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失去的二十年”是一个伪命题

一 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失去的二十年”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蹶不振，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失去了十年”的提法就见诸报端，而到2010年前后日本经济仍无起色，又有媒体提出日本经济“失去了二十年”，很显然，“失去的二十年”是“失去的十年”的延续。在媒体的渲染与炒作下，“失去的二十年”已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符号，而且这似乎还不够，因为“失去的三十年”即将接踵而来。原来印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创造过各种奇迹的日本经济影像几乎荡然无存，似乎日本已经衰落得不值一提，甚至连发展中国家都不如。当今的日本经济果真如此凄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现在仍然是一个国民生活富庶的经济发达国家。在这里，笔者想引用一段英国著名的周刊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02年4月号封面上的一段话：“街道很干净，几乎没有吸毒问题，也很少听到抢劫这个词，请想象一下这样的国家吧。列车正点运行，绝大多数人穿着整齐，即使是再普通的人也买得起高级点心。在这种富裕的国度中生活的人们，平均寿命很长，税率很低，失业率远比欧洲低得多，也比美国低。……但是打开报纸一看，都在说这个国家处于萧条与危机之中。难道世界上竟会有这等怪事？”虽然上述文字写于日本“失去的十年”论调甚嚣尘上的时期，但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日本并没有变得比十年前更糟。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是过分夸大日本经济衰退的一个伪命题。

诚然，过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偏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个人显性工资没有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中的年轻人收入明显减少，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以及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等，这些可谓“失去的二十年”之实。日本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即在“日本模式”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阵痛和付出的“必要代价”。人们对“日本模式”的通常解释是日本处在追赶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充分利用后发展优势所采取的“追求一国繁荣主义”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第一，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第二，出口主导型发展取向；第三，引进技术赶超模式；第四，主要依靠内部积累的高储蓄；第五，重视教育和技术开发等。此外，日本区别于欧美各国的一些特殊制度、惯行，例如，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深入干预而得名的“日本株式会社”，国家的“行政指导”，各种限制竞争、保护国内市场的烦琐的规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主银行制度，银行的“窗口指导”等，都应属于“日本模式”的范畴。应当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是“日本模式”的本质特征，因为它贯穿于经济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在这种模式下，日本将人力、财力、物力、技术这些生产要素或经营资源作为国家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强有力的官僚统治下官民一体，实现有计划的发展。国家财力的集中保障了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整个国土的均衡发展；国家的行政指导和各种规制有效地保护了日本国内市场和“幼稚产业”；终身雇佣制等雇佣制度培养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保障了企业技术队伍的稳定和整个社会就业的稳定；主银行制度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稳定资金供给。

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特定条件下，是成功的和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变化，也会逐渐失效和过时。随着日本追赶目标的实现和后发优势的消失，加上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本模式”的相当部分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模式”的弊病暴露无遗，日本也不得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提倡自由放任至上主义，标榜“小政府”。在日本，主张改革的当局和支持改革的学者认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以下两方面。①本来“市场”具有自律的恢复能力，但一些制度上的因素（如过多的规制、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不良债权的积累等）妨碍了这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使经济萧条陷入长期化和深刻化。只要消除这些制度性因素，资源（包括资金、劳动力、人才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就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②日本这次经济低迷的特征是供需差距的扩大，不景气的原因与其说是需求不足，倒不如说是供给过剩。不难看出，改革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全面信赖市场机制作用的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的主张；后一个论点是根据“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认为GDP和雇佣水平可以完全不考虑需求因素，只由供给条件（具体来说是决定经营者投资活动的条件）决定，实际上这是供给学派的主张。根据这种主张，他们提出，放松规制，处理企业的“三大过剩”问题，特别是大量裁员才是最好的景气对策。

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对国铁和电信公社等进行民营化改革，揭开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桥本首相的“六大改革”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变过去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为“市场主导型模式”，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提高民间活力。当然，这种转型绝不是彻底转向“市场至上主义”，只不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已。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加之与改革实践的不对称，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以至于“失去的二十年”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实上，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不时常回归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度过危机。日本目前正在推行的“安倍经济学”也包含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尽管“小政府”的目标迟迟没有实现，但对改革带来的阵痛有所缓解。

总之，“失去的二十年”之“实”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但政府时常出台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机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失去的二十年”一语有太多的夸张成分。因为日本人忧患意识很强，包括大部分政治家、普通国民都不喜欢张扬，特别是媒体出于各种目的更愿意报忧不报喜，而且不负责任地夸大事实以追求新闻效果。媒体的长期宣传，再加上许多日本学者精细片面的“科学论证”，导致多数日本国民甚至国际社会都误认为日本确确实实“失去了二十年”。

二 找错了参照物

“失去的二十年”的误谬根源在于找错了参照物。其实，我们在观察日本经济时一直存在一个误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或者以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与泡沫经济时期为参照物来考察和衡量现在的日本经济。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有其必然性。日本早已完成追赶任务，与中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难以和中国相比。

日本与美国也不可比。虽然美国也已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美国可利用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在全球呼风唤雨，利用所谓“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借口，有能力调动全球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服务，还可利用美元作为基轴货币的优势维持印钞权和定价权，借此在世界经济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即便自身经济出了问题，也可以让全世界为其买单。日本绝没有这种经济以外的能力来支撑和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另外，从纵向比较来看，目前的日本经济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也不可比。日本在1955～1973年实现了高速增长，完成了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昔日日本的高速增长与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较相似，甚至是在比中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的。其一，当时日本正处于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国内和国际市场空间宽广；其二，从支撑经济发展的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层面来看，三者的供给都十分旺盛；其三，世界经济与技术革命环境良好，日本实现了一枝独秀的发展。现在，上述的基本背景和基本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现在的日本经济无法与高速增长时期进行比较。

还有很多人拿现在的日本经济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例如，2017年初日本日经平均股指为19400点左右，仅相当于1989年的1/2强；现在的地价不足当时的1/3；与泡沫经济时期相比，日本的资产损失高达1500万亿日元；现在日本的金融、产业、企业实力与当时更是有天壤之别；等等。其实，拿现在的日本经济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更不恰当，因为泡沫经济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一种异常或者非理性的危险经济状态，所以与不正常状态进行比较显然是不妥当的。

笔者认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状况若与尚未发生泡沫经济之前的1984年的日本经济相比，应当是比较客观的。如图1-1所示，若以1984年基数为100，股市（除泡沫期外）有升有降，变化不大；地价也同股市一样，未发生太大变化；雇员个人收入略有上升，而法人收入有升有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个人金融资产上升幅度较大，2010年大概是1984年的3倍。储蓄率下降是人们认为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的主要论据之一。从图1-2可以看出，虽然家庭的储蓄率在下降，但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国民总储蓄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在2002年以后，企业储蓄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这说明企业早已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而且盈利水平较高。当然，企业储蓄率较高也反衬出日本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投资动力不足，这也是日本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表1-1的数据则显示，日本人均GDP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呈快速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1369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43429美元，增长了2.8倍。2015年降至32486美元，其主要原因在于日元贬值，国民生活水平并未下降。从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与日本经济正常状态的1984年相比，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失去”，而且标志国民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仍处于上升状态，显示民间财富的个人金融资产和民间储蓄仍居于高位，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绝不逊色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

图1-1 日本30年来的主要经济指标变化

注：个人金融资产的数据由于统计标准的变更，1997年以后并不连续。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银行、国税厅、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等的资料绘制。

图1-2 国民总储蓄率、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的变化情况

注：企业储蓄是非金融法人与金融机构的合计。

资料来源：「平成二十年度国民経済計算確報」（平成12年基準、93SNA、平成22年2月11日）、孫引き深尾京司“「失われた二十年」と日本経済：構造的原因と再生への原動力の解明”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2。

表1-1 日本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人均GDP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等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