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

在过去克隆人的呼声高涨时，科学界曾掀起了一场“反克隆人运动”。通过分析这场运动的理由和选择，既让我们对现代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和科研态度等问题有了新认识，又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力发展治疗性克隆，才是对克隆技术有利价值的真正弘扬。

（一）反克隆人运动的源起与反对对象的确立

尽管克隆人这个可能的技术目标，早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基于大同小异的理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禁区”，却仍然无法阻挡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别有用心。从1997年12月以来，在媒体上曾经大量报道过一些声称要进行“危险”的克隆人实验的“科学人物”，分别有美国物理学博士理查德·希德、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美国男性生育学专家帕诺斯·扎沃斯和法国生化专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等人。这些“科学人物”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激进的“克隆人运动”，震撼了整个世界。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为世界级“风云人物”，他们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行总会引起媒体、公众、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争论。但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技术难题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没有真正出世。当我们事后再观察这场历经六年多的“克隆人运动”时，明显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不真实感觉。所谓的“克隆人运动”，实质上则是“克隆人舆论运动”。

在科学界，反对的声音汇集成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反克隆人运动”。一些科学组织对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排斥，视他们为科学界的“越轨者”。例如，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做出决定，禁止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参加该学会于2001年11月举行的以克隆技术为主题的科学辩论会。同时，意大利医师协会在2001年8月公开警告安蒂诺里，若其一意孤行地进行克隆人实验，就将吊销他的行医执照。特别是在2001年8月7日，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有史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就克隆问题的正面交锋。在会场上，双方争执的气氛如此浓烈，以致这些科学家相互高声叫嚷，差一点动起手来。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这种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类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至少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二）科学界的反对理由

科学界为了寻求社会舆论和政府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动物克隆技术研究的支持，在这场反克隆人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因为，科学界工作者担忧一再喧哗的克隆人运动会严重扰乱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支持态度，从而影响其正常发展。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研究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1）存在着克隆人技术吗

尽管“克隆人”概念早已经在文学、科幻类影视作品中存在了，但现代“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显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启发。同时，他们从哺乳动物体细胞克隆的成功个案中看到了实现克隆人的一线希望。

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无疑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真的存在现实的克隆人技术吗？我们知道，技术是以其效用性为重要分类特征的。如果通过实施某种动物克隆技术能够实现产生“克隆人”的技术目标，这种技术应该是“克隆人技术”。否则，如果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克隆人”来，即使存在着某类克隆技术，这类技术也决不应是什么“克隆人技术”。然而，以“克隆人”为目标的技术实践又为国际社会所禁止。这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难以公开检验的问题。因此，人们目前的许多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推测性的，“虚”的成分很多。

（2）克隆人将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大量畸形后代、发生排斥现象以及使用大量的重组卵细胞等问题，将同样出现在克隆人的研究过程中。若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种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并且，现在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科学家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必然在克隆人问题上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例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从另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恩格斯曾经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技术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Nature和Science杂志连续发表了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技术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以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危害人类社会。

（2）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由于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许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这与严谨的科学精神是相悖的。

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有学者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另外，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任何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他们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他们发布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在此，我们赞同周国平先生曾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一种深沉、孤寂和宁静的境界。

（三）克隆技术研究目标的理性选择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再提醒着主流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1．极力发展治疗性克隆的技术目标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能用于不同的目标或领域，这是人们争议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隆技术在其技术效用范围内，也可以有着不同的技术应用目标。但是，克隆人的设想并不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原初目的。对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动物克隆研究人员来讲，他们从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其最大价值在于促使改善动物品种成为可能，克隆人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为了减少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纷争，科学界早就主张把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按照最终的应用目标进行分类，区分应持的态度。科学界希望政府的有关禁令只适用于禁止旨在以产生“克隆人”为技术目标的实验，而不包括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是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它是以治疗人类疾病和有效进行器官移植为目标，与以产生出一个“完整人”为目标的生殖性克隆有明显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学家、科学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发表声明，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例如，威尔莫特等人指出，该研究正在导向将编程胚胎干细胞变成特化的组织类型。这样能够用来再生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使患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疗性细胞克隆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这种研究不应该同克隆人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公众对克隆人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妨碍用胚胎干细胞来修补器官和组织的研究。另外，在2001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发表讲话催促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人类克隆法案之后，美国有4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立法支持治疗性克隆。正如Nature杂志在2001年5月发表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美国一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慌，但对待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态度应该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

2．克隆技术的理性研究态度

（1）消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风气

通过对多年“克隆热”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在动物克隆技术研究领域中，出现一种较为普遍的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接连不断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论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例如，2002年12月27日，归属“雷尔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宣布世界首例克隆婴儿“夏娃”诞生，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还拒绝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夏娃”身份的真实性。正如美国《时代》周刊的评论文章所指，“雷尔教”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克隆的，与这样一个组织辩论科学、伦理和道德问题，简直是太荒谬了。在科学界无人为他们喝彩没有关系，他们要的只是“轰动效应”，从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钱和追随者。在针对克隆技术的严肃政策讨论中，他们却产生了“搅浑水”的效果。

同时，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向中教授指出：“学术成果应该以论文形式，经过严格审稿，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国际认可的一流杂志（并不只限于《科学》、《自然》、《细胞》等）。此后，才应该考虑必要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因此，为了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必须消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风气。

（2）消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过分功利性

当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无闻地艰难探索着，而是整日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时，科学研究就决不成其为科学研究了。这不过是少数研究人员科研动机不纯正、过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现。在克隆技术研究过程中同样如此。对此，北京大学的潘文石教授指出，他感到科学的观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类创造、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项事业。在今天，科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经降低到一种谋生手段，只要拿到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换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于是，有人要组织更多的研究，而那种研究说实在的只是以发表论文作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科学的一个实质问题或是对人类有真正造福为目标。可见，过分的功利性追求无疑会妨碍科学技术的研究、创新与发展，也妨碍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合理发挥。作为一名严谨的、真正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切实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研究工作，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重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尽管人们期望着克隆技术能够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为人们创造出奇迹。但是，克隆技术的进步无疑要取决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探索性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他们的基础研究很扎实，搞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掌握了不少生命运动规律。这些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突破，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现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别是那些出产品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视基础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规律，是很难成功的。

至2003年，DNA双螺旋结构已经发现了50周年。这50年，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经被破译，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沃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今天比我们起步的时候有更多的新疆域，未来几百年中，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应对。只有在对生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使现代生物技术的许多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这正是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