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布局”：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双边四重嵌入”

第一节 社会学人类学视角

与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外交、医药卫生研究与实践的专家比较，我们熟悉发展研究，却不熟悉发展援助的议题、理论、方法以及相关前沿。因此，我们也把这些学科领域当作研究对象，对相关领域文献的研究便成为研究活动的一部分。其起点在于，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援助领域的一个案例——DAHCU。

大多数读者可能熟悉社会学人类学这两个词语，却不一定了解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视角。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有必要在此处对我们的选择与观点进行说明，梳理各学科和实践领域对援助议题的讨论。在社会学的视角中，这些梳理实际上是纳入研究者理论选择的过程，包含研究者对研究主题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理解与观点。

社会学人类学认为，

（1）每一个发出行为的主体，都是行动者（actor）。在我们的研究中，援助乌干达的医生、护士、药剂师、技师，医疗队、医院，负责援助的中国主管部门，以及乌干达国内与援助相关的个体、组织、部门、国家，都是行动者。

（2）行动者在社会中发出的行动，被称为社会行动。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是复杂的社会行动，是纳入了双方的个体、组织以及国家等多个行动者层次的社会行动。

（3）社会行动总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既发生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环境中，也发生在乌干达的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环境中。两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因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还有各种差别。

（4）社会行动总是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影响。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对乌干达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有影响，且影响是复杂的，需要选择从哪个视角来观察某种类型的影响。在一般的意义上，社会学人类学倾向于从最终受益者的视角即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已经产生的影响。我们称之为社会影响。

（5）在影响其他行动者的同时，发出行动的行动者也会受到影响。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也会对中国的外交、对外援助、卫生系统、援助方所在的组织、援助方个体产生影响，尤其是通过乌干达及其相关行动者对援助的反馈来影响中国与援助相关的各类行动者对援助的感受与判断，甚至影响中国的外交与国内政治。

这就是行动者的社会行动及其影响的社会建构（安东尼·吉登斯，1998）。通俗地说，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看，DAHCU不仅是派医疗队到乌干达坐诊、出诊、巡诊、参与乌干达的医疗卫生活动，也不只是中国给乌干达建造医院、疟疾防治中心，免费提供医疗设备、器械和药品，以及帮助乌干达培训医药卫生人员等各种类型的“给予”（giving）（Cohen, 2013）；更重要的是，无论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采用了怎样的形态、有多大规模、覆盖多大范围、持续了多长时间等，都会涉及中国和乌干达两个国家、不同层次的行动者；不仅对乌干达的相关行动者产生影响，也对中国的相关行动者产生影响，甚至对中国和乌干达两个国家之外的行动者产生影响。

梳理与DAHCU相关的文献，只有选择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观察视角才能获得相对系统的理解与认识。为了让读者对视角选择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达成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文献研究的过程进行说明，这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即把获得研究结论的过程作为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呈现给读者。

从行动相关方的视角出发，我们对文献进行了两轮收集、整理和研读。第一轮，开展于接受课题之后和到乌干达进行实地调查之前，目的是希望获得对DAHCU的基本印象、对相关研究有基本的了解，以便进一步开展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基于之前的知识积累，我们的初步认识是，DAHCU类似于人们出于各种原因提供的帮助和“给予”。我们知道，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援助总是在具体情境中发生的，且与如下因素有关。

（1）援助的类型。援助方能提供哪些类型的援助，其中哪些属于“卫生发展援助”。

（2）援助的覆盖面。援助方提供的援助试图覆盖多大范围，以及能给不同受援方什么类型的援助。

（3）援助的目的。援助方的援助行动、援助类型试图满足援助方的哪些需求，是否会考虑受援方对援助的需求。

（4）援助的手段，援助方采用什么方式实施援助。

（5）援助的期限，援助方的援助实施持续多长时间，是否区分阶段。

（6）援助的系统性，援助方提供的援助类型、覆盖面、持续时间与其援助目的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是否具有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