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和我们的情绪

有的人热爱海洋，有的人恐惧海洋。我爱它，恨它，害怕它，尊敬它，怨恨它，珍惜它，讨厌它，也常常诅咒它。它激发出我最好的一面，有时候也让我看到自己最糟糕的一面。

——罗兹·萨维奇

除了演化上的联系以外，人类和水之间还存在深厚的感情联系。水让我们愉悦，也启迪着我们（巴勃罗·聂鲁达：“我需要大海，因为它是我的老师。”）。它抚慰着我们，也恐吓着我们（文森特·梵高：“渔夫知道大海的危险和风暴的可怕，但这样的风险永远也无法阻挡他们深入那片汪洋。”）。它令我们敬畏，也带来平静和愉悦（海滩男孩：“征服一道波浪，你就登上了世界之巅。”）。不过无论何时，人们想到水——或者听到水、看到水、进入水中，甚至品尝到水的味道，闻到水的气息——的时候，总会心有所感。这些“来自本能的情绪响应……与任何合理的、认知性的响应全然无关”。1990年，城市规划学教授史蒂芬·C．布拉沙在《环境与行为》（Environment and Behavior）上发表的那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写道。这种对环境的情绪响应来自我们大脑中最古老的部分，事实上，它可能出现在所有认知性响应之前。所以，要理解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必须厘清人类与环境的认知互动和情绪互动。

我觉得这套理论很有道理，正如我总是着迷于我们为何爱水的故事与科学。不过，作为一名研究演化生物学、野生动植物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博士在读生，当我试图在探讨海龟生态学与海滨社群关系的论文中加入一点个人的情感因素时，我发现学术界根本不愿意接纳任何情感。“不要把这些模糊的东西掺杂到科学里来，年轻人。”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情绪没有理由可讲，它无法量化，所以不是科学。

不过，局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堪称沧海桑田：今天的认知神经学家已经开始明白，情绪几乎驱动着我们的每一个决策，从早上吃哪种麦片，到晚宴上我们愿意坐在谁身边，再到景色、气味和声音对情绪的影响。现在，神经科学界正在努力探索所有东西的生理学基础，从政治倾向到颜色偏好。他们利用各种工具（例如EEG、MRI和fMRI）来观察大脑在听到音乐时的响应，大脑与艺术的关系，偏见、爱和冥想背后的化学过程，如此等等。人类为何会以现在的方式与世界互动，这些锐意进取的科学家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现在，一部分科学家开始探查我们与水的关系背后的脑活动过程。他们的研究不光能满足智力方面的好奇心，还能对现实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健康、旅行、房地产、创意、童年期发展、城市规划、成瘾和创伤治疗、自然保育、商业、政治、宗教、建筑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自己是谁，地球上这种无所不在的物质又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和情绪。

为了寻找渴望探索这些问题的人们，我离开了下加州的海龟栖息地，走进斯坦福、哈佛和埃克塞特大学的讲堂，走进德克萨斯州和加州为患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开办的冲浪、钓鱼和皮划艇训练营，遍访全世界的河流湖泊甚至游泳池。无论我走到哪里，甚至在飞机上，总会有人和我分享与水有关的故事。当说到第一次探访某个湖泊，或从洒水车喷出的水雾中跑过，从小溪里抓到一只乌龟或青蛙，拿起钓鱼竿，和朋友、父母一起在岸边漫步时，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开始相信，这些故事对科学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理顺各种事实，建立可理解的背景环境。情绪与科学之间泾渭分明，毫不相关？是时候放下这样的老观念了——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正如所有河流终将汇入大海一样，要理解蓝色思维，我们也需要把各条支流汇集起来：分析与影响，激情与实验，头脑与心灵。

美洲原住民图霍诺·奥哈姆人（意思是“沙漠里的人”）主要居住在亚利桑那州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兰沙漠里。在亚利桑那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带着图霍诺·奥哈姆部族的少年穿过边境去科尔蒂斯海（加利福尼亚湾）。很多少年以前从来没见过海，他们大多数人都对这次行程毫无准备，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物质上的。其中一次有好几个孩子没带泳裤——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玩意儿。所以我们坐在佩尼亚斯科港潮汐池旁的海滩上，我掏出一把刀子，让所有的人当场把自己的裤腿割掉。

我们在浅水中戴上面罩和呼吸管（我们为所有的人都准备了足够的设备），给他们上了一堂如何使用呼吸管的速成课，然后正式潜入水里。片刻之后，我询问一位年轻人感觉如何。“我什么都看不到。”他说。原来他在水里一直闭着眼睛。我告诉他，头埋在水下的时候也可以安全地睁眼，于是他重新回到水里，开始四下张望。突然间他蹦了起来，一把扯掉面罩开始大声嚷嚷水下有好多鱼。他又哭又笑，大声叫喊，“我们的星球真美！”然后他重新戴上面罩，一头扎进水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再也没说过哪怕一句话。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的一切如水晶般清晰。我不敢打包票，但我觉得，在那个孩子的记忆中，那一天也同样刻骨铭心。对水的热爱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与水的第一次邂逅和我一模一样，仿佛昨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