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经营东北殖民地构想及其体制

第一节 日本的营口贸易及日俄在东北的角逐

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营口贸易的活跃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强迫中国在《马关条约》上签字，除霸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赔偿白银2亿两，以及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等口岸外，还逼迫中国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开办工厂和经商，日本的船只也可以驶进长江以及凡外国船只可以进入之内地水路，另外还攫取了治外法权、议定关税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战争为日本敲开了殖民经营东北的大门，以攫取利润、掠夺资源、扩大海外经营规模等为目的日本财阀、会社、商家开始涌进营口。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897年，日本正式在营口设立领事馆，为殖民经营东北铺路。于是，除三井物产会社已经“捷足先登”外，截至1896年，松村洋行、福富洋行、日清洋行等财团纷纷瞄准东北的大豆业，进入营口开办业务。到1901年，又先后有日清洋行、三井洋行、东莱酱园、兼松洋行、高滨洋行、捌荷洋行、服部洋行、平塚洋行、茂昌洋行等进入营口，从事大豆或杂货贸易，推动了日本船舶运输业的升腾，并逐渐在营口各国的运输业中占据首位。详见表3-1。

分析表3-1可知，1894年甲午战争前，日本进出营口港的船舶量不及总量的1/10, 1896年以后逐年上升，从1/10上升到1/5左右，到日俄战争前，竟然占总量的40%左右，居各国（包括中国）在营口的船舶运输业之首，说明日本企业及日本人进出营口数量的上升。

除营口外，日本财阀、会社以及商家等也开始向东北其他地区渗透。截止1901年，仅在北满哈尔滨的日本企业（商店）就有几十家之多，如大和商会、安田商店、德永商店、森福商店、桥本商店、协信洋行、加藤酱油会社、西角钟表店、东亚洋蜡、北满制粉、松花洋行、朝日旅馆等，其他经营杂货及服务业的小商家、小商铺等也是接连涌现。此外，日本财阀、会社、商家势力还伸向旅顺、大连、安东（今丹东）、奉天、长春、铁岭、满洲里、爱辉、龙井村、珲春、大东沟、三姓（今依兰）等地。如在大连的广濑商店（大豆贸易中介）、盛仓洋行（酿造业）、松茂洋行（海运）。在旅顺的宅岛水运、大越房产租赁、村上组（渔业）、华信洋行（海运）等。奉天的广福洋行（药业、金融业）、三友公司（商业、矿业）、义和公司（杂货）、奉天仓库金融、胜弘农场等。以及铁岭的权太商店（土木业），长春的东升会社（杂货）、高桥商会（木材业）、工栋组（建筑业）等。

此期间，日本对东北经济活动的重点是利用营口港从事大豆三品（大豆、豆油、豆粕）的贸易，同时对东北输入日本的棉纺织品，其输出入量及贸易额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甲午战争前，日本通过营口港对东北的贸易额为336.5万海关两，甲午战后至日俄战争前（1903年），日本对东北的贸易总额猛增至1600万海关两，为甲午战争前的4.7倍。这其中，输入日本的商品以大豆三品为主，从1901年到1905年间，经营口港输入日本的大豆三品增加20%，相对输往中国内地的数量却减少了25%。到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东北大豆的1/3流向日本市场。尤其是随着明治政府农业政策的改革，被称作“金肥”的豆粕成为日本农业生产的抢手货，1901年，输往日本的豆粕数量占输出总量的56%, 1902年又猛增到74%。详见表3-2。

从表3-2中看出，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前，除1895年及1904年受战争因素的影响外，日本对营口的输出入总额一直占70%以上的领先地位，远远超过英美等国，即使把香港和英国的输出入额相加，也明显弱于日本，说明甲午战争后，日本在营口经济贸易活动的活跃，以及经济贸易垄断局面的初步形成。同时，随着日本企业的涌入，相应带动日本人口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日俄战争前，在营口的日本人数量已经增加到150余人。

尽管日本在营口的贸易额跃居首位，但是，相对于日本当局全面垄断东北经济的图谋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而且，从人口总量对比看，日本人口数量远远低于俄国人。据统计，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6月，日本在东北的总人数约为2400人左右，详见表3-3。

另一方面，早从19世纪初叶开始，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不仅霸占了外兴安岭至黑龙江流域以及乌苏里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而且把目标锁定东北。甲午战争后又攫取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从满洲里到旅顺口，沙俄势力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北，成为日本经营东北殖民地的最强硬对手。

二 日俄势力在东北的角逐

甲午战争后，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联合法德一起“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在三国列强军事压力的威逼下只好放弃此处，日俄之间从此结成宿怨，日本国内“对俄一战”的呼声骤起，全国上下进入十年“卧薪尝胆”的军备时期。

1896年，俄国以对日共同防御为诱饵，与中国签订了《中俄密约》，获得了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北满并直通大连的中东铁路修筑权。1897年2月，俄国以牵制英国舰队为借口强占了旅顺口，翌年，又逼迫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俄国随之将旅顺港辟为海军基地，并投巨资经营大连商港。除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旅顺、大连港的租借权外，俄国又攫取了包括中东铁路沿线的采矿权、森林采伐权、东北内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的航运权，以及建厂、经商、移民等各种权力。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98%都在东北。这样一来，从北满到南满，俄国势力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北，甚至向朝鲜半岛渗透。无疑对日本势力向东北伸展构成极大的威胁。两国积怨愈深，一场大战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

1900年，美、日、俄、英、法、德意、奥匈8个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联合进军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强迫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俄国趁义和团事件，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出动1万余人马占领了东北，并一直拖延不走，为的是攫取在东北的更多权益，引发日、英、美等国的严正交涉。

为了对抗俄国势力，维护各自国家的在华权益，在利益趋同的大背景下，日本与英国走到了一起。1902年1月，双方签订了《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内中规定“英国之利益以关于中国为主，日本利益除在中国者外，尚有在朝鲜之政治上商务上及工业上之利益，一是两缔约国承认若此等利益因受他国之侵略的行动……得采取为保护利益所需之措施”。在列强的压力下，俄国只好承诺分三期撤出在东北的军队。

日本有英国做后盾，“底气”足了起来，趁中俄之间交涉撤兵之际，在《辛丑条约》的基础上，伙同英美两国强迫中国修改通商协定，其中包括打破俄国对东北内河航运权的垄断，实行“机会均等”，同时开放奉天、大东沟（鸭绿江入海口）、哈尔滨、大孤山等城镇为通商口岸。日本向殖民经营东北又迈进了一大步。

1904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对东北的角逐终于引发一场大战，日本倾举国之力投入这场战争，以沉重的代价赢得了胜利，双方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政府以中国政府之允许，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及领水之租借权内一部分权利及所让与者，转移与日本政府，俄国政府又将该租界疆域内所造有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均移让于日本政府”（第五条）;“俄国政府允将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且以清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于日本政府”（第六条）。

日俄两国把中国东北当作战争赔偿品私相授受，毫无公理和道义可言。弱国无外交，1905年12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在《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上签字（又称《满洲善后条约》）,《正约》第一条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朴次茅斯条约》第五、六条将俄国权益让与日本的规定，并在《附约》中规定，开放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爱辉、满洲里为通商口岸。这样，日本不仅划南满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为渗透北满和东蒙做了铺垫，从此展开了殖民经营东北的切实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