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克隆人的现状与展望
自1997年以来，作为现代生物技术之一的克隆技术，不仅成了一个科技热点，而且更成了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生物学家、医学专家、社会学家、法律专家、伦理学家到新闻记者，从政府首脑到普通百姓，对“克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引发为社会问题，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有关“克隆人”的问题。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技术和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一）技术时代的幻想与狂热
如今的社会是技术的社会，如今的时代是充满技术幻想的时代。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胜利使人们对技术发展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似乎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技术做不成的事。一旦有新技术的出现，就会引发一阵狂热，一阵臆想。
这几年来，人们一直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着“克隆”一词，在动词意义上等于“复制”，在形容词意义上是“复制出的”。相应地，“克隆人”也有两个含义：复制人与复制出的人。用体细胞克隆绵羊技术的成功使人们看到了成功克隆人类的希望，而克隆人的想法的确又引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就产生出一些“奇谈怪论”来。
有乐观的论调：“复制一个你，让你领回家”；“尼采不是说上帝死了吗？即使上帝活着又能吓住谁呢，没准儿我们还高兴再克隆出几个上帝来”；“会不会有谁想克隆出一打迈克尔·乔丹，来称霸NBA呢”；“无性繁殖技术将使人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再生，使世界充满了他们的孪生兄弟姐妹”；“克隆人可以从生命工厂的生产线上成批地生产出来”……
更有悲观的论调：“20世纪末最伟大、最恐怖的科技突破，1997年大预言来临了吗？”“倘若此项技术的突破是在三四十年代，那么会有多少希特勒”；“核武器的破坏性，不过是将生命毁灭……如果克隆技术延伸到哺乳动物，特别是发展到克隆人，那就比毁灭生命更可怕”；“人造人，吓死人”……
这些说法都是在当时媒体上出现过的。“克隆人”真有那么神奇和恐怖吗？事实上，克隆绵羊所谓的“成功”，只是让人觉得有利用人体体细胞克隆人类肌体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又有多大呢？如此看来，人们正是把克隆出人的那种极微小的可能性作为现实性来进行争论的。然而可能性又怎么能等同于现实性呢？尽管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反对把技术当作手段来看待，但是没有技术手段你又如何达到目的呢？没有切实可行的克隆技术，你又如何实现克隆人的幻想呢？如今，多年过去了，克隆技术又发展得如何呢？它实现人们当初的梦想了吗？还没有！但是，在几年前，人们为什么就在这项肯定具有不完善性的实验技术的基础上，就武断地推出能用成年人体细胞克隆出人来，并用这个武断的推论作为进一步展望的前提呢？人们只是看到了技术的目的，而忘记了还没有手段这一事实。
（二）克隆人：华而不实的社会效应
任何一项人类创造的技术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我们的问题是要从能否克隆出人转移到为什么要克隆人和克隆人有什么社会意义这个问题上来。能否克隆出人是科技专家要回答的事情，我们在此只谈谈后者。
1．克隆人的生物风险
在生物进化层次上，人类和绵羊虽然都属于哺乳动物，但是人类比绵羊进化层次更高级，生理结构也更复杂。何况我们已经知道用体细胞克隆绵羊的技术尚不成熟。这样极不成熟的技术，如果随意应用于人身上不是失败就是极不安全，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在移植操作过程中，很难说细胞核丝毫不受损伤，以致发育出有缺陷的后代。如果要克隆人，必然要使当事人承担难以估计的生物风险。若这样做，不是对当事人人权的侵犯吗？与其这样，又何必去克隆人呢？对人类的繁育来讲，克隆技术是不是有些画蛇添足呢？
2．克隆人给社会带来负担
现代人类社会人丁兴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还在为控制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而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去复制人。尽管有人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不育或失去孩子的家庭解除痛苦，但是现在不是有比较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吗？不是可以通过收养等途径来实现目的吗？为什么要寄希望于一项不成熟的技术呢？况且等待（克隆技术的完善）过程不也是很痛苦的吗？
3．快速而大量克隆人是不可能的
在人们议论克隆人的时候，曾希望能快速而大量地去克隆人。其实，这是工业化社会的思维模式——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在这种幻想下，往往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克隆人”的生长起点仍然是胚胎，从胚胎移植到婴儿出生，大约有十个月的时间。不管是正常人还是“克隆人”，都会有一个从婴儿、幼儿、儿童、少年到青年的发育和生长过程。若按18岁成人，又需要18年。如果考虑到人类的生命成长周期，想快速复制克隆人的那群人，恐怕不会有耐心和精力。另外，人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模拟出人体子宫那样适合生命孕育的精致环境。因此，培养克隆人，还必须借助于妇女的子宫来进行。如果考虑到妇女的心理因素并尊重女性权益不对其随意增加分娩痛苦等问题，克隆人就会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想大量复制人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可能像高速复印机迅速复印文件一样复制人。在1998年，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公开扬言要进行克隆人试验，想一年内复制500人，这种想法实在是既狂妄又愚蠢。
4．社会属性——作为一个人的主要属性则是不可复制的
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之所以为人，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具有的社会属性。现在我们明白了已不可能复制出诸如“希特勒”、“爱因斯坦”和“乔丹”那样的人物了。每个人都有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其人生际遇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遗传的或者是天生的一些因素，对于有些人（如文艺体育人士）是有很大作用的，但也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其后天的努力也是极为重要的。
（三）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
1．科技时代人们思维的敏感性
通过“克隆羊”事件，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本来这是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性成果，人们却把它作为一项可操作的技术成果来看待。这不仅反映了现代人类广泛性的工具理性思维，而且反映了人们潜意识中的科学与技术万能的思想，即科学上能认识的，技术就能操作。人们广泛地关注克隆羊事件，不仅仅只是由于媒体的强大引导作用，而且也反映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科技发展的高度敏感性。人们对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伦理道德的关系有了更多和更深的了解。的确，在技术日益社会化和社会日益技术化的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关心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技术异化现象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或灾难也是人们难以忘记的。这就使得人们很慎重地看待每一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并特别注意其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对克隆技术的讨论也反映出了这一种社会思潮。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对克隆技术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反映出不少人的科技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只有在一个全民科技素质较高的社会中，才能更有效地为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2．如何正确运用媒体的力量
在威尔莫特发表论文之前的1997年2月23日，美国记者科拉塔已在《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报道了克隆羊“多莉”诞生的消息，宣称是世界上首例完全由成年动物的体细胞核基因组产生的后代，而以前所谓的“克隆”大都是用的胚胎细胞（经过了两性生殖细胞的融合）。这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该记者也因此获得了1997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由于一般媒体的受众多，所以媒体的影响面远大于学术性的《自然》杂志。此后，在许多媒体的炒作下，克隆技术像玩小魔术一样简单而有趣。然而，一些人根本不了解任何技术细节，就空发议论，跟着起哄。对科学技术的无知，使许多人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任意发挥、随意猜测，以致引发出前文列出的许多怪论，表现出对科学技术的无知和偏见。关注大众可能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各界人士的观点，这是新闻媒体的一种职能，但如果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就可能误导大众。有些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忽略了许多技术细节，将复杂的技术过程简单化和庸俗化，引起大众的好奇和莫名的恐惧。把大众对技术与未来的关注引入科幻般的奇想中，又以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来审察并忧虑未来。这实在是不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技术，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代人类社会中，媒体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从对普通人的思想方法到政府的各项决策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各类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真实、客观、公正。媒体在报道科学技术进展的同时，也要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和科技意识做出自己的努力，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舆论环境，以便引导公众更好地认识与理解科学技术。我国技术哲学专家陈昌曙先生曾指出：“技术评论，包括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评论，要以确切反映某种技术的真实情况为前提，而不要凭一知半解就去想象发挥，夸大或缩小。……一个技术外行要做到这点是困难的，但应力求做到，尤其不要语不惊人誓不休和炒新闻。”
关于克隆羊事件的不实报道和评论不但误导了公众，也给相关科学技术研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例如，一些与克隆相关的科学研究经费被政府收回了。因此，如何为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这确实值得我们社会各界去思考和研究。
3．对克隆技术应加强社会调控
按照生物进化论，生物是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性生殖到有性生殖的方向进化的。那么，在高等动物中，自然状态下进行的有性生殖，则肯定是有其合理性的。所谓的克隆技术，实质上是在人工技术的干预下，促使生殖方式向原始的、低级形态的复归。但是，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看，这是认识生命和调控生命的进步表现。科学技术工作者为何要研究动物克隆问题呢？人们希望利用这一技术抢救珍稀濒危动物，复制优良家畜个体。扩大优良动物群体，可以打破有性繁殖的局限性而使个体的数目增加。提高畜群的遗传素质和生产性能，提供充足的试验动物，推进转基因动物研究，攻克遗传病，研制新药，生产可代替人体移植的器官，这都是可以理解并能得到社会支持的研究课题。克隆羊的“成功”，使人类对生物技术革命产生了种种希望和幻想，同时也带来了忧虑。例如，“克隆人”将打破人类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影响现有的家庭结构；“克隆人”身份复杂，无法纳入现有伦理体系、法律体系；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影响；“克隆人”是否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有可能被滥用，成为恐怖分子的工具……
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并且应该受社会价值的影响和制约，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的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鉴于克隆技术对未来社会和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对克隆技术及其相关的研究与应用必须细心地加以管理、监控与评估。从政府角度讲，要加强克隆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立法工作要有生物学家的参与，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操作规范，注重人类的健康和利益，防范生物风险，要注意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则需要提高自身的科学道德。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关注和思考生物技术及其社会影响，因为它是如此地与我们密切相关。关注生物技术的社会后果也就是关注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兴克隆技术之利，除克隆技术之弊，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