义碎片化（bureaucratic fragmentation）的典型例子。通常来讲，日本首相的外交方针演说是由外交官僚来写的，而首相照稿子念就可以了。虽有像中曾根首相那样偶尔自己写出原稿，但大部分政治家平时对外交没有多大考虑。最多，部分性地选择自己取向的部分。日本就是这种国家。
刚才您提到，认为相互矛盾的原因是存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没有一个人考虑综合性战略，或者国家目标以及国家战略。前面已经提过，日本处于意识形态的分裂状态，所以议论的形式也表现出两极化现象，就是左、右两派互相攻击的样式。这并不是战略，只不过是日本国民的消耗性争论而已。
问：根据您的回答，是否可以认为对日本完全不用担心？也就是说，日本既没有政治领导力，也没有明确的国家战略？日本首相并没有政治意图和意志，而外务省和其他外交相关机关采取官僚政治，那么也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是个非常混乱的国家。那么，日本是否处于或接近于无政府状态？
添谷：是的。所以对日本的意图和战略没有担心的必要。我的观点就是存在能够制约日本（pushing Japan）的“看不见的手”。
问：那“看不见的手”是指什么？
添谷：就是“吉田路线”。
问：那并不一定是“看不见的手”，而可能是一种惯性（inertia）？
添谷：也可以说是“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y），像您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强烈的惯性。日本外务省一直强调《美日安保条约》，这是一种明确的惯性。虽然一部分优秀的精英谈到其战略上的意义，但是大部分人仍陷入战后惯性。结果，一旦重视《美日安保条约》，政策决定者就容易理解。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美经济关系一度处于困难的时候，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局长曾经说过，“虽然目前情况存在困难，但必须回到原来的位置”。这并不是逻辑推理出来的，而是根据感觉说出来的。后来，他的话被实现了。
我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包括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而且现实中难以改变，所以日本的一切外交行为就在这两个框架内运行，谁也不愿意跳出这一框架。其实，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也是在“吉田路线”的框架内发生的变化。所以，这并不是能够打破“吉田路线”框架的重大变化。“正常国家论”也是指在“吉田路线”框架下做出可能的事情。另外，包括韩国、中国甚至美国在内，都担心“正常国家论”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就是因为担心可能打破“吉田路线”的框架。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差异。即使日本的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时候，也出现过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的批判，我个人看这也是在“吉田路线”框架下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问：但对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和进攻性外交态势，不一定那么看，您如何看？
添谷：在“吉田路线”外部确实存在一些因素，能够冲击这种框架的冲动（urge）。例如，安倍晋三或麻生太郎的民族主义冲动就是如此。毫无疑问，虽然外部的一些冲击刺激框架的变化，但不可能发生能够打破框架的变化。那是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在太坚固。重复强调一遍，日本的战略只能把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作为其前提。因此，应该把“吉田路线”的框架变得更加透明，就能够看得见，从而形成日本人所共识的一种战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日本只能选择“中等国家”战略，也就是最现实的日本的未来展望。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中等国家”外交战略
问：您主张，只有“中等国家”才能够实现日本的战略，那么，战略的具体特性是什么？而且又如何得出“中等”概念？
添谷：为了便于说明日本外交的矛盾而采用“中等”概念。如前所述，日本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说的概念，“中等”概念要在这种脉络中考虑。我个人这样解释可能被认为不负责任，但“中等国家”定义本身并不重要。如果采取这种视角，就容易接近日本外交采用的用语，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参考点（reference point）。在我的书里也谈到，如果“中等国家”用语带来混乱，可以用其他用语来替代，但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用语，所以就采用“中等国家”用语。不管怎样，与其“表述”相比，更重要的是实际“内容”。
问：对“中等国家”下定义有多种方式：一种是根据GDP和军事实力等国力，区分为大国、中等国家、弱小国家等；另外一种则是根据对外行动形态而推论。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在国际社会设定议题，积极参与解决纠纷仲裁，对这些所谓“软性均衡”（soft balancing）国家可以认为是“中等国家”。从这种标准来看，您所说的“中等国家”的实体是什么？
添谷：根据您所讲的区分方式，比较接近于根据外交形态而做的区分。换句话讲，日本是个大国还是中等国家，这一问题并不重要，而是关系到“外交质量”（quality）的问题。战后日本外交的大部分属于“中等国家”，而且从安全保障层面上看，还没有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常国家论”可以认为是个迈向“成熟的中等国家”外交的步履。如果日本一直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PKO），能够成为“中等国家”，但过去并没有那么做。
问：即使弱小国家也可以派出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例如蒙古等国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您如何看？
添谷：日本长期以来很难做出那些行动。冷战结束以后，自卫队才开始训练，才开始准备和拥有相关装备。
问：您对“中等国家”下定义的时候，是否联系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考虑日本的外交模式？涉及法国和英国，而假定的“中等国家”的作用是什么？
添谷：由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存在，议论的幅度变大，但重要的是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放弃了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尤其是作为大国政治的单边主义绝不是选择方案。战后日本的外交几乎合乎这种情况。日本根据权力政治没有一次试图实行过单边主义，冷战结束后也如此。
那么，现今日本为什么要实现“入常”？对此，不同的人，认识也相异，但我看来，是因为在日本外交中联合国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首先，日本在联合国担负着很多的分担金。虽然有些人批判在联合国以及属下机构里工作的日本人为数不多，但是在联合国成立“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基金”时，日本提供资金，做出了实际举动。从那种意义来讲，日本实际上花费了钱，也投入了人力。简单地说，在多边制度（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中等国家”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
问：前面已经讲过，船桥洋一的“世界民生大国”立足于大国论，并把全世界当作对象，而您的“中等国家”论把焦点对准地区。但是，现在所描述的“中等国家”的内容与其说是地区，不如说是全球范围，您看是否矛盾？
添谷：现在谈到的是联合国，所以如此。日本可以接受并不像法国、英国那样具有否决权的作用。因此，日本的“入常”并不认为是大国主义的表现。如果查看日本外务省的预算，就可以知道日本深入介入世界各地的问题。船桥洋一先生所主张的“世界民生大国”的形象就来自于日本外交的现实。而且日本为了发挥这种作用，花费了很多钱，这也是事实。
我所主张的“中等国家”外交，是指日本在国际和地区社会里发挥更多建设性的外交作用。尤其是这种外交的宗旨并不是日本独自的外交，而是同中国、韩国等国家实现共同合作。例如，“福田主义”基本上利用经济实力，援助越战结束以后的印度支那地区的复兴，推动东盟和印度支那地区一体化，这也是当时日本外交的倡议。这就是典型的“中等国家”外交。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也是如此。因此，日本不可能有大国“野心”。当然，每个人所想到的形象可能不同，所以，当时有些人认为“福田主义”是日本企图重新在东南亚地区恢复霸权。但是，“看不见的手”始终约束着所谓“大国外交”的现实化。
“中等国家”外交和东亚地区秩序
问：那么，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从“吉田路线”的角度来看，对中国采取“对冲”（hedging）战略，是否只能加强美日同盟？另外，有没有其他应对方案？
添谷：如果以那种逻辑来讲，日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中等国家”里也有中等国家的选择。那是因为，没有自身的选择就是最坏的状态。由于中美对立，日本可能跟随美国，但这并不一定是理想的选择。首先，包括朝核问题在内，如果没有美国，就难以成立日本的安全保障。但这并不是“中等国家”外交的目的。美国也是一种保险（insurance）。如果考虑到日本能够采取“中等国家”外交，那么同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等的关系就非常重要。从表面上看，中美两个大国在两边存在，与它们的关系也很难控制。但是，如果中美两国携手介入（engage）而展开东亚战略时，日本也要同韩国、东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机构合作构筑东亚地区的基础，中美两国也不得不重视。这就是我所提议的“中等国家”战略的焦点。在该书的结尾里谈到“中等国家网络”，日本应该同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等国家和机构合作，从能够实现的部分开始构建东亚地区秩序的基础。
问：那些“合作网络”虽然在经济、环境等低级政治（low politics）领域里能够发挥作用，但在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里，是否很难发挥作用？
添谷：从高级政治来看，就存在中美两国。日本只能对中美两国讲述自己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主张自己的偏好（preference）。同时，并不只依靠于一个国家，而且，如果几个国家联合发言，其影响力就会加强。在中美两国时代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都具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和议题。如果这些国家联合向中美两国发言，那将变成强有力的主张，而且能够推动东亚地区的“中等国家”外交。“中等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不能依靠一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合作。
日本的问题就是已经发挥那种“中等国家”外交，但至今没有认真考虑过同其他国家进行如何合作，就像日本独自推行东南亚政策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在没有设计好战略的情况下，就推行了具体政策。实际上，日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构建同东盟国家的网络上，而且日本企业逐渐发展成东盟地区生产网络的重要部分。这是日本政府提供间接支援的结果之一。如果日本更加明确地说，这些都是由“看不见的手”形成的“战略”，那么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日本在地区内的作用也会更加明确。
问：从日本安全层面上看，如何处理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领土问题？
添谷：最佳的方法是搁置领土问题或尽量不要争论化。当前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因传统的领土问题而左右，而且以自由且国际性议题的合作方案为中心，推行对外政策。领土争端越大，越难以找出解决方案，所以尽量不要触动问题。与此同时，一旦形成东亚地区秩序的氛围，“领土”逐渐变成次要（secondary）问题。虽然领土问题不会消失，但变成次要问题，已经是很大的进展。换句话讲，使这种传统的安全问题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就是一种解决方法。
问：您的“中等国家”外交把“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的维持作为前提，而且在这一基础上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或者人类安全以及东亚共同体等领域里寻找“缝隙”，尤其是在著作里，甚至采用“大国幻想”的表述，对大国的情感发出警告。但是，日本国民和政治精英以及官僚能否接受日本地位的降低（downgrading）？
添谷：如果存在大国情感，则可能认为“中等国家”意味着日本地位的降低。但是，我的逻辑就是，只有采取“中等国家”战略，才能够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加有意义且实际性的外交。我认为，“中等国家”外交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升级（upgrading）。
问：换句话说，与“大国政治”相比，是否更加现实而有利？
添谷：也有那种意思。即将来临的未来并非大国政治的时代，日本既没有推行过大国政治，也不可能实行大国政治。相反，没有推行大国政治，就是日本外交的实际情况。日本既没有参与过中苏之间的对立，也没有参与过朝鲜半岛的对立，也跟朝鲜保持了联系。战后日本一直采取这种外交。冷战时期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大部分人认为日本取得了成功，但冷战结束以后，前面所述的“矛盾”重新显现出来。对此不能简单地划归为右倾化或者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其实，在冷战时期，日本国内的左派势力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崛起、朝核问题的爆发等导致国际政治发生了变化，传统安全问题开始出现。在左派占优势的时代，日本所采取的方式已经不能通用，所以，右派大举反攻，主张改变现状。但是，我认为左派或者右派都是不现实的，两派都陷入空想之中。因此，那些主张不能成为战略，这就是我讨论的大前提。
“中等国家”外交和日本国内政治
问：“吉田路线”是否由于“1955年体制”而成为可能？“1955年体制”已经被瓦解了，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续（extension）。但是，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变化似乎对外交政策发挥很大影响。自民党或者民主党，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始终显示出保守倾向。
添谷：并非如此。那是韩国的认识。为什么把民主党说成保守主义？
问：像前原诚司那样，采取保守立场的人在民主党内有不少。
添谷：那里有日本特殊的脉络。对日本自我主张（self-assertiveness）的议论并不是战略。前原诚司也同样如此。他的主张有重要的前提，认为日本应该主张的东西，至今没有主张过，所以主张要毅然应对。前原诚司担任民主党党首的时候，访问华盛顿，在美国报纸上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可以引起担忧，而且其他人也那么认为。前原所提到的问题，日本一直沉浸于那些“事实”。如果是事实，必须讲明白。这就是他的全部，而且后续的内容也没有任何战略论。
问：但是在2010年9月，钓鱼岛附近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冲撞的时候，前原诚司作为国土交通省长官显示出强硬的姿态，对此您如何看待？
添谷：2010年围绕钓鱼岛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作为国土交通省长官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次事件中，日方扣押了中国渔船的船长，所以事情变大了。这也是前原诚司式思维方式的典型例子。之前，日本一直采取“稳健”的方式。但是，前原诚司等认为不能继续“放纵”，所以为了“堂堂”地应对，就采取了国内法的处理方式。
他并没有考虑到这种行为对中日关系产生多大影响，也没有仔细思考中国会如何应对。从外部来看，可能解释为日本转向对华强硬态势，但日本政治家却没有那种战略，这几乎是很难想象的。目前，许多日本政治家并没有做好外交上的考虑，时常吐出强硬发言。他们只是说出冲动，并没有战略考虑。换句话讲，日本政治里没有任何战略意图和共识。
问：反过来讲，在那期间是否没有必要深入考虑？
添谷：是的。迄今为止不考虑也可以，因为“看不见的手”发挥了引导作用。这就是“只依靠官僚所说的就可以的”自民党时代的政治。大家都不想为什么那样。尽管如此，偶尔还是会出现不能过度依赖美国的发言。
问：那就是问题。
添谷：在这里出现“怪异”（weird）的疑问，即：“尽管如此，日本为什么取得一定的成功？”对此的回答就是，这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既然有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那么只能在那个框架下采取行动，这种结构至今没有改变。
问，好像觉得，您认为在那种框架下比较安全？
添谷：是的。那就是日本外交的现实。
问：是否比较愚蠢的想法？
添谷：从那种意义来讲，日本的政治家是比较愚蠢的。您认为能够跟日本的政治家进行像样的议论吗？我认为不可能。
问：那么日本的政治家是否既没有战略，也没有构想？
添谷：是的，那就是现实。尽管如此，由于认为存在某种东西，所以中国和韩国对日本始终怀有担忧和疑虑。
问：通过您的谈话，了解了日本为什么不能采取主导权的理由。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国际贡献国家”构想等外交上的种种努力，您如何评价？
添谷：那些都是完成“吉田路线”框架的努力。例如，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或者“国际贡献议论”也都如此。所以，不管日本国内的种种议论，日本外交的实际样式是“中等国家”外交，而且“看不见的手”一直发挥牵制作用。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学者大体上都是“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
问：那么，为何没有学者提出过“中等国家”现实主义观点？
添谷：其实在“中等国家”外交里也包括美日同盟那样的现实主义因素。那是因为，如果不考虑那些因素，不可能取得成果，韩国作为中等国家，也想取得成果，但不得不考虑朝鲜因素。
问：在韩国得到东亚基金的后援，首尔大学教授朴喆熙等翻译出版了您的《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当时对书的内容进行过讨论。有几位学者提出，您实际所向往的是“大国”，而“中等国家论”只不过是自我降低（self-demotion）日本地位的虚饰，即一种外表装饰。您如何看？
添谷：我说的是自己的真心话。
日本外交的四大基轴
问：如果日本采取“中等国家”战略，与韩国能够推动何种合作？
添谷：从真正意义上讲，韩日两国的基本目的相同，而且两国之间存在共同议程，从而可能形成未来东亚秩序的共识。
问：对共同议程能考虑什么？安全或者同盟也可能吗？
添谷：从逻辑上讲都有可能。但考虑到感情和认识，虽然非常遗憾，但安全和同盟层次上的合作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问：那么，应对朝鲜的突发事态，韩日两国的合作是否也难以实现？
添谷：虽然在现实中难以推动，但理论的潜在力还是很大的。另外，韩日两国都被夹在中美两国之间，而且对美保持同盟关系也都是两国的相近立场。同时，对朝鲜半岛问题、美国的地区作用以及中美关系等也是如此。对这些问题，美国到底发挥何种作用？其意义是什么？而且与此相关美国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韩日两国需要进行真诚的战略对话。虽然在现实中存在困难，但逻辑上充分可能，这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今后的对华关系以及中国的未来也是韩日两国要共同讨论的议题。朝鲜的将来也是如此。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变化，日本要采取何种政策，现在韩日两国有必要开始进行真诚的讨论。虽然统一以后的朝鲜半岛可能反日，或者日本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等等，但在半岛统一过程中日本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而且根据当时韩日关系状况，东北亚地区将迎来决定性变化。因此，应该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一些工作。
如何维护东亚地区秩序，也关系到韩日两国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形成共识，那么什么变化也不会发生。若要酿成变化的氛围，最重要的是像这种对谈一样的“知识层面的尝试”。
问：虽然韩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日本的政策，似乎还没有真心理解，好像是一种“单相思”。您如何看？
添谷：虽然一部分已经开始了相关议论，但政府之间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日本外交也在这种前提下实行对韩政策，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而且难以驱动韩国的舆论。从可能实现的部分开始，逐步构建合作机制，同时向两国国民提示，从而不断地推动相关议论。虽然可以理解韩国学者对“中等国家论”在更高的知识层面上发出挑战。如果一直持续努力，会逐渐改变现实。当然，近期内两国关系难以发展成那样，但发展的方向已经很明确。
过去，与日本安全保障相关的议论主要考虑了三大支柱：第一，“国际社会”的存在，日本到底能够发挥何种作用，即所谓参与维和行动的议论；第二，美日同盟；第三，自卫队的作用，即日本的自助努力。其实，自卫队的作用，如果没有美日同盟的前提，大部分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两者始终形成一套体系。这三大支柱是过去日本安保的议论。后来，我参与鸠山内阁“安全保障恳谈会”的时候，追加了第四个支柱，就是同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这些议论已经得到了较多人的认同，所以影响正逐步扩大。中美两国时代里，日本必须跟其他国家一起共同行动的认识已经在国内社会被广泛接受。
问：中国在日本外交里占据何种地位？
添谷：恐怕对中国的认识进行调整是最困难的课题。在日本认为“韩国重要”的人中有一半以上会考虑中国因素。这就是所谓对华战略的一环，同韩国结成连带的设想，是不可能的。如果从这种设想出发，不仅不能驱动韩国，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日本的反华感情很浓厚，所以难以开展正常的议论。首先难以让政治家理解。如果以韩国重要的理由来讲，大部分都可以接受。而且，有时候一旦议论中国或朝鲜，过去不可能的事情在国会也容易得到通过，这并不是个好现象。
问：您的“中等国家”外交论里中国是否存在“威胁”？
添谷：虽然存在威胁的可能性，但其之前中国的存在是个“现实”。
问：朝鲜如何？
添谷：那也是现实。两者都可以成为威胁，但没有必要事前认为是个威胁。况且，如果中国真正成为威胁，亚洲将会分裂。那是因为，如果中国变成威胁，那么日本、韩国都得把对美同盟作为外交的基轴，所以从“中等国家”论来看，就得出“亚洲分裂”的结论。
另外想提到的是，在日本国内，反华情绪越来越强烈。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采取反华战略。如果日本独自采取反华战略，结果必然会输掉（self-defeating strategy）。虽然日本没有采取反华战略，但议论本身带有反华倾向。因此，在话语（discourse）和政策之间的间隔，导致官僚们的苦恼。
问：对美日韩三国协调，乃至加强美日韩三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您如何看待？
添谷：从安全领域考虑，可以支持。但这种问题，应该静悄悄地进行，没有必要大声宣传。
问：能否静悄悄地推行导弹防御系统（MD）？
添谷：那些“硬性安全”也可以静悄悄地进行。
问：在金大中、卢武铉时期，虽然配合美国的MD战略，韩国政府也没有大力宣传，所以中国和朝鲜也没有表达很大的不满。但到了李明博政府，似乎并非如此，您对此如何评价？
添谷：日本也存在那种问题。当局者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重视MD而发出大声言论。在国际社会，日本应该先摆好对自己优势的明确定位，而且以此为基准树立外交方针，然后才向那个方向集中精力。因此，与传统安全相关的问题，应该要静悄悄地进行。
“中等国家”战略的未来
问：您认为，在日本的新政治领导人中，哪一位能够把“中等国家”外交作为日本的主要战略？
添谷：虽然难以实现，但“看不见的手”将继续发挥作用。
问：如果“看不见的手”持续存在，那么日本的选择只能是您所说的“缝隙外交”的探索，而且不能形成大战略，您如何看？
添谷：并非如此。日本人有意识地认为这是个战略，而且集中投入资源，那么也可以形成战略。我希望出现那种情况而写了那本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得到实现。
问：如果把维持现状（status quo）认为是“看不见的手”或惯性，而且在那种框架下寻求一种小的“缝隙”，是否可以认为这是过度的保守姿态？
添谷：但是，如果不从那个地方开始，就难以解决日本外交所具有的不明确的部分。
问：那么，您所考虑的战略最终结果是什么？50年后日本能够期待的结果是什么？
添谷：虽然难以确定实现的可能性，但我的构想里有几个基础：首先，寻找对“中等国家”外交构想战略上的合意。这不仅包括日本国内，也涉及周边国家。其次，为了能够完成“中等国家”战略，需要修改宪法第九条，但对韩国人来讲，这就是“本心”，将会受到批判。
问：我们也不反对您所主张的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款的修改。韩国的卢武铉总统也表示过类似的立场。他曾经说过，日本通过修宪实现正常国家化，并不存在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过去的历史问题，贡献于地区和平。
添谷：我也同意您和卢武铉总统的看法。
问：好多韩国人也那么想。但问题是，通过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款，重新武装自卫队，改成正规军的名称。对此，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是军国主义的回归。
添谷：韩国的舆论也采取那种观点。我认为，如果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也会变成比较容易理解（straight forward）的“普通的中等国家”，就像德国那样。
问：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教授也把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款问题认为是主权的“组织化的虚伪”（organized hypocrisy）。其实，自卫队的名称就改变为正规军。
添谷：为了能够实现对修宪以后日本未来的把控，就要形成合理的共识。但是，目前谁也没有把修宪议论和未来规划联系起来谈论，只是对现行体制问题提出不满而已。这就是在日本国内进行修宪议论的实际情况。这些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气，但不会走远。重要的是，把日本的修宪议论和《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如果修改宪法第九条，美国肯定提出签署新的安保条约。因此，当议论日本宪法修改的时候，至少考虑到美日同盟的相关性。
问：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等美国人也指出过那样，他们希望日本作为“中等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支持修宪。
添谷：是的。在议论修宪的日本人的头脑中几乎没有那种想法。
问：在那里有一种恐怖（fear）。在美国也有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议论。阿米蒂奇、格林等“知日派”认为，美国有能力充分控制修宪后的日本。
添谷：我也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修宪以后的日本可能实现军事上的自立，对日本的这种认识就是个问题。所以，我有意识地使用“中等国家”用语，而且我也想发出对大国情感的挑战。
问：但是，您所说的“中等国家”假定为普通国家，就是指正常的“中等国家”（normal middle power）？
添谷：是的。换句话讲，修改宪法第九条并不是走向再军备或军国主义的问题。
问：您百忙中抽出这么长时间接受采访，非常感谢。最后请您谈一谈对日本外交未来战略的看法？
添谷：这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我也想表示谢意。在议论过程中，有一种观点指出，日本的国力就相当于大国水平。如果追溯查看其根源，就在于过去军国主义的历史。军国主义的经验是极其沉重的。之所以尽管出现多种复古议论，但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为基础的所谓“看不见的手”依然坚固。从那种意义来讲，日本外交的现实以及现实立足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今后也不会发生变化。如果韩国人理解，韩日之间的合作就容易解决。在此基础上，作为日本长期的战略，东亚地区真正的地区一体化基础就是韩日两国之间和解的基础。就像德法之间的关系导致欧盟的引爆那样，在亚洲韩日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战后日本外交简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
1946年11月3日，公布日本国宪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9月8日，签署《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
1952年4月28日，签署“日台条约”。
1955年11月15日，自由民主党创建。
1956年10月19日，日苏建交，发表联合宣言。
1956年12月8日，日本加入联合国。
1960年1月19日，签署新的《美日安保条约》。
1964年4月28日，日本加入经合组织（OECD）。
1965年6月22日，签署韩日基本条约，实现邦交正常化。
1969年11月21日，发表《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
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冲绳返还协定”。
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实现邦安正常化。
1974年1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盟国家。
1977年8月18日，发表“福田主义”。
1978年8月12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
1979年6月28日，西方七国集团会议在东京举行。
1982年8月26日，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关于历史教科书的政府见解”。
1983年1月1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韩。
1987年1月24日，日本政府废除防卫费1%框架。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
1989年6月4日，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
1989年12月2日，布什—戈尔巴乔夫举行马耳他会谈，宣布冷战结束。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2月27日结束）。
1992年6月15日，日本制定国际维和合作法（PKO合作法）。
1992年9月17日，日本自卫队向柬埔寨派兵，参与PKO。
1994年6月13日，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
1994年7月20日，首相村山富市承认，自卫队合宪以及美日安保的必要性。
1995年11月28日，内阁会议决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
1996年4月16日，克林顿—桥本举行首脑会谈，签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
1997年7月2日，东亚金融危机爆发。
1997年9月23日，克林顿—桥本举行会谈，达成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1998年10月8日，金大中—小渊发表“联合宣言”。
1999年5月24日，制定“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
1999年11月28日，举行“10+3（中日韩）”峰会。
2000年6月13日，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举行南北首脑会谈。
2001年8月13日，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每年参拜一次）。
2001年9月11日，美国同时多发恐怖事件。
2001年11月9日，自卫队三艘护卫舰为支援美军派往印度洋。
2002年5月31日，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6月30日结束）。
2002年9月17日，首相小泉纯一郎访朝，签署《朝日平壤宣言》。
2003年1月10日，朝鲜再次宣布退出NPT。
2003年3月15日，伊拉克战争爆发。
2003年8月27日，在北京举行六方会谈。
2003年12月8日，小泉内阁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
2004年5月22日，小泉第二次访朝。
2005年4月9日，中国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
2008年7月8日，在北海道洞爷湖举行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及中日韩峰会。
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附近，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发生冲撞。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