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研究基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历史表明，各个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各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呈现了不同的特点。但是，无论各国城市化经历何种发展道路和模式，有一种现象是共同的，那就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发展的初始阶段，及其随后的快速发展阶段，在城市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过程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一系列的国家、区域或者城市范围内的生态安全破坏问题。

以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及其演进规律给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其城市化起步阶段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时期，都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破坏不断加剧的过程。考察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每个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较快发展与生态安全似乎是发达国家城市化初期和加速发展期的固有矛盾，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同样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引致的生态安全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发达国家在人口和产业开始出现明显向城市集聚的时期，也往往伴随着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的深刻影响，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压力日益加大。

从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度缓慢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各个地区的城市化步伐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出现加快发展的势头。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发展主旋律。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于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始反思过去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们才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模式早已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我国的城市化模式却还在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为代价。全面认识我国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并系统地总结我国不同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其教训，进一步科学地制定未来我国区域城市化发展过程的战略措施，是目前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课题。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较快发展的阶段，中国区域城市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也比较突出，对此必须加以深入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党和政府部门开始高度重视，国家开始从国土资源的角度组织开展深入的研究。2007年7月，《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公布，阐明了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任务以及工作要求，主体功能区问题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 2010年12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基本依据，是科学开发国土空间的行动纲领和远景蓝图，是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空间结构急剧变动的时期，坚持科学的国土空间开发导向极为重要。为有效解决国土空间开发中的突出问题，应对未来诸多挑战，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全国主要城市化地区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供给安全得到切实保障；“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海洋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基本形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21世纪初期，如何积极推进区域城市化进程，选择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实现区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课题。基于以上背景，本书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为研究视角，在分析我国区域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典型模式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提出生态安全视角下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战略及其对策建议。

二 选题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城市化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呈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过程引致的生态安全问题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变得日益突出。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每个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都有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21世纪初期，我国城市化进程呈现快速发展趋势，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区域城市化与生态安全的关系呈现不同的态势，而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和城市化模式在新的时期正面临新的困境，迫切需要新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同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被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提出，也有待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因此，本书有助于进一步开阔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对我国城市化与区域生态安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针对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的资源过度开发、环境破坏严重等诸多生态安全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区域城市化不仅应有量的适度发展，更应该实现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而且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将持续较长时期。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是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课题。

本书通过对我国区域城市化模式与生态安全作用机制的研究，探讨我国未来生态安全视角下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具有区域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战略。这不仅对于实现区域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相关领域研究动态综述

城市化模式与生态安全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国外关于城市规划的理论，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关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城市化与生态安全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研究、生态安全评价与生态风险防范研究、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等方面。

一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1898年，英国城市规划师霍华德（E. Howard）针对当时英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以及农民大量涌入大城市等现象，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这是国外关于城市化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系统分析。霍华德“田园城市”规划理论提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理性的规划方法，来协调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霍华德与有关城市规划协会共同提出了一个关于“田园城市”的定义：“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带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委托他人为社区代管。”田园城市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在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绿带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可以说，田园城市理论初步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而且，该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对后来出现的一些城市规划理论，如“有机疏散”论、卫星城镇的理论颇有影响。20世纪4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城市规划方案和法规中也充分体现了霍华德的思想。霍华德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能够提出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尤其是为解决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指导，对后来出现的一些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21年，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者帕克（R. E. Park）提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理论。在芝加哥学派看来，城市是边界明确又相对独立的生态单位，是用生态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最好场所。帕克根据生态学原理提出，在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人口单位之间相互依存，但是，由于资源是有限的，人们为了取得生存所需的资源而相互竞争，因此，生态学中的竞争和共生原则是支配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在后来的城市社会学的环境学派看来，城市表现了人类在生存斗争中的适应性，城市问题基本上是由于城市生活背离了人性的尺度和大自然环境，工业城市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城市污染正威胁人类生存。他们主张彻底改造城市结构，以达到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目的，并且提出了许多城市规划和城市改造的意见。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实施一项政府间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的研究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 MAB）。1977年，美国的著名学者Lester R. Brown，首次将环境引入安全概念，并力图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然而未能引起美国政府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78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文件中正式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受联合国委托，制定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把保护与发展作为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再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其实现的前景和途径。其目的在于使广大公众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在谋求经济发展和享受自然财富的同时，不能忘记子孙后代的需要。直到1989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才对生态安全的含义做了阐述：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的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政治生态安全。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环保局提出了生态风险评价框架，到1998年进一步修订后发布了《生态风险评价指南》。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研究设计了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例如，生态足迹模型、压力-状态-响应模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驱动力-状态-响应（DSR）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指标体系（欧洲环境署）等。进入21世纪，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环境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且深入研究影响环境安全的具体因素，如全球环境变化的风险、生态脆弱性与全球化、人口、传染病和资源等。

二 我国相关领域的分析

国内关于城市化与生态安全关系的相关研究起步晚，但进展较快。发达国家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学者对城市化与生态安全的相关研究最早关注的内容。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就根据他多年研究生态学的实践和他关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口、粮食、资源环境等重大生态和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复合生态系统等概念，并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时指出生态工程是实现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且于1984年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他认为复合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体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区域内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的研究开始起步和发展，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1987年在北京召开的“城市及城郊生态研究及其在城市规划、发展中的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态学研究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国内学者先后从经济、环境、生态和地理的角度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

周一星、许学强分别采用137个国家和151个国家的资料，分析验证了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关于各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粗略的线性关系的论述。他们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不符合线性相关，也不符合双曲线模式，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与可持续城市的关系日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王如松认为，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地面沉降严重、土地退化加剧、大气污染加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比较突出的生态问题，加之人口剧增、人地矛盾突出，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我国主要的生态环境脆弱带之一。李贞等选取我国东部、中部、西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1985年至2003年六省市的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和经济指标，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北京和上海两直辖市大部分污染物排放量均已随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北京市SO2排放量、工业固废排放量与经济指标呈负线性相关，其他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指标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倒“U”形；上海市废气排放量、固废产生量随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其他6个环境质量指标排放量均随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杨海生等基于1994～2005年我国46个不同类型城市空气质量和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首次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间的空间依赖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证明了我国城市间空气质量和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联动特征。

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继续深化，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对于城市化过程与生态安全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城市化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城市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冯之浚研究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道路问题。由于西部地区自身的历史基础以及国家开发布局重点等因素，西部地区城市的空间布局现状呈现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市密度小，辐射力弱；二是区域内部城市分布不平衡，差异大。他认为西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生产力布局、现有城市发展的基础、地理空间格局、交通设施条件等因素决定了西部地区城市空间布局模式的差异性以及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差异性。西部地区城市体系空间分布的现状特征、自然地理与交通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文环境等因素决定了西部地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其城市空间布局发展模式应以据点式开发与点轴式开发相结合的模式为主，少数经济相对较发达、城市发育状况较好的地区应适当进行网络式开发。

刘耀彬等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时空规律，研究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类型。他们认为，城市化可能存在着三种发展的趋势：A．发展；B．维持现状；C．衰退。生态环境质量也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a．改善；b．维持不变；c．恶化。因此，理论上，城市化的三种发展趋势和生态环境质量演变的三个方向可以有九种组合，并且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这九种组合都是存在的。其中的Aa型，城市化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同步，是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最理想的类型。他们基于协同论的观点，指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评判标准并构建了二者之间的协调度模型，应用此模型，以江苏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该协调标准和模型意义明确、应用简单，能有效判别区域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的不同发展层次，对于协调区域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具有一定的意义。

乔标等以河西走廊为例分析了干旱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提出了干旱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过程主要经历5个演化阶段：低水平协调阶段，一般处于城市化初期，以集聚效应为主，在空间上表现为向心城市化阶段；拮抗阶段，一般处于城市化初期和加速发展阶段，以集聚和集聚扩散效应为主，在空间上表现为向心城市化和郊区化阶段；磨合阶段，一般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末期，以扩散集聚效应为主，在空间上表现为逆城市化阶段；好转阶段，一般处于城市化的成熟发展阶段，以扩散集聚和扩散效应为主，在空间上表现为再城市化阶段；高水平协调阶段，一般处于城市化的成熟发展阶段，经过上一阶段的恢复，城市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得到恢复，生态压力降到最小，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基本消除，累积环境效应呈现延缓平稳的趋势特性。

方创琳等总结了国内学术界关于城市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的三种不同观点。①交互胁迫论。这种观点认为，城市化加剧了区域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的窘境，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限制着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胁迫关系，可称之为交互胁迫论。②交互促动论。这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有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条件有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因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可称之为交互促动论。城市比乡村能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工业比农业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城市化会进一步地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时，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背景，将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③耦合共生论。随着城市化的演进和社会经济发展，在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既有交互胁迫的过程，也有相互促进的环节，它们之间是一种在交互胁迫中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耦合共生论。

盛广耀研究了城市化模式及其转变规律，提出了城市化模式的转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两类，即由城市化规律所决定的自然演进过程和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自觉选择过程。从城市化的内生机制考虑，城市化模式的转变可以理解为适应城市化演进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从外在因素考虑，城市化模式的转变可以理解为适应发展条件变化而进行的城市化发展策略的调整，涉及发展战略、体制创新、政策选择、思想观念等诸多制度变迁方面的内容。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合理与否取决于两个最基本的条件：①是否与城市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化规律相适应，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路径的合理性往往取决于其偏离城市化规律所决定的主导模式的程度；②是否与城市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相适应，城市化发展模式形成或存在的理由，是以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为基础的，当城市化的发展条件或发展阶段发生改变时，城市化模式应当相应地发生转变，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否则将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

方创琳系统总结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态演变特征，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衍生的资源环境剥夺问题，认为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的资源环境剥夺行为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间、城市群及都市圈内部的剥夺，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剥夺，资源匮乏地区对资源富集地区的剥夺，旅游度假村对农村的剥夺，开发区占地对农民及基本农田的剥夺，大学城建设对农地的剥夺，房地产开发商对农村老百姓的剥夺，“城中村”改造与拆迁导致开发商对城市居民生存空间的剥夺，国家大中型企业对地方中小型企业的剥夺，农民工输入地区对输出地区的剥夺，地域性歧视导致的精神剥夺等。他进一步提出了未来30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总体目标，认为中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要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同步，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以我国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程度为前提约束条件，科学选择符合我国资源与生态环境实际的健康城市化发展道路与模式。

王雷等研究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城市建设的领先地位，在20年间逐步让位给东南沿海省份。199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最高的5个省份依次是北京、辽宁、山东、江苏、广东；200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排名前5的省份依次是广东、山东、江苏、北京、辽宁；而到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排名前5的省份变成江苏、广东、山东、浙江、北京。

三 现有研究成果述评

综观国内外研究状况，由于生态安全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问题，人们对生态安全的研究还仅仅是可持续发展规律研究的起步。国外学者在生态安全分析方法研究中，由于所选取的表征指标和模型不同，得到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关系很早就受到关注，虽然不同学科所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不同，研究视角各异，但所得出的结论之一都说明了区域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问题不容忽视。学者对城市化过程与区域生态安全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因而，对于在何种城市化模式下城市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规律性研究不多，更没有将这种变化上升到区域生态安全与城市化战略关系的层面，这可以说是现有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书正是从此处入手，分析我国区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模式与生态安全关系的特征和问题，并针对当前区域生态安全问题，从生态安全角度探讨了未来我国区域城市化应选择的模式。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思路方法

本书所依循的基本思路可以表述为：基础研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第一，本书通过文献分析、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等手段，研究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以及这四大区域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我国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地区）城市化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格局演变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比较中外城市化与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经验教训，明确区域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安全的现状和特点，为开展研究奠定基础。第二，本书在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基础上，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过程面临的问题，以及资源环境安全面临的制约因素。第三，本书运用城市生态学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区域城市化发展实际，从区域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城市化迁移、城市规模体系变化、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演进过程等各个方面探讨区域生态安全问题的城市化制约因素。第四，本书遵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的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理念，开展系统分析，提出战略思考和对策建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一定的国土空间具有多种功能，但必有一种主体功能。从提供产品的角度划分，或者以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为主体功能，或者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或者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在关系全局生态安全的区域，应把提供生态产品作为主体功能，把提供农产品和服务产品及工业品作为从属功能，否则，就可能损害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比如，草原的主体功能是提供生态产品，若超载过牧，就会造成草原退化沙化。在农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应把提供农产品作为主体功能，否则，大量占用耕地就可能损害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因此，必须区分不同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根据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开发的主体内容和发展的主要任务。我国不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国土空间占很大比重。平原及其他自然条件较好的国土空间尽管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但这类国土空间更加适宜发展农业，为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不能过度占用耕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由此决定了我国可用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国土空间并不宽裕。即使是城市化地区，也要保持必要的耕地和绿色生态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地人口对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的需求。因此，各类主体功能区都要有节制地开发，保持适当的开发强度。”《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国土开发理念，为本书提供清晰的研究思路，以此为依据，本书提出在生态安全视角下，我国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及其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