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期。构建中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努力提供一种惠及全体国民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为此要建立一个社会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种文化政策的转变仅仅开始于世纪之交，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是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相比，却是一种彻底的变革。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文化事业领域的改革正在经历着从政策到体制的战略转型。这种转型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在全球化时代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意义何在？对于政府自身而言又有什么意义？上述几个问题正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文化事业已经无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继续推进了。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也改变了打开国门、尝试融入世界的中国。“全球化”的议题深入人心，是我们研究“文化”一类的主题时所必需的背景和基础。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全球化虽然并非始于我们的时代，但却因为20世纪通信技术的大发展以及全球贸易规则的改变而具有了更加强大的冲击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解构着民族国家的传统社会制度，使得它们更严重地依附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体制。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过程或许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所有国家都是被建构的（constructed），在一定意义上是人为的。”全球化时代是包括知识在内的各种资本扩张以及价值观全球竞争的时代。除了政治的和经济的之外，强国纷纷把文化纳入国际关系领域当中，成为国家战略的新资本。文化一旦开始服务于国家利益，它所负有的历史使命便彻底发生了改变，使我们不得不转变观念，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一切与文化有关的问题。

全球化的浪潮引发了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危机。除了传统的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冲突依旧之外，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内部也同样存在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因为它是构建公民个人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基础。在亨廷顿那里，文明的冲突代替了冷战意识形态的终结，成为重塑未来世界秩序的力量。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同样关注着文化认同问题。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对今天中国的发展构成任何障碍，但是在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里连续多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会打破世界所有的基本平衡”。中国的崛起正在引起西方一种狭隘的不安，“美国和日本已经在政治时间表里做出安排，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中国逐渐强大起来的预期。”“中国威胁论”并不仅仅反映出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也是对崛起中的中国在战略上进行“遏制”的舆论准备。近一个世纪前，威尔逊总统在综观美国在世界的作用时，明确提出要警惕美国重蹈欧洲个别强国单纯谋取物质强大而失败的覆辙，要保持和发扬《独立宣言》精神，走一条新兴大国成长道路。一个大国应该多为世界贡献理想、观念与先进的制度。经济政策的成功使得中国的崛起在所难免，但是经济价值的创造始终不能等同于文化价值的贡献。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必须为世界文明有新的贡献。如果在输出工业产品的同时，不能出口理念和价值观并引起共鸣，这样的国家无法赢得应有的尊重和承认，也无法最终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文化认同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高度的同一性，似乎并不存在“认同”问题。但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工业化生产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造，使得建构文化认同的必要性获得了一种新的理由。“当前中国文化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一些群体和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不认同，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怀疑”“文化认同危机不仅危及文化安全，而且必然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一方面因为赋予了社会个体以“自主”权利，尊重公民个体的文化权利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使得人们面临某种“一致性”的丧失。正如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在其Citizenship and Pluralism 一书中认为的那样，市场经济使“现代国家的文化出现了支离破碎。这些国家的成员由于民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道德观、生活价值观念、艺术品位、音乐口味等差异，其个人认同在变得千差万别。在这些领域里，人们已不像以前那样，存在着一致性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事实上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一种心理不适的反映。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为精英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合法的空间，工业化社会中消费文化的需求压力被彻底释放出来，人们从“一致”走向“多元”，开始了一个“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共同发育的新阶段。从任何一个成熟社会的经验中都能知道，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往往容易产生怀疑乃至批判。但是对执政党主流价值观的怀疑却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政治”的问题。因为主流价值观的稳定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只要这个核心是稳定的，社会上就有旨在保存现有秩序的‘稳固的集体意志’。破坏这一‘文化核心’并毁掉这个集体意志，便出现了革命的条件。创造这种条件，便是对文化核心的‘分子’式的侵略。”文化这种“分子式”渗透作为和平演变战略的手段，已经在东欧和苏联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政府公共文化管理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就此超越了传统行政管理研究的范畴，而成为国家战略研究的新课题。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本书在讨论过程中所持的基本观点在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必然在政府主导之下进行，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出于文化战略的考虑，文化认同的建构是政府的使命和职责，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内在的理由。文化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必然，“国家垄断着合法的文化，就像它垄断着合法的暴力一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是本研究试图解析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文化认同建构不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关于公民和国家建构的问题，是一个具有特定战略价值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分以下三个议题进行讨论，以形成对研究主题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首先，以构建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于“和平崛起”以及“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由此认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价值及其服务目标的双重指向。文化认同性基本上是指民族性，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特征的前提，也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要素。国家的建构基于民族的独立，也间接形成于一种能够自觉认同的文化基础之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当中由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受到挑战。中国尽管在参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始终未曾放松政府管制，从而为捍卫国家利益提供了保障，但是同时又在全球价值观竞争的过程中因为文化理念及其产品输出能力的不足而不得不面临着国家利益的损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于中国是否真正“和平崛起”而言，是国家战略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谐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因为改革的非均衡性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和结构“断裂”，需要一系列社会政策进行矫正。公民文化权利因为与公民个体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直接关系而受到了重视，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点。因此，文化认同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都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其次，在新文化战略的框架下，公共文化服务目标的设定以及服务体系的搭建，不仅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机制，也为实现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提供了可能。在构建文化认同这一总的前提之下，公共文化服务及其体系具备了一系列具体的工具性使命，包括文化传承、引导和创新，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以及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等等。而这些使命得以通过政府政策的执行顺利完成，得益于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尤其是政府能力的提升。赋予公共文化事业新的使命不仅和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文化理念的更新以及新价值的创造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以及文化政策的更新有关，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有关。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事业公共管理职能的履行，二是对公民文化参与的大量动员。对于前者，由政府整合文化资源、兴建文化设施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内容；对于后者而言，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公民大量的文化参与，需要将文化参与培养为一种生活方式。资源的整合、设施的兴建以及参与的动员，正在改造着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职能的内容。

第三，政府公共文化管理以及文化认同的培育是一种公共价值的创造。认同的形成是政府创造的价值，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内容，最终体现出政府的公共性。政府的有效不仅在于它能够提供大量优质的公共服务，同时也在于从服务的提供当中获取回报。文化认同本身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有效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通过技术手段的支持逐步建立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形成文化认同并将其朝着政治认同的方向加以引导，这样的政府将有能力通过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建构认同并形成稳定的合法性来源。对于政府而言，将文化认同的构建视作一种公共价值的创造，这是政府自身公共性的实现。文化认同并不必然转化为政治认同，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合法性，必须不间断地创造这种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