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共意识形态的僭越

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动员人民群众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保卫和发展这一制度，苏联也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一和提高人们的认识，使社会主义政权获得合法性的支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苏共进行各项工作的一个刚性的制约因素。但是，苏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把意识形态神圣化、教条化、僵化、泛化，用意识形态裁剪一切，让一切适应意识形态，许多本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都被披上意识形态的面纱，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刚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苏联政权不得不首先为了满足理论的需要而裁剪现实。同时，刚性的意识形态具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特殊地位，它不只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而是伸张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每种政治和社会情况都具有一套不具妥协意象的预设的解释和行动典则。这样，苏联政府机构的设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等方面必然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胎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政权简直就像是意识形态在进行统治。”

（一）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功能与一般的思想、观念、学术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因此，意识形态与一般的学术理论有着明确的分野，不能相互僭越。然而，苏联的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着突出的僭越现象，学术问题被不加区分地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种情况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斯大林号召对经济领域流行着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给予“应有的回击”，主张对新经济政策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等都应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提法”，以适应反右倾斗争带来的政治领域的巨大转折，从而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面的争论与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随后，斯大林又将1928～1929年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学者们曾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抽象劳动等问题展开过学术讨论。斯大林认为争论的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并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合乎我们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斯大林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学术研究如果不与政治挂钩，不与意识形态联系就是“学究式的抽象议论”。这一认识给苏联后来正常的学术争论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对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斯大林又推动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是苏联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僭越的又一重要标志。“谈话”针对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机械论派”与“辩证法派”之间的理论争论。这种争论起因于斯捷潘诺夫发表的具有“机械论”味道的观点。该观点发表后遭到了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反对，尤其是以德波林为代表的“辩证法派”的反对。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进行了谈话，由此，开启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出面直接干预理论争论的先河，为苏共确定在哲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这场“谈话”给苏联意识形态的发展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影响了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健康发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难以消除的后遗症，自此，学术争论被意识形态化，正常的意识形态争论被终止，“学术争论”被“政治斗争”所取代。

在回答“是否应当把理论领域两条战线的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直接联系起来”这一问题时，斯大林明确说：“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因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斯大林指出，“如果使哲学脱离政治，……那算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看来，不存在与“政治”无关的理论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一方面承认德波林学派并没有提供“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戴上“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分子”“按孟什维克方式思维的人”等政治帽子。在谈话中，有人问将德波林学派的观点定性为形式主义倾向是否正确，斯大林嫌这个定性太轻了，主张不能仅从学术性上定性，而应当从政治上定性，他指出，“形式主义者——这个术语太轻，太学术性了，应当加强”。由此，斯大林开创了运用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和争论的先例，开创了由党的最高领导人裁决学术争论的对与错的先例。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人们可以就不同的观点展开有理有据的批评，可以展开争论，甚至激烈的争论。这是科学理论发展所必需的，是共产党人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是共产党人应大力倡导的。但是斯大林对待学术的不同观点在政治领域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主张“批判”“斗争”“全面进攻”。在回答“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的理论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说：“我不是自然科学家。的确，我在青年时代曾大量读过拉马克、魏斯曼的著作，曾着迷于新拉马克主义。魏斯曼有许多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这里撰写的有关自然科学理论的作品有很多物活论的东西。《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至少是一堆废话。因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批判任务。”“你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进攻。”“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起来的粪便全部翻腾和挖掘出来。应当把德波林派写的全部东西翻腾出来，摧毁一切错误的东西。”他要求“进行战士般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且每次都要检查自己的路线”。他甚至提出：“为了进行战斗，需要所有的武器。”斯大林认为，“只有这样的批判和斗争才能大大推动理论思想，导致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的出现”。

对德波林学派进行的政治“批判”“斗争”“进攻”还未结束。1931年11月，斯大林公开发表了《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对联共（布）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些争论问题做出裁决，将历史研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他将该杂志发表的《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称为“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将一批党员史学家打成“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

在斯大林的推动下，“斗争”“批判”“进攻”延伸到其他各个学术领域，如教育学领域对儿童学的批判、法学领域对帕舒卡尼斯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波克洛夫斯基学派的批判、自然科学领域对生物遗传学的批判，甚至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等等。经过这一系列的批判，在苏联各个领域的学术问题都与政治、与意识形态联系了起来。

很显然，斯大林认为，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将学术争论提升为政治斗争，可以带来理论的创新。这样的看法显然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学术问题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样的“批判”“斗争”“进攻”不仅不能解决学术问题，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反而会导致学术的萎缩和政治斗争的扩大化。苏联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逝世后，这种将学术争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混为一谈，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同，禁止科学问题的自由争论，对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批判，甚至诉诸暴力的现象虽有所改变，但并未得到根除，勃列日涅夫时期此种情况仍然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科学研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现象很严重，表现为：

第一，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由苏共中央决定，理论界的任务是对党的各项决议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进行阐释和宣传。因此，每当党的重要会议之后，苏联的一些重要刊物或是高校、研究院都要发表文章和谈话，号召社会科学家围绕党的会议的决议或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展开所谓的“科学论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任务，而对本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则被忽视，社会科学研究完全成了政治与政治意识形态任意摆布的玩偶，沦为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婢女”。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理论界的“头号思想家”“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在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明确指出：“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我们科学工作者规定的主要方向，是从理论上探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科学地论证发达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的途径和手段。”1972年8月15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科学的迫切任务》的社论，该社论也讲了大致一样的话：苏共二十四大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规定的主要方向是，从理论上阐明发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科学地论证发达的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方式。197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五大，号召社会科学家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1976年10月，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社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以及苏联科学院召开讨论会，会议要求苏联学者深入阐明苏共二十五大的成果，深入研究发达的社会主义。苏共二十六大上，勃列日涅夫又进一步动员理论界深入研究发达社会主义问题。

第二，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学者、艺术家因学术观点和思想倾向不合官方或领导的观点而受到批判甚至遭到迫害。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克隆罗德博士的批判。1971年克隆罗德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阶段问题》一文，文中认为，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还不具备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并认为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苏联不如美国。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种与中央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苏联理论界的非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会批评克隆罗德的观点。在遭受批评后，克隆罗德发表文章承认了自己的某些错误，修正了自己的某些观点，并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其修正后的观点仍受到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部会议的批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上的异己分子虽然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会遭受坐牢杀头之祸，但仍有不少人除了在学术上遭受批判和封杀外，还受到行政上的处分，或被送进精神病院，甚至驱逐出境。《真理报》主编鲁米杨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烦琐的监督”，主张“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结果，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

意识形态僭越的另一个表现是，一些人把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各种科学问题上，科学被划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科学研究的内容阶级化。许多科学学派和科学家争先将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确定为“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并以此展开对同领域中的不同学派和持不同观点者的批判。一些研究领域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大帽子。例如，控制论、逻辑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物理学说、关于遗传的物理化学原理的学说等自然科学理论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许多生物学家被扣上“唯心主义”和“帝国主义奴仆”的帽子。由于一些学科被认为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其学术研究被禁止，例如优生学、儿童学、个体生态学和应用心理学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学术研究政治化、意识形态僭越学术的情况下，学术研究成了粉饰现实的工具，学术研究萎缩甚至停滞。

（二）具体政策的意识形态化

一个执政党的具体政策与其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联系。执政党总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制定行动纲领和具体的政策。政策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在各个社会实践领域里的反映。因此，制定政策时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保持政策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本无可厚非。然而，政策与意识形态不同，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政策是针对现实的具体的问题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变性，根据同一意识形态可以制定不同的政策。苏联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制定政策时忽视了这一区别，将意识形态与政策的一致性极端化，形成了“政策的意识形态至上性”。这种情况在苏联的不同时期都有所表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这种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不是按照社会现实来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是人为地改变社会现实以使其与意识形态相适应，不顾现实生产力条件而制定改变生产力现状的政策，以使生产力与理想中的生产关系相适应；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与支持，每一项政策都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给予解释和论证，政策围绕意识形态转，为意识形态服务，而至于这一政策是否符合苏联现实，是否会取得长期的、有益的效果则往往很少考虑。例如，苏联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苏共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含的理想目标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社会主义会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建立的。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

斯大林从此观点出发，不顾苏联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状况和发展的要求，坚持认为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不能存在剥削阶级的，消灭在社会上存在的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阶级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从此观点出发，1929年年底，斯大林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在农村推行全盘集体化政策，期望在此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于是出现了对富农的“大清洗”，将105万户富农要么直接处决，要么强行迁移到边远地区。尽管这一政策给当时苏联农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斯大林仍赋予这一政策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

苏共十七大决议指出，1933～1937年的基本任务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这与斯大林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政策也必然不符合苏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对于那些符合社会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策，但如果与意识形态不一致，仍不允许存在；而那些不再适合社会实际情况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政策和措施，只要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也要予以保留甚至发展。例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他从公有制的程度看待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单位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从此观点出发，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分离已不再适应当时生产发展的现状了，但斯大林仍合并集体农庄，使其规模扩大一倍。针对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分离带来的问题，经济学家萨宁娜和温什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改变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分离的政策与措施，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这些建议不符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它降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程度，所以，斯大林对此予以批评，指出，这“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针对斯大林在处理意识形态与政策关系上的做法，沃尔科戈诺夫指出，斯大林“总是根据现成的公式、教条、公设、固定的概念做事情”。具体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导致的结果是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导致由于政策的错误而使人们怀疑制定这些政策的直接的理论依据或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三）意识形态的神圣化与至上化

苏共意识形态的神圣化表现在：第一，过于倚重意识形态。“由于苏联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主要借助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因此，它对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合法性支持的依赖程度特别强烈。这就使得这一政权的任何政治活动，甚至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要和意识形态所追求的目标相统一。”所以，苏共及其主要领导人一切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从马列那里寻找行动的依据。认为只要这样做，其理论和实践就有了依据，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至于这些理论和决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效，则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甚至用裁剪现实的方法，以证明其理论和主张的正确性。第二，以意识形态作为判断、衡量一切的标准。苏共赋予意识形态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特殊地位，将其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角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判断、衡量一切，这使得苏联各个方面都打下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政权简直就像是意识形态在进行统治。”第三，将一切主张、策略、行动赋予意识形态色彩，提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用意识形态进行解释，贴上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即使像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个人崇拜等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也被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

苏共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和至上化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泛化，它将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现象和事实相混淆，政治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日常准则相混淆，无限制地夸大了意识形态的边界和作用。这表面看是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实则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消极影响，因为当这些主张、政策没有带来预期效果，或者是给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时，人们会将其归因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动摇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