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内在文化逻辑的解读与批判

姜华

【内容提要】 西方现代文化对自身的普遍性认识和表述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亦使中国百年来的发展不断遭遇其影响和挑战。本文主要通过对西方现代性内在文化逻辑的理论谱系的梳理和研究，分析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普遍性逻辑的发展与确立过程，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现实和理论层面上批判其对自身文化的这种普遍性的自我表述和认识，从而批判其普遍主义意识的价值观的宣称。

【关键词】 现代性 西方现代文化 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

西方现代性自产生伊始就给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挑战，其主要原因就是随着西方现代性自19世纪以来的扩张所形成的对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认识，即“一个把自己和世界等同起来，把世界视为自身内部的经济、政治、法律和价值观念体系”，使当代人类世界日益受到一种普遍价值的价值单一性或单向化的挑战。因此，当下中国所遭遇的越来越多的文化挑战与西方世界对自身文化的这种普遍性的理解和表述有着直接的关联。因而，研究西方现代性所内蕴的普遍性文化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逻辑进行批判和解读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

西方现代世界对自身文化的普遍性理解是通过西方现代性的扩张和发展确定下来的，其始于启蒙运动，经历了现代性的高峰期，后在20世纪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确立和获得了合法性。现代性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作“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基本原则”。而广义的现代性则特指同“资本主义精神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制度、思考、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西方现代性具体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将自身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建立在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基础之上，并将其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即世界文明与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因此，西方现代性的扩张“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西方关于自我的认识和表述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他人的过程，并将它作为改造整个世界，改造一切他人及其固有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习俗的一种理论依据”。从而使这种体现西方主体性的历史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获得一种所谓“历史规律”的普遍性。

由此衍生的西方现代世界文化是一个把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与世界等同起来的概念，也就是把整个世界看作其自身内部的经济、政治、法律和价值观念体系，这种文化认识对所有现存的非西方世界的后发现代性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主体意识都提出了挑战。斯宾格勒将这种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视为全面综合的文化，是唯一征服了全球的文化，是达到了充分自我意识的文化。因而，它成了最后的文化，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而哈佛大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在其所著的《国富国穷：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一书中把这种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直接表述为一种文化优胜论，即西方国家之所以富，是由于它的文化好，世界其他地方之所以穷，则是因为文化劣等。这样，西方文化就把自身文化表述为一种本质性的文化存在，一种超越其他文明的西方世界文化，其核心思想就是以自由、民主、正义和公平等作为核心的普遍价值及体现其精神的普遍的社会理想。并且，随着20世纪末以来世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西方现代世界借助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更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和价值观宣扬为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把自身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普遍主义意识的价值观的认识的趋势和倾向也日愈凸显。

二 西方现代文化内在普遍性逻辑的形成与确定

西方现代文化对自身这种普遍性的认识和内在逻辑，是“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通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话语中确定下来的” 。这个发展过程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通过自我认知，借助现代性的世界扩张不断扩大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做法。这种西方现代文化概念有其发展的理论谱系，历经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韦伯等思想家逐步确立和建构起来，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获得了一种所谓“历史规律”的普遍性或合法性，从而存在将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视为一种逻辑的和历史的，亦是自然的和理性的表述倾向。

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及韦伯等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逻辑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及在法律和公理基础上将自身作为现代世界的普遍性建立起来。这种文化认识宣称西方现代文化是文化本身，是世界唯一的、普遍性的文化，因为“它最符合人的本质，是最自然和最发达的”。从而，力图将“他者”“西方化”，这种片面的普遍化的企图日益成为现代世界文化价值冲突的主要根源。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冷战后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论述的发展趋势。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迅猛发展，在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正逐渐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自由王国”，力图在全球化的体系中超越民族国家或地区政治的实体的控制。因此，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论述呈现出一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势，即西方的新干预主义、普遍人权的话语、世界人权等话语的形成和对自己过去历史的重新发现，出现了一种回归康德理论的发展趋势。这种理论趋势表现在西方文化价值诉求上，主要是存在一种把康德的普遍公民社会理想作为自我表述的理论依据的发展倾向。我们知道，在康德理论的思想体系中，理性是康德思想体系的核心。在康德看来，理性现在还只是局部的，还没有完成，它的完成需要世界政府。历史理性的目标是普遍的公民社会，是世界政府，只有到了那一天才有永久和平。并且，基于这种回归康德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当代西方文化所表现出的新干预主义及世界人权话语正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在西方知识谱系内部，超越民族国家是指由资本主义市场和代议制民主构成的普遍的市民社会”。而西方对自身这种文化的表述倾向，也凸显了当代文化冲突的根源。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或国家集团力图将基于自身文化认识的价值观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准则在全球范围推行。如在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中东和亚太地区一系列行为和全球战略意图背后，都有这一套价值理念支撑，即我们要维持永久和平，就要有世界政府，且只要是为了维持和平、民主和人权，就可以诉诸武力和战争。从而，力图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相当程度上的文化价值诉求和主张扩展到全世界。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将其所宣称的普遍的人权和价值观超越主权之上的双重标准及人权高于主权的傲慢。因此，冷战后及当下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层逻辑体现了西方这种把价值和文化上的自我确证和国际法庭以及世界警察的行为结合起来的趋势。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其行为实质是一种对“他者”的“意识形态挑战”，目的是力图实现建立在西方现代文化核心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认同或价值认同。关于这一点，洪博培在《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要强势》一文中阐述中美关系时做了最直接的现实的表述，他认为国家战略上确认共同利益，基于共同价值观行事，是维持双边合作的最佳保障。

三 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文化内在普遍性逻辑的批判

面对西方世界对自身文化这种普遍性的认识和逻辑，在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当下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所宣称的普遍性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应对西方现代文化普遍主义意识的价值观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合法性的否定，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性的批判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的困境出发，将资本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构成的核心，不仅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本性，也凸显了现代性本身的弊端。因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也就从根本上批判了西方文化对自身的普遍性表述。其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运用资本的逻辑否定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是构成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不能摆脱资本逻辑的困境。因此，资本的困境决定了资本主义不能超越自身的弊端，最终将被更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的普遍性的否定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马克思主义从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性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超越自身所固有的资本逻辑的限制，即“资本主义最终的制约就是资本本身，因为资本持续不断的复制正是资本主义无法超越的边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自身没有能力克服自身存在的资本逻辑的限制，即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的无限制的贪婪本性。因而，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逻辑；二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的逻辑决定了“不公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天性”，从而否定其普遍性逻辑的合法性。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财富，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受制于资本逻辑的限制，资本的趋利本性导致了社会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大多数人不能公平享受其所创造的丰富物质财富的成果。而当代西方世界存在着日益加重的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以及大量存在的“中产阶级”的“再无产阶级化”的严酷社会现实，使不平等成为“资本主义的天性”。这种“天性”的不平等的存在使资本主义所宣称的上帝所赋予的自然平等的普遍性成为一种抽象性和虚拟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日益加速全球化和一体化，国际金融寡头主导的全球化使资本的积累和流动愈来愈将整个世界作为跨国资本彼此激烈竞争及追逐巨额利润的角斗场，而这种金融资本垄断也进一步加剧了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全球化经济竞争中所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发展状况。对此，正如列宁批判垄断资本主义时所指出的“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资本逻辑决定的这种“天性”的不平等，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现代文化对自身文化认识和表述的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因此，资本逻辑所造成的不平等的事实，使西方现代文化所宣称的自由、人权、平等等普遍主义意识的价值观受到损害，使其所宣称的普遍性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很难为当下的全球化的世界提供一个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和文化共识。

其次，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否定了西方现代文化普遍性表述的绝对性。马克思关于普遍性的研究贯穿于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和思想传统等不同领域。他以经济作为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共生关系，并通过资本的普遍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相互交织的空间中的发展过程及内在的文化逻辑，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康德等人的文化普遍性的自我确定和理论表述。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生产与流通也带来了人的思想观念与情感领域的变化。他指出：“‘思想’ 一旦离开 ‘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就使过去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意识转向了以资本为纽带的现代意识，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等，都成为交换价值在市场上出卖了。所以，韦伯以文化的特殊论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普遍性的理论表述只是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内部话语而已。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内在的特殊性。只要现代世界是一个多样性并存的世界，当各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本身没有把自身的文化“他者化”为普遍性的一部分时，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就总会存在与“他者”之间为争取“承认”或生存的合法性的竞争。在这种竞争或斗争中，任何作为一种话语、一种权力形式、一种自我表述或一种自我认识而出现的普遍性，都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表述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韦伯将现代性仅仅视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的逻辑，实质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巨大的物质和文化优势强加给“他者”的逻辑，其所宣称的西方现代文化具有合法性或普遍性的话语背后实质是一种西方的文化特殊论。因此，西方现代文化关于普遍性的自我认识和表述，实质上“它并不代表占有历史规律或客观真理，而是一种个人和集体的意志和理想的表述。在终极意义上，现代西方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文化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因而，西方现代文化的这种普遍性宣称和表述的只是西方现代文化内部的一种特殊性话语，不可能成为一种绝对的、真理性的与普遍性的存在和叙事。

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普遍性或合法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马克思通过阶级斗争、世界革命及共产主义社会等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性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终将被自身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所瓦解，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是历史必然。因此，西方现代文化关于自身的自我认识和表述所具有的内在普遍性逻辑，只能是一种关于自身的文化认识或价值论述，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真理论述。

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确立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自我表述及价值观的文化主张。

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已经成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主体和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在世界历史的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否定，为应对当下西方社会在诸多领域的普遍主义意识的价值观的宣称和挑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由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在道德和价值观的自我肯定能力上与西方在世界价值领域中存在的分歧，我们亟须从自身的发展历史境遇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指导，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和在价值世界的自我主张，即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提出自我价值主张的同时，我们要对西方宣称的那种普遍性的自我表述提出质疑，并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相应出现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语境来分析和揭示西方现代文化普遍性表述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从理论本质上反对西方以普遍主义自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挑战及“他者化”的企图，从而应对西方现代文化出自普遍人权或普遍价值观高于主权的一种向外扩张、追求霸权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才有利于积极改变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世界国家或后发现代性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整体发展相对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并改变中国对自身文化特殊性的强调都被视为一种民族主义或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表述和认识的这种弱势现状。

总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性的分析和批判，从根本上批判了西方现代文化普遍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应对西方普遍主义的价值观的挑战及扩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加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