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云南省经济结构失衡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云南省经济结构失衡与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在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和粗放型发展方式形成过程中形成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一致的。根据钱纳里的工业化与发展阶段理论判断，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云南省可判断为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时期。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显然云南省的状况不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事实是随着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主要是第三产业而非第二产业（图1-7可见）。1992～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虽下降22.6%，但仍高达56.8%，占绝对比重，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上升了19.0%，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只上升了3.6%。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在农业就业人口占决定性比重的情形下，劳动力转移方向应主要是第二产业，而云南却是第三产业。按钱纳里的理论判断，云南省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就业应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但云南省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最高值也仅为13.5%（2012年），反映出严重的结构偏差和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以及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困境。过度工业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调是我国更是云南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集约型发展方式只能建立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当前的工业化进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重化工业增长要建立在依靠科技提升效率与合理化重轻工业比重的基础上；二是必须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可以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的服务业，这不仅可以提升工业生产效率和提供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吸纳由于工业有机构成提高而排挤出的失业人员。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和资源型工业对传统体制的锁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行政干预仍在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起主导作用，而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甚至形成了计划体制的复归。不断强化的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虽然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但同时也使产业结构重型化、经济结构失衡与粗放型发展方式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使云南经济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困境。

（一）特定阶段云南装备制造、非烟类轻工业衰退和资源型产业崛起后的路径依赖

从上述云南省的产业结构演进阶段可以看出，目前云南省的产业结构资源型、重型化特征是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随着我国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方向的确立，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制造技术、设备，引进外资改造本地的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工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而云南省由于地处西部边疆和对外开放滞后等因素的制约，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所形成的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工业开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向衰退。

1993～2002年，云南省装备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从1993年的371户萎缩到2002年的49户，亏损面从1993年的17.8%上升到2002年的53.1%（见表1-1、表1-2）；普通机械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从104户萎缩到48户，亏损面从18.3%上升到56.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从174户萎缩到53户，亏损面从14.9%上升到47.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从82户萎缩到45户，亏损面从13.4%上升到31.1%；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从59户萎缩到25户，亏损面从10.2%上升到4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从21户萎缩到8户，亏损面下降；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变化不大，但亏损面从8.7%上升到18.2%；日用电器制造业企业数从1993年的7户萎缩到2000年的1户，之后消失无统计，自行车制造业在1997年后消失无统计。

从消费品工业看，食品加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从1993年的363户萎缩到2002年的176户，亏损面从24.2%上升到70.5%（见表1-3、表1-4）；食品制造业企业数从372户萎缩到52户，亏损面从41.1%上升到50%；饮料制造业企业数从289户萎缩到72户，亏损面从39.8%上升到55.6%；制茶业企业数从77户萎缩到26户，亏损面从44.2%上升到65.4%；家具制造业从138户萎缩到4户，亏损面28.3%上升到50%；纺织业从114户萎缩到20户，亏损面从41.2%上升到60%；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企业数从258户萎缩到14户，亏损面从27.1%上升到35.7%；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企业数从96户萎缩到5户，亏损面从37.5%上升到60%；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企业数从129户萎缩到41户，亏损面从24.8%上升到53.7%；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企业数从79户萎缩到17户，亏损面从11.4%上升到23.5%。只有烟草加工业和卷烟制品业变化不大，亏损较少。

从资源型重化工业看，大部分资源型工业得到了快速扩张，尽管这个时期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兼并重组，但各行业的企业缩减规模要远低于轻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企业数从94户扩大到100户，亏损面从34%上升到37%；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企业数从5户扩大到11户，亏损面从40%上升到45%；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企业数从293户缩减到207户，亏损面从28.7%上升到41.5%；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企业数从47户缩减到7户，亏损面从23.4%下降为20%；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企业数从163户缩减为46户，亏损面从33.7%下降为32.6%；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企业数从95户缩减到60户，亏损面从14.7%上升到38.3%；煤炭采选业企业数从229户缩减到61户，亏损面从42.8%上升到44.3%（见表1-5、表1-6）；化学矿采选业企业数从1995年的43户缩减为12户，亏损面从30.2%上升到58.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1992～2002年这个全国产业结构开始重返重型化阶段，云南省的产业经过了激烈的变化，装备制造业萎缩最快，轻工业也在不断萎缩，而资源型重化工业则在产业整合中进一步强化。

（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强化了资源型、重型工业的内部自我循环

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产业结构陷入资源型、重型化后，国民经济运行中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减弱，轻重工业之间的联系减弱，资源型工业和重型工业进入自我循环模式。所谓资源型工业和重型工业的内部自我循环是指：资源型工业和重型工业的生产与消费需求无关，资源型工业和重型工业的产业门类或产业群依靠内部交换而存在，即使没有这些产业部门存在，也不会对生活消费品生产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是通过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来将消费品工业分配给重化工业部门，获得分配的资源型工业和重化工业不必考虑其他产业或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政府通过投资形成了对资源型、重型工业产品消耗的特定需求。制度决定激励结构，激励结构决定行为特征。当资源型重型工业的生存是依靠政府的维护时，其激励来源就是政府而非市场，企业就会努力去获取政府的支持而不是去实现其产品对其他产业和消费者需求的满足。

凯恩斯理论为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凯恩斯发现了市场的缺陷，但他提出的危机应对举措主要是通过投资创造需求，通过政府创造财富。财富必须通过劳动创造，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没有任何其他捷径。当投资创造的需求偏离了其他产业和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时，就只能依靠政府创造需求来延续这种自我循环模式，最终使经济运行变得不可持续。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习惯于投资拉动型增长举措后，所创造的对资源型、重型工业产品的需求成为云南资源型、重型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依靠资源供给和低成本劳动力支撑，形成了云南的资源型、重型工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假象。

经济危机是市场偏离出清状态的调整。经济结构偏离出清状态越远，调整的力度越大，调整力度越大，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也就越强。如果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妨碍这种调整，就必然使经济结构长久地偏离市场出清状态，从而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的产业也必然成为自我循环的经济主体。

（三）云南省的资源型、重型工业被脱离省内产业关联

2000年，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使200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之中。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将可流动的资本、技术、信息、先进管理、专利、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东道国，与东道国不可流动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环境等初级生产要素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将东道国的生产纳入全球产业链之中。要素流动代替商品流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国际直接投资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带动了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在要素分配中，发达国家拥有的高级生产要素获得高收益分配而发展中国家拥有的不可流动要素获得低收益分配（见图1-17）。跨国公司通过要素流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将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安排在世界各地，通过产业链不同环节的贸易来维系全球产业链。因此，在全球化状态下，一个国家具有某些产品的出口优势，不代表这个国家拥有制造这些产品的竞争优势。

我国的资源型与重型工业除存在内部自我循环的特征外，还存在割裂国内产业关联、依赖跨国资源配置的外循环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率先在沿海地区以发展加工贸易等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吸纳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利用土地优惠政策，消耗生态环境，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被安排在加工制造环节，通过“两头在外”与国外的生产与需求紧密联系，但脱离了国内的产业关联，也基本脱离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这种外循环模式在中国加入WTO后得到强化，中国的轻重工业结构分化从2000年开始呈快速扩大的态势（图1-6可见），充分说明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全球产业链中被锁定在资源型、重型加工制造环节的特征。

东部沿海地区的这种开放模式不断在中西部地区被学习、被模仿、被复制。地处内陆边疆的云南省由于高昂交通运输成本的制约，不是跨国公司实施国际直接投资的首选区位，所以云南省长期以来实际利用外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比较有限。但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以类似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生产要素构建全球产业链的模式，在全国各地投资设厂，利用各地的优势发展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云南省早期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所建立的资源型工业在“央企入滇”、国内企业兼并重组等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被不断整合，资源型、重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被强化，资源型、重型工业即使在省内装备制造业不断衰落的情况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资源型、重型工业的发展逐步脱离了与省内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消费者的需求，这种强化即使在省内资源丰度下降（如高品位矿藏不断减少、低品位矿和复杂难选矿增多）的情况下，仍然通过进口矿产资源、输出冶金产品（见表1-7）等外循环方式得以维持。直至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影响传递到云南后，云南省的资源型、重型工业企业大面积效益下滑、产业不可持续的困境才在2013年上半年集中显现。

从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对云南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诱发系数可以看出这种隔离关系（见表1-8）。云南省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国民经济42个产业部门的生产诱发系数2002年为0.761, 2007年为0.983, 2010年为0.961（见图1-18）。从与全国的比较看，云南省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生产诱发系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国民经济42个产业部门的生产诱发系数从2002年的2.435，提高到2007年的2.722。

云南省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国民经济42个产业部门中促进作用最大的是建筑业，生产诱发系数为0.474（2010年），其次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生产诱发系数为0.131，处于第三位的是对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带动，生产诱发系数为0.096，第四位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生产诱发系数为0.066，第五位是批发和零售业，生产诱发系数为0.055。而对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9个以省外调入为主的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为负值，可以看出带动的是省外的生产，并对本省的这些弱质产业形成竞争。

从2007年细分的144个产业部门看，云南省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国民经济144个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合计为-0.075，也就是说整体上对省内产业没有促进作用，而是促进了省外产业发展，并形成了对省内产业的竞争，其中促进作用最大的是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生产诱发系数为0.457，其次是对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较大，生产诱发系数为0.139，第三是对钢压延加工业有促进作用，生产诱发系数为0.077，之后还对汽车、林业、畜牧业、其他专用设备等59个产业有促进作用，而对144个部门中73个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是负值。反映出云南省的投资需求对众多产业都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从依赖度系数看，云南省42个产业部门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依赖度系数为负值，且不断扩大，从2002年的-1.804，缩小到2007年的-1.226, 2010年又扩大到-2.475，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2002年42个产业部门对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平均依赖度系数为0.283, 2007年提高到3.391。云南省的42个产业部门对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平均依赖度系数为负值，是由于部分行业的依赖度系数负值太大所致，体现出结构性问题。

按42部门划分的云南省各产业中，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依赖程度最高的仍然是纺织业，依赖度系数达到12.674（2010年），其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依赖度系数为2.079，第三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依赖度系数为1.283，第四是建筑业，依赖度系数为0.959，处于第五位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依赖度系数为0.737。42个产业门类中共有33个部门对固定资本投资需求有不同程度的依赖，而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9个行业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依赖度系数为负值，尤其是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达-121.88，导致42个部门的平均依赖度系数为负值。

按144个产业部门划分的云南国民经济各行业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依赖度系数为-41.136，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依赖程度最高的是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依赖度系数为150.181，第二是起重运输设备制造业，依赖度系数为27.749，第三是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依赖度系数为14.265，第四是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业，依赖度系数为5.186，第五是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依赖度系数为3.562。144个产业部门中有61个产业部门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依赖，而针织品、编织品及其制品制造业，纺织制成品制造业，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69个产业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依赖度系数为负值，尤其针织品、编织品及其制品制造业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依赖度系数负值达-4017.332，纺织制成品制造业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依赖度系数的负值达-2059.726，造成144个部门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依赖度系数为负值的格局。

从重点行业看，增加值比重较高的行业中，建筑业是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促进作用最大的行业，生产诱发系数和依赖度系数都很高。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化学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也是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依赖程度较大的产业，生产诱发系数相对较大，而依赖度系数更高（见表1-8）。

综合以上分析看，扩大固定资本投资对云南省各产业的促进作用远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促进作用较大的只有建筑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对其他产业的促进作用小，尤其对纺织服装、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产业的诱发系数为负值，带动的是省外相应产业的发展。

（四）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强化了粗放型发展方式

虽然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地位还没有形成，我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开创的道路，并无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更无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尤其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宏观调控思路与手段等方面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期间并没有明确的顶层设计，是以“摸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其中必然会有偏差或向旧体制复归等问题。面对1999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也没有着力解决产业结构偏差引致的需求结构失衡、收入结构失衡等问题，而是在传统的调控方式下依循以扩大投资为主、刺激消费为辅的传统路径，以政府创造需求的模式使中国经济保持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形成了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是在国有企业比重偏高而市场活力不足、金融改革滞后而国有银行在金融领域占绝对主体地位、资源和环境缺乏市场定价机制等背景下被强化的。

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使资本、技术、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被锁定、被控制、被垄断。

首先，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使政府支配金融资源，国有银行垄断金融市场，干预信贷，支配投资，管制资源，压制资源价格。在政府主导型机制下，政府主动创造的需求中，投资项目大多与原材料、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有关。由于资源管制与重工业内部循环的特点，这些项目可以低成本连续追加投资吸收前期产品，使其难以遏制投资冲动，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与低技术水平结合，维持着粗放型发展方式和粗放型高增长。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尤其是原材料、高能耗重化工业增长过度，工业结构重型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对能源、金属与非金属矿物需求过旺，再加上政府管制资源与竞争机制不足，导致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较低，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不少企业满足于通过买技术、进设备，获得低附加值的短期效益，使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水平不高，造成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随着国内资源的加速消耗，在2004年我国就有约50%的铁矿石和铜矿石、33%的铝土矿、40%的原油和44%的木材依靠进口解决。这种模式使我国资源难以承受，而且大量进口也增大了相关产业的国际市场依存度，诱发世界市场不断提升国际资源价格和国际海运价格，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低技术水平的工业高增长必定伴随着高排放和高污染，使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所增加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

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的高增长必然导致上游资产价格攀升，由于资源管制，投入成本低，国有垄断企业获得高利润，少数国有企业职工获得高收入，而下游中小型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资产价格提升提高了生产成本，又由于国有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垄断，民营企业融资、筹资难（见图1-19），压缩了利润空间，导致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投资严重不足，发展缓慢，降低了就业弹性较高的轻工业的吸纳能力，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和因“减员增效”而失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难以在第二产业就业。从云南省的产业结构看，资源型、重型化的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不断的资本深化中对劳动力的排斥比较强，这是我国劳动力转移违背配第-克拉克定理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格局中，云南省主导产业的属性特征决定了云南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对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程度要强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投资结构看，云南省国有经济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2年以后这个问题更加显著（见图1-20），最为突出的是2010年，国有经济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比全国高17.3个百分点。但个体私营经济投资比重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1-21），虽然1999～2004年云南省的个体私营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05年以后大幅度下降，尤其是2011年和2012年所占比重不足2%，全国则高达27%左右，差距相当显著，反映出云南市场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的局面。

从所有者权益中的实收资本看，云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中的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1-22）, 2011年云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为20.3%，而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却只占2.1%和3.2%，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为15.6%，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却占到7.4%和13.7%。其中：云南省重工业企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2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只占1.2%和2.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轻工业企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高于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但全国轻工业企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低于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

云南省的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和非金属矿物采选业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的比重高达44.3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5个百分点；云南省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的比重为11.5%，全国平均水平只有9.6%；云南省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比重高达24.2%，全国只有10.6%，而外商资本所占比重全国达到20.4%，云南只有5.4%。反映出云南省的矿业、冶金和化工业中国有资本占据垄断地位（见图1-23）。

云南省不但资源型、重型工业以国有经济为主，金属制品业和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国有资本比重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1-24），云南省的金属制品业企业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为12.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1个百分点，而港澳台资本所占比重只有1.5%，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0个百分点，几乎没有外商资本，而全国平均的外商资本比重是16.5%；云南省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为3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1.8个百分点，而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比重只有1.8%和1.2%，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2和24.3个百分点。

云南工业和资源型、重型工业中国有投资和国有资本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云南省具有比全国平均水平更强的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在资源型、重型工业体系中更容易形成垄断，对非国有经济的约束和控制力更强，市场经济的活力也更弱。

其次，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使土地要素被控制、被垄断。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房地产热，在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推动和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所诱发的土地财政的驱动下，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使政府更注重控制土地，低价收购农民土地后高价配置，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人口城镇化的严重滞后。一方面少部分高收入阶层推动轿车等高档消费品持续升温，购房炒房，推动房地产业过热；另一方面大量普通消费品滞销，价格难以提升，造成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市场分化。一方面生产资料投资需求过旺，另一方面普通消费资料市场萎靡不振。在这样的失衡格局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只能依靠投资，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2011年和2012年云南省的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远超过其他行业（见表1-9），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云南省的资本形成率更是高达87%。

再次，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使利润被控制、被垄断。在以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能主要依靠国有企业。云南省的资源型、重型工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在政府追求高增长的驱动下，依靠政府的力量，完成了对矿山等省内资源的垄断，不但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而且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也挤压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

最后，政府主导型运行机制使政府垄断现代服务业，抑制第三产业深入发展，降低其就业吸纳能力，导致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持续失调。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和餐饮、家政等生活性服务领域，而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风险基金等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被垄断。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等也几乎完全被行政垄断。就业状况恶化以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严重落后，直接导致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在城市中，2011年中国城市家庭资产10万元以下的占18.99%，家庭资产超过均值的仅占14.30%，中国最高收入10%的家庭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为57%，最高收入5%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44%。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我国基尼系数已远超过公认的警戒线。除了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效率因素外，失业、垄断、管制、高投资、特权、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如信贷资源实行垄断配置，高投资产生所谓按资本贡献率分配的高福利与高收入；垄断部门利用自己对市场或公共资源的垄断权力取得高额收入，并在住房、医疗卫生等方面获得“隐性福利”。这种政府管制资源与国有企业垄断资源相结合主导的运行机制，必然激发经济以高投入、高产值、低效率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推动形成资源型、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

由于资源型、重型工业的内部循环特征，在生产资料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可以依靠投资需求，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消化，这又会推动资产价格持续提升，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而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又主要流入股市、房地产领域，推动了经济的泡沫化。为扩大内需政府又推进了医疗、教育、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增加了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滞后的情况下，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与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紧密相关的，只要这种经济运行机制不改变，发展方式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转变，经济结构失衡的格局也不能得到真正的扭转。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已刻不容缓。

（五）云南烟草、旅游两个支柱难以在调结构中发挥核心作用

云南省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着力培育的五个支柱产业中，虽然烟草和旅游不涉及重型工业，但这两个产业具有特殊性，更难以在调结构转方式中发挥核心作用。

烟草产业在云南省提高财政收入、扩大经济总量、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2012年云南烟草制品业还实现了年均15.2%的高速增长。但卷烟工业具有特殊性，第一，卷烟工业毕竟是夕阳产业，随着全球戒烟运动的深入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卷烟消费量将难以增加且会不断萎缩，烟草消费的下降是必然趋势，因此，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培育、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增长缓慢。2013年云南省规模以上烟草制品业完成增加值1076.53亿元，比上年增长3.9%，占2013年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1.0%，占全省生产总值的9.2%。卷烟工业实现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2002年下降了8.3个百分点。卷烟是云南省在我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卷烟调出是云南调出规模最大的产业，但卷烟调出在云南产品调出中的比重在下降，1997年云南卷烟工业调出值230.69亿元，占当年调出总规模的41.36%, 2002年卷烟工业调出506.22亿元，占当年调出总规模的57.43%, 2007年卷烟工业调出696.54亿元，占22.87%。第二，卷烟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很弱，云南卷烟工业甚至还出现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斥劳动力的情况，2011年云南卷烟工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2.99万人，比2000年下降了200人；云南省的卷烟工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装备上都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规模难以再提升，也难以将技术和装备溢出到其他工业。第三是卷烟工业与其他工业的关联性不强，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都小于社会平均水平，云南卷烟工业的影响力系数为0.670，感应度系数为0.479，都很小，说明云南卷烟工业总体上对其他产业的依赖和对其他产业的带动都很弱。卷烟工业生产仅对种植业、批发业、造纸、印刷等有一定影响，受餐饮业、商务服务业、娱乐业等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从优化云南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上讲，卷烟工业没有太大的带动性。

旅游业作为云南省的支柱产业，对云南省扩大对外开放，扩大云南的商贸服务、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等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处在工业化时期的云南经济而言，旅游业对全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很有限。近年来无论是全国还是云南省，海外游客的增长均较为缓慢。我国入境游客人数的增长率近年来一直不高，年均约为9%，并且呈下滑趋势。来华旅游观光的外籍游客数量从2008年以来有4年呈现递减的趋势，甚至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奥运会也没能阻止2008年外来游客减少的态势。赴中国旅游的游客出现减少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大气污染、人民币升值和食品安全等问题的负面影响。相比较来看，出境游人数年均增长约15%, 2010年以来则基本维持在20%左右。

伴随着出境游市场的火爆以及入境游的长期低迷，中国的旅游逆差也在急剧增加。2009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437亿美元，境外游客在中国消费397亿美元，中国在国际旅游市场上首次出现逆差。此后，差额越来越大，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13年的769亿美元（见图1-25）。2013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人均花费是1368美元，大概相当于当年入境游客人均消费的三倍左右。也反映出中国旅游市场缺乏竞争力，难以吸引入境游客更多的消费。

旅游业作为云南的支柱产业，旅游总收入由1998年的136.92亿元提高到2012年的1702.54亿元，年均增长19.7%，但旅游外汇收入年均增长只有13.2%，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0.6%，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使旅游外汇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5.9%下降到2012年的7.2%，下降8.7个百分点（见图1-26）。

作为生活性服务业，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影响也不是很强，云南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为1.038，而感应度系数只有0.428，旅游业生产波及效应最强的是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影响强度为0.251，其次是住宿业，影响强度为0.214，其他生产波及效应较强的还有餐饮业、航空运输业、道路运输业等，但影响强度都小于0.1。因此，旅游业难以在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中发挥核心作用。