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中国政府在几年前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2000～2010年，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这两组数字并不矛盾，说明中国现在的人口增长，完全是由于惯性和寿命的延长。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的新生人口，到了21世纪，每年新生人口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从世界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生育率必然随着下降。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生育率就会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很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和中华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生育率更是降到了危险的1.2～1.3的水平。这些国家都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性，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的政策。

中国现在也实行了对双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政策。但是在育龄夫妇大多是双独的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而广大的二、三线城市的育龄夫妇还不是双独生子女，按政策也只能生一胎。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时，都会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而唯独中国还继续对大多数人实行一胎政策呢？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还是30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呢？如此低的生育率，将导致中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年轻人相对于老人的数量将迅速减少。

前些年，我和一些朋友在云南捐助了几所希望小学。临走时，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不禁由衷地感受到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但是最近来自希望小学的消息却令人沮丧，有些希望小学已经面临生源锐减的困境。最近的一组数字也确认了这个担忧：根据教育部的报告，2009年全国的小学数量比2008年整整减少了2万多所，小学生数量同比减少了260万。不知我们的希望小学还能维持多久？

2010年大学同学聚会，碰到一位老同学，他是一位企业家，在浙江开办了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企业。他只知道我研究经济，并不知道我正在研究人口问题。当我问起企业发展前景时，他说中国的人口走向实在令人沮丧。我问是不是找不到年轻工人，他说这还是小事，问题是他现在做的是10岁左右少男少女的服装。他无奈地叹气说，中国现在很多产业都是朝阳产业，但是中国青少年服装产业却是一个夕阳产业，因为青少年的数量每年在迅速减少。我说中国政府正在讨论计划生育政策。他说，还在讨论？再过几年他就要改做中老年服装了。

可以预见，今天少年市场的萎缩，就是10年后青年市场的萎缩，就是20年后中年市场的萎缩。今天小学生生源短缺，5年后就是中学生生源短缺，10年后就是大学生生源短缺，20年后就是中国年轻人才的短缺。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几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主修方向就是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界早有共识，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就像一个企业，最终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我在研究中还发现，对于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一个国家年轻人口的比例是密切相关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化时，最适合创业和创新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减少，而且能力也会下降，这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在老化的社会和企业中得不到足够的晋升机会、缺少历练的机会和人脉关系（详见本书第2部分内容）。

日本在20世纪50～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8%。在1990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日本国家竞争力排在了世界第一，日本的人均GDP也大有超过美国之势。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了。相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先是半导体，后来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了2008年的二十几位（IMD, 2008）。相比较，美国“二战”以后的婴儿潮和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育了庞大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这些年轻人创造了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从90年代开始反超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先锋。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共识，日本经济近20年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结构的老化。为此，我特地采访了很多日本学者，深切感受到了一个老龄化社会的无奈。中国在20年以后也将变成一个中等以上发达国家，那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现在越来越多商界和学界的人开始关注未来中国人口问题。但是人口政策作为“基本国策”，其特殊地位使得很多基本的信息不太透明。2010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和贝克尔教授聊起中国的人口政策。贝克尔是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对各国人口和教育的情况了如指掌。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一胎政策”，他先问：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学校呢？我回答中国实际上是在关闭小学，他不假思索地说应该停止“一胎政策”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就不应该刻意减少人口。因为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人才是最宝贵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认为中国还有1.8的生育率，但这实际上是中国10多年前的数据，现在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了。

在与贝克尔的交流中，他介绍了他博文中的观点，下面摘录了他博文中的一些内容。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毫无疑问，这是一胎化政策造成的后果。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数量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口，必须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由此会产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体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学理论，降低生育率能够有效减少人口增长。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繁荣往往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的基础上，因为这会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以及在各个领域培养出更多的专业化人才。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出口部分抵消人口下降的负面效应，但是本国人口的数量对于保持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优势至关重要。

我在国内也接触到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总体来说，数据还是很散乱，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是多少，直到最近，官方和不同学者的统计还存在分歧。对一些预测性的问题还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中国经济将来是不是一个创新型经济？中国经济有没有资源和环境的瓶颈？世界第一的市场和人才规模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这个世界第一的规模会被印度超越吗？有人会说，印度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中国，人口比我们多没有关系。还有人说，中国现在的资源环境压力很大，少一些人反而好。但是现在讨论人口政策是要根据中国二三十年后的发展水平而定，因为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工作为社会做贡献，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二三十年后中国早已不是劳动密集型经济，而是效率型和创新型经济，资源和环境也会大幅度改善。印度也会今非昔比，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有力竞争者，而那时印度的年轻人和大学生数量将远超中国。如果那时的中国像现在的日本一样出现人口结构严重老化的状况，则很可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主流媒体评论这次普查的论调是，中国应该继续维持低生育率，保持人口规模稳定。言下之意是，只要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就应该维持现在1.4的生育率。换言之，要以减少孩子的数量来抵消日益长寿的老人的增长，以达到人口规模的稳定。

这样的政策令人担忧，如果还不大幅调整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快速下降，最终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千万不能以减少小孩为代价，来抵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中国的人口政策的目标应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即维持人口结构的基本稳定，尤其是维持未来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健康发展。

虽然学界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我接触过的研究经济学和人口学方面的专家，都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已经滞后了，如果考虑20年后的中国发展，中国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和李建新教授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研究，让大家对人口问题有个客观和清晰的认识。我2010年自拍了一个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在网上也开了博客和微博，希望有更多的人讨论这个话题。

本书从人口自身变化特点和趋势出发，以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案例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地讨论人口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关系、社会稳定、大国实力兴衰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力图理清关于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对中国一孩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并提出我的主张：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生得太少了！

如果不尽快逆转现行生育政策，中国将成为小孩数量减少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当然有利于中国一些短期的经济指标，但是，长远来说，年轻工作人口的减少将严重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影响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应有的地位。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