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 反思与进步：阿拉伯世界对“阿拉伯之春”的认知变化

包澄章∗

摘要： “阿拉伯之春”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全、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年多来，阿拉伯国家社会各界对“阿拉伯之春”的成因、性质、结果及影响不断进行着反思。阿拉伯学者、民众、青年对这场剧变认知的变化，反映了作为变革主体的阿拉伯人已从最初寻求推翻旧体制的狂热和盲目逐渐回归理性，这对阿拉伯国家探索发展道路和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政治现代化、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等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之春”中东剧变 治理能力

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为抗议警察暴力执法而自焚，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抗议浪潮。五年多来，受国内政治发展、地区形势变化、域内外大国干预等多重因素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动荡中与最初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促进社会公平的浪漫期待渐行渐远。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动荡国家饱受战火和恐怖主义的摧残，埃及、突尼斯等政局趋稳的国家仍在艰难转型中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沙特作为相对稳定的阿拉伯国家也深陷财政赤字严重、恐袭风险上升、沙美和沙伊（朗）关系恶化等内政外交的多重困局中。阿拉伯国家的民众、学者、政治精英作为这场以变革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社会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或亲历者，对五年多来国家和地区经历的变化较外部世界有着更加直接和切身的体会。考察变革主体对这场剧变的认知及变化，旁观者的视角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性质的认知

中东剧变以来，西方和阿拉伯学界、媒体给这场引发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多米诺”效应的政治社会运动贴上了各种标签。巴黎政治学院的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教授是最早以“阿拉伯之春”对这场“反专制革命运动”定性的学者之一。此后，在西方媒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各类社交网站的推波助澜下，“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阿拉伯运动”“阿拉伯叛乱”“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主运动”“阿拉伯风暴”“阿拉伯海啸”“阿拉伯大爆炸”等表述先后出现，并充斥于阿拉伯世界各大主流传统与新兴媒体上，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各阶层对这场政治与社会运动的不同认知。

首先，在学界层面，阿拉伯学者对中东剧变性质的认知，反映出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价值体系面临的困惑与矛盾。“阿拉伯之春”以极具象征意义的诗意表述，表达了阿拉伯民众对实现变革和迎接美好未来的浪漫期待。然而，阿拉伯各国政治制度、国情、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抗议形式、主体、诉求和对象等方面的差异，使得“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等表述存在以偏赅全之嫌。学者阿迪勒·绥法提早在2011年就曾指出：“如果革命是指根除根深蒂固的体制、破坏现有统治结构、抹除昔日印记，我们便能发现，‘革命’一词只适用于当前的埃及，而非濒临内战的利比亚；民主运动只适用于突尼斯，而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只能被视为民众叛乱和反抗。”中东剧变充分释放了阿拉伯世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矛盾，并在新的语言、身份、社交网络和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呈现不同以往的文化表现形式，因此有学者称其为“阿拉伯大爆炸”，强调它是“集合了各种要素的事件，其政治表象掩盖了事件本身同历史、社会和文化空间相联系的诸多特征”。另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因揭露专制和懦弱、宣告耻辱和反抗，而成为当代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也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逐渐沦为“血腥的冬天”，阿拉伯民众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成为国家统治者的是一群“政治掮客”，并特别强调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不在于统治者，而在于民族国家的崩溃和分裂。还有学者反问道：“就算巴沙尔和卡扎菲十恶不赦，但过去几年‘阿拉伯之春’到底给了我们什么？”艾姆贾德·吉布利勒认为，真正的“阿拉伯之春”应是“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实现民主构建，通过新宪法，践行公民意识、公平和社会正义、尊重人权等理念；建立非依附型的阿拉伯独立经济体，拥有先进的科技和军事实力；结束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被占领状态；阿拉伯国家间建立更好的关系，使阿拉伯人构建起能够同地区和世界平等交往的阿拉伯地区秩序”。

在中东剧变最初的两年间，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局势反复动荡，尤其是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埃及，国家重建和政治过渡一度陷入困境。一方面，过渡政府在平衡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上缺乏治理能力和经验，阿拉伯国家固有的体制弊病更是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另一方面，民众仍习惯采用革命的思维方式来评判过渡政府的执政能力，政治目标设定过高，对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都导致了民众对“革命”本身和过渡政府逐渐产生失望情绪，被反对变革和改革的势力利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凸显出“示威游行的广场精神尚未深入人心”的现实。

“阿拉伯之春”导致局势持续动荡，由此使阿拉伯民众对稳定与发展的诉求，超越了“革命”初期对推翻旧体制的诉求。因此有学者认为，阿拉伯国家街头发生的并不是社会运动，充其量只是一系列社会事件或政治运动。中东剧变的发生伴随着阿拉伯地区秩序重构和多元价值体系的转型，阿拉伯学界对中东剧变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价值体系面临的困惑与矛盾，其根源在于部分阿拉伯国家传统威权体制难以适应多元价值的发展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与矛盾。

其次，在媒体层面，阿拉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报道所形成的舆论张力，对局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和助推作用。在中东剧变初期，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传统电视媒体试图通过“煽风点火”式的报道来构建“革命”话语，尤其半岛电视台对埃及解放广场事态的全天候直播报道，使其迅速占领阿拉伯世界的舆论高地，通过削弱埃及官方电视台的公信力来主导局势的发展。动荡国家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不断加紧对舆论的控制，反过来又为这些媒体激化动荡国家的官民矛盾提供了契机。半岛电视台网站在埃及“一·二五革命”期间曾遭到黑客攻击，并迅速将矛头指向穆巴拉克，利用该事件号召埃及民众反抗政府压迫。

以“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依靠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等优势，突破了传统媒体相对封闭的传播体系和模式，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媒介的交互式传播来塑造公众对剧变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动员。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倒台后不久，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阿斯玛·马哈福兹（Asmaa Mahfouz）在自己的“脸书”主页发布视频，号召埃及民众上街抗议：“已有四名埃及人通过自焚来抗议过去30年来他们不得不遭受的侮辱、饥饿、贫穷和潦倒。四名自焚的埃及人认为或许我们也能像突尼斯那样来一场革命，或许我们也能拥有自由、公正、荣誉和人的尊严。……我制作这段视频是为了向你们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我们想在1月25日去解放广场。如果我们还有荣誉，还想要在这片土地上过得有尊严，那么1月25日我们必须去。”新媒体虽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因缺乏政治议程的设置能力导致其难以在政治过渡时期主导国家的政治发展。

再次，在官方层面，动荡国家的政府对中东剧变的定性主要基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考量。在中东剧变初期，受动荡波及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为稳定政权和强化统治合法性，或为抗议运动贴上“叛乱”的标签，或将其归咎于受外部势力策动。2011年2月利比亚动荡初期，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就曾将国内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归咎为“外国阴谋”，指责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来到利比亚的人煽动了骚乱。对此，有学者指出：“卡扎菲将推翻赛努西政权称为革命，本·阿里将推翻哈比卜·布尔吉巴政权称为幸福的转变，哈菲兹·阿萨德推翻阿塔西政权称为‘纠正运动’，可这场由底层和处于边缘化的贫苦民众发动的革命却被称为叛乱！”

最后，在民众层面，抗议口号直接反映出普通民众的诉求和期望。“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最初是突尼斯民众在抗议本·阿里政权的示威游行中使用的口号。随着抗议浪潮逐渐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成为阿拉伯国家示威者抗议政权时采用的标志性口号。在埃及民众抗议穆巴拉克政权和利比亚民众抗议卡扎菲政权的示威活动中，该口号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权的垮台。在部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示威者为避免口号中出现直指王室政权的字眼，有时以“人民想要结束腐败”或“人民想要结束专制”作为替代口号。在中东剧变的最初两年间，随着局势的迅速发酵，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出现了各种“人民想要……”口号的变体版本（见表1）。

从抗议口号来看，反体制成为抗议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出阿拉伯国家长期民生凋敝、经济停滞、失业率高、公平缺失、体制僵化、权贵腐败等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危机，常年积压的社会矛盾在社交网站、卫星电视、移动媒体等的推波助澜下发酵、升级直至最终爆发。然而，参与抗议运动的主体“自始便缺乏一种对如何实现政治过渡时期国家秩序和地区秩序重建的集体式战略愿景”。抗议群体的草根性和抗议口号的盲目性表明阿拉伯民众对民主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抗议运动本身缺乏政治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物，这注定了国家进入政治过渡时期后，抗议群体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议程。巴勒斯坦学者穆罕奈德·阿卜杜·哈米德认为，腐败独裁政权的长期镇压，使政党、工会、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或被边缘化，或被遏制和驯化，导致阿拉伯国家缺乏领导革命的政治组织。阿拉伯各国抗议运动的“软肋”在于缺乏熟悉暴政本质且能够适时调整立场和策略的民主政治组织。依靠社交媒体和新生代年轻人的技术管理经验动员起来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将推翻政权作为终极目标，致使其寻求的变革仍停留在推翻政权的最低程度上，但对未来的政治安排却近乎空白。更重要的是，革命运动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策略，面对政府的强势反击常以撤退或失败而告终，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反革命联盟的形成，最后连同政府一起对付抗议群体。

二 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影响的认知

五年多来，中东剧变引发的地区动荡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伊斯兰国”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疯狂肆虐，对地区国家安全形势构成严重威胁；难民问题不断发酵、外溢并冲击欧洲地区，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危机长期化趋势凸显；地区紧张局势造成油价持续低迷，海湾产油国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增长放缓；美俄围绕叙利亚危机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博弈加剧，进一步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沙特和伊朗之间围绕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日益白热化，突出表现为利用叙利亚危机、也门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泛化教派冲突；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和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后，伊朗已然成为崛起的一极。上述事件的发酵、外溢和相互影响，导致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困难重重，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催生了中东多极化趋势。中东剧变引发的多国持续动荡和地区格局失衡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阿拉伯各界对这场剧变影响的认知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极端主义泛滥、地区格局失衡令阿拉伯精英阶层对中东剧变从期待转向失望

突尼斯前军方人士穆罕默德·穆埃达卜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一股暴力与无序的浪潮，尤其是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导致多国政权受到冲击，突出表现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界和政治实体受到直接威胁，进一步造成整个阿拉伯地区各种采用游击战术的团体和实施暴恐袭击的极端组织的兴起，而地区国家的无序状态和整体实力的削弱，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提供了空间，中东地区首次出现了具备国家要素的恐怖主义实体。“阿拉伯之春”还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萨赫勒地区“定叛圣战”思想的泛滥，包括“博科圣地”和“卫兵”组织（Al－Mourabitoun）在内的非洲极端组织都以推行哈里发制度和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为己任，拒绝承认现行政体、法律和国家边界，对平民实施残酷的屠杀行为。

中东剧变后，伊斯兰政治力量一度崛起，伊斯兰政党的上台执政导致地区伊斯兰主义抬头。“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是文化倒退的必然结果，也是进步力量目标实现受挫的结果，文化精英和革命力量的失败，为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有学者指出，当前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各种力量全面对抗的关键时期：变革力量对抗占主导的保守力量；被剥削的基层力量对抗剥削阶级高层力量；自由力量对抗宗教力量。这种全面对抗使阿拉伯世界游走于中世纪和21世纪两个历史时代，努力从封建、宗族、专制的落后时代走向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时代。这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阶段必然伴随混乱、暴力、代际矛盾等现象的出现，以及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阿拉伯地区的现实令精英学者逐渐从最初的浪漫期待转向悲观失望，早在2011年，就有学者以“阿拉伯之冬”来形容叙利亚危机和也门乱局。

（二）局势反复动荡、经济持续低迷、国家治理失范导致整个阿拉伯地区民众对中东剧变的负面态度呈现上升趋势

阿拉伯民众是中东剧变的亲历者，也是中东剧变影响最直接的感受者，民众生活的深刻改变使其对这场剧变的态度也在发生悄然转变。《2015年阿拉伯舆情指数》调查显示，2015年34%的受访者对“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态势持积极态度，59%的受访者持消极态度。①这与最初几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变化较大，2012～2013年，61%的受访者对“阿拉伯之春”持“积极态度”或“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态度”，持消极态度的只占22%; 2014年，受访者中45%对“阿拉伯之春”持积极态度，42%持消极态度。近三年来民意态度的变化（见表2和表3）反映出阿拉伯民众已从“革命”初期的狂热和盲目逐渐回归理性，开始反思这场剧变导致的大量人员伤亡、社会失序、安全恶化、国家和机构遭到破坏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2015年阿拉伯舆情指数》调查结果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正经历挫折，但最终会实现其目标，较2014年的60%下降了两成；34%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已经结束，旧政权重返执政舞台，较2014年的17%增加了一倍。受访者认为，导致“阿拉伯之春”受挫的主要因素包括：部分国家安全局势恶化（17%），外部干预（15%），经济和民生状况恶化（14%），极端主义运动兴起（10%），前政权（残余）势力煽动（10%），媒体煽动（6%），伊斯兰政党的政治路线（6%），非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路线（4%），革命势力间的政治博弈（4%）等。这些数字表明，阿拉伯民众对“阿拉伯之春”结果的正面预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三）恐怖主义泛滥、社会稳定缺失、失业问题严重令阿拉伯青年群体对国家变革的浪漫预期逐渐落空

作为中东剧变主要参与力量的阿拉伯青年，近年来对这场剧变的态度也在发生深刻转变。《2015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显示，阿拉伯青年对“阿拉伯之春”带来积极变革的信心呈现下降趋势。2012～2015年，受访青年中认同“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世界较过去变得更好的比例依次为72%（2012年）、70%（2013年）、54%（2014年）和38%（2015年）。阿拉伯青年对民主是否能在中东成功持不确定态度，39%表示民主永远无法在中东地区成功，36%表示可能成功，25%表示不确定。在社会预期方面，当前阿拉伯青年对社会稳定的期盼已取代在“阿拉伯之春”初期对民主的渴望。《2016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显示，53%的阿拉伯青年认为当前在中东地区实现稳定比推进民主更重要，持相反观点的比例则降至28%。这一趋势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青年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62%的青年认为实现稳定比推进民主更加重要。

青年群体对社会稳定期盼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年来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急剧恶化。伴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及其外溢，中东国家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风险持续上升。《2016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显示，阿拉伯青年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崛起（50%）、恐怖主义威胁（38%）、失业（36%）、国内动乱（34%）和生活成本上升（30%）成为当前中东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77%的受访者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表示担忧，且76%的受访者认为该组织最终不会成功建立“哈里发国”。在受访者看来，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原因包括：年轻人失业严重和机会缺失（24%），坚信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优于其他人（18%），地区范围内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宗教冲突以及其他宗教间的紧张局势（17%），世俗西方价值观的兴起（15%）等，同时有25%的受访青年无法理解为何有人想要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将失业严重和机会缺失视为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首要原因。对此，分析人士哈桑·哈桑（Hassan Hassan）指出，极端组织的成员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其真实动机，他们不会宣称加入“伊斯兰国”组织是出于经济原因，而将其他带有宗教因素的原因宣称为其加入该组织的动机。他认为，“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及其关联组织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长期具有狂热宗教信仰，认为其他穆斯林偏离“正道”的极端分子；第二种是本身缺乏宗教意识，易被极端分子洗脑和试图发展成为下一代极端分子的儿童和年轻人；第三种是“伊斯兰国”的关联组织，这类组织借助“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力实现自身政治目的。教派主义是这三类群体的共同特征，这也解释了为何阿拉伯青年将“坚信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优于其他人”和“地区范围内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宗教冲突以及其他宗教间的紧张局势”作为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原因。在中东热点问题频发、阿拉伯国家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当下，“伊斯兰国”组织正加紧利用热点问题和各国社会问题制造恐怖效应，提升影响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实体和极端意识形态仍将是阿拉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

三 阿拉伯学者对中东剧变的整体性反思

事实上，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都具有类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其主要表现包括：政治制度现代化程度低导致对现代化发展的适应能力较弱；政府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低下导致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和执政合法性下降；结构性经济矛盾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碎片化现实成为整合与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的障碍性因素；教俗力量之间的长期博弈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趋势加重、政治包容性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利益受到冲击，为外部直接军事干预和外部宗教势力渗透尤其是宗教力量间接参与他国政治进程提供了空间。在2016年埃及“一·二五革命”五周年前后，许多阿拉伯媒体以“阿拉伯之冬”“阿拉伯之秋”等来表达对“阿拉伯之春”后整个阿拉伯世界现状的消极情绪。五年多来，阿拉伯精英学者从政治制度、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地区安全与反恐、网络政治动员等角度对导致“阿拉伯之春”爆发和受挫的根源性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现代性的缺失是“阿拉伯之春”国家爆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内生性因素

当传统社会结构难以适应现代化潮流时，尤其是在本土思潮受到外来思潮严重冲击的背景下，“阿拉伯人自然会产生一种觉醒意识，倡导和传播人权和自由的理念，因为这些正是阿拉伯人生活所缺失的，也是极权体制、部落制度或教条思维无法提供的理念”。中东剧变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僵化、社会结构脆弱、国家机构效率低下等传统“病症”。裙带关系和腐败盛行，民众权利缺失，法制建设滞后，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分配失衡，成为阿拉伯国家产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重要诱因；伊拉克、也门、苏丹、利比亚等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宗族、教派和部落因素，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教派或部落充当国家与社会之间调解者的角色，凸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认同危机，突出表现为部落忠诚与国家忠诚对立，各部落和宗族社会融合度低，这成为国家认同缺失、政治分裂和社会碎片化加剧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指出，真正的社会变革是以一种社会平衡取代另一种社会平衡，能够引发社会集体思维的共鸣，并对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成熟度产生影响。但从结果来看，“阿拉伯之春”如同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阿拉伯社会重新回到了专制时代，改变的只是专制的形式，而非其实质。西欧、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都已完成了实质性变革，但阿拉伯国家似乎一直游离于全球变革圈之外。因此，有学者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初始便提出，“阿拉伯之春”国家真正面临的是体制上的挑战，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挑战。政治制度现代性的缺失，是阿拉伯国家体制长期僵化的根源所在。

（二）阿拉伯国家转型受挫暴露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缺失

阿拉伯社会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沙漠文化导致的狭隘偏执、缺乏理性的零和博弈思维盛行；阿拉伯国家因无法适应现代政治制度及其理念所暴露的结构性缺陷，体现为阿拉伯世界价值体系的混乱，突出表现为部落认同、教派认同超越国家认同，使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态呈现前现代社会血亲复仇、部落和教派利益至上的落后景象，基于族群、教派和部落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加深了社会分裂的程度；政治变革和民族复兴核心领导力量的缺失，成为民众真正有效参与政治变革的重要阻碍因素。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党派利益至上，国家是战利品，民主则是获取统治权的工具和方式”的思维导致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政治难以实现良性发展和有效的治理。阿拉伯国家的当权者将部族、族裔、教派差异作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标准，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族整合的成果，导致部分阿拉伯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在统治，而不是治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谈及阿拉伯国家变革时指出，“变革最终必须符合当地的国情和社情，符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并且能够给普通百姓带来实惠”, “新的政府或政权要站稳，首先要能够有效治理，同时也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西方国家竭力影响和改造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政治话语体系，导致阿拉伯国家丧失了改革的话语主导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使用“伊斯兰例外论”“阿拉伯例外论”“文明冲突论”来解释伊斯兰教文明和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的“先天性缺陷”，以及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的不相容性，借此为西方民主改造中东创造舆论环境。在中东剧变中，西方国家竭力依靠其意识形态影响并打造阿拉伯政治变革的话语体系，尤其强调通过“公民社会”建设为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开展活动创造宽松环境等，目的是使阿拉伯国家政权丧失改革主导权，放大民众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削弱执政当局的统治基础与合法性，并用充斥西方价值理念的理论和方法挤占阿拉伯传统文化的空间。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从中东剧变初期便使用“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术语对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社会动荡进行定性，企图主导阿拉伯世界的舆情，并为改造阿拉伯社会做舆论准备。不可否认的是，阿拉伯思想界话语体系的混乱也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空间。有学者认为，争吵和混乱充斥着整个阿拉伯思想界，“如同部落之间毫无用处的谩骂和咒骂”，而“阿拉伯思想家的思考仍局限于狭小的地域空间和有限的时间范围内”, “阿拉伯世界整天对着美国及其盟友谩骂，寻找他们的缺点来为自己逃避历史寻找借口”，但却始终无法为阿拉伯变革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中东剧变最初的两年间，阿拉伯思想界无休止的争吵，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和谩骂，为西方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改造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话语提供了巨大空间。

有学者认为，阿拉伯精英的集体缺位是“阿拉伯之春”在经历最初狂热状态后逐渐迷失方向的重要原因，“回顾五年前阿拉伯国家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广场政治，可以发现，广场上只有那些大学毕业后前途黯淡的失业青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缺乏阿拉伯精英的领导，导致国家出现致命的真空状态，使得‘阿拉伯之春’梦想最终沦为‘阿拉伯之秋’”。而阿拉伯思想界的话语体系长期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乃至改造，导致其无法在国家转型时期引领变革。此外，阿拉伯国家外交政策长期缺乏独立性，导致社会转型必须依赖域内外大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一定程度上使政府部分丧失了转型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巴勒斯坦学者阿卜杜·希塔尔·卡西姆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是真正独立的，阿拉伯人不对自己进行治理。相反，各种国际政治体系都在治理阿拉伯人，决定他们的未来、财富，以及政治、文化和教育状况。……执政者不懂政治，只知道依附他国，浪费民众的钱，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怨恨，分裂社会”。

（四）西方和中东地区大国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导致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

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事务进行干预，“尽管客观上对阿拉伯国家民主观念的进步，以及作为外在压力促使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通过军事干预进行政权更迭以及在干预过程中执行双重标准的恶劣做法，都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地区失序、大国中东政策调整、动荡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脆弱性和阿拉伯世界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凸显，进而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空间。与此同时，近年来崛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渐成为西方和中东地区大国的政策工具。“伊斯兰国”问题与叙利亚内战、也门危机、利比亚乱局、库尔德问题的相互交织，以及美、欧、俄、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国在中东反恐问题上的不同利益诉求和政治考量，使部分阿拉伯国家沦为域内外大国进行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有阿拉伯学者尖锐地指出，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建立西方盟友体系，都是以牺牲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西方国家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及其在中东反恐问题上的摇摆立场，反映了西方难以平衡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仍对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抱有期望，另一方面存在维持与地区传统盟国关系的现实考量。从政策目标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土耳其、沙特等地区大国的反恐政策均是利用恐怖组织打击异己，通过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来达到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的，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武装组织采取选择性打击，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双重性。这些国家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加速了极端组织的崛起和扩散，导致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

（五）基于网络动员的群体政治缺乏现实政治的参与基础

在中东剧变中，持续、剧烈和频繁的抗议运动表明，群体的文化和心理在阿拉伯世界的事态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相较于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通过社交媒体发起的群体性抗议运动具有自发性、直接性、情绪性、盲目性等特征，具体表现为抗议群体不受严格的组织制度所控制，能够迅速、自发地组织起来，但缺乏有针对性的计划，抗议目标制定趋于简单化，抗议进程易受情绪主导。中东剧变最初的抗议运动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突发性特征，年轻人受到社交网络动员纷纷走上街头，通过大规模抗议运动，将长期积累的不满、失望、愤怒等群体性情绪转化为抗争性的政治力量，迫使专制的统治者下台或推行实质性改革。

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表明，将一个阿拉伯国家采用的革命模式复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可能会使革命目标与主客观条件产生错位，导致国家陷入持久的动荡乃至内战，这也是当前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之一。贫困和失业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发动革命的动机，但在社交媒体等现代通信工具的助推下，各种社会问题被无限放大，年轻人在非理性情绪的作用下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口号式的情绪发泄成为抗议政权的主要方式之一。卫星电视、社交网站对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放大效应”使得社会事件在短期内能够获得较高的关注，个体利益和情绪在网络空间的无节制放大，令群体性冲动被充分调动。因此有学者指出，在这场席卷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民众抗议浪潮中，左右转型阿拉伯国家局势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运动，而是受到群体心理驱动、自发的“群体政治”。“网络政治动员是一种新的政治提取能力，体制外成员更善于通过它获得同政府和传统权威抗争的力量。”但是，这种基于网络动员的群体政治缺乏现实政治的参与基础和具体政治议程。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其本身的开放性使得各种力量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了更多的表达自由和政治机会，但也导致其利益诉求和权力分布呈现高度的碎片化，一旦涉及具体的国家建设问题，各方则难以形成群体共识。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威权体制限制了普通民众意见表达的渠道，草根阶层只能在网络空间中寻求非制度性的表达渠道，通过自发性的网络政治动员和构建抗争性认同挑战官方威权话语。

四 结语

在中东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和美国对中东地区战略性投入持续减少的当前，阿拉伯国家仍在地区局部动荡与秩序重构中艰难探索转型与发展之路。五年多来，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的成因、性质、结果及影响不断进行反思。阿拉伯国家在实现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既面临现代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治理体系缺失的问题，也面临改革话语权受西方国家影响的现实，阿拉伯学者、民众、青年等群体对中东剧变认知的变化，反映了作为变革主体的阿拉伯人已从最初寻求推翻旧体制的狂热和盲目中逐渐回归理性，这对阿拉伯国家探索发展道路和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政治现代化、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极端主义等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和制度化建设，适应全球化时代崇尚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观念，是阿拉伯国家走出转型困境的必经之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变革是“人们只有在家中看到光明后，才能相信它真的发生过。如果它不能让人们穿上安全的外衣，咬下一口幸福的苹果，那它什么都不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阿拉伯国家仍处于转型阵痛期，新旧问题相互交织，如何通过总结中东剧变的经验和教训以实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与进步，不仅是阿拉伯社会亟待反思的问题，也是每个阿拉伯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之春”或许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