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一 族群认同理论

为了通过对参与族群体育的集体记忆过程变化研究来反映社会的变迁，由此探讨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路径及发展趋势，进而探讨国家与民间关系互动，并由边缘及中心，去思考文化共同体参与族群体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人类学领域耳熟能详的，而体育学领域较为陌生的“族群认同”理论进行必要的综述。

人类学界对于族群认同理论的研究很早就有学者涉足，纳日碧力戈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上，把族群认同理论归纳为“族群原生论、族群现代－想象论、族群社会－符号丛论、族群边界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族群理论”等；潘蛟认为族群认同理论应该有“文化说、族界理论、原生论、工具论、辩证阐释理论、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胡鸿保、王建民等人认为“原生论、符号论和现代论”构成了解释族群现象的主要理论范式；王明珂从探讨“究竟什么人是一个族群，为何人类要组成族群，族群与人类其他的社会结群有何不同，为何个人的行为常受其族群认同左右”等问题出发，认为要想解释复杂的族群现象，离不开对族群的“客观与主观之争、工具论与根基论之争”。笔者认为，对作为人类文化的结群分类单位中的族群认同进行研究，可以从其族群形成的内、外部因素入手。其中，内部因素可以归结为“原生论或根基论”（The Primordialist Model）；而影响族群形成的外部因素可以归纳为“场景论（The Circumstantialists Model）或工具论（The Instrumentalism Model）”。此外，巴特（Fredrik Barth）的“边界论”的提出，为学界提供了一种族群认同的独特解释视角，使族群研究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此处也有必要进行简要的回顾。

（一）原生论/根基论

原生论又被称为根基论，是族群理论中形成较早的理论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德国语言族群主义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对人类群体的论述，他们认为，“人类在其本质上归属于固定的族类共同体，这些族类共同体是由语言、血缘和土地等要素构成的，共同的语言决定着人类群体的共同特质”；进入20世纪以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对家庭亲属关系的论述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原生情感”（Primordialist Feelings）的概念，他认为“当一个人在思考家庭归属感和依附感的强度时，这种感觉不仅是因为家庭成员是一个人，而且是因为其具有某种特殊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于血缘纽带的关系特质，这种特质是原生的……现代国家中公共的、公民的纽带是主要情感形式，但家庭、宗教和族群的原生纽带依然非常重要，且这种情感是 ‘既定资赋’（Assumed Givens）的”；与希尔斯同时代的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分析亚洲和非洲一些从殖民地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的文化和社会整合问题时也认为，人们不是通过理性化的公民纽带联结在一起的，而是基于假定的血缘、种族、语言、地域、宗教、习俗等原生纽带实现凝集；新功能主义学派的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也强调，族性与族群认同是建立在真实或者被感知的种族、宗教信仰、语言、地域、祖先等原生特质之上的；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运用社会生物学理论来解释族群关系，他把族群比喻为扩展的原生的亲属群体，族群归属感是与生俱来的、扎根于基因的。

从持原生论观点的学者论述来看，他们大都认为原生性的情感是很难被改变的，基于此之上的族群认同可以跨越世代和地理阻隔而传承。但原生论者并非认为族群认同可以通过生物遗传而习得，而是认为个体出生后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种情感，即是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的结果。如凯斯（F.keyes）认为，“世系和血统的联系是族群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然而，一个族群对自己世系和血统一致性的宣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观念传承的结果，而非对自然事实的确认”。应该说，原生论作为一种相对静止的、自然主义的理论观点，在分析相对封闭的人类社会时具有较好的理论解释力，但面对复杂的族群成员构成社会时却面临缺少解释力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了族群形成的场景论或工具论观点。

（二）场景论/工具论

“工具论”又被译为场景论、情境论或建构论，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或许是韦伯（Max Weber），他认为“一个族群的存在关键是基于共同的主观信念，如果没有这种主观信念，则不存在这样的族群，一种文化身份只能促进族群的形成，但并不能形成族群，而且，在很多时候，族群的形成往往是政治性集体行动的结果”；休斯（Everett C. Hughes）在韦伯的观点基础上，完善了场景理论，他认为“一个族群的存在不是因为其与其他群体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差异，而是因为群内外都感知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族群只在族际交往关系中才能形成”；王明珂提出，族群认同是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对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的竞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体现了族群的不稳定性和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个体会因现实的需要，以自我为中心，依据具体的情境来选择。现实情境的改变，尤其是危机或机遇的出现，会强化、激发甚至创造族群认同，原则上，人们会根据情境（工具利益）而用最小的共同认同来增进彼此最大的凝聚；周大鸣在王明珂的理论观点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结群的场景性选择，他一反大多学者通过抽象的语言来进行定义的方式，而从实例出发给读者以直观的场景感受，他提到，“一个香港出生的祖籍为上海的人，可能自称上海人、香港人、中国人等，而每一个自称都让他与特定的人形成结群，其中场域是影响他采用不同自称的主要因素。如这个人在美国遇到在香港工作的上海人，若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就有点见外了，一般会说 ‘我们都是香港的上海人’，这时两人间的距离才可能拉得最近；如果换一个场所，同时有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在场，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便能恰当地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从持场景论观点的学者论述来看，他们大都认为族群认同是相当自发的现象，是被视为可以为工具目的而选择的人类结群。应该说，这种观点在强调作为获得一种特定目标，如迫使国家改变资源配置模式，以利于被动员群体的一种组织方式所具有的族群认同灵活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笔者认为该观点却忽视了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需求，无法解释某些基于坚定宗教信仰而结群的人类共同体的行为模式。

（三）边界论

1969年，巴特主编出版了《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一书，他一改以往对族群源头进行追溯的历史主义和还原论的视角对族群认同进行的解释，而是主要从现象学角度，从族群结构差异以及因此产生的族群边界来解释族群现象。该理论认为，族群被理解用以指明这样一群人：1）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统一；3）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层的不同种类。族群边界可能是地理意义的，但巴特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边界，即族群边界（族群的社会边界）会随利益、价值、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边界论不强调族群和族群关系的类型和分类，而是关注和探讨族群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不同过程，其重点在族群边界和族群边界的维持，而不是不同群体的内部构成和历史。一些民族志材料表明，族群之间的相互接触，并不一定能促成同化（Assimilation）或涵化（Acculturation），有时反而会产生更强烈的族群意识，使得族群边界愈加明显。可以看出，巴特强调的是群体边界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并认为族群是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并强化的，群体内与群体外的差异加强了群体内的一致性。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边界论”依然应该属于“场景理论”中的一种特殊的观点。

研究实践发现，族群性存在根深蒂固的一面是不容否认的，但它依然会随着外界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态的变迁而改变，由此而导致其族群边界及文化内涵一直在不断地流动。因此，无论是原生论、建构论，还是边界论，都无法单独地解释像黑泥屯这样地方性族群社会中产生的演武活动。笔者认为，把原生论和场景论的观点相结合起来解释演武活动的形成及族群认同，由此而观照其生成的社会结构的转化及其与大小传统互动等问题，将比单一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二 文献综述

对于一个新提出来的概念进行文献综述，应该抓住什么，应该忽略什么，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前人——特别是中国体育人类学界，很少在“族群体育”方面有所研究。如果在本综述中，笔者主要就“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则有违本文的关注主旨；如果就“族群体育”的内涵外延、研究现状等进行综述，则几无相关文献。由于在本文中提出的“族群体育”概念是从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且是从与人类学相关研究领域出发的，基于边缘性族群在参与身体运动时并不像体育学界所普遍认为的是为了“促进身体健康”，而是为了“构筑族群的认同边界”这一原因。于是，笔者认为，此处最为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就相关理论及学科对于“族群与体育”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再者，按如下方式进行文献综述，并不具备分类学上的意义，而主要是就当前人类学理论下关于“族群与体育”研究状况进行的回顾，此处特作说明。

（一）族群与体育的文化认同研究

体育与族群认同的相关实证研究，在中国对此涉及的学者较少。目前发现的主要有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乡抢花炮的仪式化研究，她提出了仪式性体育活动能够形成集体记忆、建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功能；杨元英通过对地方性节庆体育在族群交往中的作用研究，提出其对于增强族群认同、加强族群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冯涛、毕研洁、黄优强等人通过对一个多族群村落关于对待奥运传播问题的研究，提出体育比赛能形成族群凝聚力，并进而促进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陈振勇，姚孔运等人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回族武术在形成族群认同、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三个维度进行了指标构建并予以了验证；张世强、张世泽等人透过考察不同族群团体在美国棒球历史中的参与经验，探讨族群整合的文化象征。

国外关于族群认同与体育参与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多，如切斯卡（Alyce Taylor Cheska）认为纳瓦霍印第安人和欧洲血统的美国人通过传统印第安体育和欧美体育接触后，并不能促成涵化的发生，反而能够促进族群文化的多样发展，且有利于强化本族群文化的传承; J. A. Mangan和里奇（Andrew Ritchie）认为，运动是建立和强化国家或族群认同的一种手段；布拉德利（Joseph M. Bradley）认为，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通过对凯尔特人足球队的情感表达，强化了其族群感知和体验；艾莉森（Maria T. Allison）通过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族群体育参与研究后认为，所谓“熔炉”理论在体育领域并不完全成立，族群体育通常只适合其原生态文化模式和价值取向。Michelle Gacio Harrolle和Galen T. Trail通过拉丁裔美国人的体育参与进行研究后认为，体育并不能造成其族群认同的改变；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弗朗纳（Eli Frogner），他通过对联邦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参与族群体育的研究后认为，体育参与并不能影响土耳其移民被同化和整合的趋势，族群体育并不能被证明是可以庇佑少数族群的工具等。

从以上文献回顾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大都是对族群体育在某一历史横截面时期对于族群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功能性研究，且多数学者认为体育参与能够强化族群认同。但他们从历史纵截面出发，对族群体育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分析则涉及较少。即使稍有涉及，也只是对典籍文献或遗存器物的考古学分析，很少有在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理论体系中，采用扎实的田野作业，从族群体育发生的文化生态的主位视角出发，通过现存的活态文化与残存器物的相互印证而进行的解释。而国外学者更多的是关注移民族群在体育参与过程中对“族群边界”变动的影响问题，大多学者持“族群体育”对维持族群边界、促进族群认同有一定的作用，并认为族际间的体育交流并不一定会促成涵化及融合的发生。同样，国外也极少有学者从历史人类学视角，选取某一个案进行实证研究。针对如是问题，笔者在本研究中，希望能够用历史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横向和纵向维度立体地对演武活动这一族群体育进行阐释，借此探讨族群体育参与者的行动逻辑，及其与大小传统文化的互动变化规律。

正统史学的原则是寻找“历史事实”，而历史人类学认为，更重要的是寻找事实背后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哪怕这个事实是编出来的、想象的，但是编出来的和事实本身一起构成了这个族群真实的历史存在。对于田野里的观察者而言，“社会事实”比“历史事实”更值得重视，“历史事实”应该置于“社会事实”的背景中来解释。施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认为：我们（人类学家）是从历史中拾破烂的人，我们在历史的垃圾箱中寻找我们的财产，这种长时间被人看不起的、散置在编年史、时代回忆录还有文学中的废料，它与民族学家的实地考察具有同样的性质，他们也可以对其加以利用。这话应该是历史人类学形成之前，关于此学科的一些超前思想，当时并不为学界所普遍认可。施特劳斯在提出这一观点时，深刻地意识到传统史学只注重从精英文本去搜集和使用史料，如此构筑出来的只能是精英史学，“人类学者应该根据历史材料来揭示演进的趋势和逻辑，利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文化距离，摆脱官方神话，建立所研究社会的逻辑系统”；而人类学只关注社会文化的横断面，形成的是没有历史的人类学，“人类学需要更多的历史，特定的历史想象可以揭示隐藏的社会秩序逻辑，档案资料有助于解释重要的社会事件，借助历史也可以明确人类学学科起源的民族基础”，这一观点在当时受到了米德（Margaret Mead）隐晦的支持。随后，学界们开始反思，要想实现对社会文化，特别是对“他者”（The Other）那些“无历史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立体解释，人类学与历史学、考古学应该存在对接的必要，所要做的应是跳出精英史学的藩篱，在田野中重新解读人类历史。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与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是一体的，结合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可将历史记载当作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态度进入史料世界之中。进入1970年代后，历史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与考古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门新兴综合学科，到1980年代，历史人类学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并成为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从现在历史人类学关注领域来看，主要趋向于在某一小的地方性区域对某些无历史民族进行研究。学者们通过那些过去认为琐碎平淡的饮食起居、男女婚嫁，生儿育女、谋生觅食、娱乐消遣、节日庆典、嗜好游戏、家族亲缘、社会交往、民间组织与团体等的考察来发现和解读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力求通过这种小地点、小传统中的地方性知识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实现对大社会、大传统中的共性问题的一些印证或解答。在历史人类学者看来，历史人类学借助注意力于特定民族的生命文献、人口普查资料、人口记录以及口头或文字家谱的数据，“借以拟想、创造和再造他们的过去。它注意的是描写局内人的看法、假设和感觉，并用局内人自己的社会文化措辞表达。它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些什么，如何记得，又为什么记得，以及人们如何解释过去并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对于理解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脉络的变迁，人们自身的说法是最重要的。最直截了当的做法，是由人类学家写下土著对于自己过去的说法，将这些和他们当代文化概念和社会相关事务联系在一起”。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任务不仅是要考证田野资料的真伪，更重要的是理解和阐释作为田野的文献与形成这一文献的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人类学者所要做的应是在全面观察和理解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把人置于他所处的环境中，围绕某一议题，对他与所处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刻的事实描述和分析。这就需要引入历史和变迁维度，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分析研究事相的变化及其意义的改变，或通过仪式的过程变化来展现社会的变迁，将微观性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形貌联结起来，从而超越了单纯地针对传统乡土社区仪式研究的界限。历史与变迁维度（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尚可获得的口述历史资料）的引入，不仅有助于研究仪式活动本身，而且可借此认识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和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

体育既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又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作为一个能够集中展示身体文化的领域，联结了人类历史的过去与现在，人的生物性与自然性，通过体育领域来透视人类社会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笔者认为，这条可行路径可以通过体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视角得以实现，因为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来对人类的身体运动进行研究，能够给学界带来理解异文化身体运动的新视角，能够对那些缺少文字记载的体育进行更为立体的解释。但从目前的体育研究，特别是族群体育实证研究现状来看，体育界对于通过身体运动来联结人类历史的过去与现在，还局限于体育史的研究视野中，在传统的体育史中，学者们大都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寻根和反思，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内向性和超现实性”。笔者此处要做的，是希望突破这种纠结于寻根与反思的传统，通过对“演武活动”的田野参与式考察，从历时性的视角来透视现时状态下人类社会体育存在的价值。

（二）族群与体育的人类学研究

“体育人类学”是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探讨人类进化过程中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的变化，人类各种身体运动文化的起源、进化、发展和变异，人类身体运动文化的类型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体育运动文化的传播和变异，体育运动文化在人类整个文化制度中的功能以及它与文化制度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各个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和竞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等的一门学科。它的产生源于一些人类学者希望将体育竞技现象当作分析较广泛传播过程的工具，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aylor）为此而著书《竞赛的历史》（1879），撰文《论美洲运气竞赛是前哥伦布时代与亚洲交流的证据》（1896），穆尼（James Mooney）撰文《切诺基人（Cherokee）的拍球竞技研究》（1890）等。此后，在泰勒的影响下，体育人类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残存”（Survival）体育文化现象的研究，如库林（Stewart Culin）撰文《美洲印第安人的游戏》（1907）、德国的达姆（H. Damm）著书《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各民族的运动比赛》（1922）、拉塞尔（Alexander Russell）著书《波尼人（Pawnee）的鬼舞猎手游戏：文化变迁的研究》（1933）、奥普勒（Morris Opler）撰文《吉卡里拉阿帕契人（Jicarilla Apache）的仪式接力赛跑》（1944）等。到20世纪中叶，有关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北美兴起，如福克斯（Robin Fox）著书《普埃布洛人（Puebla Indians）的棒球运动：古老巫术的新用途》（1961）、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文化的解释》中对《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Bali）斗鸡》（1973）进行了深描。1974年，美国成立了游戏人类学学会。该学会会员，美国人类学者布兰查德（Kendall Blanchard）和切斯卡（Alyce Cheska）的《体育人类学介绍》（1985）一书出版，在体育人类学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地位。随后，该书被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体育人类学者寒川恒夫译介到日本，有力地促进了日本及亚洲的体育人类学发展。

中国的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专门就“体育人类学”进行研究的文献，最早见于谭华先生于1986年发表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的《体育与人类学》一文。1991年，寒川恒夫及其同事到上海体育学院与胡小明先生等中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多次带日本体育人类学分会会员来中国观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些跨国交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体育人类学的发展。随后，席焕久、胡小明、倪依克、饶远、陈斌、王跃、万义、涂传飞、杨海晨等专家学者所著的关于“体育人类学”的专著、论文相继面世。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在云南召开，我国体育学者承办了“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和“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两个专题会议，标志着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开始步入世界最高级别的学术殿堂。2012年3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文化建设与体育发展研讨会暨体育人类学丽江论坛”在云南举行，与会学者共同探讨了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并提出通过体育来研究原始文化形成的具体研究构想，该构想为体育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探索了新的方向。进入2013年，向有明、向勇、韩海军等人通过原始文字与身体运动之间的双向实证，证实了身体运动对东巴文字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并由此推论到甲骨文也存在与身体运动的关联性；万义、王健、龙佩林等人通过对比东巴跳与达巴跳等原始宗教的文化生态结构，得出原始宗教中的身体运动表达具有慰藉族群身心、调整人际关系、调节社会张力、维持社会秩序、维护阶层利益、稳定社会结构等功能；谭广鑫、周志俊、许爱梅等人则通过南部侗族“抬官人”游戏项目的挖掘整理，印证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假说，并认为巫术、武术与舞蹈同出一源。从这些研究来看，最近几年体育人类学的发展较20世纪有了一定的推进，但总体上来看，在研究方法、生成或证伪理论上与身体运动实践需要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胡小明看来，体育人类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它对体育的研究能够实现“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联结，并从体质的改变出发来探究身体运动文化的背后意义，这是其他研究对象无法做到的。尽管有关体育人类学与身体动作的实证、理论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现有实证研究成果尚无法摆脱文化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单学科的影响，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较少。学者们除了研究对象改向为关注身体运动外，从体育对身体质量的改变出发，继而探讨对人类文化发生相应改变方面的研究尚处在探索中。目前发现能够对体育与身体质量相关问题，从整体观上升到文化层面来进行解释的，主要有杨世如对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选手的体质测量与全国成人、青少年及国际标准竞技小龙舟运动员体质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独木龙舟只能视为萌芽的体育的结论；随后，胡小明、杨世如等人对独木龙舟选手体质进行了继续深入的分析，认为独木龙舟是一项作为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延续力的传统习俗而存在的；杨海晨对跨境族群的仪式性体育——云南孟连县勐梭寨的马鹿舞动作删减、文化变迁及身体质量等相关问题做了尝试性探讨。但客观地看，这样的尝试性研究明显偏少，对于体育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和完善所起的作用依然有限。在本研究中，因为限于研究理论导向问题，笔者就体育对身体质量的影响，继而引起文化相应改变的问题亦将不做深入探讨。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一词由美国考古学家、曾任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和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人类学部主任的霍姆斯（W. H. Holmes）于1901年使用，当时旨在研究人类的文化史。尽管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才一百余年的时间，但有关人类文化知识的资料调查却很早就有。在西方社会，公元前1世纪就有罗马名将恺撒（G. J. Caesar）描绘了古代日耳曼人各部落的经济活动、政治组织、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其中有许多还是一手资料；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详尽地描述了中亚、南亚和中国各地区的社会生活。而在中国，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周代就有以语言、服饰、礼仪、习俗为标志来区分华夏与四方蛮夷戎狄的记载；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游历全国，所作《史记》中的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等列传，开创了中国少数族群撰写传记之始；唐樊绰根据史料和实地考察，在《蛮书》中记录了云南各族群的社会生活、习俗禁忌等；元李京《云南志略》记录了云南各族群的饮食、婚姻、习俗等；明代陈第通过对台湾原住民的考察撰写了《东番记》；此外，还不乏海外民族志文献，如明代郑和7次下西洋，随行马欢撰《瀛涯胜览》、费信撰《星槎胜览》、巩珍撰《西洋番国志》等都记录了他们在亚、非各国的地理、物产、民风、习俗等。尽管此时的游记、志书等都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但已经具备了“研究人类文化”的实质了。

欧洲进入殖民时代后，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殖民国家开始对“野蛮”的他者进行文化考察。随后，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1859）及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进化论和伦理学》（1894）影响下，文化人类学的古典进化论学派开始大行其道。接着，传播学派、结构功能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解释人类学派相继问世，在这些理论观点下，人类学者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文化解读，其中不乏对体育进行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对体育进行的研究成果日趋增多，国外尤其关注体育特别是具有竞技性的身体运动对多元族群、移民族群等的边界改变、族群认同的影响，而中国主要还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下关注于族群体育的功能、价值描述，且主要以本国境内族群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亟待有所突破。笔者在本研究中，将试图突破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限制，通过较为扎实的田野工作，用族群认同理论和阐释人类学的范式来探讨族群体育的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