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莫洛托夫登上外交舞台

在国际局势波诡云谲，战争阴云笼罩全世界的危急局势下，斯大林为什么要让李维诺夫这位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被人们誉为“下水不湿衣”的杰出外交家下台，而让缺少外交实践经验的莫洛托夫兼此重任呢？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之间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严重冲突”？

为了搞清楚斯大林外交易帅的原因，这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莫洛托夫与斯大林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

莫洛托夫同斯大林是1912年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时相识的。有人认为莫洛托夫与斯大林如影随行的亲密合作自此开始。此说有失公允。事实是斯大林在《真理报》创刊的第二天就被捕了，此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天各一方，无缘得见，况且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刚从流放地回来，莫洛托夫就离开了《真理报》编辑部。从1921年3月莫洛托夫任俄共（布）中央书记起，他就成为斯大林的直接下属。从此，两人紧密的政治合作真正开始，在同各个“反对派”的斗争中，莫洛托夫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成为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铁锤”，为斯大林战胜“反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莫洛托夫积极出谋划策，为斯大林模式的确立做出了贡献；在“大清洗”运动中，莫洛托夫稳操权柄，步步紧随斯大林。这种牢固而忠诚的伙伴关系，使莫洛托夫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1930年12月，莫洛托夫接替李可夫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基于莫洛托夫的忠诚，斯大林出于对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疑虑和对希特勒祸水东侵的担心，采取了外交易帅的策略，由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掌管外交活动。至于李、莫两人之间的“严重冲突”，其实质是斯大林的自保政策与李维诺夫的集体安全政策的抵牾。李维诺夫了解西方的政治体制，通晓它们的办事程序，它们的外交政策颇受国内舆论影响，他把同西方民主国家打交道作为一种过程来看待，其觉醒的过程就是行动的起点，所以，他对谈判表现得很有耐性。苏联的外交政策决策则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要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由领导人决定，不太受民意影响。

这样，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决策的过程是相当快的，他们对英法的拖延很不满意，认为拖延是有意为之，是西方的一种策略，其后必定另有图谋。在以后的谈判中，莫洛托夫经常对西方民主程序的繁文缛节表现出困惑不解，而对希特勒的高效率则赞不绝口。同时，由莫洛托夫这个斯拉夫人取代犹太人李维诺夫，也微妙地反映出俄罗斯传统的亲德反英外交政策的蛛丝马迹。

莫洛托夫上台之后，并未立即抛弃李维诺夫“集体安全体系”的遗产，而是继续与英、法谈判。1939年5月8日，英驻苏大使西兹求见莫洛托夫，对李维诺夫的建议做出答复。复文指出，当英、法因履行对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国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苏联应立即给予对方愿意接受的援助，但对苏联十分关心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则没有提及，所以如此，英、法的解释是这两个国家不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它们应尊重小国的感情。5月15日，莫洛夫向西兹面交了苏对英5月8日建议的正式答复。答复拒绝了英的提案，因为该提案没有规定英、法应承担的互惠义务，即保证援助苏联抵抗直接进攻。莫洛托夫提案的内容是：苏联与西方必须缔结三方公约，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必须如波兰与罗马尼亚一样，被列入保证体系；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规定各保证国彼此援助的方式和范围。莫洛托夫于5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演说中再次重申了上述各点，同时宣布，与西方谈判并不意味着苏联将放弃同德国和意大利“从实际出发建立商务联系”。这既暗示了苏联同德国存在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又是在向英、法施以外交压力。

5月27日，西兹和法国代办帕亚尔特在克里姆林宫向莫洛托夫递交了英、法对苏反建议的修正案。其内容是，三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直接进攻，彼此应给予对方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三国在让相互援助能够卓有成效的方法问题上应协调一致，局势紧张需要执行条约时，彼此应将已经给予其他国家的任何保证的条件告知另一方，给予援助和支持应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地位，并应在给予新的任何保证之时相互磋商。莫洛托夫明确表示，他对该提案不满意，因为在执行方法上应协调一致的条款过于含糊，而给予援助却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权利与地位的要求则是企图捍卫侵略者的权利，是“别有用心”。

6月2日，莫洛托夫把苏联的建议交给英国大使西兹和法国大使纳吉阿尔。它规定一旦由于下述情况而引起敌对行为，各缔约国应立即互相援助：①三国中的任何一国直接受到侵略；②英、法、苏三国已同意保卫比利时、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免遭侵略；③对于为抵抗破坏其中立而请求援助的欧洲国家给予援助。同时，莫洛托夫的反建议还包括，条约一旦开始实施，三国必须“经一致同意才得缔结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要求“有关援助的方法、方式和范围”的协议必须与主要协议同时生效。其实，莫洛托夫的反建议仍然是他5月31日演讲的翻版，英、法自然不会接受。

此时，英、法两国国内已经对乌龟爬行般缓慢的谈判进程感到不满，决定派特使加快速度。但是对这次关乎国家危亡的谈判，曾坐飞机亲自去与希特勒会过面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却不愿出席，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也以国内事务不能分身为由拒绝离开伦敦，结果英外交部的斯特朗司长承担了此任。他于6月14日到达莫斯科，16日受到莫洛托夫的接见。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1日，英、法终于同意关于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提供保证的建议。建议规定，一旦某一欧洲大国侵略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缔约三国中任何一国均认为自己必须保护这个国家的独立和中立，免遭侵略。

英、法为了不使这一协议遭到东欧一些不愿意接受苏联援助的国家的抗议，还在协议中加上了一项不予公布的协定草案，它指出：“今日签订的条约第一条应适应用于下列欧洲国家：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英、法、苏的谈判尽管在三国互相条约上达成一致，但在间接侵略问题上又陷入僵局。莫洛托夫认为，所谓间接侵略，应该理解为包括为侵略者的利益而发生的国内政变或政策的大转变。英、法两国竭力反对这种提法，他们理解的间接侵略应是，如果德国进攻比利时、荷兰或瑞士，这将威胁到英、法的安全，它是相对于直接进攻英、法而言的；同时，当德国进攻波兰、罗马尼亚或波罗的海三国时，这就构成了对苏联的间接侵略。双方各执一词，不能取得一致。

7月9日，莫洛托夫又提出一个解释间接侵略的新的定义，其定义包括一个欧洲大国为了侵略某个受保护国或三个缔约国中的任一国而占用某个国家的领土。莫洛托夫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举例说，如果一个波罗的海国家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侵犯这个小国的独立或中立地位的协定，但不是用武力相威胁而签订的城下之约，或许只是用德国的军官或教官来把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军队变成德国的侵略工具。英、法两国代表认为，莫洛托夫的这种解释，就会使苏联以行使保证为名，而行干涉别国事务之实，把共产主义移植过去，使受保证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英、法的代表对此种定义坚决否定，声称即使冒谈判破裂之险也在所不惜。莫洛托夫亦坚持不让步。他对英法代表说，他7月9日提出的关于间接侵略的定义是苏联政府的最后决定，断无更改之理。这样，在间接侵略的解释上，三国谈判陷入死胡同。8月4日，英国把斯特朗从莫斯科召回国。政治谈判就此落下帷幕。

在莫洛托夫6月2日的反建议中，曾提出在英、法、苏三国签订政治协定的同时，再签订一项军事协定。7月31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了赴莫斯科谈判的军事代表团名单。英国以即将退休的海军上将德拉克斯爵士为首，法国由杜芒克将军领队。经过八九天的颠簸，英、法军事代表团于8月12日到达莫斯科。苏联的军事代表团以伏罗希洛夫为首。法国由于面临希特勒直接侵略的威胁，急切要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谈判一开始，各方就暴露出分歧，英、法代表团想要签订的是一项三国陆、海、空军合作的一般原则协定。随后的谈判中，又在苏军援助英法须越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过境权”问题上陷入僵局。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拒绝接受俄国援助，坚决反对苏军过境，尽管英、法两国向波、罗施加了外交压力，波、罗仍不让步，从而使谈判经常陷入停顿。

8月22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将于次日赴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英、法代表立即加紧行动，要求与苏方恢复军事谈判。伏罗希洛夫一语双关地回答说，重开谈判要等局势清楚后再说。他还补充说，这是指等得到英国政府的答复，即等对波兰、罗马尼亚的立场澄清时再进行会晤，伏罗希洛夫最后暗示：“不过，我担心一件事，英、法方面已经让政治和军事谈判拖的时间太长了，这就是我们在这时绝不应排除某些政治事件的可能性的原因。”同日，英国大使西兹奉命会见莫洛托夫，说苏德若签订条约将“构成苏联政府方面一个不讲信义的行动”。莫洛托夫拒绝接受这种指责，他谴责西方国家缺少诚意，苏联政府曾一再提出允许援助的军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问题，“最后（昨天或前天）苏联政府断定自己受骗了，这才接受了德国政府向它提出的建议”。西兹离开后，莫洛托夫召见法国大使纳吉阿尔，对他讲了同样的话。

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8月25日，英、法军事代表德拉克斯和杜芒克去见伏罗希洛夫，后者告诉他们：“鉴于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继续会谈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同日，莫洛托夫召见英法大使，对谈判未成表示遗憾：“我们竟没有能在军队过境问题上取得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同意，从而使谈判未获圆满成功。”晚上，英、法军事代表团起程回国，谈判失败。

李维诺夫倡导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莫洛托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并在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彻底地寿终正寝了。那么，谁应该承担集体安全体系谈判破裂的责任呢？是苏联还是英法？莫洛托夫以及苏联有关外交史的著作都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地全部推给英法两国，西方则认为苏联应该对此负责，《纳粹—苏联关系》一书持这种观点：“……而我国的史书认为英法该负主要责任。”笔者认为，苏、英、法谈判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所决定、所制约的，任何简单化的回答都无助于搞清楚问题。首先，英法两国与苏联互不信任。英国首相张伯伦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得承认，我是极为怀疑俄国的。我对它的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要保持）没有任何信心。我也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同我们关于自由的思想极少关联。它关心的只不过是使别人互相倾轧而已。再者，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对俄国都是既憎恨又怀疑的。”法国的外交已经失去自主性，只是随着英国的节奏跳舞。英法出于对苏联实力的怀疑及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走上了对德国绥靖的道路。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9月，“慕尼黑阴谋”得逞。1939年3月，德国又兼并捷克斯洛伐克。在同苏联的谈判中，英法派出的是二流人物，未带全权证书，拖延时间，这一切都使斯大林疑窦重重，使他有理由认为，英法在搞新形势下的“慕尼黑阴谋”，企图把希特勒的侵略祸水引向苏联。这点斯大林在联共（布）的十八大报告中讲得清清楚楚。美国前驻苏大使也向英法两国提出警告，要其代表加速谈判，以防苏联被德国拉过去。但英法对此掉以轻心，反反复复，犹豫不决，行动迟缓，终使谈判中断。

其次，苏联认为英法在谈判中不愿承担对等的义务，没有互利。在苏法英三国谈判因东欧一些小国不同意而受阻的情况下，6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英法的提案对苏联不公，即苏联对波兰、罗马尼亚、荷兰、比利时等国提供保证，而波罗的海国家则得不到英法的保证，这就使苏联沦为英法的“雇农”。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这篇文章显然是由斯大林授意的。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得更坦率：“我们较喜欢同所谓的民主国家达成协议，所以，我们进行了谈判，但英国人和法国人想让我们当雇农，并且不付任何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