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黜奢崇俭到消费实践：社会变迁中的生活方式

因工业文明出现和生产方式变化所导致的生活方式变迁，就其普遍性而言，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能体验到的最直观和最新奇的变化。从日常生活中各种工业产品的使用到现代休闲娱乐方式的进入再到消费观念的变革，生活方式变迁为我们展示了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进程中，中国人如何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一步步走进现代生活，感受着现代性所给予的深刻体验和影响。

在传统中国社会，农业文明时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剩余产品的相对匮乏，使“黜奢崇俭”观念不仅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遵循的准则，而且也是维系自然经济的重要信条之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则做了进一步的告诫：“‘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孔子既主张崇俭，又强调循“礼”的消费思想，不但符合黜奢崇俭的消费原则，而且适应了维护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等级的需要。可以说，黜奢崇俭的消费观念从产生之时起就具有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知足常乐、安贫乐道成为既受儒家推崇，又深得民间认同的社会心态和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和快乐哲学。

从近代开始的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使经济发展和工业生产成为转变的主要内容，传统的“黜奢崇俭”观和知足常乐哲学由此受到根本动摇。在早期改良派中，郑观应率先批判传统消费伦理，他指责顽固派借崇俭之名，行百事废弛之实。维新人士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纷纷为奢正名，谭嗣同认为俭是中国经济贫弱之源，旗帜鲜明地主张“崇奢黜俭”，并将奢俭的范畴由消费领域引向生产领域，阐明“崇奢黜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其用意即在为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建构新的理论，以收富国富民之效（谢孝明、肖永明，2012）。在严复看来，消费是可以促进生产的，如果只讲生产不讲消费，人民的生产活动就失去了动力，生产就不可能发展，“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王栻，1986: 880）。章太炎认为消费可以使技术不断改进，技术的改进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消费是刺激商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侈靡者，轻重之本，而泰西商务之所自出也”（朱维铮、姜义华，1981: 24）。章太炎由此得出结论：消费是衡量社会生产提高与否的尺度，其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以消费促进生产和流通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其企图借此与西方进行商战以救亡图存的主张（陈国庆、杨玛丽，2011）。如果说上述消费伦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基于工业立国与富国强民意义上的理论思考与思想变革，那么，以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为内容的变化，则生动地展示了社会生活如何成为民众回应社会变迁和时代风尚的日常实践。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作为接触西方文明的前沿和窗口，近代上海的历史源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和压力，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碰撞中开始了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历程。就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市民不仅感受到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法规制度，而且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接受新的竞争和消费意识，使日常生活开始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开始经历一场消费革命，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①上海人消费观念和心理的重大变化。消费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生活资料的消耗和个人的物质享受，而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财富的占有与消费，正在成为社会衡量个人事业成就与社会价值的一个主要尺度，消费的物质意义渐渐为它的精神意义所压倒。②上海人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消费风格，并成为中国消费新潮流的倡导者。乐正将晚清上海人的消费风格概括为：挥霍、时髦、风流，节俭作为一种美德正在贬值。在这一过程中，消费不仅是博取荣誉的手段，还与社会、经营联系在一起，并且打破了传统的尊卑有别观念。用新的价值观念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上海人的心态正在经历革命性的变化，为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拓宽了道路，显然，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乐正，1991: 98～103, 131）。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的消费呈现出社会分层的特点。由经济结构变化和社会转型加快所造就的职业构成的复杂化和专门化，导致新兴职业与新的阶级与群体的出现。上海社会逐渐出现了由官僚、买办、大企业家等构成的上层，由小商人、小企业家、小店主、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中层，以及由工人、苦力、城市流浪者等构成的下层三个阶层。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分层，对消费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加。在少数上层精英占据消费顶端的同时，以劳工为主体的社会下层中大多数人的收入仅能维持其生存，也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和在工余享受更多文化娱乐生活的可能。因此，就消费的普遍性和影响力而言，人数约为30万的以职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推动上海社会发展和消费实践的重要力量。他们穿西装，吃西餐，喝咖啡，进舞厅、剧院、公园、电影院、运动场、跑马场，阅读各类通俗报刊，使用各种新式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以西化为导向，引领着社会风尚与生活方式的流变。与此同时，集现代性、知识性与专业性于一身的中产阶级，其中西相容、新旧并存的生活方式和奢俭兼具的理性消费观念，又打上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深刻烙印。

如果说上海的变化还只是局限于沿海地区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变迁已经在从东到西的广大地区逐步发生。民国各地的地方志中对当时追逐时尚的消费奢靡之风多有记载。即使是远在内陆的云南省，随着滇越铁路通车、民国后新式企业的兴起与商业的发展，以及外来消费观念的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并促进了传统观念的变革。“节俭”是传统社会云南民众消费方式的指导思想，但到民国年间，“奢靡”“奢侈”等字眼不断见诸地方志、报纸、杂志及文献档案之中。在崇奢消费观的指导下，人们“一举一动，一饮一食，多是奢侈浮靡，踵事增华”，“早把云南自来固有的古风，全全抛掷在九霄之外”。即使是“旧从朴素”的乡村现在也“渐趋繁华”（蒋枝偶，2012）。

由消费观念发端的生活方式变革，在20世纪开始了制度化、急剧化、全面性、普遍性的发展，以城市为先导，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形成了城乡二元化的生活方式结构（李长莉，2008: 6～7）。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以及新移民的进入和新式职业的涌现，使得城市中形成了基于职业分层的市民群体。在脱离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之后，市民的社会关系以业缘、阶层、乡缘交织的横向联系为主，行会、社团等都有较大发展，社会生活日趋活跃，日常生活所需大多通过市场交换得到满足（李长莉，2008: 66）。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世界的移民们，逐渐习惯在城市公共空间遵守社会秩序并学会城市生活的各种规则。

早在光绪初年，上海租界已颁布禁令：禁马车过桥驰骤、禁东洋车和小车在马路上随意停走、禁马车和东洋车夜不点灯、禁小车轮响、禁路上倾垃圾、禁道旁小便、禁肩舆挑担沿路叫喝、禁施放花爆、禁卖臭坏鱼肉、禁肩挑倒挂鸡鸭、禁沿途攀折树枝、禁九点钟以后挑粪担、禁乞丐、禁聚赌酗酒斗殴等（葛元熙，1989: 3）。1904年印行的《上海工部局治安章程》中已有马路章程的详细规划17条，有关行驶、超车、转弯、停车、装卸货物等均有规定。到民国时期，工部局对城市公共交通的管理较晚清有明显加强，适时修订了交通法规，管理的宗旨是规范、有序、安全和畅通，并严格执法。与此同时，在公共卫生方面，工部局除对餐馆、旅店、食品店的卫生措施实行严格监督外，还向公众灌输公共卫生观念、提供卫生规范方面的准则，使之逐步成为居民法治意识的组成部分。民国期间，公共租界的公厕设施逐步改善，向市民灌输公共卫生观念的宣传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1942年9月，工部局的公告称：任何人不得在公共场所、公共车辆内、街道、行人道上吐痰，违者每次“科以五元以下罚金”。当时的宣传用语从提倡文明行为入手，如“随地吐痰，受人轻视”，“提高人格，勿乱吐痰”，“无文化的人才随地吐痰”（罗苏文、宋钻友，1999: 30～32, 38～41）。租界在市政管理上的成效使其成为华界仿效的对象，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知县便不断地把租界市政管理条例改头换面，加以发布，要求市民遵守，使上海市政近代化、文明化成为上海居民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心愿。两者结合起来，发展为地方自治运动（张仲礼，1990: 944）。除了上海，清末新政后各大城市进行市政改革，相继实行新的市政管理措施，注重公共卫生设施及制度管理，使这些地区的公共卫生状况明显改善，居民逐渐养成维护公共卫生的习惯（李长莉，2008: 79）。

西方新式器物的接受和使用，是近代中国人生活中最广泛的变化，并逐渐从城市向乡村普及。新器物的使用，不仅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而且使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其中钟表的使用与照明工具的进步，使人们的时间观念和生活起居习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李长莉，2008: 108～109）。精确的时间观念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与社会分工和理性计划相关联的现代性要素。李长莉的研究表明，机械钟表作为14世纪来自欧洲的发明，首先出现在中国的通商城市，这些城市往往在高楼上装有大自鸣钟。上海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仅洋行、较大的商店，而且一些较大的烟馆、酒楼、妓馆等娱乐场所往往都摆设钟表，以供人们看时间。80年代，钟表已经相当普及。而怀表既是计时工具，也是一件时髦的装饰品。1904年清廷颁布了新学制，对于学堂课时即用钟点作为标准，表明钟表计时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官方的法定认可。民国以后，各级官署机关、学校等公用机构，皆以钟表计时为正统，钟表计时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计时方式。钟表计时的普及使人们的生活更有效率和计划性，也为城市工商活动和公共生活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煤油灯、煤气灯、电灯等新式照明工具的使用，为城市夜晚的公共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些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渐渐形成了享受夜生活的习惯，“城市夜生活的兴起，成为城市繁华的一个重要标志”（李长莉，2008: 111～123, 136～138）。这种迥异于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不仅拓展了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和活动时段，而且构成了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

与新式器物同时进入的还有西方的生活习俗。20世纪初新政期间星期休息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并体制化。星期休息制度使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得到保证，生活质量提高，并使公私时间领域有了明确的区分，增强了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和计划性，同时还促进了社会交往与公共活动。民国以后，一批具有新的政治社会意义的新节日进入社会生活。阳历元旦、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新节日，都具有对国家的认同、对世界文明的认同、对国民权利的尊重等新的政治、社会含义（李长莉，2008: 425～431, 443）。

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历史进程，消费观念的变化引发了中国人价值观和个体行为的商业取向与功利性、享乐性及成就感，那么在生活的实践中接受和遵循文明准则已开启了现代性的旅程：以规则意识和守法意识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以对身体和行为的规训来感受社会控制和约束，以对时间确切的感知变化和对空间活动的扩展来体验工业文明的进程，以节日庆典来建构新的国家认同和权利意识，这样的文明化进程也正是理性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社会变迁的影响渗透和扩展至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时，对传统社会最深刻的改造才真正开始。但同时历史也表明，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传统与现代性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相融的一面。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积极与消极等二元特征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转型体验。在城市居民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地感受和体验着现代文明并构建现代生活方式时，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内陆农村的居民大部分仍然处在熟人社会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其经历的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更为持久和缓慢。即使是以西化为导向的城市居民生活，也仍然表现出了中西兼容的多样性和传统特质。尤其是当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发生冲突之际，市民往往将消费作为一种抵抗或抵制的手段，赋予其政治内涵与意义。因此，中国人现代生活方式的确立既取决于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的推进程度，也有赖于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转型中的适应性变迁，其中又因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冲突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