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赞比亚农业投资概述

5.1 农业承诺投资概述（1998～2012年）

虽然赞比亚希望用农业投资带动经济多元化和减少贫困，但是采矿业仍然占据了赞比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要地位（见表6）。然而，全球援助框架开始转而青睐一种FDI战略：既包括本国投资者，又包括塑造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如赞比亚。

因此，本章将通过研究赞比亚发展署提供的农业承诺投资，对赞比亚的农业投资进行概述分析。这可以更好地洞察赞比亚推动农业投资的方式和过程，包括赞比亚目前正吸引投资进入农业政策存在的优缺点。

为评估赞比亚的投资政策，笔者先概述已完成的农业投资。之后，按国别进行分类讨论，展示新投资国发挥的独特作用。

本章将对发展署1998～2012年农业承诺投资数据所推断出的趋势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如前所述，虽然这些数据并不等于已实现的农业投资数据，但它们提供了农业投资最全面的信息，因此是研究农业投资更广泛趋势和特征的有用指标。

虽然农业投资享有系列政策优惠并获得了国际关注，但在承诺投资的部门中排名依然靠后。矿业是最主要的投资部门，接下来是制造业、能源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

表6和图7都强调了矿业无论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还是承诺投资中都占据主要地位，而制造业追随其后，排名第二。然而，图8展示了2008～2012年承诺投资的百分比变化。

农业和房地产业增长明显，建筑、旅游、教育和电子信息业也略有增长。图8中也出现了负增长，但与其说是负增长，还不如说是承诺投资的波动性大和投机活跃。

虽然从总额看，农业投资似乎在赞比亚的FDI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很明显其作用正日益突出，外国对农业投资的兴趣也的确有所提升。图9显示：2009年农业承诺投资有较大增长，虽然2010年下降不少，但2011年再次大幅增加，并保持到2012年。这个趋势也与农业投资文献所描述的一致，它们预测在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即全球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都达到顶峰之后，农业投资将会上升。断言全球粮价波动与实际投资会产生联动机制也许为时过早，但受一些大型关键项目影响，承诺投资也确实有些波动。

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投资流向了初级农业，而非下游部门（如农业加工、饮料业及其他相似的部门）。下一部分将具体研究这些近期农业投资去向何方。

5.2 赞比亚农业投资的特点

赞比亚发展署提供的农业承诺投资数据还可按投资来源国和投资项目进行分类排名，表1提供了1998～2012年排名前10位的国家，附录2提供了1998～2012年排名前50名的项目。表7是按投资总额和项目平均投资规模对数据重新整理后的排名，再次显示：排名靠前国家的投资趋势相似。

以总额计，传统投资国（如英国、津巴布韦、南非和国内投资等）位居赞比亚的投资国前列，但名单中新增了一批投资国，比较突出的是印度和中国，还有一些单笔大额投资来自著名的金融渠道国家，如毛里求斯、新加坡、爱尔兰、塞舌尔和开曼群岛等。“项目平均投资规模”也显示：来自金融渠道国家的投资规模明显要比来自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得多。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因为金融渠道国家的出现，将投资按照来源国进行分类非常复杂，因为现实中这些钱和投资权益也许有其他来源。赞比亚发展署对于“投资者母国”的记录来自投资人提供的持股人名单，因此很难对投资按来源国进行划分。最后，许多投资都有多个来源国，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排名前50位的企业投资总额达1341248169美元，约占1998～2012年承诺总额的85%（在记录的344个承诺投资中），但它们只占投资承诺雇用总数的39%；其中68%的企业（34家）投资于2008年或之后，只有少部分企业（16家）投资于2008年之前。这表明，2008年以来，随着许多大额投资主导了统计数据，农业投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排名前5位的企业都投资于2007～2012年，占前50名企业承诺投资总额的64%。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前50名投资者（见附录2），就会发现这些承诺投资中，虽然有些年份投资的行业无法知晓，但是大部分都投向了种植业，其他则投向混合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业加工业，花卉园艺和渔业只占了很小部分。赞比亚发展署并没有对种植业所种植作物的种类进行进一步分类，但除传统作物如玉米、小麦和大豆外，糖类作物、烟草和大米虽然数量不多，却也有种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遍认为赞比亚对生物能源的兴趣浪潮早已平息，但对生物能源的投资仍有一定影响。

仅从数据看，农业加工业似乎被低估了，但实际上它仍占重要的地位。赞比亚发展署把投资分为农业和制造业两类，并为它们设立了独立的名录，但是其分类标准却不明确，尤其是当一项投资横跨两大行业的时候。因此，虽然笔者应对这些名录进行初步审核，但仍主要致力于分析初级农业部门，这也是本文的局限之一。

重要的是，虽然一些数据有投资者列出的投资地点，但整个数据没有关于土地面积的信息。数据倒是提供了投资承诺雇用的人数，但它是投资者做投资承诺时自己申报的，缺乏可靠性和强制力；这也是发展署认定的、追踪投资进程和实现程度时需要重点监管的领域之一。在投资规模、投资类型（根据次级部门确定）和承诺雇用人数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似乎也表明申报相当随意。

5.3 描述新老农业投资者

许多对非洲外国投资的研究都从宏观角度分析了FDI的趋势，并越来越关注中、印等新型投资者FDI的增长速度，它们主要关注贸易、政府间合作及援助等问题，并考察多个行业。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专注于非洲的农业外国投资。这些报告对在多国选定的案例进行小规模个案研究，再做跨国比较，信息来源包括坊间传闻和媒体对特定投资案例的报道。最后，对中国（逐渐也包括印度）农业对外投资的关注也在不断提升，为研究更广泛的农业投资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们和研究金砖国家的文章一样，更注重政府层面合作的空间，但对私人投资者没有给予同等重视。

正如简介所述，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新兴国家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金砖国家中，印度、中国和南非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俄罗斯记录在案的投资只有两项（在同一农场），巴西则没有投资。

在对赞比亚的承诺投资中，英国和南非名列前茅（见表1）。此外，英国的投资占农业承诺投资总额的38%，略高于1/3，而金砖国家加起来只有26%，其他国家占了36%（见图11）。有趣的是，如图10所示，所列出的国家在2007年和2011年的投资都有相似的高峰。虽然英国通过与赞比亚的殖民联系和官方发展援助，一直在赞比亚农业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另一种投资方式的兴起也许与英国日渐成为金融渠道国家相一致；与有大量投资的其他知名金融交易中心（如塞舌尔、毛里求斯等）一起，英国作为金融渠道国家的作用，也许证实了英国的统治地位不仅源自历史联系，更源自赞比亚农业投资中私募的不断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讲，从南非也能看到相同的趋势。

但与英国和南非相比，中国和印度在承诺投资趋势上的差别很明显。如果再次看表1的话，可以发现中印都承诺了大量的投资项目。

表9还显示，中国承诺投资的平均规模（以数额计）明显小于印度、南非和英国。有趣的是，印度和南非的平均承诺投资规模非常接近，也许意味着两国在投资类型上有相似之处，这可能又源自规模相似的农业扩张。这个发现强调了中国中小型企业（SMEs）的投资潜力，也强调了不同投资国的农业投资模式的潜在区别。

接下来将以印度、中国、南非和英国为案例，简要介绍这些国家有哪些政策推动海外农业投资。投资者母国的政策必然对鼓励个体投资者向外投资的行为有影响；但是，这些政策本身并不专门针对赞比亚。相反，中国和印度政府运用特殊的话语，笼统地鼓励海外投资，而英国和南非的投资主要是通过自由的商业环境与赞比亚商品农业团体的历史联系进行。

印度

自2000年起，印度政府（GOI）将其与非洲的联系方式从历史上的善意接触，转向深化经济联系。印度政府试图将其非洲政策从依赖采掘工业转向可持续和有机的发展，因此开始涉足农业。印度企业家已将赞比亚作为农业投资沃土，这不仅因为当地市场相当不发达，还因为从印度本身的粮食安全考虑。印度政府已声明将考虑购买海外私有农地来保证国内的粮食安全。

印度政府在“聚焦非洲”计划中将赞比亚列为重要的对象国家之一，大力宣传两国关系以鼓励印度企业家走出去。两国在各个层面上都有协定，包括系列贸易协定，与印度工业联合会的协作，以及赞比亚和印度的农业研究中心谅解备忘录。两国之间还有很多高层官员和商业代表交流。印非论坛高峰会就是这种政治联系的一个范例，它有助于促进印度向非洲贷款。在与非洲和赞比亚的战略交往中，印度最重视的是能源安全；其次把非洲作为印度商品和服务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以及作为印度制造业的原料来源地。作为交换，印度将向非洲提供合算的中等技术，尤其是为信息技术、农业、健康和制药工业等领域提供技术。

虽然印度与赞比亚有历史联系，而且拥有日益增长和稳定的贸易关系，但是人们也逐渐关注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在东非（特别是埃塞俄比亚）所获取土地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然而，将其定义为“印度”在收购土地是错误的。事实上，许多领域中向撒哈拉以南国家扩张的主要是私人企业家。虽然对印度参与赞比亚农业的关注很多，但对它的实证研究却很少。

中国

关于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赞比亚关系的研究成果，日益成为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赞比亚一直是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不仅投资农业，还有许多其他领域，如矿业、建筑业、通信业和制造业等。赞比亚城市里中国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也看出中国在赞比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2013年11月，中国是赞比亚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占总出口额的23.7%），出口产品主要是铜矿及其他矿石，但烟草是中国从赞比亚进口的第四大产品。

虽然人们推测中国在农业投资方面的战略是保证农地以维护粮食安全（无论是通过直接进口还是通过提高整体产量），但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参与非洲农业的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波介入非洲农业的浪潮可以被总结为“农业社会主义”，其特点是通过援助形成的多种合作方式，进行的农业示范项目规模也相对较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投资被称为“农业资本主义”，它延续了农业合作项目，但更强调项目的赢利性以保证其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至于中国在非洲农业中的新形式——“农业帝国主义”，还未被观察到。迄今为止，中国的大部分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有农业合作项目（例如中赞友谊农场、中垦农场和中垦友谊农场），另一种是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在激励下出现的个体私人企业家向外投资浪潮。“走出去”战略受到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支持，并由中国主要的银行机构，如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金融支持。

南非

南非是赞比亚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之一。两国交往的历史很长，有一系列贸易协定和双边合作。南非公司在零售业、矿业、安保行业和农业领域有重要的作用，最近又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农业加工领域。南非的贸易与工业部负责管理贸易关系，随着出口营销和投资援助计划的发展，它计划在建设南非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市场的同时，推动新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南非。

1990年以前，南非与赞比亚的关系深受赞比亚支持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影响；赞比亚是前线领导国之一，甚至为非国大成员提供避风港，非国大还于20世纪80年代在卢萨卡建立总部。90年代初，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南非和赞比亚恢复了外交往来，又进行了系列高层互访，借此实现了贸易关系正常化。现在，赞比亚已是南非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南非一直是赞比亚机器等设备的主要进口来源国。2013年11月，南非在赞比亚产品（主要是矿产）出口目的国中排第四位，在金砖国家中仅次于中国。

南非向赞比亚投资的动因包括：对投资者灵活的税收和收入返国政策、低政治风险、低政治化的工党政权等政治因素，及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等环境因素。南非向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其是南部非洲地区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布尔人农民个体的迁移及南非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张进行。20世纪90年代，南非进行的系列改革导致个体农场主开始退出南非农业，包括放松农业管制、大幅提高农用柴油和电力价格及其他政策变化——保障农业工人的基本劳动权利、延长雇用时间和以历史为由征收大片农田等。土地改革和转型一直是南非关注的重点，导致农民及农技知识转移到赞比亚等地区。虽然这股浪潮不一定持续下去，却为南非对外扩张的农业组织如“南非农业产业联合会”提供了先例。重要的是，赞比亚非常欢迎这些农技知识。除农场主外，南非农业综合企业如糖业巨头Illovo公司等，已在赞比亚开展了大量的业务。尽管这方面研究不多，但显而易见的是，大量南非农业综合企业进入赞比亚农业，以期投资多元化，寻求更高回报，这也得到南非新投资法的支持。

英国

英国与其前殖民地的历史联系显而易见，但它并没有针对赞比亚的特定战略。历史上许多商业农场是殖民地时期开垦、专供英国移民使用的。因此，与南非一样，英国对赞比亚商品农业的参与也最长久和最成熟。虽有上述联系，但很少有人关注英国公司在非洲获取农业用地中的特定角色。

将英国投资者单独剥离出来观察并不简单，因为很多长期居住在赞比亚的英国裔仍持有英国护照，所以在发展署对投资来源进行分类时，他们常被认为是英国投资者。但是，很多这些更成熟的农场在整个赞比亚都相当知名。本报告集中分析近期的投资，因此许多更古老、更成熟的农场被排除在外。尽管如此，作为金融中心，英国在赞比亚开发署所提供的农业承诺投资表上依然举足轻重。当研究英国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参与时，这种倾向更为明显；虽然在英国想获取土地的目的国家中，赞比亚的份量有限；但在赞比亚农业外国直接投资中，英国公司却有相当的份量。

投资于非洲农业的私募和风险资本的增加也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虽然不是所有的英国投资都是私募投资，也不是所有的私募和风险资本都源自英国，但来自伦敦的资金在非洲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非洲传统的商品农业投资者——英联邦发展公司（CDC），支持了几个新基金，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寻求早期市场；然而，该公司以前的经历证明：长期来看，这些投资在经济上未必可持续，大规模的农业发展也不能带来如创造就业、为小农带来增长等实实在在的长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