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和反思的艺术

——《亚洲传媒》对李金铨教授的访谈

李金铨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创始会长，香港人文学院院士。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二十多年，现为荣誉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以及中研院客座教授。学术兴趣包括国际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与新闻史。

几十年以来，美国主导传播学研究领域，亚洲学者对此搓手而着急。许多学者完全服膺这种西方主导范式，有的却退居边缘。李金铨认为这两个极端都不可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但又保留东亚学者的声音。李金铨是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创始会长，被视为国际传播领域的先驱。2014年5月，他荣获国际传播学会的B．奥布里费舍尔导师奖。他接受《亚洲传媒》杂志编辑Cherian George的采访，分享了他对全球视野的洞见，同时呼吁亚洲学者应当反思本土，以发挥作用。

Cherian George（CG）：

您的新书《国际传播的国际化》，书名很吸引人，可否解释背后的含义？

李金铨：

人们误以为国际传播必定非常国际化，其实不然。国际传播是在特定的美国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国际传播成为国内传播在概念上的延伸和经验上的应用。我们在西方受教育，获益良多。但多年后，我们开始抛弃某些在西方学的东西，去芜存菁，甚至开始和西方共同重新学习——如果我们拿得出学术业绩，就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们展开有益的对话。

CG：

所以，直到最近国际传播实际上是“非美国”传播？

李金铨：

是的，国际传播常顺理成章地被视为“非美国”传播，正如美国棒球年终大赛号称“世界杯”，直情以为美国就是世界。这种想法很普遍。国际传播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特别是以勒纳（Daniel Lerner）、白鲁恂（Lucian Pye）、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等政治社会学家为代表。

CG：

聚焦于美国超级强国的需要来理解世界，为它的利益？

李金铨：

是的。麻省理工的学者与斯坦福大学的威尔伯·施拉姆结盟，以促进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为目标。这些前辈学者的用意也许是好的，但这种视野也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传播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

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国际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影响深远。此书的材料来自冷战时期在中东所做的调查，以评估美苏宣传战谁胜谁负。奇怪的是此书在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界的地位却相当边缘，并未被列入他们阅读的书单；但对国际传播的学生而言，它可能是最经典的著作，随后罗杰斯又把它融入《创新扩散》的体系。《创新扩散》在国外做的实证研究可能比任何研究都多，但也都只是复制了美国的预设。罗杰斯采用相同的问卷、不同的译本，在不同的国家做调查，不啻假设了国家与文化差异是无关宏旨的。

这种“美国中心”的心态在查尔斯·伯格（Charles Berger）和史蒂夫·查菲（Steve Chaffee）的《传播科学手册》（1987年出版，2010年的第二版由伯格、迈克尔·罗洛夫、戴维·罗斯克斯·艾沃德森主编）中表现无遗。在这两版中，各只拨出一章讨论跨文化传播或比较研究，没有处理任何国际传播的实质问题——他们把传播学称为“科学”，而科学追求的是普适性，那么任何与美国主流范式不同的都是“例外”，而“例外”对他们是无足轻重的。

比较1973年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和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主编的《传播手册》，这是一本1000多页的厚书，其中有20%涉及国际传播，由麻省理工的政治学家执笔。尽管他们以美国重大利益为视角，主题包括国际宣传、现代化、共产主义传媒体系等，带有全球景观，但是，这些国际场景在第二代学者编辑的《传播科学手册》中完全消失了，对他们来说，国际只是美国的延伸。

CG：

这很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为了推动了传播学成为一门科学。

李金铨：

当然。所以，我们更得思考实证主义的优点和缺点，这是很重要的。

CG：

谈谈您个人的学术道路吧。您在美国读研究所，您是当时就意识到这种失衡和民族中心主义，还是后来才察觉呢？

李金铨：

有点模糊的意识。那时候传播是新生事物，在亚洲根本不存在。我到美国念书，因为接触到勒纳、施拉姆和罗杰斯的著作而对传播感兴趣。罗杰斯提出的理论“通则”号称总结了在美国和海外的实证研究发现，言简意赅，貌似科学，把我引进了国际传播的领域。

一段时间过后，我才意识到这些“通则”是有文化偏见的，未必适用于其他地区。我求学时选的课有些喜欢，但有些课我没有听老师的话去选，因为我总认为他们的世界观把一切东西化约为“认知的实证主义”，但这不是我看世界的方法。

CG：

因为这种世界观与你的文化不能产生共鸣？

李金铨：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只是当时不明显。但遇到具体情况时，我就觉得不习惯这样看世界。我去了密歇根大学读博士，该校是全国选举研究的重镇，我接受了严格的定量和实证训练。我的导师问我要做什么样的论文，我说可能结合主流传播理论，用选举数据做第二手分析。他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却有很好的直觉：他说，你做那种研究，就丧失了独特性。我要的正是这句话。我说，好，从此我走自己的路。我的论文题目为“传播帝国主义再商榷”，毕业后随即出版，它对我的生涯很重要。至今这个核心问题都还是我所关注的。

CG：

您说过，反对美国中心的传播视角，不等于赞成亚洲中心的传播视角，它们不是一镜之两面，而是应该发展一种真正具有世界精神性的取径。您的意思是什么？

李金铨：

我们向西方学习，天经地义，但学习以后也要丢掉一点——丢掉一部分，而不是全盘。这是“正”与“反”的过程，最后才得有所“合”，即与西方学者共同再学习。有人说需要建立亚洲传播理论，如果为了“反”，那么我理解这种心理反应。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这不是应走之道，我们必须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综合分析，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经验到更高的理论层面。

我写了一篇《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的文章，主张从分疏具体在地经验的内在理论开始，在抽象阶梯上拾级而上，然后接引更大的文献，也因此与更大的国际知识社群成员对话。我们要看重在地经验，但也要把它放到更大的脉络下考察，这样才能融合本土经验和全球视野。

我要强调，在地经验是首要的，再上升到更具全球视野，而不是假设某些理论是真理，放诸全球而皆准，然后为它寻找一个本土的例证。那是不行的。

CG：

但是不需要发展一些专属亚洲的传播理论。

李金铨：

没有什么本质化的亚洲传播理论。亚洲文化不是冻结不变的，其内在差异很大。不谈亚洲，光谈中国；甚至不谈中国，只谈儒家。儒家文化已经够复杂的了，有官方钦定的儒家，也有深入民间的世俗化儒家；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各地不同，怎么能够“统而言之”呢？

即使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也有显著差异。要是我们假设儒家文化是一成不变的，假设儒家只有一种解读；再假设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太接近了，以至于其间差异可以忽略；更假设存在一个所谓的“儒家文化区”——这种种“假设”都必须一环一环地进行细致分析，不能被视为当然。如果我们一味假设亚洲文化都一样，那不过是西方霸权的水中倒影罢了。

有人说我们可以把亚洲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和非洲中心主义等都综合起来，就是国际视野了。这种“大杂烩”在形而上学上也许有趣，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哪位智者可以站在高地，居高临下做这种综合呢？这几乎必须假设有通人，从知识的制高点对各种“中心主义”了然于心，从中提炼出“放诸全球而皆准”的东西了。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我采取的路径其实是韦伯-舒尔茨（Weberian-Schulz）式的现象学。现象学认为，文化的理解取决于“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ity），允许不同的诠释社群建构多重现实，求同存异。如果文化是重要的——我坚信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年，必有独特的价值；但同时要记住，文化有很多内部矛盾和冲突，也有很多共同性——我们就得反思在地经验的内在理论，逐步上升，与别国经验接触，以形成一个足以观照文化差异的全球性理论。

现象学假设不同的诠释社群可以建构多重现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诠释社群，现象学为国际传播的“国际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论基础。我甚至可以说，国际传播的“国际化”也就是传播研究“国际化”的契机。此外，我服膺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呼吁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被置于时间（历史视角）和空间（全球视角）的坐标中检视，这也为国际传播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CG：

您是说重点必须转移到文化研究，而远离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吗？为避免误解，请解释。

李金铨：

我支持经验研究，但未必喜欢极端的实证研究。经验研究的基础是你可以感受到的、看到的或可以与他人谈论的——感官经验及其延伸，犹如佛教说的“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是感官经验，“意”是感官经验的延伸。实证研究则是把复杂的社会现实化约为少数变量，建立其间的因果关系，这是经验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不能画等号。

我们寻找经验规律，但希望不化约人类文化和社会的意义结构。我接受过实证训练，它可以使思维更缜密。一旦你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就可以开始把“因果”预设放宽，向“意义”转向。我反对的是极端实证主义，这在美国是最有支配性的学派和方法范式，我看不出有何力量可以挑战这种趋势。

毕竟实证主义出自自然科学，我们想模仿自然科学。但我们逐渐了解到了其中的局限性，因为人类社会并不是物理世界。人类社会是有意义的，而意义必须阐明。我们从物理科学中学如何寻找规律。因果与意义的结合是现象学的核心假设。我现在的立场就是这样。

CG：

您认为在亚洲这种新的意识普遍存在吗？

李金铨：

下一代学者也许接受过更规范的学术训练，但视野也可能更窄，实在需要培养文化意识。少数人觉醒了，大多数人不能摆脱学术官僚架构的运作，或由于认识论上的盲目，还是与西方亦步亦趋。更有甚者，他们学一样东西，只会做那种东西，别的不会了，而且不以为忤。

然而亚洲思想最活跃的学者，似乎隐约有一种自觉，不是有组织的运动，而是来自各方不约而同形成的一种意识。我们需要与西方学者有更多的对话，也需要南南对话，这是非常缺乏的。

CG：

对话不应该仅限于亚洲学者之间，还应该包括南半球地区，比如拉美学者与亚洲学者之间的对话。

李金铨：

是的，我们很少想到这点。

CG：

目前，每一地区都是通过西方学界来展开这类对话的。

李金铨：

就像殖民结构，不是吗？从一个非洲国家的首都飞到隔壁国家的首都，最简单的往往是在伦敦或巴黎转机。

CG：

知识上也这样吗？

李金铨：

是，这是一个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CG：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年轻的亚洲学者应该在哪里深造。当年你别无选择，只能去美国。现在，亚洲的大学也有不错的传播学课程。是否应该留下聪明的年轻学者在亚洲学习，或者到西方国家还是最好的选择呢？

李金铨：

尽管美国有种种偏见，但美国无疑还是机会最多的。没有人可以取代这个优势。

CG：

那么，如果年轻学者在好的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您会怎么建议他规划他的生涯呢？您谈到导师曾建议您不要忘本，不要让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淹没。

李金铨：

很遗憾，许多学生从美国回来，只是复制他们老师的世界观，成为学术推销员。他们在文化上、认识论上或方法论上都缺乏反思。当然，大部分亚洲大学也是如此。亚洲的大学要是不能反思它们的文化根源，那是很可悲的。

CG：

所以地理位置并不具有决定性，对吗？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亚洲的大学：他们可以克隆美国高校。

李金铨：

当然不是。亚洲的大学可以成为帝国中心的前哨，并以此洋洋自得。这种情况正在眼前上演。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很多反思，个人应当培养反思能力。但是我们要发展一种促进反思的文化。

CG：

您的意思是学术文化吗？

李金铨：

是的，一种文化运动：学者都来参与，变成一种实践。是实践，不是终点：向前走，更多对话，找到自己。找到我们的抱负和局限，继续前行。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但目前还不在关注的议程上。

CG：

教导是很重要的一面。今年，您荣获了ICA颁发的导师奖。问题是年轻学者的竞争极为激烈，日子很难过。坦白说，您的日子就简单多了。即使我十多年读完博士，也比今天的年轻博士面临的挑战容易多了。他们要爬过去的杠杠愈提愈高，要发表文章，要出席会议，竞争压力还会与日俱增。在这种环境下，您会给这些活在无情市场竞争中的年轻学者什么建议？各校以复制美国模式为价值取向，因此，学者们只敢简单的复制，不敢冒险去做不同的东西。

李金铨：

很难。我只能给些老派的建议，却也是我深信不疑的。我从来不想把学生改造成我的翻版，我的工作是激发他们的学术热情，发展研究兴趣，培养理论观点，建立良好的工作习惯，如此而已。年轻学者在跟学术官僚体制的各种规定周旋之余，还是不要放弃长远的抱负。所有的学校都看重排名，只看短期。你必须满足要求，否则就要失掉饭碗。但就算是那样，内心深处还要不断问自己最关心什么问题。

CG：

一个长期研究的问题。

李金铨：

是的。有些时刻在心中燃烧的问题，你的研究都会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在过程中，人们不明白你要做什么。但总有一日，你所做的都会明确指向一个目标，也就是长期关注的恒久性问题。所有的研究都在呈现这些恒久性的关怀，一点一滴解答问题。你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恒久性的问题往往是最基本的问题，包括自由、平等、种族、贫穷、阶级等。我很幸运，求学时接触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这本书成为启发我学术道路的源泉，它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不断联系个人的关怀到公共的问题上，让我知道要成为什么样的学者。我开始任教时，每年都重温此书，以不忘初衷。我还算是多产的，但愿我的论著也是有说服力的。

CG：

所以您的建议是年轻学者既要懂得如何和高校的游戏规则周旋，又要坚定地致力于长期的学术研究？

李金铨：

是的。你要建立一套整体性的方向，一篇一篇发论文，不要有什么机会抓住什么机会。研究方向要明确，这样你会发展出来很多研究项目，所有的研究都互相联系，共同回答你的学术关怀，最后它们都走在一道了。

原文来源：

George Cherian（2014）. “Lee Chin-Chuan: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the Art of Reflexivity.”Interview with Lee Chin-Chuan, Media Asia 41（3）:pp.199-207.

翻译校对：张帆 黄月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