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结构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环境和资源压力、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持续疲弱、发达国家货币环境极度宽松等，人们对未来前景的看法出现较大的分歧。本书试图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系统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结构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

我们探讨经济问题，是基于一定的理论逻辑。凯恩斯曾经说“负实际责任的人尽管认为自己并不太受知识分子的影响，但通常都是某些死去的经济学家的奴隶”。经济学对人们的行为与公共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但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个玩笑甚至说，问10个经济学家同一个问题会得到11个不同的答案。为什么会这样？有些是因为理论基础不同，而更多的情况是因为大家对同一个问题的出发点、立场，即分析框架不同，造成不同的理解，甚至是误解。所以，一个分析框架很重要：一方面是对研究者本身的约束，另一方面，可以清楚地显示各种经济分析所依据的理论来源及其局限性。从这一点出发，本书的第一章简要回顾了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总结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及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新发展，以此为后面的章节提供一个基础和纪律约束。对于那些想在很短的篇幅里了解宏观经济理论来龙去脉及其对市场和政策分析的指导意义的读者来讲，这一章具有独立的参考价值。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总结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发达国家政府的政策应对严重冲击了过去的主流理念和共识。经济学界对主流理念的最大反思是其对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周期的特殊性重视不够。在金融危机前的30年，主流的政策研究和市场分析框架有一个重要假设：货币信用在中长期来讲是中性的，只影响通胀，因而只要把通胀控制住了，宏观经济就不会有大的不平衡。金融危机再次提醒人们，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结合起来，有超越增长和通胀短周期波动的重大影响。正确理解我国货币信用大幅扩张的含义对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至关重要。

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曾说“千万不要根据学生来判断老师”，其实，我们更不能根据“信徒”来理解一个理论的原意。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更多地来自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强调货币的储值功能，从而强调货币与资产价格的关系），而不是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的交易工具功能，认为货币发多了导致商品的价格上升）。在讨论我国货币扩张的影响时，流行的观点往往把现代货币主义等同于朴素的货币数量论，所以就会有“房地产交易吸收超发货币，帮助抑制了通胀”“发展直接融资降低货币增速，从而降低通胀”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有了框架，还需要确立一个分析主线。影响宏观经济的因素很多，要抓住重点，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需要围绕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展开分析。本书以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动为两条主线，对我国经济过去的发展、现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挑战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其中，改革开放作为驱动过去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将是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应该没有争议。

为什么人口结构如此重要呢？有两个原因。第一，相对于其他经济社会变量而言，人口的数据比较可靠，而且变动缓慢，基于现在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出生率得出的对未来人口的预测也有较大的把握。第二，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又是最终的消费者，但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和生产能力不一样，所以总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有重大影响。老年人和小孩占比高的社会，其消费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较强，反过来，青壮年人口占比高的社会，其生产能力相对于消费需求更高（所谓的人口红利）。

依据上述的主线，第二章阐述了我国人口结构的现状和未来，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通胀、资产价格以及货币信用的关系，并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人口缓慢变动所意含的那样渐进和均匀。除了一般所讲的劳动力数量变动影响经济增长外，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社会的平均消费率和投资需求，进而和通胀、货币信用扩张以及资产价格联系在一起，其效果往往有一个累积到集中爆发的过程。人口结构变动先于我们的国家的经历显示了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繁荣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掩盖经济的结构矛盾和政策失误，加大了经济长周期波动的幅度。

遵循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这两条主线，第三章到第九章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平衡、货币信用、通胀、房地产、国际收支与汇率以及城镇化分别进行了分析与展望。总体来讲，相关的分析基本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经济增长进入了趋势性放缓的阶段，也就是说增长虽然受需求的影响有短周期的上下波动，但供给端的潜在增长率在逐渐下降。这主要反映在人口结构转向（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消退，加上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制度变革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红利释放殆尽，以及高地价/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判断经济增长的走势，一般都是短期看需求（消费，投资，出口），长期看供给（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但两者有时候是交织的，政府的短期需求管理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能力。比如，对出口的依赖降低有利于需求结构的平衡，但对供给端效率的提高来讲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房地产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的快速上升拉动相关的投资需求，但同时也挤压其他行业，抑制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

第二，我国经济的不平衡有多个方面，背后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异，但根本的失衡是贫富差距的大幅扩大。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平均消费率（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提高了储蓄率，带来消费弱/投资强的不平衡；这样的需求结构导致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占比高，服务业发展落后；工业过重的产业结构进而带来环境污染、资源压力等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大幅扩大呢？这其中有人口结构的基本因素，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尤其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压低了工资，导致要素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但更有制度、政策扭曲的因素。后者体现在多方面，包括行业垄断、缺乏竞争存款利率管制，企业分红派息率低，政府开支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税收过度依赖流转税、财产税比重太低，社会保障不足等。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变化，近几年工资上升加快，但机制和政策的扭曲需要结构改革来纠正。

第三，高储蓄率、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形成我国的货币信用周期，构成未来5～10年最大的宏观和金融稳定风险。高储蓄率意味着很强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相对于供给能力较弱，使得货币扩张受通胀的限制较小，刺激了房地产价格，而信用扩张和房地产纠结在一起，有着很强的顺周期特征，两者相互强化。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货币信用周期持续的时间超过经济增长和通胀周期，其最终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程度取决于房地产泡沫的大小，在货币信用周期上半场的繁荣时期，房地产泡沫吹得越大，信用（包括影子银行）扩张越快，下半场的调整就越痛苦。

围绕经济增长、结构和货币信用在不同层面的延伸，本书在不同章节分别分析了一些热点经济问题，试图提供一些与流行观点不同的视角。第六章解释为什么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工资上涨不意味着我国通胀的中枢水平将显著提高，为什么货币信用过度扩张（货币“超发”）在短期和中期内加大通胀压力，长期反而可能带来通缩压力，以及为什么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在未来难以提升。

第七章在分析房地产价格和经济基本面关系的同时，强调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人口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特殊性，体现为房价上升对城乡居民之间、居民代与代之间的财富差距的影响。由此解释为什么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我国房地产价格泡沫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含义，为什么房价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而不是消费上。

第八章解释了为什么过去10年持续的贸易顺差主要反映的是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平衡带来的高储蓄率，而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果，为什么未来贸易顺差的进一步缩小甚至出现逆差也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应该贬值，为什么外汇资产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分布的不平衡将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一个来源。

第九章分析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过去十几年相比，城镇化的未来进程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新挑战，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劳动力转移促进效率提高的空间降低，二是城市内部有城市户籍和没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的二元结构难以持续。新型城镇化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业现代化等一系列结构改革的促进，成功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改善收入分配，同时提高供给面的效率。

第十章总结前面章节的分析，从促进经济增长、平衡结构、控制金融风险三个角度探讨未来经济改革的可能方向和着力点。为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挑战，改革需要在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需求与供给等方面取得平衡。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到了新的阶段，人们之间的禀赋差异大幅扩大，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需要提高公平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需要同时纠正“越位”与“缺位”，转变政府职能，同时进行深度的财税改革，切实发挥财政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在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关系上，迫切需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促进生育率的提高。在金融与实体的关系上，既要放松金融管制尤其是推进利率市场化，以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更要管理金融风险，控制房地产泡沫，尤其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最后，总需求管理需要顾及对供给的影响，尤其要避免依靠刺激房地产来支持短期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