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三五”规划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要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实现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时间十分紧迫、任务相当繁重，必须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扶贫开发思路和办法，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全党要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精准帮扶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坚持政府主导，增强社会合力。强化政府责任，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鼓励先富帮后富，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展大规模扶贫工作开始，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20世纪90年代初，乐施会进入中国内地开展反贫困行动。其中，乐施会昆明项目办一直立足西南民族地区，与各级政府共同合作开展农村扶贫工作。经过20多年的农村扶贫项目实践，有效地改善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30多年来，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持续开展的反贫困实践，促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项目实践中，由于村民们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以及村落的许多宝贵的潜在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整合与合理开发利用，从而制约了贫困人群的脱贫效果以及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民族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并非完全是穷山恶水、农业生产落后、村民愚昧落后等，村民们世代繁衍生息的村落也具有独特的乡村价值。长期以来，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民族地区的扶贫，注重外部资源的输入，欠缺对乡村潜在资源、内在价值以及内发动力的挖掘、整合和利用，导致扶贫对象瞄准偏差、扶贫手段单一、扶贫管理与考核机械片面等问题。如果能够基于民族地区的乡村特色和内在价值，重新认识、发现并充分有效地传承与再造乡村价值，精准地开展扶贫工作，可以有效地使村民们过上“好日子”，并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的精准扶贫战略依然将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区域之一。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以及近年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提出，各级政府明确地意识到，必须树立新的扶贫理念，采用新的扶贫方法，精确瞄准扶贫对象，充分整合和合理利用村落资源，既要“留住美丽乡村”，又要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要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切实提高扶贫成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要改变完全依靠外部项目输入的外源式扶贫方式，创新扶贫方式，立足村落特色人文资源，激发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内生动力，整理发掘村落民族特色文化，动员和激发贫困村村民重新发现和合理利用乡村价值，充分开展以乡村精英为引领的社区合作。同时，要立足村域特色自然资源，充分挖掘整合和合理利用资源，将“青山绿水蓝天”变成“金山银山”，开展特色产业扶贫。

本书主要通过系统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所开展的反贫困工作的主要历程、取得的成就与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于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农民发展需求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趋势，从乡村价值传承与重塑的理论视域，深入分析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有效开展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

第一章，主要介绍禄劝农村的基本概况，总结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禄劝农村的历史变迁以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并进一步分析禄劝农村的贫困特征及致贫原因。

第二章，系统地梳理分析了学界关于反贫困的主要理论与国际社会的反贫困战略演变以及中国政府的农村反贫困历程。学界关于反贫困的理论主要包括“抑制人口增长”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收入再分配”反贫困理论、“涓滴效应”反贫困理论、“赋权”反贫困理论、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等。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战略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是以经济增长促进减贫的反贫困战略、20世纪70～80年代实行的是伴随增长的再分配反贫困战略、20世纪90年代转变为直面穷人的反贫困战略、21世纪初以来实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反贫困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以前采取的是集体主义福利模式下的救济式扶贫方式，1978～1985年实行的是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减贫与区域性扶贫阶段，1986～1993年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94～2000年强调注重参与的开发式扶贫，2001～2005年实行整村推进和多元化开发式扶贫，2006年至今推行以惠农政策与开发式扶贫并举的精准式扶贫。

根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关于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统一部署，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政府结合禄劝农村的贫困状况和具体特点，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扶贫工作。

第三章，系统总结禄劝项目办在禄劝农村开展的反贫困项目实践历程及其成效评价。自1992年开始，禄劝县政府与乐施会合作，共同设立禄劝项目办公室（简称禄劝项目办，下同），开展了一系列扶贫项目（以下简称为禄劝项目）。禄劝项目办在禄劝县政府和乐施会的统一部署下，经历了“就事论事”（1992～1997年）、“就事论人”（1998～2004年）、“注重生计改善”（2005～2010年）、“负责任的美好生活”（2011年以来）四个反贫困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注重发挥村民在反贫困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发掘村落的内外部资源以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以村民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的反贫困治理格局。

第四章，基于新时期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运用乡村综合多功能价值理论，以禄劝苗族村为例，分析民族地区乡村价值的再发现及其传承与再造。在此基础上，从乡村价值传承视域，探索分析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创新理念与基本路径。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一方面要立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扶贫目标，瞄准贫困人群的发展需求，探索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另一方面要立足民族地区村域特色资源，创新扶贫方式，动员和激发贫困村村民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开展内发式扶贫。因此，基于乡村价值传承，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开展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首先，立足和延续原生态的农业生产价值，促进传统农业传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开展特色传统产业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其次，传承和弘扬家庭与村落共同体的生活价值，促进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文化传承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有机融合，开展幸福乡村建设。最后，充分培育和发挥村落精英的示范驱动作用，激发村民们的文化自觉和内生动力，加强社区内部合作，充分整合利用政府、社会等外部政策资源，实现村落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书主要运用相关反贫困理论，较为系统地总结梳理了各级政府及乐施会在禄劝县农村开展的反贫困活动及其经验。同时，通过对禄劝苗族农村扶贫项目实施经验的反思与分析，结合新时期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乡村价值传承视域，探索分析通过对民族地区乡村价值的再发现、传承与再造，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的创新理念与基本路径。由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关涉新时期国家的发展方略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农村基层组织及广大村民等多元主体充分整合多种内外部资源，协同参与。因此，关于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研究，既需要充分掌握运用相关反贫困理论以及扶贫政策，开展“顶天”式的理论政策研究，更需要深入民族地区贫困村落，全面系统地开展“立地”式的实地调查研究。限于笔者的研究水平、研究时间等，本书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拙作仅为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展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便更精准地为各级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开展各项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咨询，最终促进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让广大村民们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