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先: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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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子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王通《中说·礼乐篇》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

习近平,2014习近平2014年3月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7月4日在首尔大学的演讲“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2014年11月21日在斐济《斐济时报》和《斐济太阳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中都用到了王通《中说·礼乐篇》中的典故,不同场景的引用略有区别,这里引用的是习近平在首尔大学演讲中的一段。

在过去的60年里,没有一个国家对非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系的影响能够与中国在新世纪之后的影响相提并论,尽管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非洲。

Dambisa Moyo, 2009: 153


Moyo的这段话出现在她的著作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中(Moyo, 2009)。援引这段话,不仅是因为她高度评价了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还因为她评价的分量。Moyo博士曾经是高盛(Goldman Sachs)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也为许多投资公司做过顾问,因为工作关系她到访过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的评价对业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不仅如此,这本书还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这说明,她的观察与观点在英语世界产起了广泛的共鸣。

这段话中有两点对我们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殖民地体系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开始了对非洲国家(不管是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其他)的援助,经历了60余年之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统计,援助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

理论上,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影响力应该比中国大。在访问乌干达卫生部高级官员时,我们也亲耳听到,他们坚称美国对乌干达的影响力非常大。为什么Moyo说在21世纪之后,中国的影响力让西方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呢?难道真如她所说,西方的援助已死?即使死了,也得死个明白:为什么呢?她提示我们需要认真探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

第二,中国在非洲形成影响力的因素。这段话的一个伏笔是,中国并非突然出现在非洲。作为经济学家,Moyo可能更加关注“投资—回报”,她列举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花费500万美元修建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试图说明中国早已存在于非洲,只是西方国家视而不见。其实,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比修建坦赞铁路的时间还要早。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援助他们的前殖民地国家时,中国就在与非洲国家打交道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了,譬如派驻医疗队。我们希望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近40年的高速发展是中国过去几代甚至更长时期努力的后果,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创举。同样,中国过去10多年对非洲援助影响力的提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魔法,而是中国在非洲60多年努力的厚积薄发。

而在那个时候,对财大气粗的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援助不可谓不“小儿科”。可是他们不理解在中国围棋中“闲子”的意义,也不理解一个小小的“穴位”对庞大身体的意义。今天看来,中国当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正类似于下棋布“闲子”和对身体“穴位”的刺激,或许正是这些“闲子”与“穴位”为中国在21世纪发挥对非洲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换个方式说,21世纪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与中国长期对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有着天然的联系。

那么,中国的援助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中国早期布下的是怎样的“闲子”呢?关注的是哪些“穴位”呢?与今天中国关注民生的对外援助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些正是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id for health from China to Uganda, DAHCU)来试图解答的问题。

长达30多年的DAHCU,是中国在非洲长期努力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中,还是在乌干达接受的援助中,DAHCU的规模都极小,恰似“一根银针”。中国有句俗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因此,DAHCU又不仅仅是一根银针,还是一颗真诚交朋友的心,能让两国人民之间心通意合。DAHCU带来的影响,恰如朋友之间,细微却复杂。

在中国的交友之道中,两位真正朋友之间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的范围也不限于政治、经济、社会,而不像一些文献指出的,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为了获得非洲的资源以及扩大中国产品与服务在非洲的市场。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中国与非洲、中国与乌干达之间,看似义利相交,实则融利于义。义者,交之本也。正如王通在《中说·礼乐篇》中所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1964年中国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为方便读者知晓和理解,我们把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抄录于此。中国倡导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五项原则:①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②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③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④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⑤主张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①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②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③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负担。④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⑤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⑥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⑦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⑧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待遇。反映的正是中国在历史经验与教训中积累的国际交往准则。在中国的历史中,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挑战,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既有血的教训,又有丰富的经验与智慧。

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重申中国文化的义利观,其基础正是中国的文化积淀。当把中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对外援助中的行为与准则放到中国的历史与发展中时,便可真正理解为什么说中国与乌干达是朋友,中国对乌干达的援助不是资源和市场在先,而是交朋友在先。

在中国的外交智慧中,资源和市场既是“以心相交”之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的结果之一,也是合作发展和互惠共赢的一种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